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教学设计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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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教案1
关键词： 丁日昌 洋务运动 传统 改革
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丁日昌的研究十分活跃。关于丁日昌的经济思想、外交、吏治、社会关系、洋务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地有学术，而关于丁日昌的学术研讨会也在广州等地举行。纵观这些论文和研讨会的观点，主要争论点是对丁日昌是非功过的评价问题。有些学者将之称为“富有革新精神的爱国政治家和实干家”,有些学者则认为丁日昌“维护封建统治，对外妥协，是一种卖国行为”。在我看来，丁日昌身上既有恪守儒家封建传统，维护阶级统治利益的一面，又有提倡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一面。此文试图从丁日昌的这两个方面分别作出探讨，并从丁日昌身上的这一矛盾分析中国早期洋务运动者传统与改革并存的特点。
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优越的武器装备和先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了从闭关锁国到学习西方、开办洋务的道路。然而，中国早期洋务运动家们大都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儒学思想，其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他们深受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着实领略到了外国坚船利炮的厉害，因此他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自身的落后，寻求御辱自强之路。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洋务运动者身上体现出了维护传统与力求改革的新旧并举、交叉的这一相互矛盾的特征。而此种矛盾在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干和发起者之一的丁日昌身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
一、丁日昌恪守传统的一面
丁日昌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的汤坑圩，属潮汕地区。由于潮汕地区偏僻闭塞，潮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较其它地方更为保守与落后。由于从小生长于伦理观念和封建思想十分浓重的潮汕地区，接受的又是中国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家教育，因此，在丁日昌的思想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非常浓重。他的思想观念始终未能摆脱儒家传统和礼法的束缚，而作为封建士大夫，中国传统的忠君保皇的爱国思想在丁日昌的思想中更是根深蒂固。因此，在处理内政外交及洋务上，他不可能使自己的行为违背阶级的意志，而他也始终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丁日昌的保守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恪守儒家政治和伦理观念。
丁日昌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尊崇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一点可以从丁日昌在担任江苏巡抚时下令焚烧所谓的“淫词小说”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戏曲小说，他将其叱之为“风俗人心之害”,“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①,他通饬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州县“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筐……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攻，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久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籍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②丁日昌此次下令焚烧的书籍共达286种，其中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有悖而并非淫秽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三国演义》等优秀文学作品都在其中，“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吏，讲儿女私情、写淫秽行为、怪诞不经，以及所谓有关风化的全都在禁例之内”。③
丁日昌此次焚烧小说的目的在于整顿太平天国之后的社会风气，认为太平天国掀起的社会动荡乃是“淫书”的功效。因此不惜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毁灭。丁日昌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看不到由清政府自身腐朽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却将其归罪于与中国儒家思想相悖的戏曲小说，这正是丁日昌浓厚儒家政治和恪守儒家伦理观念的直接体现。
(二)坚持“中体西用”的认识。
丁日昌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对中外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有较深的认识，对于中国体制中的腐败和落后也有较深的体会，但他却始终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认识。
“欧罗巴各国地固不及亚细亚十分之三，人民更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自地中海以迄南洋，凡印度、巫来由财赋之区概被鲸吞，即现在暹罗、缅甸，亦复服其衣服、习其言语，势岌岌又将为所蚕食。其故何也？彼固不独船坚炮利，足以纵横海外，而其用心之专一沉毅、办事之刻苦精到，实有一往莫遏之势。故其无事则以官吏为经，以商人为纬，有事则以攻战为纲，以财货为目，凡商贾经营数万里外，国家特设有官而调护之，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④。从这里可以表明，丁日昌除了看到中国在器物方面与外国的差距外，已经认识到了外国在精神、文化等更多方面优于中国的地方。而对于政治制度方面，丁日昌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落后也已有了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官民之气日睽，上下之情日散，心腹痼疾既深，虽日筹饷筹兵，亦终恐无补于万分之一”⑤;“中国自夷祸以来，言自强者屡矣，而自强之效仍茫如捕风捉影，何也？则以局中之论，瞻顾因循，不肯以一身丛众镝；局外之论，迂腐激烈，而未为时局计万全故也”⑥。但尽管已经认识到这些，丁日昌也始终从维护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坚持强调：“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泰西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只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⑦“衣冠制度，断不可参用西法，为练兵、制器、电报、铁路、造船、开矿、种植、织造等事不能不采用西法。”⑧丁日昌始终认为除器物外，中国断不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以免像日本一样丧失了自己的祖宗之法，为人所耻笑。由此可见，丁日昌虽然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但却始终未能突破“夷夏”的认识，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看法。
丁日昌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认识，相比于同时代已经开始倡导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王韬、郭嵩焘等人来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王韬就曾就此点指出丁日昌的不足：“丁禹生诸公专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味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想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⑨丁日昌与王韬等人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认识上的差距，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历程中找到渊源。王韬、郭嵩焘、黄胜等人都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他们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因此，他们受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和羁绊也相对较少，因而敢于率先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这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从未有过出国经验，视野相对狭窄，又长期生活在封建伦理道德浓重的潮汕地区的丁日昌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三)外交体现懦弱、妥协的一面。
在外交思想上，丁日昌主张“外则虚以委蛇”,他认为“衅端虽不可自我而开”⑩,“外则睦邻讲信、虚以委蛇”???,因此，在处理各种外交事件时，他始终坚持恪守条约，力保和局。也正是秉着这样的外交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丁日昌无论是在处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还是各个地方的教案时，都主张力保和局，作出一定的让步与妥协。在处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时，他就劝谕潮民作出妥协，允英入城。而在处理教案时，尽管他深知传教有害于中国，“以行教为名，以窥伺为心，不可不力为防之”,但他仍然主张恪守条约，作出妥协和退让：“耶稣各教传入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例如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他就主张：“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他还针对当时主张同外国势力作斗争的“清议”派，呼吁朝廷在和战问题上拿定主意，勿为主战的“清议”所动摇：“惟议、议赔二事均须从速办理，一气呵成与之定夺，庶免迟延愈久，枝节愈多。”???而在具体地处理案件中，丁日昌严催天津官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缉拿正凶十五名、抢犯二十一名，在逃已经悬赏派弁通缉或将该犯家属押者有十余名，并以重资赔偿侵略者的损失；在处理乌石山教案的时候，丁日昌认为：“日烧毁洋楼，地方官当场目击，并不组喝一声、拿获一犯，此事若不速结，将来洋人必于此挑拨生波，故拿犯及将弹压不力之文武官员略予薄惩，此层尤不可缓。如不能先尽其在我，诚恐节外生枝。”???从丁日昌对于这些事件的处理，我们都不难看出丁日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无情地镇压百姓、对外妥协的一面。丁日昌作为封建士大夫，必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所以对外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这也正是他忠君保皇、保守妥协的体现。
二、倡导改革、寻求自强的一面
虽然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丁日昌恪守传统，维护封建统治，对外妥协，但同时，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外来侵略的卑躬屈膝却极大地刺激了这位不甘民族衰亡的爱国之士。他开始反思中国的落后，进而产生学习外国、抵御侵略、励精图治、改革自新的想法。丁日昌的改革自强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泥古不化的保守派，倡导自强建设。
丁日昌强烈地批判当时反对学习西方，泥古不化的士大夫，他提出：“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宫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各机器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之。心非不成，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西方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精，中国事事必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业少，虚文多而真谊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人所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亦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如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他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易辙”???;“夷人横行海外不过百余年，西南洋诸国半为所灭，五印度财赋之区为所灭者十八九。昔年如此，今日可知。待各国如此，待中国可知”???;“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丁日昌的这些言论，无不流露出他对中国处境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面对着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处境，丁日昌深感加强自身实力、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总理衙门建立中国新式海军的主张，他指出：“日前东西洋环而窥我，我若加一分整顿，彼则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自强军事，彼即早一日消弥衅端。盖必我有可战之具，而后将来可出于不战；若我势不能战，而希冀旁人调停，使不出于战而出于和，则其势必至于战而后已。”???在《自强变化条陈》中，丁日昌更是大声疾呼变法自强的重要性：“我不能自强，则彼族得合群力危我，一能自强，则彼族之轮船飞炮、精甲利兵，皆我他日兼并之姿也。”???
丁日昌首先倡导学习西方的开放理念和对当时浓重的夷夏之辨的批判，对于改变当时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启迪顽固不化的士大夫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趋新自强，创办洋务。
丁日昌主张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他主持创设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力。他亲自拟定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章程》,并兼任该局的第一任总办。在他的领导下，江南制造总局一步步获得发展。因此，他不仅是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而且是江南制造总局的一大功臣。他自己也曾说道：“此局本系某在沪道时所创设。”???另外，他还积极倡导和支持新式航运业，轮船招商局的建立就与丁日昌的积极倡导有很大的关系。李鸿章曾说：“议设轮船商局……此事前数年鱼生中丞在苏抚任内久创斯议，并于入觐时面陈枢廷……总署上年缄商官造轮船变通租运，亦踵前议而行之也。”???丁日昌在所编写的《自强变法条陈》和《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所提出的种种具有创设性的意见，更是对当时洋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自强变法条陈》中，丁日昌就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式企业、创办近代化报纸等涉及文化、外交、军事、侨务等多方面的内容。丁日昌还支持和协助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规划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首次展开在台湾的大规模近代化建设活动。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丁日昌学习西方，兴办洋务，谋求中国改革和富强之路的改革举措。
丁日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洋务思想，在学习西方、兴办洋务所取得的成就为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对选拔人才的改革。
丁日昌非常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丁日昌始终坚持必须独立自主，力图摆脱对外国技术人员和材料的依赖。而中国想要独立自主，则少不了对本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中国欲自强，则无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他还批判中国的科举制度，“戚继光有言：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成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闭门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因此，他要求改革封建科举制度，选用和培养德才兼备，有真才实学并能够学以致用的人。“日昌所谓才者，非但文采之足观也，要求有用之学；又非恃以口舌争也，贵求自强之基”???,他认为应该“专设一科取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成艺精而才可集”???,“今既得泰西制器之器，尤宜造就制器之人。除旗、营弁兵已尊谕转致赴营学习外，可否再于儒士中聪明特达者挑选若干人，发厂学习技艺，胁之以威，诱之以利；厚其廪饩，严其考成；俟其有成效，禄之以官。其匠人中有可造就者，系名册籍，不准业成他去；技与洋人等齐者，即以给洋人之俸给之”???。
丁日昌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更加长远的眼光。他认为要想更深入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只靠在国内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让人才走出去，到外国去学习。因此，他大力提倡和促成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赴美学习。他反复上书陈说派遣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计划，尽管阻力重重，但始终坚持，未曾放弃。而他的坚持最终取得了成功。曾国藩与李鸿章上奏朝廷的时候，言：“丁禹生中丞屡来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方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过自强。”由此可见，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能够冲破世俗和传统的羁绊，踏上去外国学习的道路，与丁日昌的积极倡导和坚持不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丁日昌在促成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
(四)反对一味地对外妥协。
虽然丁日昌在处理外交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原则地退让。相反，丁日昌反对一味地对外妥协退让，他认为若一味地妥协退让，“目前可以优游，而祸患在数十年之后”。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对外妥协的同时，也都一直强调加强自身实力，谋求自强的需要。他在提出“外则虚以委蛇”的同时，也强调了“内则卧薪尝胆”;在提出“外则睦邻讲信、虚以委蛇”的时候，更强调“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天下幸甚”???;在认为“衅端虽不可自我而开”的时候，也提出了“而守御必须及早布置”???;在恪守条约办事的同时，也要求“揆情度理，力与争执”???,反对毫无原则地退让。所以，丁日昌多次拒绝了外国人提出的无理要求，例如禁止外人于城内购买房地；不接受华商请禁洋商开设花行，或令洋商花行缴纳厘捐的要求；他取消并禁止外国小轮船在中国内河航行，不许外国人设立电线、铁路的要求。而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对外妥协，也呼吁朝廷守御必须及早布置。虽然在对外方面，丁日昌表现出了一定的妥协退让，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非一味地迁就和妥协。他在作出一定让步的同时，也一直在强调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性和呼吁变革自强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妥协和退让而忽略了他所发出的寻求自强之路，要求改革维新的声音。
三、结语
从丁日昌身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维护封建统治而又谋求自强，学习和效法西方的矛盾结合体。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传统与改革的矛盾在中国早期洋务运动者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在我看来，从丁日昌等洋务者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矛盾，是应中国近代复杂变革的时局而生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对他们的限制。因为阶级的缘故，他们无法逾越自己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限制；因为面临巨大的外来冲击，他们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又不得不谋求自强御辱的道路。于是，在他们身上便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传统与改革并举的矛盾一面。而这，也正好反映了当时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与改革相互交织、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虽然中国的洋务运动者有保守传统的一面，但他们毕竟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纵观丁日昌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在许多方面未能突破传统儒家思想对其的束缚，但“批判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从这一点上看，丁日昌的眼略已远远地超过了当时的许多同辈人。他对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人才的培养，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都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面对着这样一位恪守传统，维护封建统治，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的改革家，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肯定。
注释：
①②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1.
③阿英。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小说二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0.
④丁日昌。代粤抚拟洋务片。百兰山馆政书。(卷四):1.
⑤丁日昌。海防条例。百兰山馆政书。转引自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版):177.
⑥丁日昌。自强变法条陈。百兰山馆政书。(卷四):9.
⑦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七):19.
⑧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三):13.
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855.
⑩丁日昌。致总署书。百兰山馆政书。(卷六):23.
???丁日昌。病危口授遗折。百兰山馆政书(卷十四):22.
???丁日昌。教务因由疏。丁禹生政书(下):562.
???丁日昌。复陈中外交涉情形疏。丁禹生政书(下):557-559.
???丁日昌。赴津帮办情形疏。丁禹生政书(下):561.
???丁日昌。致何筱宋制拟办乌石山案十三则。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一):19-20.
???丁日昌。海防条例。百兰山馆政书。转引自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版)177-178.
???赵春晨。晚清洋务活动家丁日昌。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版):22.
???丁日昌。咨复通商大臣商号拟购轮船试运附函。抚吴公牍(卷十三):6.
???丁日昌。上彭侍郎书。百兰山馆政书(卷二):22.
???总理衙门清档：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机器局：4.
???丁日昌。上总署论海防事宜书。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三):3.
???丁日昌。自强变法条陈。百兰山馆政书(卷四):5.
???丁日昌。复曾侯相书。百兰山馆政书(卷六):20.
???丁日昌。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转引自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版):38.
???丁日昌。自强变法条陈。百兰山馆政书(卷四):5.
???丁日昌。上粤抚郭中丞书。百兰山馆政书(卷二):29.
???丁日昌。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百兰山馆政书(卷二):24-26.
???丁日昌。附详报效机器厂。丁禹生政书(上):176-177.
???丁日昌。病危口授遗折。百兰山馆政书(卷十四):22.
???丁日昌。致总署书。百兰山馆政书(卷六):23.
???丁日昌。上粤抚郭中丞书。百兰山馆政书(卷三):1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1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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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教案2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 影响
一、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深化
1.批判与反思
甲午战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展了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洋务派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出现了对洋务运动莫衷一是的局面。首先是顽固派，他们借着甲午战败之机，把责任全部推到洋务派身上，一时间，纷纷站出来诋毁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封建士大夫“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
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新派的批判下，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即将谈判过程奏报清廷，他以战败获罪之身向光绪帝恳切陈辞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在这里，他提出了“变法求才”的主张，把这一主张与时期李鸿章的态度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变法求才”不再是甲午战争前开矿设厂、修路造船等一般性的洋务举措，而是含有改革、变革的意味。显然，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有了深化发展的迹象。但这时的李鸿章，因战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而成为众矢之的，被剥权夺势，代之而起的是经办洋务多年的张之洞。但甲午之战，中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不能不使他震惊，经过探究，他逐渐认识到“救时必自变法始”,并认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把变法作为挽救危亡的前提。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洋务派开始对“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了自我反思。
2.洋务思想的深化
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着整个统治阶级，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首先发出类似于“罪已诏”的上谕，在此上谕中，光绪皇帝陈述了签定和约的万不得已的缘由和苦衷，他说道：“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在这里，光绪帝提出了当前“练兵筹饷”两大要务，表现出急于革兴自强的决心，已经意识到必须“痛除积弊、亟筹兴革”,中国才能“自强”,才能“一新气象”。在光绪帝“兴革自强”上谕的倡导下，洋务大吏们在反思和检讨战前筹办洋务的得失后，纷纷谏言献策，提出新的变革主张。
《马关条约》签定不久，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连发三信，分别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大学士李鸿章，痛切地提出了变法的问题。盛宣怀是一位“勤于官、通于商、谙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他从1870年入幕李鸿章府开始经办洋务，至此，他的洋务思想由经办一般性洋务发展到“变法”,这固然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但也足以证明其经办洋务的思想有了深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二、甲午战争后洋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随着甲午战后各种筹办洋务的主张纷纷出台，洋务事业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方面
洋务运动是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的，“强兵”是洋务运动最初要达到的目的。战后洋务派在上书奏折中都提出了复兴海军、创练新军的主张。光绪帝首先在“罪已诏”的上谕中提出“练兵筹饷”,各大臣也纷纷提出练兵的计划和建议，在洋务大吏的极力倡导下，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首先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和整顿军事教育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重建海军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总揽洋务事业和海军建设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舰队，清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896年先向德国订造驱逐舰、巡洋舰3艘，向英国订造大型巡洋舰2艘，又另向德国订购鱼雷艇4支，这些船只大部分于1898年来华。清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称它们为“规复海军之始基”。此外，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节饷增船”的方针，清政府裁停了南洋水师旧式兵轮，于1895年裁撤了海军衙门，还对福州船政局进行整顿。
(2)编练新军
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的“罪已诏”上谕中，两次提到“练兵”,张之洞、胡、刘坤一等臣工们上度《清史论丛》上刊登的《论洋务新政与立体改革》一文，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看作一脉相承的过程，论述了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必然发展为维新变法。
其实，清政府真正编练新军是在1901年实施新政后，但新军的编练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最初是广西按察使胡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是为编练新军之始。1895年末，胡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1896年，他又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在洋务大吏的倡导下，各省相继编练新军。
(3)整顿军事教育
在复兴海军、筹备陆军的同时，清政府采用洋务派的建议，加强军事教育。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进行了整顿海军教育的举措，充分发挥甲午战后幸存下来的海军学校的作用。福州船政学堂于1897年再次招生，继续派遣学生出洋，当年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了六名学生赴法，是为第四届留学生。陆军方面，张之洞于1895年11月奏请创办了陆军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创办了武备学堂，仿制西法，编制学堂章程。
2.工商业方面
甲午战后，洋务派对战前“求富”无效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官办”、“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光绪阐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即“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方面。
甲午战后的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之一便是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之二便是商办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工矿企业，其创办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以元为计算单位，即一银元)共104个，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在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为七百三十万元。战后的六年间比战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
洋务派在经济方面又提出了“奖励工商”、“护商”、“劝工”等主张，在这样一种上下一心发展工商业的氛围中，除了战前洋务派经营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电信纺织业仍在进行外，又新兴许多工矿业，建设了许多铁路，在金融、邮电方面都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新修了津芦、芦汉、沪宁、粤汉等铁路；在工矿业方面，甲午战争前的大多数厂矿仍在运转，战后又出现了汉阳铁厂这样大型的工矿企业。此外，还有江西萍乡煤矿、直隶滦州煤矿等；纺织业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甲午战后一直存在直到1901年由于经费问题，才被招商所顶替。战后又新建了一批纺织企业，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纺织四局。除此之外，商办企业盛极一时。
3.教育方面
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经办教育事业的最大成果，便是设立同文书馆，然而，同文书馆所培养的仅仅是些实用性的翻译人才或“一材一艺”的洋务人才，而“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竞不可得”。战后，许多洋务派官员已经认识到“储才”的重要性，提出许多培养人才、加强洋务教育的议见，其中，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就提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鉴于洋务派的呼声，甲午战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打破了过去以培养军事人才和翻译人才为主的教育模式，开始广设学堂。其中，张之洞于1895的12月，先后创办了储才学堂、陆军学堂、铁路学堂，1898年，张之洞又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二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洋务派在战后打起了“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的口号，三是派遣留学生规模越来越大。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加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清政府在留学人员的选派、留学领域、留学国家的选择以及留学制度的规定上都做了较战前不同的变革。在人员的选拔上，主张“中西会通”,规定凡官派学生，必须在本国新式学堂学完中学和西学基础课。在留学领域上，改变了战前只注重军事学习的狭隘性，学习内容涉及农工商、法律、师范教育等方面。在留学国家上，一改战前只注欧美的做法，大力倡导留日。这样，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呼声日起，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留学教育在内容上多样化，在规模上则较战前有所扩大。
4.政治方面
后期的洋务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已涉及制度的变革。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他改革政治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后期政治方面改革的代表。1898年，张之洞出炉《劝学篇》,一直以来，这一著作都被看作是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用以自清的标志，在这一著作中，张之洞改革政治的主张较多地得到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张之洞指出：在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并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的主张，说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已经涉及政治改革的领域。
经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在军事、工商业、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向纵深方向发展，洋务思想呈普及之势，正所谓甲午战后，“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洋务运动的深化发展，不仅为维新运动作了铺垫，而且在某些方面与之产生了共鸣。
三、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以此为标志，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年间(至1898年9月21日),在晚清的政治风云里，变法自强成为一股左右时局的潮流。这股潮流与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并行不悖，甚至，在某些方面，洋务派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二者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思想的趋同
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大部分仍是战前各项洋务事业的继续，但通过分析，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到的变法主张，不外乎军事、工商业、教育等几方面。“公车上书”被都察院以“和约已定”为由，拒绝代呈光绪帝。1895年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变法措施(上文有详细介绍),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练兵、发展工商业、开办学堂以及富国养民之策，与“公车上书”的内容相比较起来，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此后，御使胡又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主要有：“一、开铁路以利转输；二、铸钞币、设银行、统一货币；三、开民厂以造机器；四、开矿产以资利用；五、折南漕以节经费；六、减兵、创练新军；七、创邮政；八、创陆军、设武备学堂；九、重整海军；十、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以开民智。”其内容，也不外乎练兵、教育、实业几方面，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所提变法内容似乎异曲同工，而张之洞、胡等人的上疏均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从内容和时间上来看，起到了前呼后应，此唱彼和的效应。从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所颁布的法令来看，这些法令的内容归纳起来共分四个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旧机构，裁撤了一批衙门，整顿吏治，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2)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注重发展农业，办邮政、修铁路……改革财政；(3)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准许自由组织学会；(4)军事方面，裁汰旧军，用西法练兵。
从上述维新变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变法新政在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上都没有脱离洋务所倡导的范围，即使在政治领域，维新派与洋务派也不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只不过维新派除旧的措施多些，而洋务派较少除旧，更多的是布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一直认为，“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执行的是洋务派的路线，是一位洋务皇帝。”通过对上述洋务派与维新派二者各自的变法方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合流，产生了共振，这是二者的关系之一。
2.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人才支持
甲午战后，许多洋务派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逐渐接受维新思想，从而加入了维新的行列。如汪康年、蒯光典、胡、严复、容闳等人。汪康年原是张之洞的幕府，曾致力于洋务教育，任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分教习，甲午战后力主变法图存，拟创设中国公会。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创办《时务报》并任总理，该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汪本人也撰文宣传民权思想，介绍西方议院制度，赞赏德国议院章程，认为“议员议事，有司行之，不相搀越，更无侵各大臣事权之虑”。他还撰《中国自强策》3篇，“力言中国宜复民权、重公理……彼时变法之说虽渐兴，然无敢言及民权者，先生独大声疾呼，不稍讳。朋辈动色相诫，或贻先生箴之，先生不顾也。”此时的汪康年已由张之洞的幕僚逐渐转变为一个维新斗士。蒯光典也是张之洞的幕僚，他曾主讲南京尊经书院，后任两湖书院监督，逐渐倾向于维新变法。“夙以谈洋务著称”的胡，在甲午战后提出了变法自强的建议。此外，像严复、容闳等维新派人物，在甲午战争之前，都投身于洋务事业，他们通过办洋务，逐渐接触维新思想，拓宽了视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突破了洋务的框架，逐步转化为维新人士。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与维新派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逾越的，洋务派的转化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智力支持。
3.洋务大吏对维新变法的直接推动
部分洋务大吏参预维新变法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开展，部分洋务派官员之所以能参预到维新变法中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二者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二是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然。关于二者的相通之处，上文已有论述。至于民族危机促成的紧迫局势梁启超曾有一段话这样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由此可见，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洋务派与维新派在“变法”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二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部分直接参预、支持维新变法的洋务大吏，主要指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他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办强学会、《时务报》以及对湖南新政的支持等事件上。
《时务报》的创办与发行，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合作的结果。《时务报》作为维新理论的宣传阵地，创立于1896年8月，它是利用强学会解散后的余款创办起来的。它的筹办得到了张之洞的积极支持。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后，洋务派在办洋务上逐渐与维新运动不谋而合；基于二者的相通，一部分洋务幕僚乃至洋务骨干顺应了变法潮流，逐渐转变为维新志士；而以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洋务大吏则直接支持维新运动，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找到了契合点。
四、结论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呈现深化发展的迹象。它的深化发展是基于顽固派对它的攻击和维新派对它的批判基础上的，洋务派开始反思和检讨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并得出新的变革方案。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归纳起来是在四个方面进行的：在军事上，洋务派致力于重建海军、练陆军、改革军事教育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面，科举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教育的单一化得到改变，各式学堂建立；在政治方面，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战后的洋务运动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彼此激荡，在很多领域产生共振，洋务运动对维新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洋务大吏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还有一部分洋务幕僚投身于变法当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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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教案3
[关键词]史料证据；有效教学；意识培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16006702
证据意识是历史学习的目标，也是学习历史的重要工具。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播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要让学生产生高昂的情绪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必须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史料，尤其对于《近代化的探索》这一单元而言，学生特别难以理解，张冠李戴、思维混乱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教学观念的转变――重视史料证据
正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傅斯年先生曾说，历史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把历史等同于史料学自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也说明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朱光潜说过：“真正的史料只有两种：证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而史料大致也有两大功能：一是为我们呈现较为真实的历史，二是我们从中得到的感悟和理解。史料证据大体从出处上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材料才是好材料呢？怎样才能选择到好材料呢？笔者认为史料的选择要立足课标，立足学生，立足教学。
1.体现“课本”原则。历史课程标准是初中历史教师开展教学的指导方向和行动指南。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关于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近代化的探索》的教学建议是：（1）采取小组合作方式，收集洋务运动的有关资料，谈谈对洋务运动的看法。（2）收集孙中山的事迹，举办关于孙中山的故事会。教师在史料的选择上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从课程目标入手去选择材料。
《洋务运动》一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基于初中生喜欢绚丽的色彩，喜欢形象的图片，更喜欢生动的语言的特点，教师可以用这样一段材料切入主题：他，历史上褒贬不一；他曾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为此留下千古骂名；他在中国近代兴办洋务，创办海军企业，为自强而不懈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学生在第一单元学习的基础上判断出“他”指的是李鸿章。在讲述《辛亥革命》这一课时，教师可以选择孙中山照片以及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雕塑、匾额题字等素材引发学生兴趣，然后选择电影《十月围城》的片段使学生感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以及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2.体现“生本”原则。基于初中生的认知特点和思维水平，在史料的选择上要注意难度的控制，通过多增加描述性的语言和情境性的句子来引起学生的关注。如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讲到：“自强的努力仅仅触及了现代化的表皮，而没有获得工业上的突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败绩，更是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段材料突出了“自强”二字，把洋务运动与“自强”“工业”“失败”串联起来就是其展现的价值。在材料的选择上，尽可能不要采用古文或理论性过强的句子，初中生的阅读能力还达不到此要求。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运用史料证据
有效教学的前提是有效的教学设计，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教学设计是建立在教学科学这一坚实基础上的技术，因而教学设计也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型的技术。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知识与能力”的目标中，要求学生“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C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在“过程与方法”的目标中，要求学生“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和独立思考，初步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评价，并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问题驱动教学，善用史料。教师要引导学生为结论寻找依据，寻找史实。例如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伤感地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如何运用这段史料呢？教师可以通过设问引发学生思考，如：书上哪些史实可以佐证李鸿章的伤感？证据：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紧接着反问一句：洋务运动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呢？给出如下史料：上海轮船招商局在开张之初只有轮船3艘，后发展到30艘，经营了国内运输，发展了海外业务，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还一度兼并了美商的旗昌轮船公司。学生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国的企业发展壮大了，还一度兼并了美国公司。再引导学生阅读课本内容，思考问题：你认为书上哪些句子和刚才你的表述意思是相近的？从而归纳落实答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通过上述两段材料的运用，学生基本完成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既加深了对这一知识点的理解，也完成了书本知识的归纳，有效地实现了学习目标。
2.寻找关键词汇，分析史料。通过历史史料的呈现，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是知识，是能力，还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很显然教师要给学生以导向。有效的方法就是针对所给史料的核心内容设计一些问题，引导学生抓住史料的关键词，分析思考，得出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如引用以下材料。
史料一：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又遭到列强的报复，这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更好的更现代化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濒于崩溃的帝王之家。
史料二：宣传民主维新，倡西学，发展资本主义；批判专制守旧，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从“不是一个濒于崩溃的帝王之家”入手可以看出要清政府的统治，而《近代化的探索》这一单元中只有辛亥革命提出要清朝统治。同样从“民主维新”“君主立宪”入手，马上可断定这讲述的是。关键词既是平时学生记忆的重点词汇，也是解题的关键所在，抓住关键词既减轻了记忆的负担，又提高了解题的正确率。
3.追寻教材内容，甄别史料。材料分析题的答案多数来自课本，但新史料新观点的趋势也不容小觑。如引用以下材料。
民国三年，戴季陶遇见一个老农，因戴氏身着日本服装，老农遂问其国籍。戴称“予中华民国人也”。老农“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当戴氏告诉老农“你也是中华民国人”时，老农茫然惶然，连声说：“我非中华民国人，我非中华民国人。”
提问：根据材料，你对教材中关于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述的理解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学生一直接触的知识点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段材料明显说明“老农”并不知道中华民国的成立，因而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没有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不应迷信书本教材的总结性评价，必须结合材料，依据材料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
民谣、对联、故事、论述、图片……史料是丰富多彩的，人物、视角的不同展现出多样化的历史画卷。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开发、积累形式多样的史料既有助于提升教学的趣味性，也有利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在史料教学的路上，我们一直在不断前行。
洋务运动教案4
关键词：实践法 学生论坛 实地参观
随着“05方案”的全面实施，全国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纲要》课教师普遍面临着如何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教学方法并正确运用之，以达到最优化效果的问题。实践教学法能够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教师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是较为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了《纲要》课授课中的实践教学法的多种形式，以期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有所帮助。
一、课堂实践
鉴于当前课堂教学仍占主导地位的现状，教师要充分利用第一课堂时间，在课堂教学中尝试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方法，这包括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学生论坛等形式。
1.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各种教具、投影、电影、录像、录音等媒体，集光、形、色于一体，直观形象，新颖生动，能够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紧扣《纲要》内容，充分运用多媒体，插入历史图片、漫画，适当放映时代感强、有较强针对性和教育价值高的纪录片和专题片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静动结合，形成视听立体、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使同学们在充沛的信息量中学习和思考，开启学生智慧的灵性，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另外，多媒体必须是在教学内容需要的时候恰当运用。现在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影音资料，我们要简而精紧扣教学内容选择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内容，不可滥用。例如，在讲到洋务运动时，可以选择一些历史人物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曾国藩、李鸿章等，视频资料有《幼童》、《台湾1895》、《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北洋水师》、《大国崛起》等，从中截取所需的片段，不宜太长。
2.课堂讨论
没有讨论的课堂或多或少都有些缺乏生气，而且现代教育所提倡的学生主体也得不到充分体现。课堂讨论的主体可以是师生之间，但主要是生生之间就某一议题展开讨论、辩论。讨论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通过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的讨论，并加以总结，从而获得知识、训练能力的教学方法。通过对问题的讨论，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互相交流看法，分清是非、纠正错误、取长补短，从而吸收、巩固、加深所学的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分析与综合的能力。
3.学生论坛
这种形式也可以说是学生讲课法，教师与学生互换角色，在让学生当一次“教师”，教师当一次“学生”。选择学生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问题，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在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指导学生选择感兴趣的问题：哪些人最早选择共产主义？他们为什么会从早期的革新思想转变到共产主义？李大钊为什么能够最早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学生可选择分组，10多人组成一个小组，分工合作，指定小组的总负责人，让他来分配任务：哪些人查找资料，哪些人进行总结，谁负责做多媒体和课堂发言等。每个小组在课堂展示时由其他小组的学生打分，分数可以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这样也可减去教师批改大量学生期末论文的工作。
二、课外实践
1.阅读书籍
教师应在学期之初，把指导学生阅读历史书籍作为教学的任务。笔者在所授班级开课的前二周，都要布置本学期的阅读任务，一般要求读两本历史书：一本是近现代史历史人物传记，另一本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专题研究，均不限定内容。如阅读历史人物传记时，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地位不是特别突出的人物，甚至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人物都可以。如林则徐、陶澍、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袁世凯、黄兴、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通过阅读，让学生感触到真实的历史，并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评价以前盖棺定论的人物。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专题包括：中国近代化、外交史、留学教育、政治变革、经济状况、思想文化启蒙、井冈山的斗争、抗日战争、延安时代等，这些专题需要学生查找资料，并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从而引导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的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2.网络实践
信息网络对对热爱计算机的青年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为依托平台，形成以网络课程为依托平台的新型实践教学模式。通过网络，一方面，为学生提供课堂内容的补充学习资料；另一方面，为实施课程实践活动方案提供了网络平台。例如，教师可以制作网络课程，内容可以包括教师寄语，教学大纲，电子教案，电子课件，好书推荐，教师信箱等内容。“教师寄语”包含了任课教师的情况介绍及人生信条，“教学大纲”、“电子教案”、“电子课件”等栏目，使学生能及时准确的了解教学目的、教学重点、难点以及教学进展。好书推荐精选有关近现史的代表性著作，通过阅读让学生开拓视野。教师信箱的开通，为学生提供了和教师一对一沟通的机会，教师针对不同学生提出的不同历史问题，以平等的方式，通过探讨近现代的问题，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真实，无形中也加强师生交流，增进了感情，同时也使学生对老师多一份了解。
三、实地参观
根据《纲要》的特殊性，教师可以结合当地条件，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如讲鸦片战争，可以参观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静海寺；讲到太平天国运动可参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天王府等；讲洋务运动可以参观金陵机器制造局（今名为晨光机器厂），还可参观两江总督府；讲到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历史去参观总统府、中山陵等著名历史名胜；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奋斗可以参观雨花台、梅园新村、渡江纪念馆等，讲到抗日战争可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中著名的中山陵、雨花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历史景区是免费的，可以在每年清明节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祭奠先烈，每年12月13日到大屠杀纪念馆参观。
新型实践教学过程中，将课堂讨论、学生论坛、课外实践活动、网络自学与实地参观等方法结合在一起，并运用投影仪、录像、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发挥出多角度、大信息量和系统性的现代教学优势，并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的内部动机，实现由“苦学”到“乐学”的转变。同时，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将历史和实际相联系，加深了学生近现代史的理解和认同，由“知其然”上升为“知其所以然”，增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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