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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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是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曾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符合了中国实际，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顺利；如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从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等等。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陷入僵化的教条，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出现挫折；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建国后的等等。同时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十七大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呢？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中国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11）也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阐释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自觉追问也越来越强烈，如何在发挥阐释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前提下，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成为国内学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包括董学文、童庆炳、朱立元、吴元迈、王元骧、冯宪光、畅广元、王杰、季水河、张宝贵、熊元义、宋建林、陈飞龙、马龙潜、郭昭第、赖大仁、张永清、马建辉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学者，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相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阐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基本问题的阐释。这种阐释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概念的辨析，又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途经、方法、原则、价值等方面的学理性思考与研究。例如张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相关问题的研究，王元骧从文化精神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行的研究，彭修银、侯平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哲学基础、理论特征的研究等，而由朱立元等人合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一书，分历史、当下、艺术人类学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行全面研究，是当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且涉及问题较为全面的成果。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阐释之外，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阐释经验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里首先包括对众多革命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阐释经验的研究，如、、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周扬等知识分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具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成果的研究与反思，如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多方位研究与反思等。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总体把握上，近年来也有不少新著产生，在这些成果中，宋建林、陈飞龙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童庆炳主编的《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总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流变，同时还结合中国实际，勾勒相关理论的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思考。季水河所著《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一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既概括总结了建国5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成果，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多个基础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该著被评价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动人民群众，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的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理论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具体来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在中国具体化和民族化，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以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并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我党奋斗的一个重要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中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又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正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前进。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盲目，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完全失败。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凝聚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志和愿望，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凝聚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今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我们有很多困难，同时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更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经过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国内外的情况和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动人民群众，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1.认清当前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国情是历史造成的客观存在，人们只有适应它，洞察它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正确地开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首要的也是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并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发动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由群众掌握。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分界线就是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群众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更加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历史创造力，并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在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让人民群众运用它，必将极大推动中国发展。
3.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那与时俱进的品格。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邓小平说：“要向前看，就是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胜利前进。”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既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生命线。新时代，我们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新的思想高度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 2006年。
[3]《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
[5]《邓小平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作者简介：黄杰，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11级党政班 。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