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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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第一篇】

首先给哲学观下一个定义，从字面来说，哲学观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的生命力，构成该种哲学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的原则区别。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意义上的“理论硬核”。[1]这个硬核包括哲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为了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追本溯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哲学的目的是要解放人的思想，这种行为与哲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人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是科学的。我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质上则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严。这样做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开放的理论系统，必须在批判中萌发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引用原子的偏斜运动，阐述了倾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脱离，表达了一种自由意识。追求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哲学批判的功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挥。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哲学的批判功能就被遮蔽了、弱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学术批判是是受到保护的。聂锦芳教授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而学术必须允许自由的争论和批判。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批判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起作用，而且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就像你说我是错的，你必须说为什么我错了，我怎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超越。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这是哲学安身立命的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它是革命的、批判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

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失进入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当然，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新世界，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哲学是关于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其二，哲学是各种思想文化中最高的形式，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粹。同时，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因为哲学具有人类性，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科学，而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哲学必须把握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及时的吸收思想精神，为迫切问题提供一个解释，进而规范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科隆日报的社论上，马克思首次明确的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这个命题被广泛引用，并被确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好问题能极大的推进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既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同时又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更引领时代向理想社会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解放人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主张以哲学解放全人类的意旨。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它所参与的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这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5]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道不远人，也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正是哲学属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分析，以及如何让消除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哲学的人类性。

四、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一种完整严密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对自然界、社会、和人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在内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规定：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从物质看世界，从精神看世界，从实践看世界，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三种主要方式。[6]从物质看世界，世界变成了客观世界，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言“人是机器”，这种客观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从精神看世界，正如陆九渊所说，心外无物。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这种哲学把哲学变成完全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空有一个形式。它突出了人的自由和想象，但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世界的图景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领域中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的方式观看世界，在两极到中找到了中介。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还有科学和宗教，道德和艺术。哲学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最高的。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黑格尔说的好，哲学与宗教在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问，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宗教诉诸于感性原则。黑格尔对哲学与科学也有论述，他说，哲学与科学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内容不一样。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而科学是关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哲学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五、结语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用“现实的理性”批判“抽象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指的就是实践的理性，改造世界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哲学无定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久日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它强调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正视生活对哲学的挑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西方哲学论文【第二篇】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第三篇】

摘要：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留下种种思考的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上帝在有人签发哲学死亡通知的时候已经死了。是不是哲学要走向终结了？或者用什么方法走出困惑，这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哲学哲学终结价值重建存在批判上帝

一、引言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上帝死了，哲学终结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对于哲学终结的话题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有危机感。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不约而同得出“哲学终结”的结论。希腊人发明哲学之后，人们就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而为了同样的问题进行争论不休。事实上，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后期维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他认为：“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维根斯坦还说：“没有一个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之“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哲学病”被治愈将不再有职业哲学家，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自杀性哲学”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面对各种危机，如何寻找出路。上帝真的死了吗？哲学真的终结吗？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同时在反思过程之中是否可以寻找出路。

二、马克思和签发“哲学死亡”通知

哲学家罗蒂说要取消哲学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热衷决不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两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也是积极鼓吹者。

其实“哲学的终结”谈论决不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砌底的当属马克思。事实上，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对于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藏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不久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这个明显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在马克思眼中的现实功能就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就是哲学，它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并且认为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与恩格斯将一切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他们两人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的最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其实他们两人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事实上，恰好回应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但是同时又是矛盾的。证明哲学的死亡时候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

在维根斯坦看来，“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哲学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维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并且证明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他目的是希望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以及其界限。这样，哲学没有自己的特殊命题和特殊内容，而是完全变成功能性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在通过自己论述达到取消哲学，但是他这种论述恰恰在构建一种元哲学的理论。在事实上，这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哲学主张，只是改变哲学主题，形式，也就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

海德格尔始终认为，“存在是哲学真正命题的和惟一的主题”。哲学不是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海德格尔关心是存在问题，只有存在的哲学才有意义的，并且还强调哲学是存在的科学，而不是存在者的科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思想就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根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存在。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候，我们总有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当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存在的时候，而这个“是”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是”等同存在，所以对于这个“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按照海德格尔观点或者他的思想，那么哲学就是存在哲学。鲁迅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是论证存在者是什么，其实意义都是在于人。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人的世界，离开人的存在，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与价值。海德格尔这里讲的决定论不是对个别存在者的决定，而是对作为全体的存在者的决定。

在晚年的海德格尔却认为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同时他也把哲学的终结叫做哲学的完成。在现代，人们把哲学变成经验科学，哲学不再胜任思考的任务。因此，哲学终结是必然的，是一种归宿。

马克思觉得哲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样，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观点是如果产生哲学或者所属的社会制度注定是要消亡，那么哲学又怎么可能永久存在？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哲学是希腊人发明的，那么就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消亡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关心是实践问题，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他还指出自己毕生关心和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一个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类的解放。他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者“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他使哲学变成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哲学不再存在思辨。于是，哲学也就终结了。

三、上帝死了，面对价值重建问题

尼采曾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他接下来说：“假如上帝没死，我就没法活！”当他说完这话不久就精神失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上帝死了，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上帝的尸体，还是留下一种终极的价值。上帝为什么会死？到底是谁把上帝杀了，为什么要杀上帝？那么死去的上帝会不会复活，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又活过来。我的死是为了我的复活，但是上帝复活了吗？上帝是什么？是一种终极价值体验，还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困惑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面对签发死亡通知的现代西方哲学如何超越，如何走出困惑，这就是一种价值的反思。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人把上帝杀了。

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只是把上帝杀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哲学终结。那么哲学并没有终结，只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面对各种困惑。上帝死了是不是价值轮回的表现，而这种价值是如何轮回的。在价值轮回过程是不是出现取代上帝的值体系，或者某种价值体系在重建之后实现这种取代。如果上帝没有死了，尼采就没法活下去。但是上帝死了，尼采也就发疯了。或许当人把上帝杀的同时也把自己杀了，这是价值的互毁。于是人们需要回归上帝复活的价值。

在这里，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追究是谁把上帝杀了，或者谈论上帝死的原因，而是关注价值重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重建本体论面对种种困惑，价值重建出路在何方？如果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而超验的东西属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如何避免理性的独断？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没有存在于经验范围以内的特殊对象，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经验总和的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只能是原则的完整性，不能是直观和对象的完整性。”反理性思潮出现是因为纯粹理性本身不去认识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无法突破这个完整性而使用范畴到自在之物上去。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传统主题和主体性慨念不断被消解和解构过程。有一位学者说过，“实践的观点所突出的便不可避免地是能动性或主体性方面。”

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四危机时期，而这次危机是否可以再次获得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传统三大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是否面临丧失的危机。努力重建本体论，复活上帝，或者再造上帝是否解决摆脱哲学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要至少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重建本体论”，第二是“本体论转向”，第三是“终结论”。重建本体论主张复活上帝，保留传统三大主题。本体论转向是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终结论主张纯哲学的终结。

价值重建在发展过程不再是纯粹的重建本体论，在很多时候是本体论转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本体论转向只是解决哲学危机的方法，最终还是会回归到“重建本体论”。一个人病了就必须吃药，但是康复之后就不再吃药了。我觉得西方哲学就是这样情况的，必须通过“本体论转向”获得新生和繁荣。

四、结束语

现代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困惑，经历过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失去影响力，但是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兴起，给原来现代西方哲学带来冲击。结构主义的哲学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且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画上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福柯自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他也喊出了“人死了”这一命题。

现代西方哲学需要走出危机，作为一种思辨方式，必须选择本质性的精神进行拯救，前提是人类精神能够全面自由的达到反思状态。 只有这样，现代西方哲学才可以最终实现“重建本体论”。

主要文献

[1]《良知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2]《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4]《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第四篇】

摘要时间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所以对时间观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柏格森、海德格尔、德里达对时间及与时间相关概念的哲学论述的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时间观窥见一斑，从大体上把握西方哲学与科学中时间观发展的脉络。本文将一些抽象的哲学观点通过比喻和图表解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时间观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字时间；绵延；存在；分延

时间与所有存在息息相关，但却很难准确地定义。因而，时间观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时间进行过思考。随着哲学不断地发展，时间问题逐渐成为一些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哲学中，出现与一些与时间紧密关联的哲学概念。本文就要将几个与时间相关的哲学观点进行梳理、阐述、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时间观进行一些探讨，并反思其变化，对这些时间观的本身正确与否暂且不予置评。

一、三位著名哲学家的时间观

1、绵延与时间——柏格森的时间观柏格森是西方近代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柏格森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绵延。绵延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连续的，是质的连续不间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可分割，也不可测量。实在的本质是绵延，眼前的物质只是绵延的一个“截面”。同样，人的真正的自我，并非形而上的自我实体，也是一种绵延。因为空间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对空间的研究可以采用理性。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间，应该使用直觉。因为理性活动截断了绵延，而直觉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绵延本身。一团火焰在空气中燃烧，其形态在时间中不断变化，每一刻都是不相同的，这就类似于绵延。如果用照相机去拍，可以得到一个瞬间的火焰的形态的照片，但如果用这张照片和正在燃烧的火焰进行对比，会发现火焰形态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照片上的火焰形态是截断了火焰形态的绵延产生的，它丧失了不断燃烧涌动的本性。所以运用理性去分析绵延上的某个片段，就好像用照相机拍一张火焰的图片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想了解绵延本身，靠截取是无用的，只能用直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踏进一条河流。”柏格森的时间观：

2、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主张“悬置判断，面向事件本身”。所谓的“现象”是悬置理性思维，直观事物本身呈现出来的普遍共相。海德格尔则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后的“对象本身”，还只是自己显现出来的“存在者”，有些是真相，有些是假象，而使“存在者”开显出来的“显示”更为重要。这种“显示”就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如何“存在”。运用理性、直觉可以认识、把握“存在者”，却无法体验“存在”本身。只有作为深层感性的“烦”，才能将“存在”开显出来。这是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原理，对传统哲学中理性、直觉等概念进行“悬置”后，直面事物本身的产生的领悟。可以说，“存在者”还是一种认识对象，而“存在”则不是一种认识对象，它甚至不是一种“对象”，只是一种呈现，一种过程与状态。“烦”是因为“此在”感受到自身及其他存在者“活生生地存在”而产生的深层情感。根据佛洛伊德学说，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部分。意识只是心理活动的“冰山一角”，无意识才是“除一角外的整座冰山”。理性是意识的自主性活动，直觉是比理性根本的意识直观感觉，而更为根本深层情感“烦”则与无意识有联系。所以，“烦”比“思维”、“直观”更为贴近人的真正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即“此在”的“在场”，由此产生了“现在”。将“现在”作为分界点，“过去和将来”也随即产生。这三种时间状态对应“此在”三种存在状态：抛掷态（过去），沉沦态（现在），生存态（将来）。但是，“此在”永远是存在于“现在”的，而“过去与未来”只存在于幻想和想象当中，所以此在的三种存在状态是并列、交织于现在的，三种存在状态并没有先后之分。海格德尔的时间观：

3、分延与时间——德里达的时间观西方当代解构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德里达提出“分延”概念，将词与物的关系由能指到所指的纵向关系（由索绪尔提出）转化为由能指到能指的横向关系。“分延”是文本中能指到能指的不断区分与推延，将一个能指从其他能指中区分出来，推延到一个新的能指，由于文本无法创造“所指”，所以只能不断创造新的“能指”将“所指”推延，因此分延是无限的，“所指”永远“不在场”。能指不断地分延，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能指的分延路径称为“踪迹”，把握“踪迹”即顿悟，但是这种顿悟并非“所指”真正的“在场”，只是把握了“踪迹的踪迹”而产生的一种“到达所指”的朦胧幻觉。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去某个地方，道路错综复杂，而且终点离起点无限远，因此人在走的时候就不仅需要知道走的道路，还得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道路去走，才能走向终点，如果走路的时间也是无限，那么这人就可以到达终点。同样，把握“能指”分延的“踪迹的踪迹”，相当于把握了整个“踪迹”（虽然是无限的），产生了一种“到达感”，似乎“所指”已经“在场”。这又好比面对一个无限的数列，虽然可以找到其通项公式，计算出其任意一位的数值，似乎是把握了这个数列，但无论你算出哪个数字，都还有更大（更小）的数字，你无法到达无限的边缘。因此，该踪迹没有终点，主体对能指运动踪迹的把握只是一种“顿悟”。从德里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不仅能指可以分延，能指的差异也可以分延，因为能指的差异也是一种新的能指，因而可以分延。人对“时间”的顿悟就是由不同的能指之间差异的踪迹形成的，即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分延到另外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这种不断的分延形成的差异的踪迹，对不同差异的踪迹的把握，产生类似对点状“现在”的顿悟（并不是“现在”的终极意义）。但是，由于踪迹不断分延，差异的踪迹也是如此，所以点状的“现在”（作为被真正理解的意义上）永远无法到达，而其“所指”也并非一个实体。因而，点状的“现在”被解构了，导致“过去”与“将来”也随即被解构，最终导致线性化的时间也被解构。德里达将“点”变成一个无法完全把握其意义，只能顿悟的能指撒播的“踪迹”。由于，“时间线”是由无限的“时间点”构成的，所以“线”无法真正被构造出来的——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真正成为。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德里达的时间是一种非线性化的无法真正理解的时间，而只能通过“顿悟”去把握。德里达的时间观：

二、三位哲学家观点的比较

1、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本质——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的“异”

（1）直觉与情感柏格森倾向于用直觉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倾向于用深层情感“烦”体验存在。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绵延，而绵延是不能被分析的，只有直觉可以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此在在场”，而“此在在场”产生“现在”，“现在”产生“时间”，理性与直觉只能把握“存在者”，只有通过深层情感“烦”才能体验到“存在”，存在的本质就是时间。

（2）特征与来源柏格森关注的时间的特征，海德格尔则关注时间的来源。柏格森提出时间是绵延，是将时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时间的特性、特征，即时间有什么特点。海德格尔则重点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认为时间就是存在的本质，而时间产生于存在（“此在在场”），时间相对于“此在”才有意义，与“此在”联系密切。

2、“此在的在场”到“差异的踪迹”——海德格尔到德里达

（1）由“此在”到“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此在”开显出来继而产生的。德里达则认为比“存在”更为根本的是“差异”，有“差异”才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才有“此在”与“存在”的区别。所以，“差异”是一个比“此在”和“存在”更为根本的概念。

（2）由“在场”到“踪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存在”是一种“在场”的状态，正因为“在场”才有“现在”，在场是一种显现。德里达则认为“在场”只是一个假象，所谓的“所指在场”只是掌握了“能指”分延、撒播的“踪迹”。“踪迹”是通往隐秘的道路，所谓“在场”是道路的终点，但德里达认为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因而，踪迹是一种隐匿。

三、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时间观简述

历史上哲学家的时间观简述：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哲学史上时间观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客观化解释与主观化解释的交替的脉络。观念的发展类似一个圆，重新回到起点，但却达到更高的层次：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是一个圆（主客观是分离），从柏格森到德里达又是一个圆（主客观交融），第二个圆比第一个圆层次更高。另外，科学史的时间观也发生重大、颠覆性的变化。时间由线性绝对，变成非线性相对的；由均匀地流动，变成不仅可以收缩膨胀，而且可以倒流。将两个表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哲学理论与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是一致的，即否认线性绝对时间观。

四、结论

哲学对时间的认识，从近代、现代、当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由生命绵延阐述时间特点，转化为从存在的角度阐释时间，最终转化为从差异的踪迹角度去理解时间，使得作为生命绵延的纯粹时间，被“此在在场”斩断三分，与存在的三种状态密切相关，成为存在的本质，但最终因为此在无法在场被彻底解构了，成为由不同能指间差异地分延的不同踪迹。海德格尔将线性时间横向截断，而德里达却将时间点纵向解构为一个差异无限分延的踪迹，只能靠顿悟去把握。“现在”作为一个“点”不复存在，而成为一条“射线”。因此，宏观的线性绝对时间观被解构，留下了非线性的、相对的、理性无法真正理解的“不在场”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