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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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论文1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提出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自然发展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两大基本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由蒙昧的原始社会经历野蛮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自身的发展史。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发展的最高命题。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作为生产者，只能依附于各种自然共同体或共同体的代表才能生存，缺乏任何独立性。第二个阶段，是在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把个人从对共同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不够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个人的独立只是局部的、不全面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产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一切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因此，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离开了人的发展也就没有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人要自觉地认识、学习、掌握、服从、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重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要盲目自大，违背规律，自作聪明，做蠢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揭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和价值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成果的享有者和发展的见证人，发展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关怀，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超越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等同于GDP增长的传统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克服了“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摆正了人与自然、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既见物，又见人；既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有血有肉的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二、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确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从奴隶般的固定分工中解放出来，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的高度和谐并列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在给必然性开辟道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现成答案。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作过有益的探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直到中国改革开放14年之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明确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要立足于时代和本国实际。目前，我国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和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向更加全面的小康迈进，但是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在国际上，虽然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丰富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新回答。
科学发展观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基础上辩证地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同时也要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发展民主政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社会两大基本矛盾保持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全面发展。
其次，从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要讲效率，但这种效率不仅只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更应该是在全面考虑经济增长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基础上的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最广大群众共享文明成果，共担发展成本，要逐步建立平等的权利保障机制、公正的司法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充分地实现社会公正。
再者，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
第四，从对“富裕”的物质财富层次理解出发，延伸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富裕”一词的内涵，说明在社会普遍贫困条件下追求物质“富裕”的合理性，同时表明在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满足人的文化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发展状态的大视角揭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也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只要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丰富、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美好目标。
总之，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生产发展是前提、社会公平是保障、共同富裕是目标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重视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科学发展观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新探索
从1949年算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历史已经有58年，这58年可以分为两个29年。从1949年到1978年，党是在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环境中领导全国人民搞建设的；改革开放以来这29年，党是在实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搞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指导。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现在承担的历史任务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重，执政环境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可以判断，从现在起到建党100周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对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能够把自身建设搞好，就能够为长期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立足于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一，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动的特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区分了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一方面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另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科学发展观鼓励中等社会收入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当前我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参与方式日益多样、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趋势，一方面积极培养其中的优秀分子自愿加入党组织，为党的组织补充新生力量，壮大党的队伍，在执政党制度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他们合法成立或加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积极支持这些组织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使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阶层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安其位，进一步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
意识形态是区别政党性质的一项重要标志，任何政党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全党的思想。同时，执政党还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成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科学发展观倡导求真务实之风，“求”马克思主义之真，“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之实，是凝聚全党力量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以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殷切之情，以其“八荣八耻”的道德情怀，以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共产党员的范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
第三，深化对发展内涵、发展目的、发展道路的认识，使发展更有可持续性、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用系统的思维，作出了明确回答。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发展的内容决不只是经济发展，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政治和法制建设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化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满足人高尚的精神需要，社会发展要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要统一起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要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不是单打一的片面发展，要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科学发展观就把发展的过程当作最广大人民共同参与创建、共同享有成果的过程，把发展的目的落在了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第四，完善党内民主，扩大社会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打天下，坐天下，革命是执政合法性的天然来源。但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不能再把执政本身当成目的。如果有了一己私利，为执政而执政，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丢掉执政地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地位的丧失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反对，而人民拥护还是反对是由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再是枪杆子的作用。所以，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民主成了执政地位合法性的重要资源，能不能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成了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民主包括相互联系的三方面：一是党内民主，一是国家民主，一是社会民主，科学发展观对这三方面民主建设都有充分的论述。就党内民主建设而言，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消除党内腐败。在发展国家民主方面，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在社会民主方面，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等基层民主，处理好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最直接的民利。
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内民主建设与社会民主建设是紧密联系的，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科学发展观反思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渔猎时代和农耕时代，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简陋，发展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并且彼此隔阻，加之当时人们的发展的知识有限，所以，尚未形成自觉的发展观。
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全部内容的发展观逐步确立，这种发展观念今天也被称为传统发展观。在资本逐利性和物欲无限膨胀的刺激下，传统发展观魔术般地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纪所创造的还要多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物质财富，成就了一批现代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发展观以其卓然的经济增长成就吸引着新独立的国家，早期发展经济学几乎是搬用了传统发展观的全部内容，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目标，形成了以工业化、GDP、全民动员、国家计划等为核心概念的经济增长型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实质依然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的影响颇为广泛和深远，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持这样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但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活质量总体下降等难以挽回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加深对传统发展观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强调利用资源要遵循“减量、再用、循环”的原则，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但是，在当时这种发展理念影响不大。
20世纪70年代初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提出了增长极限思想，认为地球的资源、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和人类生活的空间都是有限的，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因此，必须制止无限制的增长，停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思想引起了人类的高度关注，随后发达国家便出现了制定“地球伦理”的呼声、“社会指标运动”，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以1983年联合国推出的《新发展观》一书为标志，诞生了一种新的综合型发展观，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走工业化道路、不发展经济不行，但是人口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发展时机的选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决定了增长型发展观不能成为指导我们的发展思想。增长极限的思想较之于经济增长型发展观，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种认识进步，但它要求“零增长”，显然又不适合我国国情。综合型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当展的各种综合协调，但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可持续性发展观恰恰弥补了综合型发展观的缺陷。我国认可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也表明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材料。
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深入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当代各种发展观念的精华，反思了它们的局限性，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诠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的必然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五、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精华纷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是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渗透着对人生的参悟，对天地]变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对经世安邦之道的探寻。
在哲学层面上，传统文化中的发展思想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发展不是排斥、消灭不同的事物，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特别是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位育”，“和谐”与“平衡”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最佳状态。道家思想也从“道”的角度，解释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从发展的“和谐”本质出发，从人到社会再到自然界，推]和规范出一整套经世之用的发展思想。一是“人和”。要实现人和，儒家先哲制定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教化每个人要各安其位，“群而不党”，“鉴己而言它”。二是家和。在儒家看来，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为维护家庭和谐，就必须遵循“孝”和“悌”的伦理规范。三是国和。传统上，中国提倡家国一理，从家庭和谐能够推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相辅相成。为达到“国和”，全社会要倡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国家要实施有教无类、选贤任能。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上，要“礼尚往来”、“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四是“天人合一”。在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三才”“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形成“天人合一”这一世界最宝贵、最美好的发展状态。“天人合一”强调人的发展要合理地利用天地自然，揭示了人的道德性和自然界的内在发展规律，反映了传统文化爱护自然、尊崇环境的思想。
传统文化讲究诚信等道德伦理价值。“仁、义、礼、智、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仁、义、礼、智、信”衍生出来的道德价值，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等，成为两千多年来规范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精华之一。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大，政治的目的不仅在于“养民”，而且在于“贵民”，“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人民是政治的主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把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阐明“立君所以为民”，君臣乃人民公仆。清末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也极力“倡民权共和之说”。传统的民本思想，虽未冲破君主专制的范围，但给中国古代政治留下了深深烙印。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民族的生命才能得到顽强的延续。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平共处，构建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要求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有这些，既是对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的阐发，对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勇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民本思想、荣辱诚信思想的鲜明体现。因此，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六、结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4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的相关认知。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2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形式主义( formalism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 scheler)和曼海姆( k. 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 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
(一)ssk的三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 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 causality ) ；( 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 )； ( 3)对称性( symmetry )；( 4)反身性(reflexivity )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 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i,atour )、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 ( s. woolgar)和卡龙(m. 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culture 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 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 cultures) ,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 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 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 ) 。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际间的理论联系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研究策略发生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
第一，ssk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science study)的共同特点有：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从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和社会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间的因果联系。
第二，与第一代ssk学者仅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相比，第二代ssk进一步以实践观科学行动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第三，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核心原则—意义、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暗示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sk。可见bbh明显放弃了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因果性原则建立了新纲领。(2)进一步强化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依靠其批判为ssk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纲领中，bbh虽放弃了强纲领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立场却没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ssk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论文联盟整理编辑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和任何学术视角、流派或学科一样，ssk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论优势与局限性。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中，ssk的未来发展路向逐渐明朗化。
1. ssk的理论局限性
贯穿于ssk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ssk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ssk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矛盾。(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许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从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2. ssk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3
剧变以后，历经百年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战再度掀起热潮。短短几年来，重新建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论著汗牛充栋，构成了西方左翼理论界一幅亮丽景观。与8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相比，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目标等诸多方面都出现显著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概括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六大特征，试图从中揭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
为了弄清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首先让我们追溯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M·Walras）、帕累托(V·F·D·Parato)、巴罗内(E·Barone)等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算起，迄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OskarLange)模式诞生之前的理论探讨，属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前史，它是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的建立准备思想资料。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应该以兰格模式的诞生为标志。
以兰格模式为起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间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1）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Lange,1936)；（2）60—80年代随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3）80年代中期后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EstrinandGrand,1989)；以及（4）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
90年代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众多复杂、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经理经营型模式，主要代表有约翰·罗默（JohnRoemer,1994）的“证券社会主义”，詹姆斯·扬克（J·Yunker,1992）的“实用社会主义”，巴德汉（P·BardhanandRoemer,1992）的“银行中枢的市场社会主义”等；2）劳动者管理型模式，主要代表有戴维·米勒（D·Miller,1989,1991）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罗宾·阿切尔（RobinArcher,1995）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雅克·德雷泽（J·Dreze,1993）的“自我管理”市场社会主义等；3）综合前两者优势、突出民主基础的模式，主要代表是施韦卡特（D·Schweikart,1993）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韦斯科夫（T·Weisskopf,1993）“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4）不考虑改变企业财产权而通过民主参与管理监督来限制资本权力的模式，弗莱德·布洛克（F·Block,1992,）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乔舒亚·柯亨与罗杰斯（J·CohenandJ·Rogers,1993）的“联合的民主”体制等属于这种类型。（对90年代“模式”的详细评介，见余文烈、姜辉1998）
在上述四个阶段中，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这里把前者称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而把后者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从政治背景上看，剧变是其分水岭；若从理论特征上看，则以80年代中后期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为其分界线。英国“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产生为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则可以看作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与民主，在效率与平等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泛化。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是其政治目标的不同：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大都是在社会主义之后，一批激进学者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诸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产物，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改良资本主义或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是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中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的学者称前者为东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后者为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科尔奈（J·Kornai,1993,P42）非常重视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起始原因”上的区别。他说，初始条件对实际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形式都有强烈的影响，“因为起始原因发生的背景不同，值得清楚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主题内容：一个是作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作为代替旧形式的、改革前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目标，构成了它的第一个重大特征。
二、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其主要的发展脉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计划主导机制论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
30年代的兰格模式是计划模拟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它把市场引入计划，资源配置方式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用“试错法”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其经济运行机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机制。
60—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是随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既不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种种“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布鲁斯(W·Brus,布鲁斯，1984)“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OtaSik,197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Kornai,1982)“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A·Nove,1983)“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著名的模式均属于此种类型。这类模式主张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保留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计划，决策权分散，让企业在生产与分配上有一定的自，消费者得到尊重。分权模式是一种二元机制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企图在计划的有效控制下，尽力发挥市场的作用，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分权模式与兰格模式一样，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
布鲁斯(Brus,1987)在给市场社会主义下定义时，以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为实例，认为1965年以后南斯拉夫的“体制”和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接近”他的定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有人或许会据此认为，前南、匈的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已经市场化了，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二元机制”情形不相吻合。然而在我看来，第一，布鲁斯的定义是含混的（对此当另作论述，可参见余文烈，，1999）；第二，前南、匈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市场化，不是“市场主导”，而是属于“二元机制”。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尽管其原先宗旨是想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发展，但在实践中并未做到。南斯拉夫事实上是让联邦共和国取代中央政府的集权干预和指令计划，匈牙利也出现间接行政干预强化的情况。两国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尤其在生产资料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它们或是在通货膨胀中冻结物价，或是因为政府限制某些重要产品的价格而影响了所有物品价格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方式也是扭曲的，根本无法促成产业结构形成自动适应科技与国际市场变化的机制。这是“二元机制”的典型后果。
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确立。这一理论上的“创新”首先得益于7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发展。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中性机制论”，认定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迪夸特罗则具体论证了“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的观点。80年代中后期英国理论家的贡献是：以市场“中性机制论”为基础，主张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联姻”，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理论家突出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的功能，从而创立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模式中，中央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当作在市场的主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时才启用的方式。“主要的交换机制只能是市场。最好不管的就应当不管。”（EstrinandGrand,1989）当然，市场有其先天的缺陷或“失灵”，在这方面需要政府进行积极有效的计划和干预，进行有益的补充。
剧变以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资本主替代。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这样，90年代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就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
由此，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构成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三、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对国有制/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是默认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即使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也是少量的“补充”。到了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后期，不仅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的做法受到质疑，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产生的效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此时，英国理论家提出了“国有化的内在实质并不是消灭剥削”的论断，英国工党则在政策调整中摒弃了工业国有化的一贯主张。然而到了90年代，面对剧变之后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反而认识到公有制对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公有制已经排除了传统形式的国有制。
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部分赞成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不同方面实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社会所有，主张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但也有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不急于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从限制其功能上入手，或者首先倡导其它方面（例如构成知识经济财富的信息）的社会化。概括起来，从追求社会平等这个目标出发，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主张生产资本全社会公有，但对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作了分离。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银行中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属于这种类型的两种不同形式。
罗默设想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用以购买企业股票收取股息，但不得买卖证券，死后证券回归公共财产。企业为公共所有，每个企业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由聘任的经理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几个公司围绕一家主办银行形成一簇，由公共银行向本簇内的公司提供资金。在这种模式中，罗默所主张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社会所有制，有人称为证券所有制，最终产权属于社会，产权明晰而又分散是其明显特征。美国经济学教授韦斯科夫“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财产形式与罗默的方案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韦斯科夫的模式中，股票持有者对企业没有正规的控制权。
扬克主张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型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社会允许富人存在，人们可以储存大量财富，过富有的生活方式，但禁止能够带来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劳动挣得的资本所有权收入。在他的方案中，资本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经营管理的职能却交给“公共财产管理局”，以便尽可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产权收益则以社会分红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
第二种类型是“合作制经济”的财产形式。合作制经济是一种企业制度，其财产形式有两种。早先，工人合作制企业的资本是在企业职工中内部筹措的。这种形式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未能分散工人的投资风险，所以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合作制经济大多采用劳动合作组织“雇佣资本”的形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德雷泽的“自我经营”市场社会主义等是实例。这类经济形式不太考虑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否公有的问题，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合作社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与此同时强调劳动者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
第三种类型是，不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但对资本职能作了各种限制。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方案，埃尔森(DianeElson,1993)的“市场社会化”方案等属于这种类型。
布洛克允许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但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私人对集体联合财产的控制程度将被大大降低，企业将在国家权力的协调下，由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具体作法是，所有的企业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在董事会的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所有人，30%为代表消费者和当地公民的其它人员。他认为这将有力地削弱资本的阶级权力，让企业为大众服务。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在管理控制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一些改良，而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否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殊权力的问题，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
埃尔森的“市场社会化”方案很有意思，他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深的秘密，因而主张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局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即建立公开公共的信息网络。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神经，其重要作用人们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也是一种财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信息的社会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反过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拥有“市场社会化”尤其是信息社会化这一条件，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分到底有多大？恐怕人们不会估计太高。
社会的发展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泛泛地谈论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和私有已经不能洞悉实际问题。因此，我们这里对公有制类型的划分也只是非常简单粗糙的。
四、兼顾平等与效率的价值取向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几乎所有的模式设计都是在平等与效率双重目标上下大功夫：坚持公有制作为争取平等的基础；保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制度，兼以种种保障措施的运行机制——企业自治、企业竞争、企业破产、银行监督、类似的控股监督等等，以保障不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但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平等与效率上的取舍方式却是不同的。如上所述，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其侧重点在于效率。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其侧重点在于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自我实现和福利的平等、政治影响的平等……。
在扬克、罗默、巴德汉、韦斯科夫等模式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证券收益、社会分红等，这就保证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实现较高的经济平等。当然，罗默承认，市场经济不会带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的先天素质不同、出身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同。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合理的，这是发挥市场效率的副产品，而且目前还没有比利用劳动市场更为有效的配置劳动的手段。
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平等”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结果平等，有的强调起点平等，有的则认为机会平等比结果与起点平等更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平等，还包括社会政治上的平等。
80年代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放弃国有化的传统做法之后，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人们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一开始就让人们在资源（包括个人的接受教育的资格和享受终身医疗保健的资格）方面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人们应当一开始便享受平等，而不是最终才享有平等。”他们强调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米勒在《市场、国家与社团：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至少要实现四个目标：1）发挥市场在生产和服务中的效率优势；2）限制国家的经济作用，使民主管理切实可行；3）保护工人自治，无论他们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自我管理企业的成员；4）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较大程度的平等（而不是依赖收入的再分配）。他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平等的起点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即无阶级社会的那种平等。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也指出，社会主义者需要三种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3）社会地位。三项“机会平等”中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占据两项，而“自我实现”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五、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呼唤民主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又一特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深恶痛绝才极力主张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因此，大声疾呼“民主、平等、和自由”是其基本特色。
在前面提到的90年代四类模式中，基本上“都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默和扬克的模式突出了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社会平等，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政治民主的实现。劳动者管理型模式更有利于“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米勒（D·Miller，1994，P252）颇为得意地说，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工业民主（经济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就民主特有的权利而言，这种工业民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人们可以控制他们从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同时，它为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训练和刺激的基础。”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中，有许多是直截了当地冠以“民主”的标题，突出民主的地位。例如，罗宾的著作标题为《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标题，韦斯科夫的著作冠以《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施韦卡特的著作称《经济民主——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J·柯亨和罗杰斯的文章干脆叫《联合的民主》。此外，像布洛克那样的方案，“民主”已成为实施他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
施韦卡特的模式假定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存在，通过中央、省、市选举产生各级民主机构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根据市场导向的民主计划来发放投资基金，将计划与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这样，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布洛克则在选举制度上大做文章。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活动是私人富有者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对经济进行控制来操纵和影响选举的，为此必须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具体措施有：向所有政治机构提供公共资金、在传播媒体中为候选人提供自由时间、私人政治捐款不超过100美元、实行普遍的选举登记和周末选举日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是充分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和尊重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当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特权介入经济活动的民主政治制度。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也有此种要求，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总之，种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都追求某种形式的民主，不仅经济民主，还有政治民主，或是作为其模式的出发点，或是作为其方案的目标。
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上具有重要的位置（两者相互促进而发展），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它表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它的理论和“实验”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有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设定不同的模式。此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预示了世界社会主义中短期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当代社会“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F·Roosevalt,199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重新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极大地鼓舞和团结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仅此一点，其意义就是十分重大的。
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向人们提供了各种美妙的蓝图，其实现的可能性却很令人生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先天不足，只是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不无道理。
前面说过，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是“替代”资本主义。这就首先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通向他们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的道路如何走？即，依靠什么政治制度和社会力量，来保证从现存的经济制度向他们所倡导的经济模式转变并顺利运行？然而，各种模式对此都没有明确作出回答。忽视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轻视“由此达彼”的道路问题，这是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措施，要想让既得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利益，诸如资产所有者主动把财产收益交归社会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甚至把资产归还社会以实行公有等等，都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资本家商谈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等于与虎谋皮。
从各种模式的运作上看，由于一些模式对公有财产的使用管理权的设计问题，或是由于其模式中市场机制的反作用问题，最终有可能与倡导者们想要达到收入分配平等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还会导致公有制的瓦解。例如：在罗默的方案中把公有资产以证券方式发给每个成年公民自己购买股权谋取收益。这就有个问题，如果一些公民购买股票的企业破产，这些公民的证券岂不就化为乌有，他们后半生的这份收益不也就丢失了吗？这样，社会的平等分配岂不大打折扣？又如，扬克主张的公有资产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形式下运作。这样，人们不无理由地对其实际运作的进展表示担忧──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最终可能导致公有制的瓦解；即使它存在下去，由于完全的市场运行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个人）间的强烈的利益冲突，也会使它不能实现公平分配的职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否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至少，它们为未来的实践留下丰富的思想资料，留下可供选择的参考框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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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论文4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294-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属研究生教育欠发达地区。截止2007年底，全区有74所高校，高等教育在校生万人。其中，培养研究生的高校9所，有博士学位授权单位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硕士学位授权单位11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38个，硕士点428个，研究生在校生15133人。
2008年9月，笔者对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工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开设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广西高校目前开设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情况基本框架相同， 其中硕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读》,《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文理课共同开设的，此外文科的一般开原著选读，理工科开设自然辩证法，不同的学校在课程名称上略有差别。开课的课时一般是36或者48课时，部分学校选读课程设置70学时。博士研究生一般开设《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总学时50课时左右。综合所调查的6所高校意见建议，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提出以下改革设想和建议：
1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名称及内容的改革设想
硕士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已经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几门课程，研究生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等部分学习内容重复。另外， 该课程广西高校使用教材基本上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放主编的研究生专用教材《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等没有涉及，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自己补充。建议在课程的名称上，可以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来进行，但又要同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所区别和侧重。在内容的选择方面，可以对教材原先的相关内容进一步精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以及国外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新探索，将资本主义国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进行的借鉴等新内容进行扩充，以使学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也从更高层面进一步增强研究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感，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豪感和自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 对文科硕士生的课程名称和教学内容的意见和改革设想
目前文科研究生基本是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读》课程，我们建议可以相应考虑文科学生的特点，做适当的适应性调整。由于理工科学生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对他们认识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认识，对于他们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有益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还要多得多，以及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进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按照这种类比的思维方式，在文科的研究生中，目前还很少专门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人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本身和社会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进行整合的相关研究的课程，这样对于文科学生而言，除了专业的学习而言，他们缺少能超越专业，在他们的思想领域带来更多具有思维意义、指向意义和指导意义的专门课程。就课程的内容而言，更多地是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包括人的发展规律，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的发展伦理，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关系探讨等。就其课程的名称而言，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后才可以具体确定。因此，笔者认为，在文科学生中开设类似于理工科学生《自然辩证法》的课程，或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读的一个补充。
3 课程合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