宏观经济研究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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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主要研究范文1

[关键词]罗运贵；《新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践

[作者简介]马芳芳，广西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嘉，广西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2-0018-05

罗运贵，广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先后出版了《货币发行量与2010年的中国》《宏观价值调控论一富国裕民之坦途》《宏观价值调控论――解决各国货币资金不足问题的途径》等多部学术专著，近期又出版了新著《新宏观经济学》。

《新宏观经济学》是罗运贵研究员在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里长期艰苦探索、潜心钻研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努力探索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理论巨著。站在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的高度，另辟全新的思路，以智慧的光芒点燃引路的火炬，探索着使全人类都能够富裕的幸福之路，这是一个清贫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

为了使其理论能更好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并能更好地应用于实践，2010年4月25日，罗运贵《新宏观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在广西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研讨会由广西思维科学学会秘书长杨辉主持。参加研计会的有广西思维科学学会会长、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尹鑫，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部副部长刘旭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林琳，建行广西区分行琅东支行副行长李阳，广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前强，桂林理工大学教授李敦祥，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苏芳林，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巫文强及来自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其他研究人员和来自广西大学商学院的在读研究生。与会者指出，罗运贵的新著《新宏观经济学》是一部创新之作，是对传统宏观经济学体系大胆的突破。同时展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研究风格，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研讨会本着各抒己见、共同探讨的精神，就《新宏观经济学》中创新理论及理论推广作了探讨。

广西思维学会会长尹鑫首先发言，指出罗运贵研究员的新著《新宏观经济学》是站在一个新的视角看经济。首先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高度。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也就是罗运贵研究员所说的“过剩经济”时代。而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是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何让世界经济良性循环，走向共同富裕，罗运贵研究员正是站在这个时展的高度看问题和分析问题，形成了新思路。其次是站在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度。罗运贵研究员有20多年对经济学理论的潜心研究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如今，他能够站在前人或权威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度。

有新高度就有新视野、新思路，这正是罗运贵研究员新著《新宏观经济学》的成功所在。新的视角产生新认识和新观点，这与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罗运贵作为思维科学学会的领导和骨干，在新著中有他对科学思维方法的娴熟运用。他采用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以及批判性的思维方法，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一是表现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的辩证统一。罗运贵研究员是站在时展的高度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范围对微观的经济进行仔细的研究，在《新宏观经济学》中，他从经济思维的最小细胞基本概念人手，如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对“世界元”等新概念的提出，对前人的或传统的概念进行分析批判，提出新观点和新的思想。在宏观中包含着微观，微观中寓蕴着宏观。二是表现在逻辑的与历史的思维的辩证统一。罗运贵研究员在《新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就提出了“过剩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分析，新问题的提出与展开，这是《新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从“过剩经济”切入，也是他研究的新的时代的历史起点。这正是全书展开的特点和基本线索，也反映了他的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思维方式的运用。三是表现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辩证统一。在《新宏观经济学》中，罗运贵研究员有对现实货币研究的许多具体可操作的思考，如发票子与发国债等问题。同时也有对世界货币――“世界元”的超现实的抽象思考，有对物价、就业等问题的具体分析，也有对抽象的宏观价值调控的时代素描。这些独到之处是他的研究视野与理论功底所在，也是他具体与抽象思维的辩证统一方法的运用的表现。

在《新宏观经济学》中，还有值得称道的是罗运贵研究员以矛盾分析为主线，采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论战性的著作，在写作思维方法上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典范。

尹会长最后指出，讨论《新宏观经济学》这部书不是根本的目的，目的是通过讨论推动经济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为祖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贡献。

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在讲话中指出，作为罗运贵研究员多年的同事和领导，对其20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给予肯定。吕院长认为，罗运贵研究员是一个做学术之人，数十年如一日研究宏观经济学。《新宏观经济学》是他潜心研究的结果，其用心研究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尽管有些人对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体系、一种观点的创新都要经历漫长的阶段。

吕院长从两个方面谈了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先，罗运贵研究员的出发点――以过剩经济为理论基础，就是一种创新思维。其次，这本书出版的时代背景是在面对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基础上，各国家、实业界、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怎样解决萧条经济。现在的新情况是萧条又伴随着经济过剩，无独有偶，世界上有些人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已提出和罗运贵研究员相似的观点。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分配不均、地区差别，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个视角上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新观点――发票子。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吕院长指出，由于罗运贵研究员的这种观点刚刚提出，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探索。某个观点、某个思维能解决广西及我国和世界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给作者也给社会一些新的启发，创造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

广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前强认为，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态度令人钦佩和感慨，几十年来把自己的研究中心放在货币问题上，超越功利，排除质疑和干扰，进入到忘我的痴迷状态。《新宏观经济学》创新多，很多都是以往所没有的观点。第一，罗运贵研究员重新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他认为，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宏观经济如何实现良性循环的社会科学，与以往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四大目标不同，罗运贵研究员强调经济的良性循

环，并提出综合指标、要素性指标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三大标志。这是极具创新性的。第二，罗运贵研究员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技术、人力和物力资源，过剩经济已是常态，导致大量纯社会效益的项目未能搞好的原因是无成本资金不足，这种观点也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这种现实基础就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从而导致需求不足，我们看到的是在纯市场领域的生产过剩。罗运贵研究员的这种观点针对了一些领域，如基础设施、教育等，对这些领域投资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效益的，但在长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爱尔兰的发展就是对罗运贵研究员观点的一个有力支持。第三，强调了宏观价值调控对各国经济增长和世界金融稳定的意义。罗运贵研究员指出，在有效实行宏观价值调控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外债将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绝大多数国家将会没有外债和内债。这种观点对很多国家是极具意义的。另外，罗运贵研究员还提出了一个构想，建立联合国银行，发行超货币――世界元，并以世界元作为各国唯一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从而缓和世界经济波动。罗运贵研究员的观点不是孤独的，在上次G20峰会上就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王前强副院长就这本书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给出了见解。过剩是因为需求不足，在国际上主要是欠发达国家，一国国内主要是欠发达地区和省份。如何解决现在所面对的需求不足，罗运贵研究员提出用无成本资金来促进发展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潜在发展优势的信心，同时也是对政府作为的肯定。对于如何去消除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差距，我们是依靠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可是市场的行为资金总是流向效益高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用超越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罗运贵研究员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

广西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所周毅所长认为，首先，作为和罗运贵研究员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对他的学习和研究态度应给予肯定，经常就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与罗运贵研究员进行探讨。从最初的小册子到现在的新书的出版，周毅所长一直十分关注罗运贵研究员的理论研究，认为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是源于对宏观经济学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是一种高境界。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地区若没有这种人才是很难发展的。其次，对这本著作的推广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本书的理论是符合现在的发展趋势的，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要不断推广这种理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这种理论，以便更好地应用这种理论。

广西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所吴坚认为，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很多，但真正从事理论创新的工作者，即金字塔尖上的人不多，而罗运贵研究员就是金字塔尖上的几个人之一。他认为，评价一本书应从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两个方面来考察。在理论方面罗运贵研究员填补了一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空白，目前我国没有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发展的是西方经济学。但是我们的现实基础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国家是成熟的市场机制，而我国市场处于转轨时期，二元经济结构还在制约我国的发展。宏观调控照搬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为此，我国需要一套新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宏观经济学理论，并在这一套新宏观经济学的指导下提出新的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而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无疑为我国改变现在的宏观调控手段方法，真正实现宏观经济良性循环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其将对我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

建行广西区分行琅东支行副行长李阳就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的时代背景作了简要说明，他指出，《新宏观经济学》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都陷入低迷的时候出版的，总体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金融危机后，学术界、理论界都提出了一些观点来应对，比如周小川曾经提出建立超越的货币基金和用外汇储备给大家发钱，这些观点与罗运贵研究员的理论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另外，这本书的前景是令人振奋的，前景可描绘为，实行这套方案，40年实现世界富裕。最后，李阳指出了这本书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在现实运用中应如何避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如何更好地监督政府对无成本资金的运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林琳在认真研读了罗运贵的《新宏观经济学》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对本书的一些看法。第一，从经济视角的发展角度来看，每一个经济发展过程都有一个新的观点在背后支撑它，而这个新的观点就是制度的带动发展，从古希腊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都是如此。当今的世界，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资本主义逐渐走向了垄断，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之下又会有怎样一个新的观点在支撑呢？罗运贵研究员在这方面作出了前瞻性和探究性的研究。《新宏观经济学》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一国的中央银行可以无偿地投放货币资金给本国的中央财政，通过“看得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社会中浪费资源甚至资源配置完全瘫痪的一些经济行为。但是，投放的资金为本国GDP的1％－5％，这个数值是如何确定的，或者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第二，罗运贵研究员用一种扬弃的观点来看待传统西方经济学，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地方。他通过分析研究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把凯恩斯主义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两个学派在政策层面有机结合在一起。此举乃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创举。第三，罗运贵研究员认为，单纯以市场行为运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就需要中央银行在其中扮演好协调者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罗运贵研究员通过将货币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划分了货币流向，以不同类型的货币资金来满足不同的货币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新宏观经济学》站在高立足点之上，将深奥的理论以通俗易懂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建设性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目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部副部长刘旭友谈了以下几点：第一，罗运贵研究员《新宏观经济学》的旨趣很高。一般来说，著书立说有两个目的，一种是像中国古代的司马迁，“究天人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说”；还有一种就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们现在很多人著书立说都不能脱离上述两种境界，要么作者乐在其中，要么就是为了糊口。但是罗运贵研究员在这一方面完全是处于超然的状态，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竭心尽力地研究，这种精神感动了我们。从初识的《宏观价值调控论》到现在的《新宏观经济学》，总体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创新性更高。在本书中，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即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运用

了本书中的理论，那么该国消除贫困，走向繁荣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富裕的发达国家运用了本书的理论，那么该国也可以获得更大量的财政资金，逐步减少乃至消除目前所存在的巨额财政赤字。这正是体现了经济学的真谛一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综上所述，罗运贵研究员的这本书的研究旨趣是非常高的。第二，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一书的创新性很强，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实践上的创新，主要是对未来构想上的一种创新。书中新意迭出，让读者感觉像从来没有接触过此方面的内容一样，处处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尽管我们过去学过西方经济学，学习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是本书的观点绝对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要讲的是财政政策的问题，而罗运贵研究员主要讲的是发票子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发票子既可以解决财政赤字，又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与前人不同之处。当然罗运贵研究员在书中的观点是有假设前提的，即基于过剩经济的前提，书中的所有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经济的根本特征――过剩经济而展开的。过去理论界一直认为发行货币是一种短期冲击，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作用。而罗运贵研究员却敢于突破传统观点，认为货币冲击也能促进经济的实质性发展。这不得不说是理论上的重大创举。第三，罗运贵研究员的这本书有助于启迪思想，引人深思。怎么才算是一位好老师？能让你心服口服的老师不一定是一位好老师，因为你永远只能跟随在他的思想的后面。不能有所创新。而一位好老师，也许他的观点跟你的相左，但他确确实实让你深入思考问题，从而改变你的思想轨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好书也是如此。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的许多观点让读者不禁陷入深思。比如说，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经纪人假设这个问题上，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如果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被的话，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整个西方经济学构架也就不成立了。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怀疑的基础之上，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说利润最大化问题。西方经济学也认为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一个常态，而是有一个谷底的。而罗运贵研究员的观点更为彻底，他认为厂商生产的常态不是利润最大化的点，而是在平均利润率的点的附近区域上。本书中还有许多诸如此类极具创新性的观点，正是这些看是似曾相识却又在关键之处有着细微差别的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第四，为了使罗运贵研究员这本书更加出色，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必要进行完善的。要构筑一栋学术大厦，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罗运贵研究员一个人在学术之路上苦苦探索了数十年实属不易，应该是时候让更多人为他分担，为这栋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与战略》杂志社社长巫文强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上谈到《新宏观经济学》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他认为，《新宏观经济学》这本书是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而著的，那么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呢？主流经济学形成于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之后。在斯密和李嘉图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繁荣期，是被普遍看好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他们的研究围绕怎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个中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它慢慢偏离原先的发展轨道，捍卫者们开始发现原来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在为资本家的利益而服务，资本主义经济学也就慢慢失去了说服力。比如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围绕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把经济人的特征看作是人的本性，把追逐利润看作是人的天性，无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还是官僚阶层的行为都是利益在驱使。因此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很功利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想方设法挣钱。然而我们会发现最有钱的人往往是最不幸福的，他们的幸福指数都普遍比较低。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理论基础的，是站不住脚的，但又很少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去主动反驳。现在罗运贵研究员敢于站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是值得称道的。可是，从思维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罗运贵研究员能先提出主流经济学在市场经济中所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比如利用财政资金去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然后再讨论主流经济学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巫文强社长认为，书中所提到的过剩经济特征对于《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实中过剩经济是否存在？以中国2008年的经济数据为例，2008年我国一共有3l万亿的产业增加值，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万多亿元，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8万亿元，扣除发放到劳动者手中的8万多亿元和政府的财政收入6万亿元之后，第二、三产业还有14万亿元的净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就不会用于消费，也不会直接与消费相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是过剩的，而且过剩得惊人。有钱人愿意购买的商品有限，穷人想要购买却苦于没有足够的钱，从而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罗运贵研究员所寻求的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所要解决的矛盾。

要真正实现良性循环发展，需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其中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基础性产业与重型装备产业也在逐渐地消失，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其实，像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国家也是愿意给予支持的，关键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于是，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中央银行可以发票子来解决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做好资本家不愿去做的、政府没有资金去做的而又关乎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事情。总的来说，罗运贵研究员的观点非常正确，有一定的前瞻性。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苏方林主要从模型建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任何一个理论，从它诞生到被人们普遍接受要有一个过程。空间计量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外就有学者曾在相关领域作过一些简单的研究。直到1988年，Anselin才明确定义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定义，并作了系统的研究。1995年他又将其思想程序化，设计出了空间数据分析软件。但是空间计量分析真正为学术界所接受还是近几年的事――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刊物上开始出现了有关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文章。因此，新的理论要想让人们接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罗运贵研究员在《新宏观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全新的、陌生的，对我们原有知识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一开始不太接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并不能否定其所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只要经过不断的完善，假以时日，本书中的观点也会在学界广为流行。

任何一个理论都需要闪光点。过剩经济是《新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闪光点所在。如何使过剩经济更具有说服力，作实证分析具体量化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李敦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对一种理论要根据时代背景进行客观的评价，《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是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罗运贵研究员经过不懈的研究敢于提出与主流经济学相反的观点，这就像当初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凯恩斯思想的提出一样，也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正确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对其的接纳与运用尚需要一段时间。李教授对《新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些见解。以过剩经济为理论基石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的调整。对于过剩经济还需要再作出更全面、更科学的界定，在逻辑上应更严密。

宏观经济研究2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

宏观经济主要研究范文3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

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为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即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虽然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了，并且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但是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仍有一些重要区别：（1）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2）其总量分析方法还没有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之上；（3）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后来的以边际效用论为依据的价值论；（4）后来广泛采用的均衡理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和运用。

在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如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美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等，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着重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在第三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才真正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作收入分析。它通过收入分析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大危机，以往的经济学无能为力，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心理因素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市场机制是没有力量自动使之均衡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是假定供给不变、社会上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而进行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因而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凯恩斯的追随者看来，这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发展了投资函数理论，出现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哈罗德和多马，斯旺、索洛、米德等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使投资函数理论得到进一步延伸。

（2）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引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概念，而不象凯恩斯那样仅停留于国民收入、绝对收入的分析，同时发展了市场预测理论。在这方面，最大的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定。

（3）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打破了凯恩斯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引入了国外部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马柯洛普、琼·罗宾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且符合了当时西方各国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争论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在二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做出解释，未能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于是，宏观经济学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开始复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其次，以林德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也开始复兴。他们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分析，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是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新动向。另外，长周期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如熊彼特以创新为中心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的55年长周期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20年长周期观点等。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例如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作了补充，而且还重视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不仅继续采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强调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后一方面，琼·罗宾逊、詹姆斯·拓宾、阿瑟·奥肯等人在经济分析中对价值判断、伦理标准的强调，都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色彩强化的具体表现。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两派虽然都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论战非常激烈。不过，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两派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影响和渗透。，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分歧消失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二者的论战还将继续下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由于理性预期学说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他们以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假说为出发点，对非自愿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同时还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和滞后性。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贝纳西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经济学体系。

（3）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野显著地扩大了，引入了人力资本、非技术因素等，特别是重视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诸如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宏观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从政策角度或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的新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宏观经济学范围。 三、宏观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的学问。经济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本来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划分。这从经济学说史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对此，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樊纲（1997）指出的，“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微观的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的英文是“macro”，原意是“大”。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5）中心理论和基本当然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的分析，采用的都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涉及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从而与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先于宏观经济学产生，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多说一些。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诸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他们的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一直缺乏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寻找微观基础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工作。

（1）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萨缪尔逊早就提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另外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争，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进行。

（2）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货币主义者们、尤其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们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显然不够的。

（3）希克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早在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二者结合的尝试，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的学问，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构成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的微观基本行为相一致。为此，宏观经济学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试图从理论水平上理解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或平均的家庭或企业，然后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怎样以及将要怎样行为。其次，宏观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加总经济中个别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决定，来解释经济的整体行为。他们将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行为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加以“复合”（multiplied），把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如价格、产量、消费量等等加总，然后推导出整体数据间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图解释关键经济变量间的联系。最后，通过收集并分析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以赋予理论经验内容，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四、宏观学在的

宏观经济学普遍地引入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批判、部分吸收、全盘吸收、借鉴等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有用性以及如何运用等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间的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一直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唯一的基础，西方经济学作为“后来者”要被整个经济学界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被老一代经济学家接受难度很大，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掌握得较好。其次，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赖以产生和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巨大的体制差异，改革以来虽然正在实现转轨，但这种体制变迁尚未完成，这样，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还需要伴随体制“土壤”的转变和培植。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因子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干预的“度”的把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掌握和精髓吸纳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关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否有用，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经济学要与国际范式接轨是大势所趋。至于有人提出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面对的是人类一般的经济活动，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国界之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不同国家来说，只是的问题不同，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有用的工具，完全可以拿来运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当然，直接运用不等于完全照搬，一定的修改和完善还是必要的。当前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流派的问题，而是要平心静气地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理论精髓和学术传统的问题，重点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

（1）把宏观经济学当成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正如樊纲教授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很小的、很“窄”的，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特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立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析。

（2）把一些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宏观化”了。例如效率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本来都属于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并非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从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问题，如消费和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动态效率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的企业自身问题，或“结构瓶颈”之类的产业结构问题。

（3）把一些本属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长期问题”扯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最优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其实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综合，一般运用发展经济学进行解释。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理论，不仅仅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4）把一些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混淆了。我们知道，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研究，一般都把“制度”假定为既定的。制度经济学则不同，它是把“制度”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很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但常常被当作宏观经济学问题来谈论。把体制转轨、制度变迁之类的“长期的、动态的”问题当作只能解决“短期的波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显然超出了宏观经济学之所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的由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缩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很窄的、很有限的，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吸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已经出现并必须注意纠正的倾向。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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