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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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1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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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化哲学底蕴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20-06

一、引言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1］。文化自觉在文化哲学看来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的本质确证和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对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多元文化相依相斥、相生相克、相吸相长的和谐共振状态。文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2］。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作为文化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历时性存在与现时性存在、本土化存在与全球化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哲学作为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的学问，必然源于且止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既不是哲学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也不是哲学下属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种相对以往理性哲学而言的新的哲学形态，是以文化本体论、文化认识论、文化历史论作为元哲学研究范式的新的哲学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从文化视域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规律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人学哲学。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最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作为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3］哲学发展到文化哲学是哲学回归哲学本真的表现，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就这个意义说来，至少是一切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且都会打上文化哲学的烙印，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文化哲学底蕴。正如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所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构成一切思想和观念之隐隐的地平线……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过程，还是作为我们党不断发展的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必然越来越凸显文化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文化哲学底蕴也将越来越丰厚。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底蕴，是学习贯彻我们党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解读、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必然和应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理论界虽然还未达到完全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哲学底蕴。2009年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暨全国第九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它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规格最高的一次专题论坛，哲学社科界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与会者主要从3个层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蕴；二是文化哲学范式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途径；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5］此次论坛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文化哲学底蕴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专家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深厚文化哲学底蕴本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具有文化哲学底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伴随着文化哲学的渗透与追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创新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1]。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品质、哲学内涵及具体层面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品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为基础发展而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又一重要关头。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科学发展观就是与时俱进产生的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以邓小平发展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基础，深化了对我国社会发展本质、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继续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目光放在了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上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应对新挑战所提出的党的新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对不同的时代要求曾提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指导了我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前进。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着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从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科学发展观是与时展、与实践发展共同前进的党的新的指导理论，它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升了党对国家建设、自身建设的认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

最后，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以世界眼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步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国际性问题有待各国协调解决；世界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综合国力的竞争仍在加剧；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同时安全问题突出这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中来，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科学发展观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将全面推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我国将借助世界发展之机促进自身和谐发展，同时也为世界整体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发展观在哲学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蕴涵丰富的哲学精神，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一，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2]。对于人的关注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一条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了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发展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以现实中从事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其出发点、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的视为发展主体、发展目的、评价发展的尺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发展中应该兼顾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系统的内部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又马体现了克思主义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到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曾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科学发展观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全面的方向。

三、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关于发展的具体问题上坚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4]。

在发展认识论上，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为依据强调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继承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把发展看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在发展方法论上，科学发展观在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协调发展放在了突出位置，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强调协调发展，提出按照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协调各方面利益，更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因此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并有利于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构建节约型社会，协调了人与资源的关系，是保持发展可持续性的有效办法。

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划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步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仍以发展生产力为任务，将社会的和谐列入富强、文明、民主的战略目标之中形成物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局面；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以台阶式发展战略稳步前进，增强方面的联系与协调发展；在通过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科学发展观在尊重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而努力。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在党内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深化了发展为民的思想，更加凸现了党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展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发展的最终目的，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状态，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靠人民，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条件，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以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要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以对当前国情、党情、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来源，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从不同层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是新形势下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释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56

[2]许庆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9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王同起。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贡献[J].理论与现代化，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