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文【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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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俗学论文【第一篇】

文化强国战略是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激发全民族的文化活力与文化创造动力。为此，要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以此来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以及民族号召力、凝聚力、感召力，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树立文化自信。在文化全球化视角下，文化强国就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创新力，还是竞争力和传播力，都遥遥领先的国家。然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形态［1］。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确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专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命运，依靠文化自信，发挥了民族文化特征，实现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时期下的传承和发展。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上下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所有体育活动的延伸，是历史留给现代人的宝贵文化财富，能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自信［2］。社会文化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是由基层群众打造，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对社会能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身价值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能够实现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对体育文化的深刻交流。

体现科学价值、历史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文化，从文化角度来看，传统体育运动不仅具备民族文化特点，还具备体育文化特点［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举办，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全面、真实地了解我国的体育历史和文化历史，还能让人们了解体育的时代性特征和事件性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的专业和学科也是众多的，如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每一门学科都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民族体育项目中舞龙舞狮的服装、端午节赛龙舟项目龙舟的制作方法、民族服装、工艺品元素，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都在不断创新。也正是人们需求的不断提升，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形成得以实现，为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

呈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传统节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习俗，不同的民俗元素构成了现代的生活文化网络。传统节日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历史沉淀，为文化的流传奠定了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满足现代人们的身心需求与情感需求，不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所以传播和交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体现出明显的社会服务价值。在新时期下，一切以服务至上为原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基本是同步进行的，传统节日中举办一些体育文化活动，不仅会吸引众多游客，还能推动不同地区经济朝着产业化模式发展，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体现出明显的经济价值［4］。

突出教育价值、艺术价值

客观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文化活动，活动形态完全体现我国的民族符号，是以此为发展、创新的元素。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以如何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髓为主，寻找体育文化生命根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教育特色［5］。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以更生动、艺术、生活的方式进行展现，如民族体育项目、民族健身项目等，其中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具有较高的难度和无与伦比的观赏感，如高跷、舞龙舞狮、抢花炮等民族运动。历史与现代的契合再加上我国历史千百年的沉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教育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就诞生了。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主要困境

体育全球化、商业化的逼压

在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体育事业开始全球范围的商业化、经济化发展，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首先，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即要么以西方体育文化为核心，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奥运体系中；要么彻底抵制西方体育，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守护民族精神。虽然上述的两种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在实际情况上，体育全球化正在深深影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6］。其中，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西方体育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当前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体育事业发展为载体的各项体育运动，给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都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以全运会举例，体育项目除了中国武术之外，其他的体育项目与奥运会基本一致，所以也能体现出西方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这从根本上压缩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空间。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落实，当前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很多学校开展的都是一些现代性体育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专门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学校很少，影响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在封闭性与地域性

在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水平低劣，人们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会以群居的方式进行生活，群居过程中，人群会被分割在不同区域，导致各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形式和生活习惯，在时间的冲刷下，逐渐形成了一种民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形态，也能体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地域性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带来了相当多的阻碍和困难。针对地域性问题来说，存在很多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因素，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不理想，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首先，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方面，由于财政和居民的收入较低，直接导致民族传统体育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体育文化资源难以得到转换，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极大程度降低了群众参与民族体育项目的机会。另外，民族体育的生存环境与现代体育相差甚远，再加上民族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不全面，导致民族体育逐渐失去了生存基础和生存目标，无法体现良好的文化内涵［7］。例如，虽然全运会把赛龙舟、赛马等项目纳入赛事中，但比赛中能看出明显的照搬模式，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脱离了现实的文化语境，民族体育中的很多功能被逐渐弱化。针对封闭性特点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能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封闭特点的，同时与其他文化缺少沟通和互动，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缺少强劲的文化视野。总体来说，世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所有事物若是独立发展，都不会太长远，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是如此［8］。在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的封闭性特点，在新时期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下，逐渐体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劣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信息传播规模、强度都是非常薄弱的，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正是信息技术传播水平的薄弱，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劣势地位越来越突出。再加上我国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本就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视度较少，以及语言障碍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因而难以被外人理解，甚至还会被错误解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机制的落后性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动力上呈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的情况，具体表现在文化传承方式较为单一，缺少评价标准，普及程度不足，创新力度不够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削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动力的根本原因［9］。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形势来看，本质上可以分为信仰、民俗、家族、师徒传承四种，传承方式上的单一性较为明显，传播范围不够广泛，是很难适应新时期的快速发展的。例如，著名的咏春拳、蔡家拳等，在当时主要以家族内部的形式进行传承，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传承方式也开始面向社会，但面向范围还远远不足，影响力较小。从评价标准方面来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竞赛评价标准一般都是照搬、借鉴西方体育事业发展经验的，依靠裁判对运动员的水平、能力进行打分，这与我国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在较多的互斥性，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风筝、五禽戏等项目，就具备一定的表演性和娱乐性色彩，倡导的是不断超越自我，追求肉体和精神统一的理念，并以此促进经济载体的发展，以科学、合理、规范的方式向全世界进行传播，在全球体育文化获得一席之地［10］。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于缺少评价标准规范，在传承发展中极为艰难。从文化认知方面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比较注重艺术性、表演性，强调修身养性，轻视竞技特点的体育文化，这也就导致一些比较传统的体育项目逐渐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中。例如，起源于唐代的蹴鞠、投壶等在清代后逐渐消失。近年来，我国意识到发展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引导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的普及率过低，再加上互联网时代、体育全球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失传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国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不足，文化自信不足。

3文化自信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优化路径

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

总体来说，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前提在于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只有做好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具备文化自信，具备文化自信之后才能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正转化成一种自觉的实践。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很多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体育全球化需要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基础的，这也就给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互联网平台、信息技术平台和通信技术平台支撑了体育文化的快速发展，给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其次，体育全球化能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深度交流渗透，突破地域和封闭性的束缚，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获得更多的共鸣和认同，这不仅能加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还能成为东西方体育文化互相渗透的主要载体。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住体育全球化所带来的全新发展机遇，着眼于国内与国际的两个市场，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要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增强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度，可以挖掘摔跤、赛马、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让这些项目真正被纳入到民运会当中，突破地域性的界限，让各个民族保持高度认同，并积极参与。同时，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教育方面也要进一步发展，要让其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各个阶段，鼓励各高校积极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育体系。当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入校园后，还需要确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以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时代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传播形式上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要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来进行传播。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化发展

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进一步打开投资渠道，由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较低，难以依靠自身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移动支付、设立民族传统体育的专项资金等方式，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与产业开发；各级政府要做好精准扶贫，加强在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力度。同时，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投入，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良好支持。另外，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做好整合工作，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产业发展。可以打造相关的民族传统体育品牌、特色赛事等，围绕特色体育赛事，开发服装、运动器材、民族体育周边等产品，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入全民健身体系中去

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渗透到全民健身当中是解决体育全球化，突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在缺陷、瓶颈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首先，在融入全民健身体系后，可以从根本上普及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根据以往调查显示，在全民健身当中，太极拳、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喜爱，这不仅说明群众的休闲娱乐质量和身体健康意识在不断提升，还代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全民健身中一直在传承。然而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渗透到全民健身体系中，能满足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还能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另外，融入全民健身体系还能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更多的创造性转化，如根据武术特点改编的长拳，传承了武术灵活轻巧的同时，还具备了刚柔并济的特点，已经成为我国武术表演和武术比赛中的一项重要项目，并且已经被列入亚运会比赛项目中。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渗透到全民健身体系中，还能进一步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时代内涵进行创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有高雅、娱乐、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作用，其中还蕴涵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如担当意识、爱国情怀、崇德向善、礼义廉耻等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群众的道德行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也是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一种集中表达。需要注意的是，在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全民健身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习惯，结合时代需求。

4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结合，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蕴含丰厚的民族精神，构筑了属于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宝库。在当前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需要不断摆脱以往困境，迎接挑战，只有开辟属于中国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传承路径，才能在我国建设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发展战略当中发挥重要的价值。

作者：许琰 蒋林稼 孙国友 单位：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篇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融的结晶。本文将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社区以及县域层面的传承保护实践进行分析，进一步梳理出其研究脉络，发现其研究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查阅图书馆和检索中国期刊网上(1996年－2020年)的相关研究文献214篇作为分析样本，对时间、核心与非核心期刊、硕博士论文、研究分布、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方面进行了初步统计，分析非遗文化、民族体育文化中的县域传承的相关文献，从理论与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研究发展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未来的研究方向，以供学界同仁讨论与参考。

1整体研究情况概述及分析

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研究领域年度论文数量分析

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研究领域的年度论文数量统计能够直接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与发展趋势。从图1中的论文数量曲线变化可以看出有关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呈增长趋势。随着时间脉络，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将研究文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之前)，这个阶段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处于萌芽时期，从分析相关的民族文化传承文献中发现，目前这一阶段关于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论文数量较少，主要以探索性研究为主，刘铁梁在《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中阐述了村落传承的发展，但尚未得到重视，这也是民族文化传承探索研究起步较晚的原因之一，而该时期主要以民族传统文化探索为主，未能对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开展深入的研究。第二阶段(2005-2018年)，这一阶段是文化传承快速发展时期，研究论文数量整体呈递增的趋势，由于2005年国家引入非遗后，大批学者们开始注重对民间民族民俗等领域的文化资源进行探索，也是开拓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民族体育文化也逐渐在民族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传承与保护实践也成为学者们研究方向，该时期涌现出对社区、村落、县域等各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承研究，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三阶段(2018-2020年)，这一时期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研究的快速上升期。从数据分析可得，关于民族文化县域保护实践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相比之下，民族体育文化方面研究极少，不利于其构建完整的传承体系，主要聚焦于村落社区研究层面上，易导致研究主体过于单一，从研究理论上不利于上下层级之间的对接。

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主要从文献的主题内容中概括凝练而成，可以将关键词词频的数量变化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关键词词频统计和共现网络分析可以直接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热点、方向、结构等。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知网收录的214篇关于“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研究”文献做定量分析及统计，由图2与表1可见，出现频次最高关键词的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社区，其中概念、现状、问题、对策等词频数量较多，说明了目前研究以导向类研究占据了重要比例。

期刊与学位论文、文献报道数量分布

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能够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科研水平以及发展方向，由表2可知，在统计214篇关于相关研究的文章中，按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报道文献的数量分布分别进行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硕博论文与核心期刊论文总计72篇，占发表文献总量的%，非核心期刊论文总量138篇，占发表文献总量的%相比，两者相差的较大，这也说明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尚未达到较高层级的研究水平，研究力度还需要不断加强，研究问题亟需拓展创新。

研究方法分布

目前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相关研究方法大部分以事实论证为主，采用的方式以定性研究较多，主观意识的层面较多，对于定量研究和综合性研究较少，缺乏实地的调研的实效性。从表3可知，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研究采用定性、定量、定性与定量综合研究方法比例分别是%、%、%，从统计的数据分析，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这与文化传承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但侧面也表明对于定性与定量综合研究的不足，两者只有相得益彰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研究层次分布

从图2研究层次来看，他们主要来自基础社科研究，整体上集中于社科类。论文主要以社科类的基础研究、政策研究以及职业指导为主，分别占到%、%以及%,而工程技术占%，文艺作品占%。

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组织）是指由若干人员组成的围绕某一学科领域展开研究的机构或组织。研究机构（组织）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围绕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且能够围绕某一个学科领域持续进行研究和产出成果。[1]从图4的研究单位中可以发现，对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的研究单位分布较散。从数据可得，位列前三的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4篇）、华东师范大学（4篇）、福建农林大学（4篇）、吉首大学（4篇）等，发表的论文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其研究问题主要围绕文化县域传承的发展现状、困境、对策等方面开展研究。

2研究主题

通过检索文化县域传承的相关文献，对主题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主要从研究的非遗社区保护与传承以及非遗县域传承实践进行分析，结合不同学者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进一步提出县域传承的创新议题。

非遗社区保护与传承

随着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了非遗社区的核心地位，其中周星（2004）学者就开始从基层民间文化社区保护进行研究，提出社区保护的理念，冯敏（2005）学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非遗社区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阚如良、李肇荣（2008）开始从社区传承与旅游开发相结合进行探索，周超（2011）学者基于公约对社区非遗理念进行研究，杨利慧（2016）、安德明（2016）学者分别从非遗社区的地位界定与内涵关系进行分析，学者们逐渐开始从各领域对非遗社区传承路径进行深入挖掘，其中以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社区教育等研究内容为主。社区参与在旅游开发保护中的研究，孙九霞认为社区参与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具有积极效应，[3]这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借鉴与认可，周超、武魏魏学者分别从非遗国际法与两者的关系中明确其关键的作用，[4]邓小艳基于文化传承视角下，探索两者之间的融合发展的路径，[5]而刘晖通过实践验证后发现，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着社区参与泛化、社区贫富分化等问题，[6]为此，黄益军提出从非遗旅游开发与社区参与之间构建传承机制，[7]邹一婧则通过实例进一步强调其必要性[8]。为社区旅游参与非遗传承提供理论基础。随着目前传承的方式不断创新，研究社区传承内容趋向多样化，社区教育也成为了非遗传承的研究热点内容之一，在传承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对此，张飞、曹能秀最先提出把社区教育服务于文化传承，[9]随着文化传承的发展，社区教育成为非遗传承的重要节点。周娟、鲜耀认为社区教育是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文化资源传承整合与开展中是极具重要[10]，这一观点的提出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程世岳、叶飞霞基于此观点的分析下，对少数民族非遗与社区教育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探索其教育模式的变迁路径提出相关建议，[11]基于此，对社区教育与非遗传承的不同见解，宋倩雯、李建攀等分别从社区教育与非遗传承的内在逻辑性[12]、社会教化功能[13]、实际逻辑[14]、优势[15]进行研究。综上所述，社区参与、社区旅游开发、社区教育等层面已经包含在社区保护与传承的范畴，成为非遗传承的重要途径。从目前的研究总结出社区传承困境，主要在其政策治理、教育发展、资金支持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足，缺乏整体性的合力，主体之间难以产生联系，因此在社区传承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县域传承变得尤为重要。

非遗县域传承实践研究

对于非遗文化传承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苏民学者对文化传承展开研究，提出文化变迁发展中传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16]赵世林（2002）学者探索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17]这一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随着非遗保护公约的颁布，非遗社区、县域都成为研究方向，其中2002年聂幼华学者就县域层面的文化进行研究，而朱小丽（2003）是最先从县市的民族体育开展研究，随着韩成艳（2014）、高会军（2016）、等学者的深入探索，开拓非遗县域层面的新领域。随着非遗文化的引入，学者们更注重对民族文化非遗传承的研究，通过人类学、民俗学等视角对社区民俗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进行研究，其中周星、李于昆、等学者分别从非遗社区的保护理念[18]、博物馆传承[19]、实践论证、基层经验[20]、法律文本[21]等开展研究以上都是对社区传承的探索性成果。随着社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理念不断拓展，县域层面的研究逐渐开展，其中韩成艳（2014）、高会军（2016）、韩潇（2020）等学者分别从非遗县域实践个案、县域民族体育资源、县域传承现状等进行分析，从收集对县域文化的相关文献研究发现，聂幼华学者较早从县域文化传承进行研究，其研究主要突出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性传承；[22]分析民族文化县域传承的文本，大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从民族体育方面最先研究县域传承的是朱小丽、陆元兆，基于地域对县域体育资源的特点、原则进行分析，提出旅游开发的相关建议。[23]随着社会的转型，传承的群体和区域也在不断变化，高会军学者进一步对湘桂黔传承区域进行研究，总结出互利共赢、整合优势资源、错位发展的原则，构建县域传承资源群体，推动县域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区域性联动；[24]从目前较为前沿的县域研究文本中发现，县域传承已应用到非遗管理层面进行分析探讨。[25]在此之前对于非遗县域理论分析尚未有完整的概念，直到2020年韩成艳、高丙中对于非遗县域理论概念进行深入探讨，结合“社区保护”的经验以及费孝通学者的“文化自觉”的理念，进一步提出县域实践的议题，对县域实践的关键概念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县域实践有效地把各部分的社区文化传承主体衔接起来，形成地方认同的集合体，有利于构建非遗的文化共同体[26]。综上所述，结合笔者实地调研发现，非遗理论研究与非遗保护实践相脱节。具体来说，非遗理论研究以社区保护与传承为主，而非遗保护实践是以县域传承为主，前人对县域实践研究极少，县域非遗保护研究缺乏理论指导，与调研发现非遗县域实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对接产生脱节、对于县政府推动非遗传承的动力不足等实践问题相吻合，这也证明了与韩成艳、高丙中学者所提出的非遗县域实践关键概念相一致。基于此，非遗县域传承实践值得学者们深入挖掘研究，提高民族传统体育在非遗传承过程中的整体性合力，为促进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3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对于民族体育文化县域传承的相关研究较少，随着国家非遗概念的引入，非遗文化传承保护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其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在不断转变，研究内容从社区保护实践逐渐趋向县域传承实践，研究视角从单一转向多元化，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对于文化传承的主体内容研究，从非遗保护概念的引入，对于非遗传承是基于民俗村落社区展开研究的，对于县域与社区保护实践主要从社区参与、社区教育、社区旅游等路径，该阶段主要借鉴国外的非遗社区保护的经验进行探索性研究。随着“土风计划”的试点实施成功，村落社区也成为了传承的主要载体，为我国传承与保护非遗资源提供经验借鉴，进一步推进非遗文化传承研究落实到村落社区等民间传统文化上，随着传承的方式不断变化，传承的群体和区域也在不断扩展，研究从社区逐渐过渡到县域层级。为此，韩成艳、高丙中学者在社区保护的基础上，对县域实践的关键概念进行分析。通过检索文献与实地考察发现，目前非遗理论研究大多以社区保护与传承为主，而非遗现实保护实践是以县域传承为主，前人学者对县域实践研究极少，县域非遗保护研究缺乏理论指导，导致了非遗在传承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产生脱节、对于县政府推动非遗传承的整合力度不足等问题，进而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问题。随着非遗热的快速兴起，非遗传承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主要集中于对村落社区文化传承的现状、路径、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之间缺乏一定关联性，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对县域传承实践的研究重点，必须从县域传承的定位入手，理解其所处非遗传承的位置，自下而上把县级、乡镇、村落（社区）之间的传承联系起来，研究其传承之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宏观分析非遗传承从国家、省级、市级与县域之间的传承联系，找到县域传承的传承模式，分析其传承联系存在的问题，找到针对其研究的新方向。从研究视角层面分析，主要以散点研究为主，缺乏对其各领域视角的持续研究，未能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挖掘，缺乏跨学科稳定的研究群体。

4研究展望

加强多学科视角相融合研究

在研究视角上从整体层面思考并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同视角下存在的现实问题，结合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打破学科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狭隘意识，把学科界定不清晰、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转化为跨学科或超学科的优势，加强多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从宏观、中观与微观进行构建理论分析，寻求合作同时借鉴于不同学科的新理论新成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研究与实践创造发展机会。比如：借鉴于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知识，探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从“俗”走向“民”的研究转向，其中包含了人的行为习惯、思想意识、道德情感等，探索其背后存在的社会动因。

顺应时展明确研究议题

在研究内容上应立足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首先重点应从表象研究转向内在研究，强调从服务国家需求转向服务于民众需求。比如：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借鉴，结合“人”的本质特性出发，应从民族传统文化项目、三月三等节庆个案研究转向到“人”的深层次研究上，在理解民众的思想情感、行为习惯等方面，挖掘其背后的社会内因，此外还可以迎合时展，依托于“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理念新技术，开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创新发展思路，对其保护实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议题。

转换研究范式相结合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从文献研究到田野实证的转变，借鉴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县域传承实践研究中，深入到田野研究，比如：李志清（2008）、胡小明（2010）、万义（2010）分别从侗乡抢花炮、黔东南独木龙舟、侗族舞春牛等所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开展的田野调查方法，基于前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从整体来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对于社区与县域保护实践的田野调查研究较为不足，部分研究尚存在“走马观花”的现状，难以真正嗅到“田野芬芳的气息”，基于此笔者认为应从自身研究实践及研究案例出发，探索出自身特有的方法体系运用在民族传统体育县域传承研究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锦鸿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篇3

1983年由国务院批转的《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首次提出了体育强国奋斗目标。2008年9月29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发出了“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1］。2019年8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分别对2020年、2035年和2050年3个阶段制定了阶段性的战略目标。《纲要》的印发意味着我国正式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强国之路。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全民健身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着本民族人们的体质健康和体育生活方式，而且关系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体质健康。

1“体育强国”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特征

1．1民族性

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在语言、精神、行为以及文字等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它反映着民族的精神、行为制度、规范与习惯，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是在通过本民族特定的生产、生活经历，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的风土人情、体育精神、道德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本土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不论是内在的文化精神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都体现出民族性，具有民族标识意义。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产生、历史演进到今天的整合发展，都是在各民族的社会生产、社会制度中不断融入民族特征，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而逐渐演进。所以，民族精神、民族特征、民族感情以及爱国主义等融入到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各个层面。这些丰富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结，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民族的强大，才有国家的强大，体育亦如此。

1．2传承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各民族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宗教祭祀等习俗中产生、演进以及融合中不断传承变迁。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将我国各民族的体育生活方式、体育价值观、体育行为规范以及体育精神等得以保存和延续。因此，我们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核，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比如端午节的赛龙舟比赛，这项活动不仅是一项民族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也是一项民俗文化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不仅感受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更能深深体会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这对培养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精神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是体育文化，更是培养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民族发展和人类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精神文化建设是核心，是关键，是“灵魂”。传承民族体育文化正是培养人们民族感情、民族凝聚力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有力手段。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更多的中华优秀文化不断“走出去”，实现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所以，传承性在当代“体育强国”战略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内部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

1．3健身性

民族传统体育自古就有，是我国各族人民非常熟悉的体育项目。虽然近来以来，西方体育发展迅速，但民族传统体育仍然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仅是体育项目，更是民族特征，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人们的一种宗教信仰，一种风土人情，尤其是民族节日举办的体育活动。比如端午节的划龙舟，彝族火把节和春节的摔跤等等。我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摔跤、舞狮、荡秋千、划龙舟、赛马、踢毽子、竹竿舞、斗牛、抢花炮等等，这些项目有的来源于生产生活、也有来源于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有来源于人们平时的娱乐消遣等。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强调的竞技性不同，它更注重项目的娱乐性、健身性和思想性。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是各民族人民更加喜欢和积极参与的体育活动。

2“体育强国”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

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文化影响力是衡量我们是否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也是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基本要素［2］。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不仅是体育强国建设中“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手段，而且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2．1民族文化传承的时代需要

“传承”顾名思义“传递继承”，是历史的纵向延续。广义上讲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产生、碰撞与融合，不断的继承和发扬。任何文化的持续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只有将文化中的精粹不断加以继承和发展，文化才会更加繁荣与璀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展示和保存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蕴涵了丰富的民族精神和物质财富，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纽带。它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各民族生产劳动文化，宗教祭祀文化、节庆习俗文化等的传递继承，非常直观和直接地展示出了民族特征。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能够很好地将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继承与发扬，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和时代需求。

2．2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需要

体育强国的建设既包含竞技体育“硬实力”的建设，也包含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因为，体育文化不仅能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物质方面的建设，更反映出我国人民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思想，体育文化层面的崛起对体育强国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3］。因此，体育文化建设也是体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更好地培养我国人民的体育精神、民族感情和家国情怀。同时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国家体育事业“软实力”的建设，有利于让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能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民族兴则国兴、民族强则国强。只有强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支撑，我国体育事业的国际地位才能更有话语权。因此，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提升我国体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质”的突破口，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根基，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2．3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需要

世界体育文化是一体化的，又是多元化的。任何文化的存在都不是单一存在，而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和谐共生。近现代以来，西方体育文化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西方体育文化为主流的体育文化，尤其是目前国际国内的体育竞赛主要以西方体育项目为主。不仅如此，目前国内的大、中、小学体育课程也主要以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反而非常少。虽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趣味性、多样性以及传承性等特征，但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方面发展均不理想。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人们强身健体的基本手段，也是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途径。实践表明：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长期被一种体育文化强势主导，对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比如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全球影响力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一元化的西方体育主导，但不利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此，国家奥委会决议也指出了奥林匹克应该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大融合，而不能仅有一元化的西方体育长期主导。

3“体育强国”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价值解析

在“体育强国”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具有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更有培养人们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思想的价值，是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丰富“营养”的土壤。

3．1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体育强国”之根本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反映着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有着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印记，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土壤”，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具有其强大的魅力。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均衡、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现实路径选择［4］。民族兴、则国强。因此，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更是“体育强国”之根本，是战略实施的有力举措。

3．2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力和家国情怀的培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沉淀、演进而形成并传承下来的，蕴涵丰富的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情结等精神文化，并通过特有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培养各族人民的群体意识，增加民族认同感。因此，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更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一种文化认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于唤醒民族意识，维护民族感情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和文化交流。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东文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世界体育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对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3．3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天人合一”的传统道德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是“天人合一”传统道德思想的代表。所以它不仅是东方体育文化，也是东文文化的重要代表。“体育强国”战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也为其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世界文化能够持续辉煌和灿烂，正是因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与碰撞。“一带一路”倡议，“体育强国”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些倡议与国家战略，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能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更能有效地推动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3．4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安定有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崇尚礼让等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是各族人民强身健体的基本手段，也是各族人民交流，团结互助，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维系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稳定问题，减少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增强民族自信。所以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促进我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内容。

3．5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利于发展民族体育产业，振兴

乡村由于地理条件、社会习俗以及交通等因素，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并未得到开发和利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在现代社会，民族的、自然的、传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更受人们的青睐。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集民族、自然、传统于一体的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民族传统体育对当地的经济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在传承和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时必须重视其传承性、民族性和特色性等，切忌过度侧重经济效益，忽视其特有色彩，为了开发而完全商业化。这样才能吸引人们来体验和消费，形成体育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经济，解决当地人民的就业，提高人们的经济收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除此之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还能加强当地人民与外界的思想、文化以及行为习惯的交流，促进当地人民的社会进步，振兴乡村。

4结语

“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体育强国”战略实施中要认真思考和审视其价值与地位。民族兴则国兴，民族强则国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新时代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特征［5］。体育强国战略是国家战略，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推进实施。所以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保护和继承意识，要更加重视体育文化的价值，重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让其不断释放影响，发挥独特作用，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

［2］张建玉．体育强国视野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研究［J］．喀什大学学报，2020，41（3）：87－91．

［3］刘晓锐．全媒体视阈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问题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1，29（5）：151－154．

［4］刘俊伟，郭修金．体育强国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机制探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26（7）：35－38．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民俗学论文【第三篇】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民俗学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立体化研究；民俗学；服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稿，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做出重要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重振国民精神，部署“文化兴国”战略。民俗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俗学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挖掘、梳理中华文化，对文化兴国战略有积极的意义。民俗学人应抓住这一契机，使民俗学研究达到新高度。

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始于“五四”前后。民俗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吸引了大批学者，应该说民俗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现在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又迎来了民俗学研究的新高潮。但是民俗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各项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存在滞后现象，其学科发展也不尽人意。当某些圈内人士大谈民俗学研究的繁荣之际，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和工作却逐渐走进了死胡同，鲜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近来关于十余所大学中文系一致取消民俗学课程的事实，也间接证明民俗学的地位；上述问题的存在已长期未能根本改变。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民俗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研究方法、思想意识的落后甚至僵化是其原因之一；许多研究者跟在其他学科的后面亦步亦趋，或者以拾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牙慧为乐事；有些研究人员本身隶属于其他学科，研究民俗学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要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应理清民俗学现状，改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国民俗学派”，服务当今社会，服务文化兴国战略。

钟敬文先生生前一再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在其《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对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做了具体构想。钟敬文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并非是说中国民俗学界就只要一个学派，而是说中国民俗学研究整体上应该与外国民俗学研究，如英国民俗学研究、法国民俗学研究、日本民俗学研究等有区别，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中国民俗学应该走自己的道路。钟先生所说的中国民俗学派是一杆大旗，希望它迎风飘展，屹立于世界各国民俗学研究之林。但中国民俗学如何才会迎来繁荣，走向辉煌？那就要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模式，创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多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研究民俗学。

一、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方法

提倡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创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并不否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1846年，民俗学创建于英国，只有仅仅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民俗学更是一门新兴学科。

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讲习班，影响颇大。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论文。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学习它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由发展历程可见，民俗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都不够成熟，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引进研究成果，借鉴相近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科优势，对促进民俗学发展的意义很大。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民俗学属于人文科学，所谓人文科学，“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它是关于人类价值、人文追求及其表现的许多学科的总结”。从与其他主导学科群的关系看，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专注于外在事实，着力于探求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它主要关心的是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所探寻的是人生活的目的、信念和理想，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个性及其实现，人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审美的需要及其满足等一系列关涉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学科。所以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规范，民俗学做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方法有其相通的一面，民俗学的研究必须借鉴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因此，在民俗学研究中，应吸收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研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调研难度大，对调研人员的要求高。在必要的理论指导下，调研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调研成果的水平。对民俗学的调研，必须采取多学科综合调研方法，借鉴国外和台湾的调研经验，吸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调研特长，将田野作业、定量分析、信息系统处理等纳入民俗学的调研方法之中，以期取得民俗学研究的卓越成果。

二、区别对待，“立体化”具体研究不同的民俗事象

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就是对民俗事象的研究，要改变原来的“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运用“立体化”的手段进行研究，就是不论哪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拿来用，不问“姓”什么，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都可以，既对表面现象进行记录、整理、研究，又要对内部规律深入挖掘，形成理论体系，丰富民族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礼仪，以反映其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要了解某个民族的习俗礼仪，就必须深入调查和研究其源流之来龙去脉，多方位、多层次地全面探索，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人口的众多与疆域的广大决定了在许多方面都会体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表现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应该是这样，民俗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应该例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民俗学研究人员和基层的民俗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对不同的民俗事象应区别对待，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不可照搬照抄别人、他国的研究成果。

民俗学隶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论域极其广泛，但其核心仍然是要论说人文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就必然要论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这些相关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人文科学方法赖以确立的基础和依据方面的问题；另一类则是制约或影响人文科学方法的人文科学性质和特征方面的问题。其中，前者最为重要的是人文科学的对象和目的，这是它自身独特方法的前提。或者说，人文科学的方法必须适合于自己的特殊对象并服务于自己的特定目的。后一类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及其历史进步问题。只有弄清这两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及其合理性，也才能真正说明人文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人文科学对人文世界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发掘、领悟、传承和宏扬人文世界所蕴含、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换句话说，人文科学的宗旨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完整地反映人文世界、获取关于人文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结合特定时代的需要来问询、了悟和觉知人文世界的意义，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目的。同时民俗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改变而变化着的，这就要求在研究时应具体分析不同的民俗事象，多方位、多层次进行研究，才能够揭示出不同民俗事象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建构自己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创立“中国民俗学派”，让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屹立于世界各国民俗学研究之林，屹立于人文科学研究之林。

三、做好民俗学理论研究，服务文化兴国战略

钟敬文先生教导说：“无论是为具体目标所进行的应用研究，还是一般性的基础研究，学术取向上和研究过程中的非功利性，始终是自顾颉刚以来中国民俗学保持高水平、高境界的优秀传统和基础保证。”只有这样，中国民俗学才能始终成为“无用之大用”。（《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俗学源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民俗学必须为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服务——这是由民俗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民俗学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

强调民俗学的应用性，并不意味着忽略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实践只有上升为理论才会变得更完善、更成熟。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应该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而理论必须对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一理论才能变得更有用。忽视了这一点，为理论而理论，就可能把理论研究引入死胡同。所以，理论离不开实践，理论必须联系实践——以实践作为研究的基础，为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既包括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性、适用性，同时也体现在研究人员组成的广泛性、适用性。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说，“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民族学、文学等都在关注民俗文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应用研究，只有在民俗学者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中才能实现。“精彩源于打破后的重组”，这种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各学科学者的重新组合，而且体现在从事研究的人员与从事民俗学宣传、普及、乃至管理工作人员的广泛性上。

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弱势地位要求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改变思维模式，运用创新思维思想，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还要强化田野作业研究和改变文本研究方式，抛弃“田野”“书斋”之争，运用“立体化”的思维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俗理论，让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走向振兴之路，服务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发利用，服务于文化兴国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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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掌然。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研讨综进[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3）.

[3]詹秦川，王悦。民俗学的困惑与拯救—民间工艺[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