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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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主要研究范文【第一篇】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

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为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即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虽然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了，并且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但是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仍有一些重要区别：（1）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2）其总量分析方法还没有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之上；（3）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后来的以边际效用论为依据的价值论；（4）后来广泛采用的均衡理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和运用。

在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如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美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等，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着重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在第三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才真正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作收入分析。它通过收入分析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大危机，以往的经济学无能为力，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心理因素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市场机制是没有力量自动使之均衡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是假定供给不变、社会上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而进行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因而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凯恩斯的追随者看来，这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发展了投资函数理论，出现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哈罗德和多马，斯旺、索洛、米德等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使投资函数理论得到进一步延伸。

（2）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引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概念，而不象凯恩斯那样仅停留于国民收入、绝对收入的分析，同时发展了市场预测理论。在这方面，最大的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定。

（3）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打破了凯恩斯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引入了国外部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马柯洛普、琼·罗宾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且符合了当时西方各国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争论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在二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做出解释，未能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于是，宏观经济学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开始复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其次，以林德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也开始复兴。他们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分析，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是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新动向。另外，长周期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如熊彼特以创新为中心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的55年长周期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20年长周期观点等。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例如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作了补充，而且还重视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不仅继续采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强调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后一方面，琼·罗宾逊、詹姆斯·拓宾、阿瑟·奥肯等人在经济分析中对价值判断、伦理标准的强调，都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色彩强化的具体表现。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两派虽然都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论战非常激烈。不过，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两派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影响和渗透。，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分歧消失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二者的论战还将继续下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由于理性预期学说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他们以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假说为出发点，对非自愿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同时还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和滞后性。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贝纳西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经济学体系。

（3）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野显著地扩大了，引入了人力资本、非技术因素等，特别是重视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诸如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宏观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从政策角度或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的新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宏观经济学范围。 三、宏观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的学问。经济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本来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划分。这从经济学说史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对此，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樊纲（1997）指出的，“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微观的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的英文是“macro”，原意是“大”。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5）中心理论和基本当然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的分析，采用的都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涉及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从而与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先于宏观经济学产生，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多说一些。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诸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他们的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一直缺乏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寻找微观基础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工作。

（1）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萨缪尔逊早就提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另外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争，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进行。

（2）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货币主义者们、尤其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们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显然不够的。

（3）希克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早在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二者结合的尝试，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的学问，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构成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的微观基本行为相一致。为此，宏观经济学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试图从理论水平上理解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或平均的家庭或企业，然后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怎样以及将要怎样行为。其次，宏观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加总经济中个别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决定，来解释经济的整体行为。他们将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行为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加以“复合”（multiplied），把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如价格、产量、消费量等等加总，然后推导出整体数据间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图解释关键经济变量间的联系。最后，通过收集并分析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以赋予理论经验内容，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四、宏观学在的

宏观经济学普遍地引入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批判、部分吸收、全盘吸收、借鉴等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有用性以及如何运用等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间的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一直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唯一的基础，西方经济学作为“后来者”要被整个经济学界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被老一代经济学家接受难度很大，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掌握得较好。其次，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赖以产生和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巨大的体制差异，改革以来虽然正在实现转轨，但这种体制变迁尚未完成，这样，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还需要伴随体制“土壤”的转变和培植。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因子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干预的“度”的把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掌握和精髓吸纳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关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否有用，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经济学要与国际范式接轨是大势所趋。至于有人提出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面对的是人类一般的经济活动，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国界之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不同国家来说，只是的问题不同，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有用的工具，完全可以拿来运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当然，直接运用不等于完全照搬，一定的修改和完善还是必要的。当前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流派的问题，而是要平心静气地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理论精髓和学术传统的问题，重点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

（1）把宏观经济学当成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正如樊纲教授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很小的、很“窄”的，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特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立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析。

（2）把一些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宏观化”了。例如效率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本来都属于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并非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从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问题，如消费和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动态效率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的企业自身问题，或“结构瓶颈”之类的产业结构问题。

（3）把一些本属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长期问题”扯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最优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其实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综合，一般运用发展经济学进行解释。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理论，不仅仅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4）把一些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混淆了。我们知道，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研究，一般都把“制度”假定为既定的。制度经济学则不同，它是把“制度”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很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但常常被当作宏观经济学问题来谈论。把体制转轨、制度变迁之类的“长期的、动态的”问题当作只能解决“短期的波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显然超出了宏观经济学之所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的由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缩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很窄的、很有限的，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吸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已经出现并必须注意纠正的倾向。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97：《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湖南出版社。

梁小民，1997：《西方经济学教程》，统计出版社。

P·萨缪尔逊、W·诺德豪斯，1989：《经济学》，商务出版社。

E·夏皮罗，1985：《宏观经济》，中国出版社。

宏观经济研究【第二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

宏观经济研究【第三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

宏观经济研究【第四篇】

关键词：地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10－02

当前，土地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既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国家加强国家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还是抑制经济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迫切需求。而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基础，是严格土地管理的重要保障，是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把好土地“闸门”，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需要全面、现实的地籍成果作为支撑和依据。

一、地籍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分析

1.地籍的内涵分析。地籍，俗称土地的户口，是用来记载土地的位置、界址、数量、质量、权属、用途和价值等基本状况的籍册和文书档案。地籍具有空间性、法律性、精确性和连续性等基本特性。而对地籍的管理主要是国家为建立地籍和研究土地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和经济状况而实行的一系列工作措施体系。现阶段中国地籍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土地调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分等定级估价、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地籍信息管理、地籍档案管理等内容。

2.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分析。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与控制。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一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二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二、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1.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着眼全局，通盘考虑，综合运用行之有效的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能够合乎客观需求。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地籍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有利于尽快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2.健全、科学的地籍体系是有效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依据。真实、准确的数据是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和依据，建立健全、科学的地籍体系可以全面掌握真实的土地资源和资产状况、土地产权状况以及土地的变化动态等基础信息数据，，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计划提供科学的基础依据，充分发挥了地籍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闸门”作 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3.地籍管理相关政策制度是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坚强的法律支撑。要使地籍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取得好效果，必须要使地籍相关政策制度与宏观经济形势相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7年10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物权法》正式实施；2006年12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2008年2月1日，国土资源部正式公布的《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实施；2008年2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土地调查条例》。这一系列与地籍管理相关的政策制度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撑。

三、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内容和手段分析

1.土地调查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全面、现势、准确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地调查是对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所进行的土地资源和资产状况的清查。通过土地调查可以全面查清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土地资源，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翔实的数据信息。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是运用遥感技术和土地调查等手段和计算机、监测仪等科学设备，以土地详查的数据和图件作为本底资料，对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全面系统地反映和分析的科学方法。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具有监测成果的多样性、监测体系的层次性、技术要求的区域性、技术手段的综合性等特点。

3.土地登记和统计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有效的土地产权保障，规范了土地市场秩序。土地登记是依照法定程序，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审批、注册登记、确认、发放土地证书的法律制度。中国土地登记具有强制性、公信性、完整性、连续性和保护性的特点。只有通过土地确权登记，才能确认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维护土地公有制不受侵犯。

4.土地分等定级估价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土地等、级、价体系。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是在特定目的下，对土地的自然和经济属性进行综合鉴定，并使鉴定结果等级化和价格化的过程。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的目的是评价和划分土地的质量等级以及建立土地的价格体系。

5.地籍档案和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技术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数字化、航空航天遥感和3s等高新技术，在地籍管理中广泛应用，促进了管理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管理效率、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应用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理论建立起来的信息系统。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现是其信息直接反映每一块宗地的特征，它包括宗地的基本信息（位置、面积、利用类别、等级等），权属管理（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等），附着物信息（地上、地下建筑及各种设施情况），文档信息（调查原始资料、法律、条例等）和图形信息（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

四、建立完善的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体系

1.土地调查的基础数据要科学翔实。开展和实施土地调查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土地调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要保证土地调查数据具有全面性、现势性和准确性。只有科学翔实的土地调查数据，才能够准确反映土地利用现状，才能够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建设用地审批、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第一手基础资料，促进土地管理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2.土地变更调查要进一步规范化和细化。《土地调查条例》规定，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并且要求每年都要进行土地变更调查。变更调查不仅保持了地籍资料的现势性，而且使实地界址点位逐步得到认真地检查、补置、更正，使地籍数据中的文字部分逐步得到核实、更正和补充。土地变更调查所需时间较短，可以及时准确掌握各地年度全部实际建设用地数量和耕地保有量等土地变更数据。

3.完善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体系。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成果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和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体系，修改完善土地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确保监测成果的标准化；加大遥感监测及其成果在国土资源管理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应用遥感监测成果，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决策支持，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提供分析成果数据依据。

4.强化土地登记制度体系建设。土地登记是土地权属管理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它不仅是依法确认土地权属、保护和管理土地的重要制度和关键环节，也是掌握土地动态变化的重要途径。土地登记对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利益，保障土地交易安全，维护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土地登记制度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保护土地产权者权益，还可以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为保护土地资产，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物权保障作用。

5.建立完整统一的土地统计体系。目前中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城乡土地分类体系，进行土地统计和汇总就必须要按照统一的土地分类标准和综合统计的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统计标准，包括规范统计指标名称，统一指标解释；规范统计调查时间，明确统计时段；规范统计调查范围，明确统计对象；规范统计数据的采集方式，形成相对完整的土地统计体系。

6.加强地籍信息系统体系建设。加强对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变化状况、土地产权、土地价格等地籍基础数据的信息系统体系建设，建立统一的地籍数据库，可以提高土地管理部门的管理效率和进行土地科学性决策，同时积极推进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能够及时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服务，满足各个行业发展的用地信息需求，从而不断提高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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