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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范例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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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1

他离去

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身后没子女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50多年革命生涯

26载总理重任

“周恩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到今天

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

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2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超凡的领导智慧,还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才能。我们从他留存的著作、记录他的影像和怀念他的文章中,至今仍能够领略到他讲话时的风采,感受到他语言表达的魅力。本文撷取了周恩来语言表达的几个故事,相信会对领导者提高讲话能力和水平大有帮助。

“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1958年,我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9月开工的北京密云水库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周恩来非常关注它的建设,在百忙中多次亲临工地视察。

密云水库工程任务艰巨,仅建筑拦洪坝就调动了河北、北京两地的20多万名民工,奋战了10个月,挖、运、填土石方和混凝土达2000多万立方米。

1959年9月,拦洪坝修筑成功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再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他首先视察了工地现场,然后把各民工支队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周恩来望着大家,见没有人开口,就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有序减少民工的主张: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周恩来说完,就询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总理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众人齐声回答:“合理!”周恩来随即又问:“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众人纷纷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周恩来听了这话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提出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众人见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周到,异口同声地说“好”。

古人云:“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此“舌”,不应只是能言善辩,还应当会言善说,即以尊重对方的态度、商量征询的口吻,耐心平和地说出自己周密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让人们充分理解和由衷接受的目的。这种语言表达,虽然不强势,但是却有无形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我个人的意见,只提供你们作参考”

周恩来是讲政治、讲纪律的典范,时时处处都为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他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讲话,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决不以集体讨论和中央决议代替个人意见。所以,周恩来无论在什么场合讲话都定位准确,恰如其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1952年6月。周恩来非常关心北京人艺的成长,经常忙中偷闲,前往剧院观看演出,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感。

1963年10月15日,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一部表现当代青年爱情、友谊和走什么样人生道路的作品。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上舞台,向全体演职员畅谈自己的观后感。他肯定了演出很精彩,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例如,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等等。周恩来早年曾出演过话剧,后来仍一直喜爱文艺,对艺术很精通。

听了周恩来的意见,该剧导演立刻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大家热烈鼓掌,十分赞成导演的表态。谁知周恩来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鼓掌。他郑重地说:“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又笑着强调了一句,“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大家听了总理的话,敬佩极了。

领导者讲话,有时在正式场合,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代表一级组织;有时在非正式场合,属于临场发挥,只是个人看法。场合不同,角色就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应当不同。因此,领导者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身份的话,切不可处处把自己当“领导”,因有感而发作“指示”。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周恩来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他称黄炎培为“黄任公”、称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某师傅”,等等。对同一对象,有时候也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她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称其为“宋副**”;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称其为“庆龄同志”。周恩来以此来表达自己亲切、热情或者严肃的情感。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在1926年3月。两个人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推选善于鼓动宣传的郭沫若担任厅长。郭沫若虽然敬重周恩来,但是却不愿担任这一职务,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周恩来耐心地说服郭沫若:“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郭沫若答应“考虑考虑”。但是在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喝醉了,大骂了一通“政客”,包括他自己。为此,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之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亲切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注:周恩来,曾用名伍豪)、“弟恩来”。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开头则称“同志”,落款写全名,表明了周恩来严肃的态度,并温和地批评他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郭沫若阅信深思后,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就任第三厅厅长。

称呼是人际关系中传情达意不可缺少的手段。领导者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要注意其身份、职业、年龄以及场合等差异,恰当地使用称呼,该亲切的时候就亲切,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还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又有极高的语言天赋,这使他在语言表达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一句原本很平淡的话,经过周恩来睿智的再造,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立时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神奇效果。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重大国际舞台上亮相,受到各国关注。

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工作人员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纪录片,让外国记者了解新中国的变化。纪录片放映后,周恩来听取汇报:外国记者普遍反应热烈,但是有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阅兵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再给他们放映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为了让外国记者看懂,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译成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剧名译成《梁与祝的悲剧》。

周恩来听取了工作人员放映新片的汇报后说,十几页的说明书,是不会有人看的。他当即出了一个主意,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影片放映那天,大厅内座无虚席。感人的故事、优美的唱腔,250多名外国记者看得如醉如痴。影片结束后,放映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外国记者纷纷赞叹,这部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语言表达是一门基本功。领导者若想讲话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勤学习,常读书,多补充和储备各种知识。同时,要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注重语言的创新,力求用简洁、鲜活、新颖的词语,拨动人们的心弦。

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3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据《周氏家训》记载,周家规定男孩“五岁入家塾,习颜体”,即周家5岁男童要被送进家塾馆读书,并学习写颜体。周恩来12岁离家前,曾先后在淮安驸马巷周家塾馆、清河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十里长街南侧陈家花园塾馆以及宝应水巷口陈家、淮安东岳庙龚家五个地方读书。

教学有方的周家塾馆

周家世居浙江绍兴,直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周恩来的曾祖父周光勳、叔曾祖父周光焘以260两白银在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购得一套老宅后,周家便在淮安定居下来。

周家买下驸马巷房子后,很快又在淮安城东门外的夏庄买下墓地,同时在新居内沿东边驸马巷一侧辟出三间房子作为家塾馆。

按《周氏家训》男童5岁入家塾的规定,周恩来应在1903年春节后到家塾馆就读。周恩来在周家塾馆主要学习“三、百、千、千”等启蒙书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当时无论年龄大小,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念书,周恩来也听了那些年长学生学习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从而拓宽了知识面。

周家塾馆教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蒙童的教学内容之一,文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句是学生必学的内容。

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了一年后,就随父母去了清河县,到外祖父家万家塾馆寄读。

迁居入读万家塾馆

周恩来为何要到离家30余华里外的清河县清江浦外祖父家读书呢?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就已败落,平日靠在外做事的叔伯们资助维持生活。如果没能及时得到资助,他们便典当衣物糊口。

1904年春节,周恩来生母万氏(万冬儿)偕同丈夫周贻能和周恩来、周恩溥两兄弟回娘家拜年。他们在清江浦十里长街逛街时,经不住卖彩票的人摇唇鼓舌,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万立合伙花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的是,秋后公布中彩号码时,这张彩票竟中得头奖,奖金是一万块大洋。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足以养活一两代人。

因为彩票是两人合买,奖金由两家平分,各得五千块。万氏和丈夫一道乘轮船去汉口领取奖金后,就给自己买了件豹皮大衣,还买了一台当时很时髦的留音机器(留声机)。回到淮安后,她又将周家朝东的大门外往南至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的一段街道铺上砖头,以便人们出行。

周家中奖的消息一传出,便有债主上门讨债,热心公益的人前来讨要赞助,连原来的丫环、乳母、轿夫等也上门讨喜钱。可以说,彩票中奖使周家成了花钱的“无底洞”。万氏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回清江浦娘家生活,以避是非。

就这样,周恩来和两个弟弟随父母(包括嗣母陈氏、乳母江氏)一起来到清江浦万公馆。据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由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的嫡曾孙万寿徵于1982年6月14日签字负责的一份笔录记载:“周总理全家迁居淮阴是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我祖父万立钟(周恩来六舅)因到板浦盐场做事,我们六房头的一部分人要从淮阴搬去板浦。因为总理全家迁淮阴准备房子,我们搬家到板浦推迟了几天。”

周恩来一家迁居清江浦后,周恩来、周恩溥就进了万公馆的家塾馆读书。

自家开办的陈家花园塾馆

周恩来在万家塾馆读书时,由于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梦想着通过考试出人头地,因此一门心思忙自己的学业,教书不过是获酬应付之举。他在课堂上仍教授“三、百、千、千”这些孩童启蒙书籍,而周恩来对这些早能倒背如流,每天在教室里无法安坐。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最后同教书先生作了“君子协定”:他每天准时到校,然后到外祖父书房看书,放学时和其他同学一道回家。不过,此事还是被嗣母陈氏发觉,陈氏认为这样的先生岂不是误人子弟。

万家是名门望族,万府大院人多嘴杂,万氏回娘家久住后,难免和家人发生矛盾,连幼小的周恩来也曾无端地受到委屈。基于先生的无心教书和在万府生活的不愉快,万氏和陈氏一同商量,决定买下坐落在十里长街之南陈家花园的14间房子,作为周家在清江浦的临时寓所,并亲自请教书先生开办了自家的家塾馆。

两位母亲雇请的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能因材施教。在陈家花园塾馆,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还苦练书法。据周恩来在陈家花园塾馆的同学、表妹万怀芝回忆:“我当时还在写描红大字时,七哥(周恩来)就能悬肘写字了。”

不料,周恩来一家在陈家花园生活不久,万氏因操劳过度,忧劳成疾,一病不起。万氏得的是肺结核,因当时无法治好此病,又延宕医治,不幸在1908年夏天去世。周贻能在外谋生,未能及时赶回见最后一面,加之周恩来的外祖母万张氏对丧葬提出过高过严的要求,导致周贻能根本无法安葬其妻,只好将万氏灵柩暂厝在尼姑庵。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将妻子的灵柩从清江浦水运至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夏庄周家茔地。

周恩来对这件事刻骨铭心,这在他的留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述。

陈家书房使他眼界大开

万氏的辞世对周贻能打击很大。周贻能生性忠诚厚道,只能做政府机关里抄写收发之类的小职员,或者当家塾馆老师,收入微薄到无法养家糊口。周恩来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不久,周贻淦就去世了。由于周贻淦和万氏均患肺结核去世,与其朝夕相处的陈氏也染上了这一绝症。不得已,陈氏提出回宝应娘家,一是让懂医术的侄儿陈式周看病,二是散心并安排后事。随后,陈氏和周恩来登上木帆船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号逸石,毕业于通州(今南通)师范,做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曾任上海《申报》编辑。他小时候曾在淮安周家塾馆寄读,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表示欢迎。

陈氏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学业,一到娘家就向侄儿提出,让周恩来到陈家家塾馆读书学习。陈式周与周恩来交谈后,发觉周恩来虽然只有10岁,但能评述古代诸子百家,乃至清朝的“洪杨之乱”,且有独到见解。于是,陈式周对陈氏说:“我们家的塾馆只能教授那些蒙童孩子,大鸾(周恩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不要再上蒙馆了,让他到我家书房读我的藏书吧。”因此,周恩来在宝应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到陈式周的书房看书学习,陈式周适当做些辅导和指点。

陈氏在宝应娘家一共呆了三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陈家书房读过《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等,使他眼界大开。可惜陈氏病体日渐沉重,母子俩只好登舟北返,重回清江浦陈家花园。

龚家塾馆成为最后的记忆

陈氏回清江浦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带着两个弟弟返回了淮安驸马巷。

这时驸马巷的周家更加衰败,稍微灵活的男丁均已外出谋差做事。周家院内住着孤苦伶仃的老人: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遗妾亚老太、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元配痴二奶奶等,由近乎瘫痪的八叔周贻奎和八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周家塾馆还在,但已付不出学关钱(学费)。

从清江浦返回淮安的那段时间,周恩来除了按旧俗在母亲灵前守孝外,还曾到已裁撤的漕运总督大门外石狮子处学下象棋。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的一份周恩来堂弟周恩灿的笔录上说:“七哥在为他母亲守孝时,还在油灯下看书。”

酷爱读书的周恩来不愿就此荒废学业,请求八婶杨氏去淮安城东岳庙龚家说情,希望能让他到龚家塾馆寄读。

杨氏迈着小脚,带着周恩来、周恩溥、周恩硕和周恩寿四兄弟来到龚家。经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亲自考核,最终只留下周恩来一人在龚家塾馆寄读。龚家塾馆也成了周恩来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个地方。

龚荫荪,字天枢,其母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母。龚荫荪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因此,周恩来在龚家书房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及《中华时报》等进步书报。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因材施教,他要求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最终形成了周恩来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

周恩来在龚家只寄读了一年。由于龚荫荪是革命党人,他的行踪早已被清廷盯上。1909年春节,清政府对龚府实施抄家,周恩来失去了他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处“天堂”。

1952年秋,周恩来视察上海期间,在霞飞路临时寓所会见姨表姐龚志如时说:“表舅(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教师。”可见,周恩来对在龚家寄读的那段时间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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