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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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王同起。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贡献[J].理论与现代化，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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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大众性；本土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纵观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和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等问题上，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发展规律的研究却缺乏必要的热情，或者说关注度不够。实际上，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提出和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与特征，至今已取得了两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规律性。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按中国特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是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由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明确提出‘中国化’后才开始中国化的”，这正如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471，我们不能因此把它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传入中国的”一样。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在提出“中国化”之前就在中国传播了，中国早就有了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中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条件和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实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救亡图存、拯救中国、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复兴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因此，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该阶段主要指从1919年爆发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一时期。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革命迈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中国革命的任务也未改变，但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则出现一定转变；虽然无产阶级尚未获取全国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尚未成为执政党，但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在中国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一大主流。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萌芽状态，并不断发展，表现出该阶段特有的一些发展特征：部分地区特殊发展被全国普遍发展所取代，纯粹的思想理论和学术研讨被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取代，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代，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论被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所取代[2]。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由逐渐自觉取代不自觉，由相对成熟取代不成熟。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表现出由逐渐自觉取代不自觉，由相对成熟取代不成熟的发展特征。

（二）迈向成熟与成熟阶段

该阶段主要指从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这一时期。之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成熟与成熟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在全党领导地位确立及思想迈向成熟与成熟的阶段。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自觉，不断趋于成熟，并最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该阶段可做如下具体划分：(1)1935年遵义会议至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1935年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会议初步确立了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这一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有别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对依附的那次独立领导，是指脱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制约、束缚而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经由两次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变得越来越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越来越成熟。(2)从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提出后，这一理论不仅得到充分实践，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熟[3]，不断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完善。党的七大召开，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然全面成熟，而该成熟理论便是为世人所熟悉的思想。思想的形成，标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飞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理论成果。

（三）有序发展与曲折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期。将该阶段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曲折阶段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以思想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方针得到充分确立。自此之后，基于思想引领，中国革命逐渐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不断对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艰辛探索，收获了可观的发展成效，也经历了不少曲折。该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表现出有序发展与曲折发展、独创性和教条性的发展特征，其中有序发展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取得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等方面，曲折发展表现在开展“”“”等运动方面。该阶段又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从1945年党的七大至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该阶段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收获了丰富的发展成果。理论方面，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诸如有关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思想、有关人民民主的理论、有关党的工作理论等。实践方面，获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等。(2)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至1976年逝世。“三大改造”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了艰辛探索。•3•理论方面收获了相应显著成果，诸如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等。实践方面同样收获了一定发展成果，以经济发展为例，构建了相对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在政治、文化、国防、医疗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受一系列复杂原因影响，我国在探索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产生了相应的失误，甚至引发了“”这种严重的错误。由此可见，该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获得了发展，也经历了坎坷。(3)从1976年逝世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表现出两方面状况，一是僵化发展，二是反僵化发展，也就是思想解放。其中僵化发展是错误的中国化，反僵化发展则是科学的中国化。伴随时代的进步，科学的中国化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保障。

（四）新阶段

此阶段主要指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今这一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全国、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焕然一新，逐渐迈向新时期。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出时代化、大众化、世界化等发展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展特征在过去各个阶段也相应存在过，然而伴随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这些发展特征不管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均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4]。该阶段又可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走向新生。理论方面，产生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方面，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2)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至2012年党的十。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新发展。理论方面，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实践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构建、完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开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3)2012年党的十以后。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发展。理论方面，汇集全党智慧，充分深化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制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实践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深入展开，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目前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目标是实现“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未来的发展必将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一目标而前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特点和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时代性。无论何种科学的理论均具备时代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如此。时代的发展进步，使社会表现出各式各样的时代性，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矛盾和问题。理论都是在解决时代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不伴随时展而发展的理论，不能称得上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实践的丰富而丰富。伴随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不断发展创新，从而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现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寻求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在解决问题、弥补不足的同时，对时展规律予以不断总结，进一步健全自身的理论体系。(2)大众性。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推广、应用，充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具备的大众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效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转化成人民群众具体的生产、生活方法。长期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特点，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有贴近人民群众，走大众化发展道路，方可有效凸显其建设性、指导性的作用。(3)本土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通过强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有效结合，可积极促进我国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十特别提到，要始终秉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全党全民进行武装，逐步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相融，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1.与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发展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就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传入中国后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指引方向，对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又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向和平富裕方向迈进。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发展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1)理论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性质、规律予以了充分揭示，该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起到了科学指导作用。然而，对于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以及新中国改革发展而言，需要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切实相融，建立具备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向特殊理论发展，再由特殊理论向基本理论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2)内容客观化。不论何种理论，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可从理论层面回归至实际生产和现实生活中，为人民群众所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出，单凭理论难以实现任何价值、目标，要想实现思想、理论的具体化，就务必具备实践的力量和实践的群体，经由实践，人民群众才能将理论转化成实际的物质、力量。(3)结果实践化。无论是何种理论对应产生的结果、社会实践，均离不开检验的方法和标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而言，它是以具体结果开展检验的。倘若具体结果与理论相符，则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应产生的中国特色理论是科学正确的，是具备建设性和指导性的；倘若具体结果与理论相违背，则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与完善。2.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具体表现为：(1)内容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注重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由此便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其内容便伴有相应的中国特征，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征。(2)表达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一定的欧洲特征，为了使中国人民实现对其的有效掌握，就务必要在表达方式上实现中国本土化，确保在语境、语言层面贴近中国人民的理解特征。由此要求翻译人员，必须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再将这一认识通过准确的中国语言文化表达出来。(3)传播本土化。某种意义上而言，在理论本土化的最后阶段，即为实现理论推广方式方法的本土化，要将晦涩难懂的、乏味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以便于中国老百姓能够更为有效地认识、掌握。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如今，中国已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进行探讨，可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化。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事业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开展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最大限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林祖华，吴钧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进展及建议[J]．理论月刊，2011(6)．

[3]李远，李荣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和规律性特征——兼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自省[J]．求实，2016(8)．

[4]蔡瑞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及其规律[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5(2)．

作者：王恒兵 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化哲学底蕴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20-06

一、引言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1］。文化自觉在文化哲学看来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的本质确证和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对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多元文化相依相斥、相生相克、相吸相长的和谐共振状态。文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2］。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作为文化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历时性存在与现时性存在、本土化存在与全球化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哲学作为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的学问，必然源于且止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既不是哲学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也不是哲学下属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种相对以往理性哲学而言的新的哲学形态，是以文化本体论、文化认识论、文化历史论作为元哲学研究范式的新的哲学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从文化视域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规律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人学哲学。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最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作为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3］哲学发展到文化哲学是哲学回归哲学本真的表现，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就这个意义说来，至少是一切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且都会打上文化哲学的烙印，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文化哲学底蕴。正如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所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构成一切思想和观念之隐隐的地平线……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过程，还是作为我们党不断发展的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必然越来越凸显文化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文化哲学底蕴也将越来越丰厚。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底蕴，是学习贯彻我们党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解读、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必然和应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理论界虽然还未达到完全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哲学底蕴。2009年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暨全国第九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它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规格最高的一次专题论坛，哲学社科界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与会者主要从3个层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蕴；二是文化哲学范式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途径；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5］此次论坛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文化哲学底蕴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专家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深厚文化哲学底蕴本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具有文化哲学底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伴随着文化哲学的渗透与追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4

（一）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当时的苏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是配合俄国新政权实现确保远东边界安全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使苏俄有了影响中国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地。当时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苏俄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军阀吴佩孚的身上，但吴佩孚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军阀，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转变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改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为首的新、新军阀开始了权利的争夺，特别是左派领袖廖仲凯被谋杀，使权力的争夺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状况相一致，瞿秋白这个时期的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贵，但也是有缺陷的，没有想到反革命势力的顽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做好心理准备。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奠基作用。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如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形式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有正确认识的。从理论上我们党内并不只是一人取得正确的认识，但认识最早最深刻。尽管这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革命前途、武装斗争重要性、土地革命重要性、农民问题重要性等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5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中得出的伟大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维度，可以概括为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

在十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和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宝贵的思想宝藏，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真理，指导着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所改造的对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一样，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必然有所差别；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来看，新中国面临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等问题，这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来作指导，但是中国本身的特殊国情，必然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而且因为它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以为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结合起来，产生联系，能够为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并且运用它来指导社会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能够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使之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中，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将会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06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决否定教条主义的态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一切的不可违背的权威和“真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际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现成的模式和数据，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使之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用全新的实践和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武器，那么使用这种武器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就是共产党人民群众，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实践中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党和人民由于指导理论欠缺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不够，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客观原因也归结为没有妥善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完善和推进。党和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主体实践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即离开了党和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最终目标将成为“象牙塔”式的理想；同样党和人民的认识和改造世界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主体的活动将会滞留于封闭和盲目的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结合论”和“理论创新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当前主流的观点有种：一种是“结合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另一种是“理论创新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抵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侵略。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本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存在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对革命都产生了重大的误导。在“本本主义”那里，完全颠覆了党的思想路线，认为“一切从被断章取义了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主地把理论作为检验中国革命的成败的标准。”其实就是把书本、理论当作教条，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照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教条主义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但是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使他们不去深入分析历史曲折和反思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去试图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定“本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和科学方法，它来源于实践，摈弃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思想，这样才会使与实践结合的理论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一般与特殊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这里的“历史”是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实践历史。实践是历史中具体的实践，不能脱离历史的范畴，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历史中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具体时代，那么它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就是与具体的时代相结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那么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与不同的历史任务相结合，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先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如果对中国历史不了解，就不会发现中国的近现代史在不同时期分别提出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更谈不上认识和解决问题了，所以在历史提出具体的时代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了解历史，就是为了认识问题；在认识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历史任务相结合，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离开了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实践就失去了时间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不会成为实践的需要”，[2]35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目的也会缺乏历史性的认识。

（三）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内容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形式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使之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433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过程，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脱离“形式”的“内容”，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失去理论的生命力，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不断地解决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立场对它与三者的结合进行新的理论阐述，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自身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具体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实事求是；在实践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内容上，要求形成和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在形式上，基于中国民族形式，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在时间上，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体现时代性；在空间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必须从实际从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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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渠长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问题探讨[J].学习论坛，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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