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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读后感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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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读后感1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1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2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超凡的领导智慧,还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才能。我们从他留存的著作、记录他的影像和怀念他的文章中,至今仍能够领略到他讲话时的风采,感受到他语言表达的魅力。本文撷取了周恩来语言表达的几个故事,相信会对领导者提高讲话能力和水平大有帮助。

“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1958年,我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9月开工的北京密云水库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周恩来非常关注它的建设,在百忙中多次亲临工地视察。

密云水库工程任务艰巨,仅建筑拦洪坝就调动了河北、北京两地的20多万名民工,奋战了10个月,挖、运、填土石方和混凝土达2000多万立方米。

1959年9月,拦洪坝修筑成功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再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他首先视察了工地现场,然后把各民工支队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周恩来望着大家,见没有人开口,就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有序减少民工的主张: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周恩来说完,就询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总理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众人齐声回答:“合理!”周恩来随即又问:“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众人纷纷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周恩来听了这话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提出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众人见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周到,异口同声地说“好”。

古人云:“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此“舌”,不应只是能言善辩,还应当会言善说,即以尊重对方的态度、商量征询的口吻,耐心平和地说出自己周密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让人们充分理解和由衷接受的目的。这种语言表达,虽然不强势,但是却有无形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我个人的意见,只提供你们作参考”

周恩来是讲政治、讲纪律的典范,时时处处都为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他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讲话,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决不以集体讨论和中央决议代替个人意见。所以,周恩来无论在什么场合讲话都定位准确,恰如其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1952年6月。周恩来非常关心北京人艺的成长,经常忙中偷闲,前往剧院观看演出,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感。

1963年10月15日,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一部表现当代青年爱情、友谊和走什么样人生道路的作品。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上舞台,向全体演职员畅谈自己的观后感。他肯定了演出很精彩,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例如,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等等。周恩来早年曾出演过话剧,后来仍一直喜爱文艺,对艺术很精通。

听了周恩来的意见,该剧导演立刻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大家热烈鼓掌,十分赞成导演的表态。谁知周恩来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鼓掌。他郑重地说:“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又笑着强调了一句,“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大家听了总理的话,敬佩极了。

领导者讲话,有时在正式场合,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代表一级组织;有时在非正式场合,属于临场发挥,只是个人看法。场合不同,角色就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应当不同。因此,领导者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身份的话,切不可处处把自己当“领导”,因有感而发作“指示”。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周恩来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他称黄炎培为“黄任公”、称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某师傅”,等等。对同一对象,有时候也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她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称其为“宋副主席”;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称其为“庆龄同志”。周恩来以此来表达自己亲切、热情或者严肃的情感。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在1926年3月。两个人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推选善于鼓动宣传的郭沫若担任厅长。郭沫若虽然敬重周恩来,但是却不愿担任这一职务,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周恩来耐心地说服郭沫若:“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郭沫若答应“考虑考虑”。但是在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喝醉了,大骂了一通“政客”,包括他自己。为此,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之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亲切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注:周恩来,曾用名伍豪)、“弟恩来”。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开头则称“同志”,落款写全名,表明了周恩来严肃的态度,并温和地批评他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郭沫若阅信深思后,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就任第三厅厅长。

称呼是人际关系中传情达意不可缺少的手段。领导者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要注意其身份、职业、年龄以及场合等差异,恰当地使用称呼,该亲切的时候就亲切,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还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又有极高的语言天赋,这使他在语言表达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一句原本很平淡的话,经过周恩来睿智的再造,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立时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神奇效果。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重大国际舞台上亮相,受到各国关注。

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工作人员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纪录片,让外国记者了解新中国的变化。纪录片放映后,周恩来听取汇报:外国记者普遍反应热烈,但是有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阅兵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再给他们放映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为了让外国记者看懂,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译成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剧名译成《梁与祝的悲剧》。

周恩来听取了工作人员放映新片的汇报后说,十几页的说明书,是不会有人看的。他当即出了一个主意,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影片放映那天,大厅内座无虚席。感人的故事、优美的唱腔,250多名外国记者看得如醉如痴。影片结束后,放映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外国记者纷纷赞叹,这部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语言表达是一门基本功。领导者若想讲话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勤学习,常读书,多补充和储备各种知识。同时,要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注重语言的创新,力求用简洁、鲜活、新颖的词语,拨动人们的心弦。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3

据周恩来总理秘书陈浩回忆,周总理对身边的秘书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培养教育,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对人总是平等相待,关心体贴,亲如一家。陈浩说,周总理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根据陈浩的回忆,整理出周总理对秘书言传身教的小故事,供党员干部思考、学习。

工作认真不草率

周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反映情况要准确不要估计

周总理常说,现在是搞现代化,我们要统计,不要估计。不许秘书们反映情况时说什么“我想大概是”,要说确切。总理问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要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并且马上去查。这样,总理虽不满意,但不责备;如果回答“也许”“大概”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总理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总理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这位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

办事坚决不拖拉

周总理要求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他报告,不论他在做什么,即使他在睡觉或接见外宾,也可以写条子给他,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每当发生延误情况时,总理还要查看收电报的各个环节,看延误在哪里,如电报特别紧急,而在接收和抄报之间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秘书收到未马上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他不能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汇报事情简明有重点

周总理要求秘书人员汇报情况,要先下功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主要情节,尽可能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分清哪些该让他知道,哪些属于枝蔓不必知道。汇报要有事实,有看法,有骨有肉,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勤思考多提建议

周总理在审批文件时,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就和秘书们讨论起来。他常说:“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我们提的建议,只要有一点点可取,他就采纳,事后他还有意提起这是某某提的建议,以示表扬,并说:“不能掠人之美嘛!”

不该说的绝口不提

周总理要求我们每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同志,都要养成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总理交代:“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一次总理看到一位刚调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交代说:“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为他人着想

一位秘书回忆总理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使他终生难忘。一次他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就散了。总理知道他去吃饭了,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一次外出,他和总理一起用饭,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有一次,一份文件中有些字迹潦草,不易辨认,周总理阅批时不厌其烦地把那些难认的字一笔一画地用毛笔描清楚,怕打字员认不出来,打错了字。1976年总理逝世后,那位起草文件的同志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图省事,没想到给总理添了麻烦,感到万分歉疚。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4

他离去

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身后没子女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50多年革命生涯

26载总理重任

“周恩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到今天

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

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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