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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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私有财产；贫富差距；社会正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出了私有财产的真正来源“私有财产的产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志，是决定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私有财产的消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私有财产的最终消亡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1。”认为消除贫富差距就是要消除现有的私有财产，有失偏颇。私有财产有其必经的发展过程，贫富差距的消除也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整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蒸蒸日上时，人们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应该更理智的对待社会问题，逐步弥合贫富差距的鸿沟，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保护私有财产，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在此过程中，需要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稳步缩小贫富差距。

一、私有财产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著作中，马克思以私有财产的历史演进为出发点，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本质、客观和主观的现实关系，并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完成共产主义的构想，从而将现实的经济学批判和理想的人道主义追求结合起来2。”马克思在对私有财产的论述中，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的主张，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地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私有财产有特定的发展规律，应该在掌握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这一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共产主义社会的完成，需要社会的成熟发展，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做奠基。如果将贫富差距问题归结于私有财产的存在，将会影响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人人都可以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这样社会容易处于无序状态，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会极大的削弱人们的工作意识，而无人愿意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社会将陷入停滞不前抑或倒退的状态中。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无法得到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保护私有财产需要发展市场经济，只有确立明确的私有财产观念，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很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我国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目前，对于人们所拥有的私有财产给予肯定和保护具有现实性意义，私有财产不仅是现阶段社会主义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贫富差距的问题

贫富差距，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个人拥有的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若超过一定范围，会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长期发展。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在一部分人已经发展起来以及城市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下，落后山区仍然贫困，挣扎在温饱线下，基本的受教育权都无法落实。2016年新年伊始，网上最热的话题便是“上海籍女友陪江西山区男友回家过年，女孩提出分手”。且抛开价值观的评判，事件及随着事件的发酵后折射出来的问题在拷问着人们。贫富差距的影响是什么以及该如何面对？贫富差距的鸿沟是否可以填平？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模式，但是人均GDP并不高，而且城乡差距很严重。中国有为数众多的富豪，然而数量更多的是社会底层人民。他们生活于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着最辛苦的工作，但是却工资微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小康水平。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关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基本权益得到维护，生活水准得到提升，才有利于社会的前进发展。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立即消除由非选择的偶然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虽然可以实现正义，但无疑将会带来每个人的福利的下降，而在获得更多福利是当下大多数人的追求的情况下，立即消灭贫富差距是得不到支持的。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在不使福利降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4。”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贫富差距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当前我国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社会主义财富，进而推动我国的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健康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成熟完善。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并不强调绝对的平等，但是应该将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三、社会正义的实现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大同社会所号召的与马克思宣扬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同样的人文关怀。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共识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理想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社会，人人可以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社会正义的实现，将有助于削弱贫富差距，增进人民的福利水平。关注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重点关注社会底层人民，将政策尽可能的倾斜，使得他们可以拥有基本的权益和平等的机会。关注弱势群体，需要倾听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需求，摆脱贫困的束缚。马克思指出：“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5。”寻求社会正义并不是要求社会人人的均等，这一提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很难达到，强调均等将会严重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会降低社会的整体财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私有财产的存在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增进社会的总体福利，因此在寻求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关注贫富差距，努力缩小二者的差距的同时，不应该急于消灭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消灭它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我们应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尽量缩小贫富差距，使其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

四、正确对待私有财产

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这意味着，自我异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自我异化的最终扬弃。而这种异化的发展，也为自身的扬弃创造了充分的基础和条件。“异化扬弃的结果就是人的解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最终结果7。”因此伴随着我国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也将被消灭。届时将不再存在贫富差距这一现象，人人生活得富足自由，整个社会和谐友爱，而社会正义显然已不再困扰人们。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不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人民有理由相信加以时日的解决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这一差距可以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解决贫富差距，并不是要求完全的公正平等，这样很难达成，即使消除私有财产也是没有办法确保的，因此更多的是寻求相对的公平正义。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各项条件并不成熟，因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私有财产观念，理解私有财产具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要对公有制经济加以巩固和发展，也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的发展，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和利用，促进社会公共财富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机会的平等，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贫富差距这一问题。但与此同时，人们的私有财产得到极大的丰富，生活水平也得以提升，追求尽可能多的私有财产仍然是社会成员积极性的推动力。如果人们没有办法占有自己的财富，将会极大地削弱他们劳动的积极性，追求绝对的平等，只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贫困，相应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的降低，人民普遍生活得不幸福。“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这种结合意在把市场经济高效配置资源的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有机统一起来，用社会主义优势扬市场经济之利、抑市场经济之弊，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发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优越性8。”发展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并不能因此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以将私有财产视为贫富差距解决的障碍。我国当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很严重，但是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相信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贫富差距问题可以得到很好地遏制，人民生活水平可以得到提升。“市场本身并非原罪，但是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却具有两面性。市场既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市场在兼顾公平方面确实需要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理性引导。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道路上仍任重而道远，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我们乘风破浪，敢于迎接挑战9。”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工作的不断开展，贫富差距将会得到合理的解决，而私有财产依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总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财产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特定的价值和必要性，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说明，私有财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私有财产的消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10。”私有财产的消灭是一个及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因此现阶段，虽然我国社会存在着贫富差距，但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够成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除私有财产的条件并不成熟。贫富差距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和谐，对我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应该尽可能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缩小人们之间的差距，确保每个人最低的生活需求。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在追求做大蛋糕的同时，应注重社会公平，从而使人民可以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共享社会主义发展的财富，人人都可以享有基本的权利，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稳步增长，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在现阶段显得尤其重要，这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私有财产的存在固然会影响人们之间的差距，但是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消灭私有财产，却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当前，我国仍然要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稳步提高社会的总财富，让社会主义财富充分涌入，让每个中国人都可以生活幸福，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财产会因循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消亡，与此同时，当我国高度关注社会正义问题，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时，贫富差距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与管理。因此，面对贫富差距问题，我们不应悲观，这一问题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得以解决。私有财产与贫富差距并不是尖锐的对立，处理好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尊重私有财产的存在，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社会的前进发展。

引文注释：

1朱解放。简述马克思的私有财产理论[J],商业时代，2011（14）：6.

2刘国胜。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批判的真实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存在论意蕴[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1）：14.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1.

4段忠桥。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是不正义的？——基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13.

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9，78.

7王永战。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探析[J].理论观察，2013（7）：8.

8杨军。从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9）：109.

9胡绪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路径及原则高度[J].长白学刊，2015（1）：31.

贫富差距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库兹涅茨曲线；基尼系数

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U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于1955年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也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倒U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

库兹涅茨对美国、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士等国家的跨越百年的零散资料进行了分析， 还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作了剖面资料的比较。通过研究， 库兹涅兹认为：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也就是说，一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点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在收入差距随国民收入增长而变化的图上，这种规律直观地表现为曲线呈现倒U形状，库兹涅茨倒U 曲线理论提出后影响较大，学术界对其是否成立一直存在争论。首先是与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证实了倒U曲线的存在。随后， 对56 个国家的资料，与对53个国家的资料，对60个国家的资料的研究工作都证实了倒U曲线的存在。可是，对所用数据和方法进行再检验时，发现倒U曲线的特征并不显著；又再对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等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发现，在其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尽管目前仍然有人对倒U曲线理论持有不同看法，然而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已经获得了大量事实的支持。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发生了巨大转变：70 年代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缩小的趋势停止，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7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比利时、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和德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政府的调控政策无疑对居民收入分配有重大作用。为了社会稳定，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采取措施以防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分加大。布兰科。米兰诺维奇运用数据库研究了近79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4个阶段中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所有样本国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则下降到，再分配使基尼系数缩小了。然而， 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成功减缓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却毋庸置疑。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技术革新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随着新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波动较之以往更加频繁。由于技术的更新会使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而且在新技术产生的初期，采用这种新技术的成本比较大，一般只有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可以承担，因此，在初期新技术应用并不广泛。这样，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的资本家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 因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而，在技术革新初期，个别资本家便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此时大多数企业还是以传统工艺进行生产，社会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随着新技术在社会上广泛推广以及资本家普遍追求超额剩余价值， 使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 生活资料价值下降， 必要劳动时间缩短， 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 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此时， 资本家利润下降， 而劳动者由于收入的增加和拥有所有者权益所分得的利润， 整体收入呈上升趋势， 必然会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随着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最终会使居民收入差距减小。因而，在本次技术革新到下一次技术革新的这一段时间里，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 形的曲线。而居民收入由于具有减少的刚性， 所以， 在下一次技术革新中居民收入只会在当前收入基础上增加。

因此，可以将库兹涅茨认为的“在工业化过程中， 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 中期呈现短暂的稳定， 后期收入不平等缩小”的观点转化为“在历次技术革新的过程中， 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 中期是短暂的稳定， 后期收入不平等缩小”。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其中，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它表示占人口总数一定百分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额在全部居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小；反之说明贫富差距越大。通常把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在到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在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由于修正库兹涅茨曲线是由于技术革新的原因而呈现出波浪形，因此，它不仅适合于当时处于工业革命转型时期的发达国家，也应该普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 May 2007）的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的拐点：埃及拐点发生于1995年；阿根廷拐点发生于1985年和2002年；巴西拐点发生于1976年，1984年和1989年；智利拐点发生于1987年和1992年；哥伦比亚拐点发生于1983年和1993年；洪都拉斯拐点发生于1995年。

当前世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其特点是创新、技术更新和技术转移的时间不断缩短，因此，居民收入差距在每次技术革新中呈倒U形，而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则呈现出波浪形。同时，因为政府不会允许收入差距过分拉大而导致社会动荡，经济急剧下滑，因此，波峰顶点不会超过危险水平。而在波谷附近就是技术革新的发生点，因为新技术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时滞，从新技术产生一直到应用进而产生超额利润这段时间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是惯性减少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参考文献：

［1］ 邵国尧。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EB/OL］.万方硕博论文，2005(4).

贫富差距论文【第三篇】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和%;1998年下降到％和%。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成为我国在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这一分配原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平为代价，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为公民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贫富差距论文【第四篇】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之间又升高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或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上升到，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摘要：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之间又升高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或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上升到，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在建国以后的30年，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和平等观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并严重削弱了社会活力，但是，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前述思想和观念经过扬弃，逐渐转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以往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上农民低城市人一等的现象正在消失。如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当中。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