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学论文【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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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论文【第一篇】
198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佟柔老师找到我，兴奋地说中国法学会准备设立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这是学界的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做好筹备工作。
几天后，在有关的筹备会上，当讨论到是否应当将民法、经济法学结合在一起成立学会时，会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个别同志对当时关于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否应当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等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两个学科的学者很难坐在一起讨论。但是佟老师认为，学会本身就是要团结一致，学会既是一个团结学人的平台，也是一个倡导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的平台，学会就是要倡导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佟老师的一席话打消了这些同志的顾虑。
由于佟老师崇高的学术声誉和人格魅力，大家都欣然接受了民法、经济法合并为一个学会的建议。会后，佟柔老师要我代表他认真听取包括王家福老师、魏振瀛老师等的意见，他们也都表示赞同佟柔老师的意见。因为找不到会议室，我们就在佟柔老师的家里多次召开会议，佟老师反复强调，学会本身就是一个团结学人的平台，应当把民法学与经济法学者团结在一起，协同攻关，这样才能有效回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一定要把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办成一个团结、包容的学会。
1985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美丽的苏州大学召开，会上，佟柔老师顺利当选为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第一届总干事。在学会随后进行的研讨会上，大家就民法、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上论文联盟确实有个别老师对佟柔老师关于该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佟柔老师的一些学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在年会上发表这种意见，是对佟老师不尊重，但佟柔老师听到不同的意见后，很高兴，并一再强调，真理越辩越明，应当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我们的学会才能有生气、有活力，才能真正凝聚共识。在会议结束后，我受佟柔老师和秘书长王保树老师委托，负责编辑学会论文集，因为提交的论文比较多，佟柔老师特意交待，在选择文章时，凡是经济法学者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的文章，都应当收入其中，尤其是和他的观点不一致的，要尽可能收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佟老师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
学会成立以后，正遇国家立法机关要制定《民法通则》，佟柔老师和王家福老师都是该法的主要起草者，在涉及该法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时，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看法。佟柔老师坚持采用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说，其意见最终为《民法通则》所采纳，但他对一些不同的意见始终表示理解和尊重。在各种场合，佟柔老师都强调，民法学经济法学
转贴于论文联盟
研究会要团结，学会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学术使命。尽管外界存在广泛的担心，认为民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很难团结，但学会成立后的实践证明，在佟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努力下，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学术氛围。
1990年。佟柔老师因病去世，在去世前，他力荐王家福老师担任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他在病床上曾对我说，他之所以推荐王家福老师，不仅是因为他学术人品俱佳，而且胸怀宽阔，与人为善，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能够团结所有民法、经济法学者。在王家福老师十多年担任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总干事期间，在学会中形成了浓厚的团结、包容、和谐的气氛，并使之成为民法学会宝贵的优良传统。
民法论文【第二篇】
作者：薛景元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著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政、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民法学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民法学 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
民法学课程作为法学本科 教育 核心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法学专业本 科学 生基本的民法知识和理论素养，为学生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 法律 实务工作或者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那么，如何通过合理的教学安排顺利地实现以上教学目标，培养出优秀的法律人才呢？根据笔者的经验与研究，民法学的本科教学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明确民法教学目标，热爱民法教学工作
(一)热爱学生与民法教学
对学生及民法教学的热爱，是完成好民法教学工作的基础。只有内心充满对本职工作及学生的热爱，才能激发出教师的热情与潜能，并用教师的热情去感染和激励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论语》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就是讲，只有对某个事物热爱，我们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事务。民法学的教学工作同样如此。从心底深处喜欢民法学的教学工作，能够从工作中找到解决民事问题与纠纷的答案，并得到学生的认可与尊重，可以极大地满足教师的职业自豪感，树立教师的职业自信心。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教师对民法教学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更加促进自身业务能力的进步，得到职业上的肯定，从而实现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链条。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有美国学者对300多名法科学生做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学教师，需要良好的个人品质、教学仪表和个人魅力。学生们也希望法科教师是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对自己有充足的自信，对工作投入满腔的热情，并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榜样。相反，学生们不喜欢那些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讨论，对学生不尊重，或者在校外事务上过多地分散精力的教师。①
(二)明确民法教学的基本目标
“如果不明确方向，我们走的越远，就可能越偏离最后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要想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要先明确民法学的教学目标。公认的看法是，大学民法本科教学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民法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间的基本逻辑关系、以一般原理为视角的民法基本制度；2.民法的基础性理论，包括前述基本范畴及其相互逻辑关系所蕴涵的基本原理、重大学说争议以及重大法律制度的比较法阐释；3.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包括我国民法的基本制度介绍及其基本的法律适用。以上述三个方面为基本框架的民法学教学模式，构成了我国法学院校民法本科教学的通例。在民法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牢记自己的基本教学目标是要帮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有进一步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为此，教师不但要让学生了解民法的基本规则，而且也要教会他们掌握对这些规则的应用，以及这些规则背后深层次的法律政策，帮助他们理解事实对法律适用的重大影响；让他们学会案例分析以及对重要案情与非相关事实的区分。只有如此，学生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掌握了规则。民法的基本知识和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个鲜活的具体规则之上的，理解与掌握了民事规则，就为牢固学习民法知识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课堂教学，培养民法思维能力
(一)努力培养学生的民法思维能力
著名美籍德裔法学家博登海默先生认为：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 艺术 。这说明，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传递更为重要。能力关乎学生的整体素质。民法学教学应当以能力的培养为主。这些能力包括：法律思维能力、理论整合能力、解决争议能力、法学 论文 与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交流能力、辩论、谈判能力、分析判断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法学研究能力，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思维能力，因此，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对民法学教学至关重要。民法思维能力是法律职业能力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②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还不能满足法律职业的从业要求，“法学院的毕业生出了校门当律师不会办案子，当了法官不会审案子”的状况甚为普遍，民法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是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我们在课堂上不仅要告诉学生什么是民法，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民法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把民法问题的解决比做目的地，那么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是到达目的地的方向和途径。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需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民法学教学的目的不是记住法律，而是能够运用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是有较强的民法思维能力。民法思维能力是学生能在将来的职业中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对所学民法学知识进行精确运用的基础条件。
(二)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
如果想让学生牢固掌握并熟练应用民法中的具体规则，法学教师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要在理论教学中坚持以法条为核心，以法条来分析印证理论。这就要求学生的学习模式从以抽象掌握一般原理为主向通过学习法律条文掌握法律基本精神为主来转变。教师在讲授民法理论时以法条为中心展开，倡导学生研习法律条文。如此一来，弱化法学理论的抽象思辩，将乏味的民法理论的学习转变为对有声有色的法律事实和法律现象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主动思考与学习中掌握民法学的规则。
有其应该注意的是，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应把民事法律的司法解释放在首要的位置。因为在我国广义民事法律体系中，司法解释虽然在民法渊源的效力位阶中处于宪法、民事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等之后，但实际上，与民事法律相比较，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内容更为具体、细致，操作性更强，因而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作用也更大。对于大学本科民法教学来讲，如果培养学生的民法实务能力仍然是教学工作的目标之一，那么对于司法解释内容的介绍及其适用方式的讲解，就应当成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现行大学教学体制下，教师的授课内容，基本上以教材为基础；而由于篇幅和体例的约束，大学本科教材在阐释概念、原理、理论和学说之外，对于“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部分，往往仅列举最为基础性的法律规定，而对于以此为基础而详尽展开的司法解释的内容，则无力涉及。因此，在以教材为蓝本而设计的本科教学内容，对于我国民法规定的介绍，通常也局限在基础性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而鲜有提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仅在于系统学过民法的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应对司法 考试 时，对于考试中所涉及的大量司法解释的内容仍然感到陌生，而且在他们专业实习之中和就业之后，在知识储备上也无法直接胜任法律实务工作的要求。③
三、推进实践教学，让学生作主角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民法是一门应用学科，学生学习这门专业的最终目的是处理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了提高学生自己动手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民法教师除注意平时的课堂传授外，还要适时地开展一些专业实践课。这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有别于理论教学模式，民法实践课中，让学生作主角，教师在选定素材和设定条件以后，就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来发挥，在实践课的最后，教师再做一个起到指导意义的点评。
模拟法庭的应用就可以作为实践课的一种良好模式。在模拟法庭的准备方面，教师应注意在课前要悉心选择好案例，尽量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使学生尽量结合其所学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专业知识来分析案例，另外还要注意选择争议性较强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具有一定的难度，可辩性较强，学生可以在模拟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中，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经过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后，应留出一段时间由教师进行点评和 总结 ,教师应对学生的开庭效果、知识运用、论辩能力、形象气质等方面作出评价，肯定其成功之处，同时及时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除了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外，在学期中的适当时间安排学生到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旁听庭审、集中实习，也是帮助学生直观学习民事司法裁判过程，感受民事纠纷妥善解决方法的很好形式。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基础上对民事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消化。这就要求教师应提前与法院联系、协商，提出旁听实习计划，争取法院对民事教学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除了以上所讲的讲好民法学课程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方法外，备课的认真、准备的充分，在课堂讲解中突出重点、化解难点，做到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注重学生思路的拓展，让课堂内容充实饱满、信息广博详实，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思考和科研内容进行讲解，再比较国外相关规定，从而使所讲的内容更加丰富，具有前沿性，使学生从教师的讲课中学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都可以实现非常好的课堂效果。
四、结语
民法学知识体系博大、理论精微。对于民法学教师而言，课前的准备、课中的讲授以及课后的安排，都应该是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从教学安排的时间顺序上来说，首先要做勤勉、严谨的课前准备；其次是规范、生动的课堂讲授；最后，要有严格而明确的课后“作业”,让学生能够对所学习到的民法知识做一个总结和复习，以便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另外，还要为学生传授学习方法，指明学习方向，从而达到“传道解惑”之目的。
总之，民法教学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需要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发挥自身的专业实力，充分调动各种教学资源，调动学生学习研究的热情，利用各种可行的手段，最终实现让学生掌握完整的民法理论框架体系，并能够运用相关理论与规则解释民事 法律 关系、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
注释：
①james b. levy :as a last resort, ask the students: what they say makes someone an effective law teacher .maine law review, vol. 58, no. 1. 50, 2006.
民法学论文【第四篇】
笔者以自己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民法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为基础和素材，探讨民法案例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并根据对民法案例教学的类型学分析和民法案例教学的价值目标的探讨，提出“叙事民法学”的概念和构想。
一、当前民法案例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跟同行的交流，目前的民法案例教学存在着三个致命的问题。
1．当前民法案例教学注重对“民法规范”的阐释、解读和学习，缺乏对民法案例教学的价值目标———人文关怀的思索
现行民法案例教学中存在着太多概念法学的痕迹，侧重从法条到事实的演绎归纳，却忽视了法律的价值与人性的关怀，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与价值性。［3］民法案例教学成为规范与技巧的观摩学习场域，对人本身的关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民法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是要为如下目的服务的：培养民法人缜密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同时培养其应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人道精神。
2．当前民法案例教学作为教学方法，本身存在着规范性差的问题
具体体现为：一是案例教学材料选取的规范性弱。有的案例教学中，不使用严谨规范的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材料，而是仅使用媒体报道的新闻性资料，难以保持客观中立，且易受媒体报道的文字与价值倾向性所误导，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与诉讼策略建构能力。二是案例教学的课前准备不足。在课堂教学或讨论之前，对学生的课前指导不够深入充分，甚至根本没有课前指导。任课教师仅仅是在课堂上才展示某个或者一系列案例材料，学生无法对案例材料进行有效的阅读和分析，更谈不上对案例事实和判决理由的熟悉，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效果。［4］三是案例争点的归纳与建设缺乏开放性。通常案例争点的归纳是任课教师自己现行归纳的，学生在问题的思考与开发方面不是互动的积极的参与主体，而是被动地跟随教师的问题走。四是案例教学的角色建构不足。任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角色建构不足，甚至往往没有案例讨论中的角色建构意识，仅仅是任课教师念念案例材料而已。［5］亟待指导学生进行案例的角色扮演，提高指导教师的案例讨论引导能力，建构平等、开放、活跃、参与的课堂案例讨论教学机制。五是案例课堂教学后的总结与提升不足。在案例教学活动结束后，还面临着如何检验和提高学生们的案例分析能力和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如何建构系统化的案例分析式考试/考查机制，如何总结与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的问题。
3．当前民法案例教学存在着特色性弱的问题
首先，缺乏精品意识。任课教师更多的是仅将案例中的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理由作为定论，向学生宣读了事，未能进而将案例本身作为问题产生和问题启发的本源，引导学生深入研讨，主动去发现和思考在案例事实中的问题，鼓励学生主动建构和发散性思考案件中被遮蔽、被隐藏的问题。其次，缺乏成果意识。任课教师对案例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将案例教学的成果(学术论文、对话体材料等)进一步提升体现为教研教改的学术成果，转变为可供公众阅读与批判的对象，并使之进入学术的公共交流之中，从而推动对案例教学法的基本理论和教学形式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再者，未能将案例教学与本校的办学特色相连结，凸显和强化案例教学法的本校特色。
二、民法案例教学中亟待反思的基本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和基础。西南政法大学开设的民法学课程，既是重庆市精品课程，也是部级精品课程，并且提出“民法人”的教学、育才理念，因而可以作为含金量很高的研究范本。西政的法学学子，博学笃行，厚德重法，营造了优良的论辩文化。笔者在所在的教学班开展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尝试，教学效果显著，深受学生欢迎。
笔者认为，以下民法案例教学的基本问题值得关注：
1．民法案例教学的本体论意义
在民法教学的过程中，民法的案例教学仅仅是辅助于民法教学的一种手段，还是说其本身就是独立的民法教学的形式，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前者将民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服务于对民事立法的某个或者一系列规范的阐释与探讨，引导学生去发现或者去了解立法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形态和状况；后者意味着民法案例教学不仅仅是关注某个或者一系列立法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形态和状况，而是在该特定案例境遇中的各类主体对该不同事实的解读，对不同问题的建构，从而去发现立法规范对不同的实践主体产生何种影响，也可以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去发现不同的实践主体对同一立法规范的认知的文化差异，从而关注具体的特定的个人的命运与正义诉求。因此，探讨民法案例教学的本体论意义，关注民法案例教学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2．民法案例教学的功能与价值追求
民法案例教学，对教师而言，意味着案例选择、争点归纳、问题建构、课堂引导与辩论驾驭等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对学生而言，需要全面培养他们资料搜集、事实分析、问题建构、策略整合等诸种能力。民法案例教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学生对规范与事实的分析与思考能力，还在于培养他们关注实践、面向本土，提出建设性的而非仅仅是批判性的意见和建议的能力；最后还要培养他们关注人、关爱人的人文情怀。
3．民法案例教学的多样化形式建构
当前的民法案例教学存在着规范性差、特色性弱、人文关怀少的问题，对以上缺陷的分析使得重构传统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如何有针对性地探究重构可能路径，需要在解决了民法学案例教学应重视何种价值、追求何种功能的问题之后，考虑民法案例教学参与主体的角色如何定位和建构，以及如何丰富案例教学方法，并在方法的多样化中追求特色化的问题。可以说，民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法科人才培养手段，具有独立的本体论价值和意义。民法案例教学具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功能效用，能够实现民法学对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的培养，提升法科学生对实践的关注与对人的关爱。
三、民法案例教学的探索与创新：叙事民法学的宏观构想
目前的民法学教材和教学，都可以视为是“规范民法学”，强调以民法规范的解释作为民法学的教材和教学的中心，也可以被称为民法解释学或者教义民法学。规范民法学关注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而且规范民法学认为，只要实现了民法的规范，就实现了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在强大的规范民法学的影响下，当前的民法案例教学也以规范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过度关注民法规范的运作和实践，忽略了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特定的个人的利益和诉求，尤其是忽视了民事立法的概念和术语所表达的规范性利益诉求与具体当事人的非规范性利益诉求的差异，往往导致难以发现现行立法规范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考虑在民法案例教学中建立叙事民法学。叙事民法学以具体事件中的当事人为出发点，关注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参与各方对规范的不同理解，无论其为有权解释还是无权解释，从而去关注司法机关如何在相互冲突，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规范解释中去选择或支持其所认为是适当的论点。特别是从规范与事实的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发现规范与事实环境的洽适性，从而为建设性地提出立法规范或司法实践的改进建议奠定基础，也引导学生关注具体事件特定环境中个人的命运。
针对前述的当前民法案例教学的缺陷，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建构叙事民法学：
第一，从程序性的意义而言，叙事民法学通过对提倡制定类似《民法学案例教学法指引》的开放性程序指引，既规范案例的选取，同时也为案例教学前的资料查阅、材料规范、学生指导和案例教学后的检验、考试等工作提供有序的指引，解决传统民法学案例教学法规范性差的问题。
第二，从实体性的意义而言，叙事民法学创造了一种场域，可以让各类主体，原告、被告、法院以及案例教学的其他参加者拥有参与、言说的场域，让法之思考者不仅是亲临言说者们的场域，而且让所有的参加主体走向事实本身，“从规范性偏好向事实性与规范性并重转变”。第三，从文化性的意义而言，叙事民法学主张建设特色教学文化，注重民法人的培养。传统的案例教学法以规范论为中心，漠视和忽略叙事主体的个性因素，直接将事实纳入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而通过逻辑运算得出所谓的依法结果。这种处理方式仅关注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或所提示的事实因素，因而有可能忽视了案件的其他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因素，将不同的案型同质化，更可惜的是，其忽视了对人的培养。叙事民法学不仅重视事实发现价值，也重视人性尊严价值。
通过叙事民法学可以实现以下基本任务：
首先，叙事民法学通过建构开放、平等、对话、参与的案例论辩机制和平台，充分展现法学学子的思辨才华与论辩风采，不仅活跃课堂气氛，改变法学研习的古板印象，而且提振法学学子的精神。
其次，叙事民法学通过关注民法人的培养，一方面，引导参加者充分发挥演讲的才华与个性，在活泼的氛围中锻炼法学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引导参加者关注规范的社会效果，养关怀品格。
再次，叙事民法学不仅重视事实发现价值，也重视人性尊严价值。使法学学子不仅具备利用法学知识解决社会纷扰的职业能力，而且使其关怀社会的变革和人性，换言之，使其成为既博学笃行，又厚德重法的综合性人才。
最后，叙事民法学在巩固教学成果方面指引教师保存完整的教学档案材料，促进案例教学的交流观摩；指引教师将案例教学的成果通过学术论文、对话体材料等形式转变为可供公众阅读与评析的对象，使之进入学术的公共交流场域。
四、结束语
民法学论文【第五篇】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王利明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法学博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学习法律的人，不知道王利明的大名的恐怕没有。百度一下，王利明大大小小的头衔不下20个。或许，他从一个农家少年到著名法学家的经历，可以给那些正在法学院埋头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提供很多启迪。
高考：人生的第一次转机
王利明来自中国著名的“体操之乡”——湖北省仙桃市。和许多农家子弟一样，王利明小时候就开始和家人一起劳动耕作。在下放农村的两年里，王利明经历了特殊的人生体验：隆冬大雪，到结冰的河里挖泥；盛夏酷暑，起早摸黑抢收粮食、挑土筑堤……然而，与他人不同的是，无论怎么苦怎么累，但凡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往往在一天的劳累之后，他依然读书到深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靠着平时日积月累的学习所打下的坚实基础，王利明参加了这次高考并顺利通过考试，考入湖北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跻身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之列。这是王利明人生的第一次转机。
当时的法学教育可谓是一片荒芜，王利明也觉得那时候的自己选择学习法律是既有目的，但又没有明确的目的。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那年，全国只有三个院校的法律系招生，名额也不多，我们那个班也就50人。那时，‘’刚结束，‘’中、抄家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选择学法律就是想做点儿事，别叫‘’的事再发生。”也就是说，他选择学习法律专业是有目的的。但话又说回来，他选择法律专业的目的并不明确，只是“隐约有种感觉：‘’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带来的是灾难，我们国家需要秩序，需要法制。法律领域，日后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
正是因为当时学习法律的目的并不十分明确，再加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学书籍奇缺，王利明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尝试着写过散文，写过话剧，还梦想着要当个作家（当然，这种爱好对他后来写作法学论文有着积极的影响）。
不过，他很快又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机。
“小薄本引导我进入民法领域”
临近毕业的时候，当时年仅21岁的王利明准备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在本校一位老师手中看到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论》。在那个专业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手捧《民法概论》，王利明如获至宝。“我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这本小薄本，看完后决定考佟老师（佟柔）的研究生”。这本书体系清晰，内容简洁而理论深入，让王利明感到耳目一新，爱不释手，愈看愈觉得此书实在珍贵。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之类的设备，一思量，王利明干脆卷起袖子奋笔抄写，于是从早到晚，废寝忘食，整整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硬是将大约十万字的“小薄本”从头至尾完完整整地抄了下来。
1981年，王利明获得了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学学士学位，同时如愿以偿地领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的入学通知，导师正是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之父”、“中国民法先生”的佟柔教授。
回忆这段考研经历，王利明说：“小薄本引导我进入民法领域，当时读完我就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新中国第一个民法学博士
1984年，王利明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选择留校任教，继续研习民法。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这是中国民法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佟柔教授一生中最高兴的事。佟柔教授参与了《民法通则》的起草工作，为这部法律的起草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为《民法通则》的顺利通过和民法地位的巩固更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一立法过程中，佟柔教授就其间遇到的许多问题与王利明共同探讨，并让他大胆思考其中的疑难问题。通过与佟柔教授之间的交流和探讨，王利明对《民法通则》的起草过程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出色地参与立法活动打下了基础。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王利明一边教学，一边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
1989年2月，受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王利明走出国门，来到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进修一年，在美国著名的财产法教授欧林·布劳德的指导下，专攻英美财产法和侵权行为法。在此期间，王利明为其博士论文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英文资料。
1990年2月，国外研修结束，王利明立即返程回国。回国前，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利用积攒的生活费买了3箱英文书籍回国后送给系资料室；二是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用英文作了一次报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绩，以增进参加会议的美国学者和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回国的当年，王利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此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利明的学术历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事立法历程的缩影。王利明先后参与了《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几十部有重要价值的咨询报告，提出了许多立法建议，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立法原则被相应的法律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