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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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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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同起。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贡献[J].理论与现代化，1992(4).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这种产生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以封建等级制度、纲常礼教为基本内容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有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双重效应，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消极的传统文化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平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追求某种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于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维护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向往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人格。这始终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尤其是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脱离实际生产力而过分追求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产生了共产风、“”等浮夸现象，破坏了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没有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顺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也一定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其进行批判，防止其融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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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化哲学底蕴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20-06
一、引言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1］。文化自觉在文化哲学看来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的本质确证和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对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多元文化相依相斥、相生相克、相吸相长的和谐共振状态。文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2］。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作为文化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历时性存在与现时性存在、本土化存在与全球化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哲学作为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的学问，必然源于且止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既不是哲学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也不是哲学下属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种相对以往理性哲学而言的新的哲学形态，是以文化本体论、文化认识论、文化历史论作为元哲学研究范式的新的哲学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从文化视域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规律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人学哲学。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最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作为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3］哲学发展到文化哲学是哲学回归哲学本真的表现，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就这个意义说来，至少是一切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且都会打上文化哲学的烙印，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文化哲学底蕴。正如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所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构成一切思想和观念之隐隐的地平线……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过程，还是作为我们党不断发展的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必然越来越凸显文化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文化哲学底蕴也将越来越丰厚。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底蕴，是学习贯彻我们党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解读、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必然和应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理论界虽然还未达到完全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哲学底蕴。2009年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暨全国第九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它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规格最高的一次专题论坛，哲学社科界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与会者主要从3个层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蕴；二是文化哲学范式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途径；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5］此次论坛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文化哲学底蕴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专家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深厚文化哲学底蕴本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具有文化哲学底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伴随着文化哲学的渗透与追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