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故事观后感【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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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故事观后感【第一篇】

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得很明白：“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而周恩来就是以超凡的仁义才智，成为我党隐秘战线斗争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创建了中央特科，同时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央特科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豪密”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无线电通信工作，沟通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电讯联系，有力配合正面战场。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飞速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及时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弄堂里神出鬼没的“胡公”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对，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周恩来把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之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周恩来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拟俄文密报急发斯大林

二战期间，阎宝航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马上作出此情报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了不耽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

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收到若干份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于是当机立断向延安总部发出“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得苏军能提前24小时进入战争状态。

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所获取的战略情报：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苏联在获取此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阎宝航还侦获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等。周恩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得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做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面立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的故事观后感【第二篇】

周恩来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相关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令人难忘。

我要中国料子

进北京后，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周恩来第一次做衣服，选中了北京“红都”服装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店。”

周恩来笑着说：“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的外国布料，周恩来摇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始终整洁、挺括。衣服穿了10年仍然整洁、挺括，其中当然有奥妙。周恩来有两只袖套，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于是，便送去“红都”请裁缝织补。衣服虽然旧了，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穿出来仍然整洁、挺括，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严控建造楼堂馆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和部门想兴建大的楼堂馆所，对此周恩来总是迟迟不批。他常对秘书们说：“要我批准，签个字很容易。可这是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重啊！”

1962年6月，周恩来顺道去鞍山市视察，当时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宾馆，当地负责人准备让周恩来住到那里去，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周恩来说：“宾馆为何要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视察中，周恩来又发现鞍山市还在新建的一个大礼堂，其中有不少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于是周恩来当即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啦！”然后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能用！”

“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这是一间老屋，陈旧、阴暗、潮湿，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为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但都被他拒绝了。

一次，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厅，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但明确表示“哪里坏了修哪里，绝不能铺张浪费”。不久，周恩来外出视察，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上新的，封严漏风的窗户，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此外还搬来两把沙发，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之后秘书一算账，觉得应该符合周恩来“尽量节约”的要求。

不料，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他站在门口生气地责问：“为什么这样铺张！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秘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

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之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道：“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就走。见此状，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周恩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多次检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多付钱使下级不再送礼

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因为思念老领导周恩来，就托人从福建送来了一筐桔子，并让人捎话说请总理尝个鲜。知道此事后，周恩来当即说：“我不要！”大家觉得这样做有点不通人情，就劝他道：“既然已经送来了，不能再送回去。”周恩来想了想便问桔子多少钱一筐，在得知是25元一筐后，他马上吩咐秘书给龙飞虎寄去50元。

据了解，周恩来经常会收到一些老部下馈赠的土特产，对此他一概推辞，实在推不掉的总是按市价付钱，这次却超出一倍，对此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解，于是周恩来解释说：“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会再送了。”果然，自此以后龙飞虎再也不送东西给周恩来了。

周恩来的故事观后感【第三篇】

对待个人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坚持底线：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作风清廉：心中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周恩来的故事观后感【第四篇】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1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