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论文【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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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论文【第一篇】

1 转基因食品技术恐惧的成因

技术发展的阶段性 转基因食品技术的发展由于技术的不成熟会产生一些无法预料的结果，但是当这些结果一次一次的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就会在问题积累的过程中积淀对该技术的恐惧与敏感心理，会担心该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可能会给自身或者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社会意识的滞后与防范 由于社会大众的认知能力与经验范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当转基因食品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迅速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人们会因为技术的发展与自己的认知以及经验不符，而感到生疏和不安，对其产生一定的怀疑和警惕。并且当发现该技术会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环境产生消极的影响时，就加剧了对其怀疑和警惕，最终发展到对其恐惧的心理状态。

食品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使人们对于与食品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会比较敏感和警惕。而转基因食品技术恰好与食品有很大的关联，而且由于技术的高端性，一般人对其了解非常有限，很容易在一些人的偏见影响之下对其产生误解，进而不相信转基因食品技术。

社会舆论与媒体的影响 随着媒体力量不断增强，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人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存在不真实的情况或者所使用的语句诱导性过强，例如“黄金大米”事件，从而影响人们的判断。

2 转基因食品技术恐惧的弱化措施

提升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技术发展历程的认识 技术研发人员、食品监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为公众进行转基因食品技术发展历程的宣传与讲解，让公众在理解该技术的同时逐渐的去接受、认同该技术。

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 政府部门应该对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引导，以免其病态发展，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同时，对社会舆论中所涉及的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言论要加强管理与监督，避免出现虚假性的舆论传播，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技术及其产品的质疑，更不能放任社会舆论对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极端、缺乏科学依据的攻击，增加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恐惧，而应该多给科研工作者机会让其在公众平台上为转基因食品技术多做正面的宣传和讲解。

提高技术研发中公众的参与度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受到极大的重视，转基因食品技术的研发工作在让公众了解熟悉发展历程以及研发进展的同时，要给予公众一定的机会与空间让其参与到研发当中来，为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好的建议，促进技术发展。

建立转基因食品技术研发及其产品生产的风险责任 科研工作者以及生物技术研发企业在转基因食品技术的研发过程中要弱化自身的利益追求，以人民大众的需求为重，使研发的转基因食品技术能够更大程度的为人民群众带来益处。建立转基因食品技术研发及其产品生产的风险责任，有利于科研工作者以及生育技术研发企业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端正工作态度，增强工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督促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及时准确地预测所研发的技术在运用过程中会产生的结果，进而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转基因技术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西南石漠化区 晴隆模式 Logistic模型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a）-0198-03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缘起

研究背景

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该规划，我国西南石漠化区属于典型的限制、禁止开发区。这里集生态脆弱、极端贫困、民族矛盾交织为一体，农户原有生计难以持续，生计转型迫在眉睫！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滇桂黔石漠化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强调滇桂黔扶贫攻坚和区域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2012年后再次锁定农业科技，加大科技驱动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促进石漠化区农户生计顺利转型，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现实课题，研究石漠化区农民参加农技培训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新一轮的扶贫攻坚有效提供科技支撑。

问题缘起

（1）西南石漠化区的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性难题。近几年，我国石漠化治理工作取得可观的成就，但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至2011年8月，贵州省石漠化面积达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等级最齐、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回良玉所说：“滇桂黔石漠化区集老、少、边、穷于一体，贫困与石漠化交织是新一轮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2）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区少数民族农户面临艰难的生计转型。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西南石漠化区低效的、不适应环境保护的传统农业生计难以持续，农户生计转型迫在眉睫，但转型难度大且风险高，特别是对于生态极端脆弱的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户来说，生计转型犹如更进一步靠近“绝境”。

（3）科技采纳状况事关农户生计能否顺利转型。Theodore Schultz（美·舒尔茨·西奥多）在人力资本论中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1]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科技在农业方面的投入，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颁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作出重要部署。可见，科技的运用与否直接关系农户生计转型的成败，是生计转型的核心支柱。

（4）晴隆模式：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该模式把石漠化治理、生态调节和反贫困扶持有机结合，成为西部地区治理石漠化的一面旗帜，吴邦国、曾庆红、范小建和一些国外研究学者都给予了“晴隆模式”极高的评价。虽然“晴隆模式”走出了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但连片特困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仍然面临着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双向缺位”等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能让现代科技服务于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对转型农户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重要而且紧迫的。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农户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农户价值观、性格特点、经营能力、认知水平等；外因主要指技术供给、技术价格、信贷条件、自然资源、商品市场价格、商品运销条件、政策、科研、推广和教育等因素等。[2]Khanna、Atanu Saha 以及Green、林毅夫、孔祥智等人认为，经营面积是影响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3～7]这就意味着种植面积、养殖规模越大的农户家庭，越有可能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班。另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传播途径、家庭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年龄，不同信息渠道等因素将会影响转型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8]

以上研究多是在常规农作物区进行的，主要涉及到水稻、棉花、蔬菜等种植区，或者常规的草场养殖区等。但在石漠化区，生态脆弱、资源稀缺、人口众多、极端贫困，普通的科技支撑往往难以凑效，农户科技采纳需要考虑灾害风险、生计风险、环境保护、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因素，因此，本文便被赋予了研究意义。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户作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经营主体，其行为可以用行为理论理论进行研究。关于农户科技采纳行为的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有两种：一种是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小农学说”，认为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收益的最大化；[9]另一种是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认为农户在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时组要以满足自家生计为目标，不存在或者存在非常不明显的“理性”行为，主要决策标准是“规避风险，安全第一”。[10]

本文基于这两种观点，假设农户是“相对理性”的，具有有限的理性，即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消费平滑或者收入平滑，常常会选择放弃最优决策，表现为：理性但缺乏效率。另外，本文还假设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科技培训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完全；在短时间内，农户的行为是相对稳定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本文也假设石漠化区农户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减少农业经营风险的现代农业技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考察西南石漠化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

3 实证分析

模型构建

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一个二元问题（0-1类型），因变量值为“参加培训”或者“不参加培训”。本文运行软件，使用经典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不断踢出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最终得出石漠化治理背景下影响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在此将“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1，将“不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0，作为二元因变量。将可能影响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尽可能列举定义为Xn，n为1、2、3···。具体的模型式子如下：

其中，P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即概率，在0～1之间取值）；ei表示随机扰动项；α表示回归截距；β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X则表示影响因素（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当n较大时，一般令Z=-（α+βnXn），n=1、2、3···，通过比较βn的大小以及符号，便可知道各种因素对石漠化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数据来源及实证过程

根据统计学原理，本文将可能成为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影响因素的变量设置如表1。

通过比较各变量的Wald值，踢出影响程度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循环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最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4 回归结果分析及所得结论

依据模型估计结果（表2），结合实地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对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户主个体特征中性别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较明显的影响。分析发现，男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这跟农村中传统的男女分工和男性心理、生理特征等有关。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科技需求更为迫切。通过调查发现，文化程度高的一般的村里是有所作为的，他们属于弱势中的强势群体，在科技的采用上处于领先地位，般会考虑靠科技技术的潜在利益，就会考虑到相应的较为高层次的科技。

第二，村里是否有中心示范点（典型户）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显著影响。在调查中发现，参加培训的养殖户有一定的比例，但是非养殖户几乎没有参加过培训，这也可能是现代农业模式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农户通常都有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因此不敢尝试新的科技。中心示范点或典型户就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农户在“看到他们成功了”的情况下，对科技的信赖度和采用度急剧上升。这说明示范点或典型户的示范效应越大，越能够降低农户科技采用的“试错成本”，农户对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第三，农户转型运作模式是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重要变量。在晴隆县的种草养羊项目中有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运作模式：基地带动模式、滚动发展模式、集体转产模式、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自我发展模式。不同转型运作模式对农户转型中的科技需求及采纳有不同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基地带动等四种模式均比自我发展模式更利于农户对科技的采用。作用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基地+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能够有效带动转型农户对科技的采用，扩大农户的科技需求。

第四，政府资金扶持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具有重要影响。依据结果分析，是否有小额信贷、是否有补贴及补贴的金额与农户各项科技需求均成正相关。这表明，资金的扶持对农户采用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户在转型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不足。可见，资金不足是阻碍农户转型中对科技的需求和采纳的重要因素，农户往往对科技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意愿，但购买力却很有限。

第五，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与传播途径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情况。实证结果显示，科技的推广机制和传播途径与农户对科技的需求及采纳息息相关。调查发现，通过自己主动了解科技信息的农户往往主动采用科技，与此具有相同现象的是：技术专员的科技推广对农户采用科技也有较大的影响。农户没有采用自己有需求的科技，多数原因是对该技术不够了解、不信任而不敢去尝试。经调查发现，信息来源离自己越近、传播的机构越权威，农户对该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农户更相信专家、媒体或专业机构的权威信息。这一结果反映出了不同的科技推广需要采用不同的适合的宣传方式，科技需要更专业的推广机制。

参考文献

[1] 舒尔茨，吴珠华。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 池泽新。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基本特点与制度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24（5）.

[3] Khanna adoption of site-specific technolo-g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itrogen productivity[J].Adou-ble selectivity J Agr Econ，2001，83（1）.

[4] Atanu Saha， Love，Robei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under Output Uncertainty[J]. Am（November）1994.

[5] Green irrigation technology choices：A micropa-rameter approach[J].Amer J Agr Econ，1996（78）.

[6]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 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等。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2）.

[8] 韦志扬。我国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概述[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0）： 9714-9716.

转基因技术论文【第三篇】

那么，转基因到底是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还是福泽人类的天使？

2013全国两会期间，转基因成为热议话题之一。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全国政协新闻会上公开披露，去年中国进口了5838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同时他明确表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一定的转基因农产品不可避免。

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也就“转基因”话题发表看法，转基因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和解读，逐步形成社会共识。与此同时，科学界也有声音传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出席两会时说：“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需要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虽然目前对某些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还存有争议，但他认为，任何新技术都有潜在风险，这也是国家为什么要制定法规来规范转基因技术，政府部门要实施安全管理，还有一批科研人员要专门对它进行安全性评价研究的原因。因此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人们争论的“转基因”，其实包含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即“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

转基因技术是对所有能将人工克隆的基因放进受体生物的基因组内，并使其在受体生物体内正常表达的一系列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总称。这种人工克隆的基因，可以是受体生物本身的基因，可以是另一物种的基因，可以是克隆自某一生物体后再经人工改造过的基因，也可是一个完全经人工设计合成的全新基因。用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就叫转基因生物。而用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做成的产品就称为转基因生物制品。

由此可见，对于转基因技术，争议本应不大。它其实只是一类普通的分子生物技术。值得注意的本应该是“转的是什么基因”，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的用途”。但是，近年来，大多数积极参与争论的双方，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笼统地称为“转基因”。其立足点，都是转基因安全。

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一种转基因玉米、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其中最核心、最被舆论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教授认为，转基因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是否安全，这属于食品安全的范畴；二是对环境是否安全。

2012年3月，农业部首次在官网上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审批情况”，公布了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口的各类转基因农产品，种类涉及大豆、玉米、棉花以及油菜等多类农作物。其中共有79批产品获得安全证书，有37批产品的证书在有效期内。同时，该审批情况显示，我国目前所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用途皆为“加工原料”。

其中，“加工原料”指的是这些进口转基因作物将被用于油料加工、动物饲料、食品制造等领域，而其中以作为动物饲料的比例最大。

对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饲料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已有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又极有可能通过食物链最终传递到人类自身。

他透露，中国科学院某课题组曾做过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实验。课题组选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实验鸡，分3组，分别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机玉米，自由散养于同等环境条件的露天养鸡场内。每组14只，其中母鸡13只、公鸡1只。

实验历时263天后发现，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的鸡群共产蛋121个，喂食常规玉米的鸡产蛋349个，喂食有机玉米的鸡产蛋449个。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每只鸡的产蛋量，分别仅为喂养常规玉米和有机玉米的34%和27%。“实验结果说明，转基因饲料对动物的生殖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

该课题组成员解释，之所以选择“疑似转基因玉米”，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从转基因作物公司获得需要的产品。“一听说是做转基因安全性的实验，许多公司都拒绝卖给我们样品，我们只好在出现动物异常的地区自行购买。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实验结果最终证明该转基因作物不适合作为饲料，这些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的。”

在转基因的争论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也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来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结果证明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虑，但他也坦言：“没有亲自实验过，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物的大量生产，即使能够提高粮食产量，但必然会对环境以及原有生态平衡产生危害，创造出更多对人体有害的病毒，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已经开始改变帝王蝶的基因；在澳大利亚，一种转基因油菜已经成为了超级杂草，普通除草剂根本拿它没有办法，而超级除草剂又会杀死本来种植的粮食。

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官方网站宣称：“转基因作物与食物的生产将会变成一场灾难，科学家们将一种生物体的基因注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将会对生物多样性及人类自身的健康带来影响。”

在全国政协新闻会上，针对公众关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陈锡文指出：“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过谁由于食用了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安全问题。”他解释说，转基因物质本身是蛋白质，而植物油或油是纯脂肪，里面不含蛋白质，也不含转基因物质。“但作为饲料的饼粕中肯定含有转基因物质，经动物食用之后再转变为动物蛋白供人食用。”

不少科学家也为转基因的阶段安全性提供了证据。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梅曾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青岛市科技发展计划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转基因作物监测及安全性评价方法的研究”的项目。在该项目中，刘梅团队利用进口转基因和国产非转基因豆粕制作饲料，喂养吉富罗非鱼。然后分别饲喂4周、7周以后称量体重，取其血液，检测其血液常规生理生化指标，用以评价转基因豆粕对罗非鱼生长和生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食用含有转基因大豆饲料的罗非鱼在一些生化指标方面，如白细胞数量、血小板体积与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同时，在罗非鱼的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原先并非属于罗非鱼的基因片段。结果说明，转基因大豆对罗非鱼的一些生理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未对其生长造成可见的影响，而且这种异常是否表明对罗非鱼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刘梅特别强调，因为这个结论还只是初步结果，实验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以此得出转基因饲料有害的结论。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则认为，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与研究流程的转基因作物以及饲料，其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

他解释说，研究人员在决定将一段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时，会对这一基因的作用与安全进行严格评估，并根据有关转基因法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种风险评估，这一过程往往长达七八年。“因此，只要是严格遵照程序，转基因产品作为饲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赖的。”

另外，不少专家认为，只要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不仅不会危及人类健康，还可能因为其生长过程中不用杀虫剂等而对健康有利。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左右，比1996年增加了近8倍。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则更是明确表示，未来要想满足全球粮食供给，唯有作物基因工程技术。

我国也有相当多的科学家认为，要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突破耕地、水等资源约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和应用，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如果没有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我国面临的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将非常严重。是选择饿着肚子无休止地讨论安全与不安全，还是选择用这个已经普遍应用的技术填饱肚子？显而易见。

“转基因技术就好比汽车或飞机，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但不能因噎废食。”在日前由中国科协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以“转基因技术安全管理”为主题的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的观点非常鲜明，并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科学家们的想法。在科学家们的眼中，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说安全或者不安全。

中国农大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云波指出，转基因作物从表面来说与普通作物没有区别，因为转基因作物在我们能够消费之前，每一例都要进行实质性等同性的科学实验，就是把转基因改造过的作物跟过去的作物进行严格的对比，不能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含有任何对人体不利的东西。也就是说国家批准的能够商品化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食品。

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以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进行严格的全程管理。我国完全有能力控制与监管转基因产品的合理应用与生产。

转基因技术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问题式；场域变换；未来道德哲学形态；“不自然”伦理形态

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其次，《基》文作者探索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在探索的过程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进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问：“如果没有家庭，伦理将会怎样？”一方面，因为基因技术的作用，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开始消解，既有文明尤其是既有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就会因基石的动摇而坍塌。尽管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停止过对自己的生物本性及其家庭的本能冲动的忧思、反省与改造，从伦理道德到政治法律制度，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对这种“自然”本性的现实批判，但是，这种反省与批判的本质，是对“自然”价值的提升和超越，而不是对它的否定与颠覆。正如黑格尔所说：“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 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而家庭一旦彻底解体，无论是人最初的实体性，还是神圣性、义务感的渊源，都会由此丧失，现有意义上的伦理也随之“丧失”。另一方面，如不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及时转换和前瞻性准备，新形态的伦理必将因缺乏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指导而陷于混乱，并导致某些先天性甚至获得性文化遗传方面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