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本科论文【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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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科论文【第一篇】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侵害及环境公害等问题越发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在立法层面，2013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协会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首次在经济法领域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需要。在学理层面，该制度的创设很好地弥补理论空白并促进学理体系的完善。目前，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在运行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并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因而需要在立法层面上对其进一步完善。文章从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概述、制度设计及建议等方面着手，对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经济法；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

一、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

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权理论、法院角色、判决的既判力等方面与传统诉讼存在区别，其根源在于公益诉讼的理念在维护一种超越个人、关乎社会的利益价值，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表现形式、以经济秩序和经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利益也正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凸显了公共利益的本位观，这也促使“现代型诉讼”之称的公益诉讼与经济法有着很强的契合性，因而基于经济法上权利义务而产生的公益诉讼即经济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但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在针对经济法领域侵权方面的制裁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会制约对经济层面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由于现有诉讼模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而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新型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必要。其优越性体现在，从民刑及经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解决上述的违法侵权事件，使得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处理具有全面性和根本性，从而弥补了现行三种诉讼制度之间因不同诉讼程序切换导致的各种问题。

二、经济公益诉讼理论概述

（一）经济公益诉讼含义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对于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专业法官主持的，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特殊性，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赋予一切个人或组织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譹訛经济公益诉讼的被诉客体为经济违法行为。国外以经济法和经济公益诉讼法为主要适用法规，国内在经济公益诉讼立法方面，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率先弥补了立法空白，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新的突破点。

（二）经济公益诉讼特征

经济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其有如下特点：

1、目标具有公益性体现在其法益目标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旨在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它们的法益目标是典型的私益诉讼，虽然刑事公诉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但也主要是由于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或单位组织的具体利益而引起的。

2、主体具有开放性在原告范围上，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当事人（社会组织）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而没有受到侵害的也有资格进行监督，当国家或者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遭到损害的，也可以依法行使权利成为原告。此外，被告的资格范围也拓展至所有对公益或整体的经济利益造成或即将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

3、程序具有严格性由上述可知，经济公益诉讼的宗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因此，较之民事等私益诉讼，其在实践中的施行须具有更为规范和严格的程序，从而来实现其宗旨。如在诉讼中不允许随意撤诉等。譻訛所谓“无限制的权力并非好的权力”，适当限制诉讼主体的权力，有利于规范其合法合程序的行使，从而保障良好的诉讼秩序。

4、作用具有预防性对于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当事人当然可以行使诉权，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具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潜在可能性的行为，也赋予当事人以诉权。根据法理可知，任何法律均具有预防的作用，经济法层面亦是如此。该功能可以有效地帮助社会公众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害，维护多数群体的利益。由于其侵犯的法益具有广泛性，因此其预防的效益也就更为突出和显要。

5、效力具有广泛性同理，该类违法行为侵害法益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所产生效力的广泛性，如同其他类型的公益诉讼，其最终的判决效力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广泛性。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极大地节约诉讼资源和整体的社会成本。因一个诉讼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涉及他人效力的性质，可以使其他被侵害权益的免于再次花费高昂的费用进行长时间的诉讼。根据乘数理论可知，当被侵害的对象数量越多，其可节约的资源和成本也就越多，社会效益也越明显。

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一）案件受理范围

区别于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涉及领域方面，经济公益诉讼主要出现在国家经济调节方面，关乎国家或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公共权益。其二，在涉及的当事人方面，原告方往往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数较多；而被告则往往是国家调节管理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尽管部分案件表面上双方均为个人或组织，但一般仍因国家调节引起，且双方在经济、政治、专业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实力不对称。依据漆多俊先生的观点，案件受理范围可分为：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

2、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产业政策、国家计划、政府经济调节手段等方面；

3、国家投资经营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国家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

（二）原告主体资格

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当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

1、公民个人从社会角度看，国家和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公益也应当由公民个人来最终具体地实施和享有，只有当个体的权益得到合法有效地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才能更加高效、稳健的发展，因此，公民的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原告主体资格应当具有包容性，即原告主体范围应当予以扩张，这样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广泛大众参与到对该类行为的监督中来，并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有利于赢得诉讼，享受该制度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2、社会团体虽然宪法基本原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生活中双方在各方面实力差异，受害群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况，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则可以利用团体的社会影响力来与强势群体相抗衡。社会团体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一方面，能够十分有效地解决专业能力不足、资金缺乏、精力不够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使社会团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更好地集中和行使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检察机关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检察机关都具有原告资格。从理论上讲，以公权制衡公权，是防止权力不当行使的基本模式。当行政权行力突破法律制约的牢笼，侵害到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公共职能者，理应对行政权力予以监督和限制。从其法律职权来看，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对此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具有行使监督职能的必要性和当然性。

（三）举证责任分配

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专业水平、社会关系、信息来源等方面实力悬殊，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往往模糊复杂，如果片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则明显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能力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可实行举证责任的部分或全部倒置。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正当性，曾为德日和英美法上的举证距离说和危险领域说所论证。譼訛当然，针对一些特殊证据，受害者可以申请由法官、检察官收集或协助收集，并且还可以学习国外充分发挥专家在举证责任中的作用。

（四）诉讼费用制度

基于经济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公益利益，且时间和金钱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诉讼费用制度方面，可以吸取国外先进做法作出有利于原告规定譽訛：一是在费用数额上，针对不同类型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所需成本不同，划定不同层次的费用减免制度。二是在费用来源上，当原告为检察院时，费用可从国库中支付；当原告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原告败诉后诉讼费用可进行转嫁，比如设立相关保险及基金制度。基金可来源于三个方面：国库拨款、从胜诉经济公益诉讼费用或罚款中提留一定比例及社会捐款。此外在程序方面，须由原告主动申请，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批准以及监督。

（五）奖励及惩罚制度

1、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为防止“搭便车”效应妨碍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公益诉讼的先进制度，实行对胜诉的原告予以奖励的政策。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有“损害赔偿三倍化”等制度。这些制度既能够在事后弥补起诉人的诉讼支出，也可以从物质层面给予民众以现实的和直接的支持，并给予其更多的信心。对此，我国可以移植借鉴，从而鼓励更多公民和组织加入到法律监督的队伍之中。

2、滥诉赔偿制度立法在给予该新型制度相关“优惠”，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须防范他人因私人纠纷而提起恶意的诉讼，最终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他人权益遭到损害、司法公信力被破坏等不良后果。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可以纳入滥诉赔偿制度，对于那些提起虚假诉讼或者恶意诉讼，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人，要求其承担各种费用，并赔偿他人或者社会公益所遭受的损失。从浅层次来看，是对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制约和规范，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从深层次来看，则是规范诉权的合法合理行使，从而维护该制度的良好运行效果。

四、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工业时代，在他们成熟的运行体制下，西方的经济及资本制度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在经济公益诉讼方面的立法也相当地完善，目前主要集中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违宪审查等领域。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发展相对较晚，经历的时期短暂，发展也不够充分，因此，要避免完全的“拿来主义”或全部西方主义，将他们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相反，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设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着重对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政府滥权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进行规范和保护。

（二）拓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范围

由上文的论述中可知，我国在设计经济公益诉讼相关制度时，应当对原告范围进行延伸，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三大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具体来说，应当将公民个人、有资格的社会团体以及检察机关纳入主体范围之中，从而使行使诉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既是适应公益诉讼的特点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复杂多样的经济市场的国情的需要。国外在此方面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以及“私人检察长”理论等，但不论是何种理论，在现实的立法中，都呈现出对主体资格予以扩大的趋势。因此国内在制度设计上也应跟上国际步伐，设计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原告资格制度，以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法院自身改革以适应能动司法需求

在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方面，法院在自身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下层面：

第一，态度由消极保守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这里的积极主动并不是说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要求他人参与诉讼，而是指在某些方面，诸如案件十分新奇，现行法律尚未规定，或者案件影响重大、民众关注较高等的经济公益纠纷，而现行的制度尚不足以很好地解决时，法院可根据立法目的，借鉴国内相似先例，或者参考学者学说等寻求依据和法理支撑，从而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对于案件新颖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当法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或现有法律尚不完善时，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实践，引入专家、委员会等相关人才支持制度，综合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案件特点，独立作出裁判。

第三，开展司法合作制度。一方面，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涉及范围广泛，该制度恰好能够解决管辖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四）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此处所讲的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与上文所论述的原告胜诉奖励制度和滥诉惩罚机制是相通的。一方面，基于经济公益诉讼自身特有的诉讼周期长、取证困难、专业知识相差大等特点，建立起原告胜诉奖励等激励制度，给予他们充分的社会支持和物质帮助，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诉讼热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他人钻法律漏洞，利用诉权侵害他人权益。因此，为了防范恶意诉讼，滥用诉权，浪费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行为，也需要建立配套的惩罚制度，对此权利的行使予以制约和规范。只有做到激励与惩罚相结合，才能确保经济公益诉讼的体制更为完善，也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能够从容地应对更多、更广泛的问题。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第二篇】

摘要：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社会危害频繁出现，对大学生的伤害越来越大，因此法律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法律教育，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以及法律水平，从而实现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关键词：法律教育；新视角

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教育也逐渐实现现代化，素质教育是当前各个院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趋势。在素质教育过程中，应该要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为目标，法律教育是当前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法制观念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对于高校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高校教育中应该要不断渗透法制知识，帮助高校学生提高法治水平，能够为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提供更多的保障。

一、法律教育的意义

1、法律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高校学生面临的学习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很多学生自身的分辨能力较差，对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危险不能有效地应对。加强法律教育对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学生宣讲一些法律常识，使得学生在遭受类似的侵害时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可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2、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与升华

法律教育与人文精神是两个相互影响的主体，法律教育有助于对各种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和升华。当前我国正在提倡法治中国建设，法治的精神在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使得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有尊严的个体。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加强法律教育，可以对人文精神进行弘扬，有利于高校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当前，高校学生对法律教育的认识还不够。面对多元化的环境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教育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当前很多高校教育管理者对于这部分教育的认知程度还不高，教育理念还比较老旧，在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往往容易被忽视。对此，要积极加强对高校法律教育的认知。

二、如何在高校教育过程中渗透法律教育

法律教育属于人文教育，当前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法制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但大多数高校依旧没有开设相应的课程，因此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进行法律教育就延伸到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

1、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

大学生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和经历，对外界各种突发情况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但毕竟还是很少有机会在现实社会中经历一些违法事件，因此对社会上各种犯罪行为、危害的辨别度不高，应对能力较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犯罪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法律教育是对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意识等进行教育和引导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教育过程中各个学科的教师应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很多时候，法律教育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高校教育是灌输各种理论、意识，帮助大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过程。而法律教育的主旨是要让大学生不断提高自己对法律的认识，从而能够为自己的生活以及学习提供更多的保护，当自己遭受侵害时可以找到保护自己的武器。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融入法律教育，应该要积极加强教师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比如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意识，在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入一些法律教育知识，不断改变法律教育理念，为大学生提供一定的法律辅导。

2、结合新媒体平台，为法律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现代化教育理念下，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受到多方面影响，良好的教育环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于大学生的学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以及行为的影响，在高校教育过程中，为了提高法律教育的水平，需要结合各种现代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手段，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现代化媒体平台的种类十分丰富，比如网络媒体等，这些现代媒体平台恰好可以很好地发挥引导和宣传的作用，各种正面、积极消息的宣传可以为法律教育奠定坚实的环境基础。所以，在新时期，政府和社会要积极合作，起到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方面的导向作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要积极利用各种现代化媒体，使得高校教育过程中对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为法律教育奠定一定的基础，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此外，也应该要结合新媒体进行法律教育。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对一些法律知识进行宣传，使得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加强对各种法律问题的认识。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媒体平台，组织大学生参加相应的培训，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和引导，以一种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态度进行高校教育，同时进行法律教育。

3、加强法律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教学力度

法律教育不仅是各种理论知识的传递过程，更重要的是各种实践教育，累积更多生活中的素材，帮助大学生对各种法律事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切忌使用一些纯粹的理论教育，以防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恶的情绪。在高校日常教育过程中融入法律教育，应该要加强大学生主动创新能力的发挥，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在法律教育过程中要加强情境设置，在进行情境设置时，应该要以日常生活为原型，让大学生能够对教师所拟定的场景比较熟悉，从而可以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程度。比如在大学法律课程中，可以在授课之前，组织大学生进行表演，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兴趣，帮助大学生更快地融入到课堂中，表演的内容可以与法律教育相关，涉及一些不良事件，比如对当前社会常见的一些偷盗方式进行表演和展示，使得学生可以意识到在自己的身边就存在这样潜在的危险，而且能够对比较常见的犯罪方式进行发掘，使得自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做好防范，保障自己的利益以及人身安全。

4、加强教师的引导

高校教育的核心人物是教师，教师在大学生的法律教育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要做到各个学科的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水平，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对此，应该要加强对教师能力素养的培养，建立高素质的教师团队，在教育过程中，要组织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使得教师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能够对各种法律知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找准时机、找到机会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结语

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社会危害频繁出现，对大学生的伤害越来越大，因此法律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法律教育，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以及法律水平，从而实现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参考文献

1、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制度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蔡彦敏环球法律评论2005-05-28

2、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何勤华法学2003-12-10

法学本科论文【第三篇】

摘要：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法律信仰；良法；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2]。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3]。”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4]。”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5]。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6]。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7]。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8]，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

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

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2]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4]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5]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6]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7]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8]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全【第四篇】

国际私法最密切联系原则与价值分析

一、引言

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是追求社会秩序与正义，一致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正义又被称作是公平、公正、正当，与法律体现出来的价值相伴相生。从国际私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就可以知道，该部门法与其他所有的法律一样，秩序与正义始终是其追求的本质。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不相同，法律追求的侧重点也并不一致。在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的过程中，无论在哪一国法院起诉，所适用的都是同一领域法律，这就是国际私法存在的价值之一。在发展之初，判决结果的明确性、客观性与一致性是关注的重点。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历程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何阶段，国际私法就是要与国际民商事保持一致。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概述

"最密切联系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国际私法在法律选择方面提出的一种观点，1971年美国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将最密切联系说作为一种原则来进行论述。根据国际私法发展的历程，可以很容易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与萨维尼提出的"法律本座说"在某种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相比较而言，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本座说"稳定性、一致性追求的基础上，还对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最密切联系原则更加重视法律的灵活性[1]

。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所以会体现出法律的灵活性，是国际私法理论研究中各种观点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从这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是功能主义的实用性与概念主义的理论性相互协调的产物。最密切联系原则要求法院对与案件有关联的各种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需要综合分析与法律相关的多种因素，进而可以确定某个地方和案件事实的密切联系联系，那么就需要将该地方的法律作为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三、价值分析

在冲突规则逐步复苏的过程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可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就肩负着协调功能主义与概念主义的使命。总体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应用的时候不仅仅会表现有利的一方面，还表现出不利的一方面。因而，在应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过程中需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积极性

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历程来看，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最密切联系原则表现出来的正是正义。

首先，正义属于法的基本价值，在应用的时候就需要体现出符合正义要求。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平衡法律秩序与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通过这种选择更有利于实体公正的获得，实现真正的公平。

其次，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最密切联系原则所具有的价值表现得更为明显，法律冲突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利益冲突，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某项司法活动，综合考察各种客观因素来指引法官作出司法判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地法就此产生。

再次，最密切联系原则需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抓住主要问题，在客观上起到节约司法成本的效果。

最后，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弥补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从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司法案件复杂多变，立法制定的规则与实践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违背立法人员的最初想法，还损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在实践运用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属于一种"防御性"的规范，可以针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防范。总之，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消极性

即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在适用的时候，能够体现其本身的灵活性，表现出较多的好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也有自身的缺陷。首先，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运用裁量进行明确规定，确定性明显不够，法官在应用的时候如果自由裁量权过大，就难以保证审判标准的一致性，而这必然会导致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产生出新的矛盾。其次，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某些领域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伴随着网络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合同领域，法官在判决的时候很难准确把握最密切联系原则。再次，由于存在地域性差距，各国政府着重政府利益分析，导致政府利益超越了当事人的利益，而这与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相符。

（三）价值选择

概括而言，最密切联系原则其实在强调法律选择灵活性的同时，需要具备确定性与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就会发现其操作性非常强，所取得的进步值得肯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实现法律的自由、公平、正义价值。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肯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所具有的价值，并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克服隐藏的不利影响，这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彭丁带。最密切联系原则应确立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2]张益玮。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3)。

[3]郑自文。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哲学思考[J]。法学评论，1994(6)。

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全【第五篇】

网络舆情的法治价值及其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前言

现如今，无论大街小巷发生了什么事情，网络的流传总是最迅速的，网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事情的真相，甚至会进行“人肉搜索”，寻找某一事件的元凶。而这也许是益事，也许会成为令司法机关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网络舆情代表着相当比例的民声、民意，披露社会视角下诸多方面的问题，从某种角度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肯定或批驳。

尽管我们认为这是网络在起着监督的作用，实际上这种监督往往会对司法审判在程序上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这也是俗称的“舆论压力”。这样，反而不利于司法机关展开相关工作。

网络舆情虽然来势凶猛，但是不可能取代司法审判。因为网络舆情带有浓重的个人道德观念色彩，不具有法律效力，更多地体现了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不符合法治社会的司法审判要求。所以，网络舆情应充当的是司法公正的民意监督代表这一角色，它不可以左右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性，不偏向社会个案，注重司法程序的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最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一、网络舆情概述

（一）网络舆情的概念

网络舆情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网民根据自己对突发事件的理解，通过网络论坛等渠道发表自己的看法，多个网民对某个事件的言论和互动达到一定的规模，网络舆情便产生了。[1]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崛起，网络成为了人们获悉日常热点事件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会在网络上被众人进行激烈的谈论，并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这种“自由平台”的言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将演变为一股舆论监督的有效力量，防止司法机关的审判不公；另一方面，这种舆情监督往往会影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背负较重的舆论压力，最终影响司法应有的独立性。

（二）网络舆情的特点

1、网络舆论传播的快速性

21世纪以来，网络发展迅速，网络新闻一旦发布，就会在整个互联网世界弥散，尤其是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例如，此前的“许霆案”“邓玉娇案”等，都在网络上掀起一阵“法网和情网”的风波。

2、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科技不断地创新，网络通过各种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现如今，已不单单只有计算机这种最原始的上网工具可以带给人们最前沿的资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网络媒介的红人，随时随地恭候着网络新情况的曝光。

3、网民参与的广泛性

开放的互联网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自由言论的空间，给了所有人发表意见的机会。目前我国有将近6亿多的网民，其可以不受身份、学历等条件的限制，在网上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发布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态度，这样一来便使得网民参与的热情直线上升。

（三）网络舆情的具体方式

科技时代的到来，不仅信息的流传速度愈发惊人，而且传媒类的工具也变得日益强大，网络舆情也依靠着各式各样的“掌中宝”发酵蔓延。值得一提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下三种舆情途径：

第一，全球最大的中文社区———百度贴吧，是由百度推出的互联网产品之一，用户可以在此自由地发布图片、文字、视频等信息，互相交流。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利用它在搜索引擎领域的知名度，为各种兴趣爱好者的聚集提供一个最便捷的方式。

第二，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中文论坛———天涯社区，它是全球华人的网上家园，以网民为中心，尽量去满足其个人创造、沟通和展现等多重需求。天涯社区除了提供论坛、相册、影音、站内消息等多种服务外，还发布了与之相关的ID管理制度和《社区基本法》，这是国内首发的虚拟社区管理制度，它们不仅对于虚拟社区的管理和发展相当有利，而且还可以阻挡对现实社会秩序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麻烦。天涯社区所包含的法治论坛和百姓声音是网络舆情的重要发挥之地。

第三，新生代舆情力量———微博，这是一个灵活机动的信息交流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它与传统的博客相比，有着“短、灵、快”的特点，所以至今备受青睐。

二、网络舆情的法治价值

（一）网络舆情的现实价值

在现代法治国家对司法监督的体系里，舆论监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由于我国现在尚处于法治建设的探索阶段，国家的监督制约机制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需要舆论监督给予力量，其以自身广泛性、时效性、交互性等特点，逐渐演变为一股有力的监督力量。受到网络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大多属于司法审判的几个重要领域，如李庄案、佘祥林案等，民众主要关注此间是否存在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等不法情节；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中，大家更多地是出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徘徊抉择；而许霆案和吴英案则是法理和情理的拔河。此时的司法机关如果一意孤行，未聆听民声民意，那么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靶心”。

网络舆情的监督属于社会监督的一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社会公众开始越来越关注在司法领域内公平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基于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和言论的自由性，普通民众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任意表述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接参与案件的讨论，并且还可以互相交流意见。而那些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最终得到公平审判的案例———许霆案、邓玉娇案等，既实现了民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也对司法审判的公正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

（二）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督

舆论监督是一支维护司法独立的力量，现代民主国家都承认舆论监督是民众的基本权利。网络舆情可以及时揭露司法过程中的不公行为，促进司法程序的公正进行，尤其是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到处蔓延，波及到司法领域内不可忽视，因此司法活动理应接受舆论的监督。

网络的虚拟性使舆论监督表达民意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感情因素，但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司法审判公平公正的重要监督源。如果一些事件没有通过网络舆情的推动，很可能会被马上平息甚至是湮没，而当舆情推波助澜时，其在互联网频道上迅速变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群体性公共事件，转载量和评论度均一跃而升，这会让司法机关重新审视案件背后的事实和缘由，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

此外，网络舆情的压力使得司法机关重新审视“司法透明”的问题。司法审判过程逐步公开化，一方面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法院掀开以往不为人知的神秘面纱，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的细节，用事实据理力争，遏制不实谣言的萌生。这样可以防止司法腐败和暗箱操作，达到网络舆情和司法审判追求的一致目标———公平正义，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三、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网络舆情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角色，我们依据其是否影响正常的司法审判活动而将其作用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一）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第一，网络舆情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件而言，网络舆论是社会各阶层、各性别、各年龄段、各文化水平的具备不同经历的人发起的不同的知觉体会，这对于那些阅历上有限的法官们是丰富的资源共享过程，其在吸收了这些经验之后所做出的司法审判更“接地气”，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使得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调整更加和谐互动。

第二，网络舆情是内在的道德监督力量，它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具体案件的事实真相、庭审过程以及判决结果，都可以被投放到这一平台上供众人传播和讨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所有的东西都摊开在阳光之下，随着透明度的提升，舆论监督的有效力量得以挥发出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第三，网络舆情促进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使协商型司法得以实现。网络空间的一大特点就是其自由化和多元化，它向每一位参与者都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能够让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并形成舆论舆情，最终影响公共决策。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协商型司法就是由网民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权力部门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使得一些个案中的个体权利受到应有的保护，进而让权利意识深入人心。

（二）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我国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的这一规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要秉承法律至上的原则，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个人和传媒舆论，追求正义的价值，公正合理地行使审判权。但是网络舆论引发的预测性媒体报道，可能形成比较大的倾向性言论，很可能会使法官违背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给犯罪嫌疑人定罪，给法院的审判造成相当大的困扰，从而影响司法的独立性。

此外，网络舆情对于司法权威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公众对司法活动随意地进行揣测和评判，甚至是过度贬低和攻击司法工作人员，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导向和过激行为都使得司法公信力锐减，严重影响和损害了司法权威，并且让法官无法完全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情况下正确行使审判权。法官是人而不是神，一旦其做出的判决是因为舆论的压力，便会动摇司法的权威性，大大降低法律的公信力。

四、司法审判的公信力构建

（一）对于司法民主进行理念重构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达，信息传播迅速，微博、微信、贴吧等媒介层出不穷，其为人们共享咨询的同时，也导致了舆论倒向的压力，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2013年发生了许多受人关注的热点案件，而这些案件也因人气的积聚，由普通的个案上升为公共事件。法理与情理的双管齐下，使这些案件在舆论流转中开始变形、走样，那些被裹挟在其中的当事人也变成了硬币的两面，不断遭到众人的揣测和质疑。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公平的天秤是更应该倾向司法还是民意呢？

我们应当形成一种认识：网络世界并非是一个法外之地，在倡导自由言论的同时应当注意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对于部分信息的过度炒作应当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切勿盲目跟风。因为如果事情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构成一定的侵权行为。有关部门理应加强维护虚拟社会的秩序，建立相关的行为规则，如若违规，必担其责，确保当事人双方合理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使得虚拟社会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

（二）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国家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地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呢？首先，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普法教育，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结合，将法治理念和法制意识传播，使得民众开始接触法律这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但并非让他们精通，只是让其在大脑的潜意识中形成“知法守法”的观念，剔除掉以前在网络上针对案件的“道德评判标准”。这一革命性的思维转换正是民众与法官对于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结论的直接原因所在，也将很大程度地避免网络舆论的审判。

（三）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途径

1、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制度创新和完善

由于恶意的网络舆情事件不断发生，虚拟世界的秩序影响着现实的法治建设，因此，在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立法机关也应当制定法律来规范具体的网络舆论行为。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制定了规范网络信息服务方面的法规，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但这些规定都没有对如何规范网络舆情进行详细的规定。[3]立法机关应当从网络舆情本身具有的特点，明确规定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保证虚拟世界的正常运行。

（1）有效运用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系统。管理网络舆情须要“知己知彼”，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对手的情报是首要条件。有效地监测反馈舆情信息，是做好舆情危机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为此，法院需要组建一个小规模团队，实时监测动态舆情，完成对网络舆情信息的收集、调查和分析，主动发现舆情的导向，做到心中有数，掌握应对的主动权。

（2）形成应对型的舆论引导机制。如若呈现出由监测系统发现的舆情趋势，司法机关应提前做好网络舆情危机处理的预案。其可与网络媒体达成一致协议，在新闻舆论信息暴涨的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发布权威的准确信息，及时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将网民引入正确的舆论方向。

（3）建立正式的民意沟通交流机制。网络舆情是网民对于具体案件的心声表达，但是，由于现实中网民太多，意见是纷繁复杂的，司法机关人员难以准确地捕捉民众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就需要借助民意沟通的交流机制，将难以琢磨的网络民意程序化，通过意见交流会等模式来吸取具体的民意，进而有效地实现司法审判的公开公正，也可以使民众有序地参与案件。

2、促进网络舆情和司法审判的和谐发展

第一，规范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提高司法工作者的法律素养。司法工作者应当切实从各方面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包容和接纳富有民意的网络舆情，而不能一味地排斥。在接受民众监督的同时，发现和改正本职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努力做到审判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促进司法审判的公正。

第二，司法部门做好舆情的引导工作，合理疏导民意。面对网络舆情带来的影响，司法机关除了要加紧研究其产生的新问题外，还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澄清相关事实，积极行使司法话语权，引导网民们进行理性思考并使他们重新审视之前的过激言论，进而培养公众的法律意识。

第三，司法审判应当做到理性、公开、公正。

在司法工作者面对“抱团形式”的网络舆情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理性地看待问题，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快速地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思维模式。

五、结语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舆情成为了社会公众监督公权力实施的有效途径。司法因网民的关注和监督而褪去了其神秘的面纱，拉近了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获得外在的监督力量以限制权力的滥用。与此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善于借助舆论的力量，获得话语权并提升司法公信力，彰显司法的权威形象，而司法案例的可述性，对于网络舆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的司法知情权。

法律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唯一依据和标准。在越来越炽热的网络语言环境下，民众和媒体不能左右司法，法律才是司法审判的唯一先决因素。同时，司法机关应当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主动接受舆论监督，推动司法审判程序的公开、公正，最终在现行法治环境的推动下，实现司法公信力逐步提高。司法与舆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法治社会和谐发展，它们之间是协调平衡、合作共赢、互利共享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帅。论网络舆情与司法公正[J]。法制在线，2009(3)：21-22.

[2]陈军。当代中国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的关系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0.

[3]孙莉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课题———网络舆情与司法权运行良性互动机制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8.

[4]朱昆。网络视野下法官敏感案件舆论应对办法[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76-80.

[5]杨梅花。网络舆论监督下的公开审判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