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周恩来范例【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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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周恩来【第一篇】
周恩来，对于80后的我来说，是一位从小学课本里、从电视里认识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伟大而崇高的形象扎根于内心深处，不曾褪色。今天，他再次从银幕出现在眼前，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他身上陈旧的衣服—质朴而干净地真切。
如果从影片本身来说，虽我不是一个懂艺术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影片所展现出来的“客观再现”本身已经摆脱了“艺术”粉饰、浮夸的束缚或者套路。没有粉墨登场、没有虚张声势、没有故作牵强，于是乎，影片的这种朴实的触角已自然而然触及到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或许，这种真实、这种纯粹、这种灰白底色本身就是打动人心最强大的力量。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受难，村儿里的树叶已被摞光当粮食充饥，村主任为了“面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虚假的现实状况，正如今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面子”搞打肿脸充胖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忽悠上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周总理没有“车轮转一转、手指一指”忽悠着“被忽悠”，而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搞起了真材实料的“调研”。他走进困难群众家、和老党员谈心请教、要求大家讲问题、摆事实、走上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劳作……他用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所亲身体验到的农村问题，他用心感知着农民生存的疾苦，他用一个总理应有的忧国忧民情怀与责任态度为群众能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而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夜色中的那扇窗映着总理的身影，也照亮了那个积贫积弱年代群众们心中的希望。周总理的“四个昼夜”何尝不是对“实地调研”的最好诠释，又何尝不是对今天的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研”的最好鞭策。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活着意味着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精神不倒，眼里才能有光、脚下才能有路、未来才有希望！周总理亲自来到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伯延，他走街串巷，他为生病还坚持上课的赤脚江老师穿上那双已经不合脚的鞋，他吩咐把特意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分给群众吃，他把自己和夫人的工资拿来给孩子买衣服、给老人备棺材……这些对于那里的、那个时代的群众，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超乎了党关心底层群众的感动，它意味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总理和苦难群众在一起！“在一起”，它所传递出来的淳朴与真挚的强大情感足以让群众心里有底气、有依靠、有寄托、有信心！他用爱、用责任、用担当为群众筑起不倒的精神丰碑。
有一种眼神，充满希望，那是群众望向周总理的“信任”；有一种信念，充满力量，那是百姓对党的信仰；有一种精神，充满正能量，那是中国苦难人民生的勇气与斗志。周总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段困难的岁月，他像每日升起的太阳一样，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光明、带去希望、带去温暖，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成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一生需要导师，一个时代的命运需要伟人，一个民族的希望需要精神领袖。周总理，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心中的精神领袖。
群众看见周总理就如突见很久不见而重逢的亲人会热泪盈眶，老大妈会那么幸福地将自己备的棺材拿去换成面粉给周总理做擀面吃……那种无法掩饰、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朴素地足以感染人心。周总理，之所以让人民群众如此爱戴，与其是说因为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不如说他把毕生的爱奉献给了人民群众。
“周总理”，这个饱含深情的称谓在几代人的心里，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位，俨然已成一个爱戴的尊称、一份虔诚的怀念。席间，会听到浅浅的“唏嘘的叹息”，我知道如泉水般清澈而感动的泪水让气息的律动有了颤抖。我也深知在座的党员干部能有这样的情感流露—中国的未来值得期待！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依然不能放松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使命，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民生问题、国际挑战依然严峻。中国的未来依然需要越来越多像周总理一样的领导干部，真正拥有一颗纯粹为人民服务之心，真正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真正肩负起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重任，把自己真正融入人民群众中，融入国家的命运中。
干群的血肉关系不可模糊、更不可疏远。民心聚需要干群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昌需要干群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今天，有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甚至伤害群众，有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于人民的幸福不顾、于国家的前途不顾，这样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思想境界于“领导干部”的身份与职责是何等不相称、又是何等羞愧与渺小。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我看来，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它所传播的正能量，希望能让“迷途”的党员干部自警、自省、自我鞭策、重塑信念、坚定使命，也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少一分浮躁、少一分急功近利，多一份脚踏实地、多一份求真务实、多一份为这个国家真正做点什么的歇斯底里，为“中国梦”的腾飞多一份纯粹的偏执。
读后感周恩来【第二篇】
战斗“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际，我观看了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知不觉地流了泪。我被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体恤民情，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品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诚发现真实情况、敢于担责、勇于向党中央反映实情的作风深深感动。
1961年新中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大病初愈的周总理到河北省邯郸市伯延公社调研，在将近100个小时的时间里，夜以继日走村入户，忘我工作，其故事其细节令人感动至深，他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心一意为民情怀，敢于担当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常常耳闻和见诸报端是某些领导到基层调研，是隔着玻璃看一看，住进宾馆听听汇报，拿着文字材料回单位汇报，这种华而不实，贻害百姓的作法，令群众深恶痛绝！
感动于周总理亲民爱民的情怀。一国之总理给小学汪老师穿鞋，用自己的钱帮老大娘把寿材重新买回来，栽地瓜苗时把一碗水留给群众而自己只喝一口水，与夫人邓颖超商量收养张二廷的最小孩子…周总理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了群众。这些点滴作法，如今对于有些干部戴了帽子歪了嘴，有的明哲保身保乌纱帽，糊弄上级欺骗百姓；有的贪图享受、收受礼金、贪污公款，败坏了干部形象，败坏了党风；其官僚主义，当查；其享乐主义，当诛！其触犯党纪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与群众同甘共苦。公社主任郭凤林给年事已高的周总理准备了猪肉、鸡蛋菜肴，周总理没吃，而是与社员一起喝着稀汤，吃着窝窝头，连清碗的水也节约下来，第一天周总理仅吃半碗稀饭。周总理挺着疲惫虚弱的身体，与群众一起劳动插地瓜苗，大雨夜给救地瓜苗的乡亲们送糖水。如今，有的干部穿名牌，坐高档车子，住豪华宾馆，吃山珍海味，攀比享受等，其脱离群众，当罚；其奢靡之风，当杀！其触犯国法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听真话、讲真话。1961年5月3日，周总理一行来到伯延时，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老区人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领导添麻烦，替国家分忧，“善意隐瞒实情”。但周总理四天不停地深入农家，走访了几十户农户，调查研究，用真情打动群众，促使张二廷等“放炮”，获得“大食堂吃不饱”“少数干部多占”真实情况；进而敢于担责，毅然向毛主席汇报实情，使党中央及时纠正错误，促使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现实中，一些地方群众不敢说真话，爱唱赞歌；干部也听不进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说真话的群众，这些行为，必须纠正！否则祸国殃民！
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方方面面。”这些讲话高屋建瓴，是真知灼见，是金玉良言，我们要以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决反对“四风”，反对瞒上欺下，脚踏实地改进不足，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树立忠诚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读后感周恩来【第三篇】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一、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1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读后感周恩来【第四篇】
《周恩来回延安》是一部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历史题材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好评。影片讲述的是周恩来总理时隔26年之后，重新回到工作了13年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在周总理回到延安的22个小时中，看望了曾经的老朋友、老邻居。影片充满着浓浓的人民情怀，体现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深情。“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中国共产党始终牵挂着革命圣地延安的百姓，重温《周恩来回延安》，从中感悟共产党员初心。
严于律己，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总理的一生，两袖清风，为百姓呕心沥血，重回延安时已身患重症，但他仍记得曾经的邻居，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周总理的袜子打着厚厚的补丁，发白的衬衫领子都快洗破了，身为总理的他并没有“搞特权”，知道百姓还过得艰苦，一定要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周总理为广大共产党员树立了好的榜样。
立足本职，服务于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想民所想，忧民所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带领延安人民撤退时，全力帮助放牛娃找到受惊逃走的牛，他知道，这头牛是牛娃家生活得以为继的希望。危急时刻，周总理不顾自身安危，以百姓利益为先，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初心。
爱岗敬业，奉献于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总理回到延安的第一句话是“我又回到家里来了”，短短一句话话浓缩了多少总理对人民真挚的爱。周总理离开延安前，郝大爷拿出原本攒着七十大寿用的小米送给总理，远道而来为周总理送行的百姓特意带来特产送给总理，总理没法拒绝热情的百姓，但是都折算成钱拿给他们。周总理就是这样，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坚决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更加兢兢业业，爱岗敬业，不能辜负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奋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初心，即最初的坚守。向前走，不能忘记曾经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严守道德底线，勿做令人喷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