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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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范文1

论文摘要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和市场化技术的不断推进，大约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美学现象应运而生，审美趣味日趋多元化，审美与生活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不清。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美学生活化，生活美学化”的趋势。这一审美文化现象的渊源、流变以及发展前景如何，是美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一美学与日常生活的渊源

美学是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自美学思想产生至今两千余年来，美学与生活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

文化研究者们认为，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时期：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和电子文化时期。在不同的文化时期，审美与生活由合一到分离，最后再次走向融合。

在口传文化与手写文化前期，审美与生活曾经是混沌一体、不分彼此的。那时审美是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渔猎时代的弓箭既是工具也是心爱的审美艺术品(如果当时有所谓的“审美”观念的话)。审美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当时审美还没有从生活中分娩，人的审美意识还萌动在生活实践的母胎中。

譬如中国古代的玉璧以及佩戴的各种美玉，既是当时的审美艺术品，同时也是祭祀用品和某种观念的象征物，具有原始宗教、伦理道德、政治活动的实用意义。即使到了孔子那个时代，审美仍然很难同生活分得那么清，诗、乐、舞，并不是后来人们观念中的纯粹艺术。甚至中古时期(如魏晋)的佛教和石窟壁画、雕像，很难说当初有多少人是带着审美意识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塑造的。西方亦如是，古希腊戏剧当初也是酒神节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在手写文化后期，纸张出现了，审美意识逐渐“独立”了，此时审美与生活开始疏远。这对审美艺术的独立发展是一个重大促进，特别是印刷时代的到来，为审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此时，它以“精英化”、“贵族化”甚至“神圣化”姿态与“生活”拉开距离，审美被供奉在高高的奥林匹亚山顶上。人们认为，正因为审美与生活不同，它才是审美艺术，而且，似乎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越远，越是高高在上，就越是好的审美艺术。

与那时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理念相应，审美活动被认为是高于生活的创造。审美艺术品被认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产物，是超越凡俗的圣果。审美艺术活动因为是精英者的活动，是人上人的活动，是高雅人的高雅活动，审美艺术作品也就被看作与凡俗生活不同的高雅、特殊、精贵之物。这样就把审美艺术家与普通人隔离开来，给艺术家戴上天才桂冠。总之，这一时期把美学与生活区别开来，强调美学与生活的距离。

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人们的审美活动逐渐发生变化。最初的苗头是从电影艺术对视觉艺术的张扬开始的。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就如同进入生活。电影的出现，预示着美学生活化的开始。尤其是“电子文化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人们的美学观念走向“新生代”。在这场美学观念的时代变革中，审美似乎没有了边界，甚至那些低俗的、过去不可能与艺术沾边的“现成物品”,也成了审美艺术品。当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省美术馆里收藏着一个普通的、谁家都有的盥洗池，作为一件艺术珍品供人欣赏时；当美国“捆绑粘结”艺术家H·哈蒙德把破布、丙烯酸树脂、石膏粉、木头、泡沫橡皮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捆绑胶粘在一起，创造所谓“女权主义者的艺术”时，具有传统美学观念的人目瞪口呆。

但是，某些具有超前观念的理论家做出解释，说那些把种种“现成物”当作艺术品的人，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非常严肃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在扩大或重新创造人们的审美观念，现成物品转换为艺术品的奥秘在于审美态度。在这些理论家那里，任何对象，无论它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物，只要对它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它就成为一个审美对象。然而，当什么东西都可以为艺术的时候，艺术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了，艺术消失于生活之中或者说与生活融为一体了。

德国着名艺术理论家克劳斯·霍内夫在讨论当代艺术时指出：“在西方世界，不仅人们对当代艺术的一般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艺术本身同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美学原则几乎完全被抛弃，结果是艺术家们不再感到与社会截然对立。”

在过去审美是一种经验，而现在所有的经验都要成为审美。过去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艺术”、玩“艺术”,现在却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玩“艺术”。在后现代社会，似乎成千上万的主体突然都说起话来，他们都要求平等，艺术成为了一个众人参与的过程。大地艺术、观念艺术、广告艺术、波普艺术、卡拉OK、各种群众艺术晚会……观众和演员常常合二而一。此时，创作与欣赏的界限消失了，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消失了，审美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审美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距离消解了。于是，生活就是美学，美学就是生活，美学与生活再一次走向融合。

二美学观念转变的原因和基础

美学发展演变的原因极其复杂，然而也有规律可寻。美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的动因既有自身方面的，又有社会方面的。

首先，经济的影响。恩格斯曾说：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包括审美需要)的关系。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繁荣之前，自然不会意识到审美活动的重要性。但是，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繁荣之后，审美活动的重要性无疑被提上日程。过去是为了“身上衣衫口中食”,现在却是要美化自己、美化生活，通过“生活的美学化”来更大程度地解放自己。此时，人人都开始从美学角度发现自己、开垦自己。其结果导致生活成为一门艺术，或者说被提高为艺术。

其次，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剧，对美学的平民化、民主化起了催化作用。在哲学方面，本质主义的解体，现象的多样性被重视，多元思维的建立等，也对美学观念的转型产生影响。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更为美学观念中的民主化、平民化及美学与生活的贴近和同一提供了理论前提。此外，艺术的自我消解，自然美、社会美的相应崛起，也使传统美学以“艺术”来抵御生活这一带有明显局限性的美学观念遭到质疑。

不难想象，既然“艺术”本身已经自我消解，那么，精英审美对于通俗审美的排斥也就成为了不可能，审美与生活的同一也就顺理成章了。从社会角度看，生活美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古典美学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工，造成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分离，美被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强化。进入当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日益融合，生活美由隐而显，也是必然的。从劳动过程看，在古典美学时期，人们往往更重视精神产品，轻视物质产品，劳动过程也被区别为“动脑”和“动手”两部分；而在当代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逐渐合一，同样也导致了“动手”的魅力。

最后，技术的美被发现。从技术层面上看，电视转播、互联网等的出现，空间距离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几乎不复存在。伯恩海姆说：“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审美艺术观和现实观。”人们已经注意到，日常生活正日益显示出与艺术条件的同一性。在古典美学时代，由于以文字为基本媒介，作者与对象、读者与作品需要通过文字的转换联系，需要借助于思维、理解、想象而完成创作或接受，审美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

而在电子文化时代，由于电子媒介的作用，作者与对象、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由间接性变为直接性。它们有时直接合二而一，混为一体。读者简直用不着思维、用不着理解、用不着想象，直接感受就是，直接看、直接听就是。由于电子媒介的存在，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在审美上，现实与影像也处于新的关系中，你去裁缝店做衣服，可以先在计算机屏幕上逼真地做出衣服的样子，顾客还可以参与设计，这种非现实的虚拟图像，可以丝毫不差地转换为现实。这样，古典艺术那种从外面去认识或把握现实的状况被取消，艺术活动本身就是现实自身的活动。于是，艺术再也不像古典时代那样神圣、神秘和永恒，那样具有唯一性。机械制作、大量复制、随身听……把创作和欣赏带入了新的境界。这样，就把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美学与生活的距离就此泯灭。

三美学生活化的发展前景

“美学生活化，生活美学化”,作为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现象，无疑体现出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涵。但由于日常生活中审美意识的多样性、复杂性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下面从正负两方面价值取向谈一谈初步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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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范文2

一、 美与当代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

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质所充满。如是观之，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幽灵”便无所不在——外套和内衣、高脚杯和盛酒瓶、桌椅和床具、电话和电视、手机和计算机、住宅和汽车、霓虹灯和广告牌——都显示出审美泛化的力量，当代设计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

就连人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都是如此。可见，在当代文化中，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美的消费品，这便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致状态。

当代文化这种景观的形成，有赖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化工业”的再生产。大众文化以其商业性和娱乐性消解了“审美非功利性”的诉求，文化工业则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 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这样，康德以来的欧洲美学传统就受到了作为“自在的美学”的大众美学的置疑，“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以及轻易获得的愉悦——化约为感官愉悦的愉悦，与纯粹的愉悦——被清除了快乐的愉悦对立” 。这是由于，康德美学始终持一种“贵族式的精英趣味”立场，这使得他采取了一种对低级趣味加以压制的路线，试图走出一条超绝平庸生活的贵族之路，从而将其美学建基于文化分隔与趣味批判的基础之上。

的确，在康德所处的“文化神圣化”的时代，建构起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法性。但是，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可能得到撒播，所造成的后果是，艺术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在当代商业社会，不仅波普艺术这样的先锋艺术在照搬大众商业广告，而且，众多古典主义艺术形象也通过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出现在大众用品上。大众可以随时随地地消费艺术及其复制品，高级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沟壑似乎都被填平了。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是仿真式“类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视觉文化转向”，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类像”。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 。这种类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类像文化”。如此一来，类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类像已内化为大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这种“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真实”的镜像 。这种由审美泛化而来的文化状态，被波德里亚形容为“超美学”（transaesthetics），也就说艺术形式已经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美学符号”。

二、 美与前卫艺术：“审美日常生活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另一面，则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更多关注在“美向生活播撒”、关注美学问题在日常现实领域的延伸的话，那么，“审美日常生活化”则聚焦于“审美方式转向生活”，并力图去消抹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

自从1895年维尔德提出“艺术与生活真正结合”的憧憬，到未来主义艺术家打出“我们想重新进入生活”的纲领，现代主义艺术早就开始了艺术向生活的转化。1950年可以被视为分界线，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在你生活中的现代艺术”的展览。从此以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便发生了更紧密的关联。然而，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仍是“艺术化的反艺术运动”，在这种精英艺术试验的内部，是不可能实现审美方式“生活化”的根本转向的。

自20世纪70年代始，当代欧美“前卫艺术”又以另一种“反美学”（anti-aesthetics）的姿态，走向观念（concepual art 即观念艺术）、走向行为（performing art即行为艺术）、走向装置（installation即装置艺术）、走向环境（environment art即环境艺术）……也就是回归到了日常生活世界。这种“反美学”所反击的还是康德美学传统，因为，按照康德美学原则建构起来的审美领域与功利领域是绝缘的，它必然要求割断纯审美（艺术）与其他文化（非审美）领域的内在关联。在这种传统美学视野内，美和艺术的长处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实际的（如日用）和认识的（如科学）领域，但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恰恰要进入到生活实用领域，以“非视觉性抽象”为核心的观念艺术是可以纯理性认知的。

总之，当代前卫艺术在努力拓展自身的疆界，力图将艺术实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将人类的审美方式加以改变。在这种“艺术生活化”的趋向中，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这也就是美学家阿瑟•丹托所专论的“平凡物的变形”如何成为艺术的问题。 他举出安迪•沃霍尔的《布乐利盒子》这件艺术为例，该艺术只将几个商品包装盒子简单地叠放在一起，就拿到了艺术展览馆成为了一件著名的艺术品。可以说，博伊斯、凯奇、沃霍尔这类的前卫艺术家考虑的只是“原本不是艺术的现成物”如何被当作艺术来理解的，他们延伸艺术概念、打破艺术边界的诉求，恰恰是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反的。在分析美学传统占主流的欧美学界，学者们试图用“艺术界”、“惯例”、“艺术实践”、“文化语境”等一 系列观念对此加以解读。如乔治•迪基著名的“惯例说”就认定，一件艺术品必须具有两个基本的条件：“⑴ 它必须是件人工制品；⑵ 它必须由代表某种社会惯例的（艺术界中的）某人或某些人授予它以鉴赏的资格” 。然而，这种考虑只关注于艺术被赋予资格的外在社会形式，而忽视了艺术成其为艺术的内在规定。

实际上，真正值得反思的地方，在于艺术与生活的“接缝”处。前卫艺术不仅抛弃了审美的传统经验而且扰乱了“艺术自律性”的领域，同时，也在努力恢复艺术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联系，并以此来解决“生活和艺术”的著名争论。由此可以推想：前卫艺术所致力的方向，是否就是一种艺术回归于生活的必然归途？既然艺术是脱胎于原始人类生活而起源的，它最初就是归属于生活世界的，那么，艺术的终结之处是否还是人类的生活世界？艺术与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三、 美学分殊：艺术否定生活，还是与生活同一？

欧洲古典美学传统持“艺术否定生活论”，这在康德美学那里得以定型化。该观念的内涵有三个层面：⑴ 艺术超越日常生活的不完满（正因为日常生活具有这种特性，艺术才“可能”对生活加以否定），这也就是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所说的“作为从固有现实的异化，艺术是一种否定性力量”；⑵ 要以“审美非功利性”或“艺术自律性”来加以超越（艺术由此获得超越的根基，所以艺术才“能够”否定生活），这也就是霍克海默在《艺术和大众文化》中所说的“自从艺术成为自律的，它就存续了从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托邦”；⑶ 其中还暗伏着一种“审美乌托邦”思想（这是艺术否定生活对主体的生存意义，因此人们才“意欲”去否定生活），这也就是阿多诺在《新音乐哲学》中所说的“否定性是忠实于乌托邦的：它在自身中包容了隐密的和谐”。

质言之，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艺术就是对生活的颠覆、拒绝和否定，艺术否定生活论在他们那里发展到了极至。首要确定的是，艺术所否定的是“异化”的现实，亦即艺术否定的前提是——现实生活是异化的和非人道的，因此，艺术对现实的批判性救赎可以被视为一种“异化的异化”，是对现实否定性的“二次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同时，“艺术自律”，是艺术之所以能获得否定力量的根基，是艺术作为生活“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源泉，但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单纯将解放之途诉诸于艺术，却显现出一种面对异化现实的软弱和无奈，尽管他们并没有逃避到形式主义者的“想象的生活”当中。最终，与马克思始终坚持用现实解放替代精神救赎不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救赎其实仍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这种精神的虚幻诉求只会导向一种与生活大地根本绝缘的、以审美化生活为鹄的之“审美乌托邦”。

追本溯源，“艺术否定生活论”实际上有两种历史渊源，一种肇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观，另一种则肇源于柏拉图的迷狂说。一种是艺术“高于生活”的历史，另一种则艺术“低于生活”的历史，前者是人们思想“上溯的”结果，后者则是“下降的”结果。那么，何为艺术对生活的“高低不同”呢？自从亚里士多德视艺术为“或然律”的认识，认为艺术是“是一种以真正理性而创制的品质” 之后，同时还有新柏拉图派将超越原则引入艺术而认定其高居生活之上，都将艺术作一种“自上而下”超越于生活的东西。这种思路和新柏拉图主义共同作用于中世纪的观念，圣•奥古斯丁认为美来自于上帝至美的神性昭示，托马斯•阿奎那更将一切感性的美归结于上帝最高的美。直到启蒙时代，这种影响愈来愈深远，康德就断言艺术是超越于必然的自由创造活动，“正当地说来，人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成品，这就是通过一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于理性之上，唤做艺术”。 这样，艺术往往被视为神圣的、崇高的、超凡出尘的，这就是所谓的“高于生活”。

但是，“艺术否定生活”在这种通常意义的“高于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其实，柏拉图很早就将艺术解释为凭借“迷狂”而得的，只有通过“灵魂回忆”才能窥见到美本身。这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 由此才能流溢于艺术之中。其实，更早的还有智者派的高尔吉亚，他就把语言艺术视为迷惑灵魂进入幻觉状态的途径。自此，对艺术本质的探询就可以潜入到内心世界，把艺术变成一种非理性的产物，在卢梭回到原始状态那里得到了回应，但却在尼采之后蔚为大观。实际上，这种趋向都把艺术看作为生命本能的挽歌、超越常规的压抑的途径，这种在生活意识之下对“潜意识”的拷问，其实就是所谓的“低于生活”。

进一步来看，这两方面分别对应着西方哲学的两类治疗型智慧。“加法治疗”是指诊断人生基本病症是精神的匮乏，主张在人生之上添加哲学、宗教、艺术等，以抗衡存在境域深处的病症威胁。“减法治疗”则认为对生命的健康幸福的威胁恰恰来自对于种种人为的价值体系，因此应削减人身上的文化附加物，以还原到本原的自然状态。 由此看来，艺术不仅能在人生之上添加点东西以疗治精神创伤，而且还能还原到本能状态反抗压抑，这两方面在“艺术否定生活论”中都是有其传承的。这样一来，艺术“高于生活”对应的是“加法治疗”，而艺术“低于生活”则对应着“减法治疗”的思维。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这种坚持艺术对生活的超越和疏离的传统，都将艺术化为一种生命境界的安顿，因此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审美乌托邦的气息。

海德格尔曾提出欧洲美学的“二次发生”论，认为美学在古希腊相伴于形而上学而共同发生，美学从此纳入了质料—形式的概念框架。而近代形而上学史开端之际，西方美学则“再次发生”。此时，不再是世界，而是主体的自我意识成为哲学认识的核心乃至唯一对象。 如果说古希腊时代美学被置嵌于感性与超感性的理性思辨模式中的话，那么近代的主体性则霸据欧洲美学的轴心和至上地位，趣味的“纯化”与艺术的“自律”得以同步进化。

康德美学则秉承了欧洲美学这两种历史性的特质。这意味着，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是通过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其所暗含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路。“艺术否定生活论”也是这样，它预设了艺术与生活决然分离的两元结构，把艺术仅仅看作是感性的，仅仅从感性体验寻找艺术的本质，认定主体只能从艺术品中得到感性认识，从而将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真理对立起来。而且，使得艺术成为生活的“异在”事物的“趣味美学”和“艺术自律”，都与主体性思想的建构息息相关。

然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这些现代哲学家，皆反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并在美学沉思中都出现了“ 走向生活”的趋向：

1． 海德格尔：作为存在真理的艺术

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提出了“实际的生活经验”（die 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的概念，到了《存在与时间》这一概念才被“此在”（dasein）所代替，但是两者的基本思路却是一脉贯通的。沿着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之路，海德格尔发现最根本的“事物本身”就是“存在本身”，而非胡塞尔所归纳的“意向性”的存在。实质上，这种本真存在就是一种原发性的、主客还未分离的生存状态。在晚期海德格尔的思路里，艺术就是一种“本真的存在”，它不仅让“世界世界化了” ，而且成为历史的源始发生。这些思考在晚期论著《艺术作品的本源》里拓展开来，在早期“此在论”思想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发展：⑴ 作为本真存在，艺术是存在“真理”的自行置入；⑵ 在对“世界”的思考之外，引入了“大地”的概念，在世界与大地的张力之间来阐释艺术的存在结构；⑶ 在对存在“时间性”的继续拷问里，确定了艺术是为历史奠基的本源的历史。

2。维特根斯坦：作为生活形式的艺术

所谓“生活形式”（leben form），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使用的术语，是他从前期《逻辑哲学论》的人工语言分析回到日常语言分析之后提出的著名概念。“在这里，‘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形式”通常被认定为是语言的“一般的语境”，也就是说，语言在这种语境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它常常被看作是“风格与习惯、经验与技能的综合体”；但另一方面，日常语言与现实生活是契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会得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这类结论。由此而来，正如语言是世界的一部分、语言归属于“生活形式”，那么，艺术在分析美学看来也是同样的。简而言之，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艺术是也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比如 “……欣赏音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 ，审美创造更是如此。

3． 杜威：作为完整经验的艺术

艺术与生活的同一，这种主张不限于分析美学的阐释，而且关注艺术的实用主义者也往往导向类似的结论。但是，杜威的看法还是较为辩证的，他认为艺术虽然就是生活经验，但又不能与日常经验整齐划一，又决不是与之绝缘，而是从日常经验中升发出来的。其实，杜威美学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延续艺术与经验的本然的关联！他的专著《艺术即经验》的主旨，就在于“恢复经验的高度集中与经过被提炼加工的形式——艺术品——与被公认为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和痛苦经历之间的延续关系。” 杜威认为“经验”（experience），属于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所谓的“双义语”，“它之所以是具有‘两套意义’的，这是由于它在其基本的统一之中不承认在动作和材料、主观和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着它们两个方面。” 换言之，“经验”既指客观的事物，又指主观的情绪和思想，是物与我融成一体的混沌整体。可见，在杜威的美学及其影响之中，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裂缝消失了，生活的完满就是艺术。

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分别开启了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的思潮。有趣的是，尽管这三种美学思潮对美与艺术的理解不同，但在他们的创始人那里却都出现了“走向生活”的路向。同时，这三位哲学家都对“主客二分思维”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海德格尔的存在活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行动、杜威的经验的延续皆是这样，都要在艺术活动之中来本然地弥合物我。海德格尔虽然要求回到生活经验，但却在非本真与（艺术的）本真之间作出了区分，而杜威则干脆将这种区分根本抹平了，或者说，根本否认艺术与生活的划界。这种思路可以称之为“艺术与生活同一论”。只不过杜威要求艺术消融在经验之流里，而维特根斯坦的后继者则将艺术归之于诸如社会惯例的规定。

而且，维特根斯坦和晚期海德格尔试图在语言上来理解这一问题，力图最终将艺术归结为语言的维度，就连杜威也将艺术看作是“普遍的语言模式”。但是，在这里正显示出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欧洲本来就具有重“言”的传统，比如《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句，就是“太初有字（言）”；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恰恰强调的是“太初有为”， 强调的是行为和活动的“生活本身”。

吊诡的是，“艺术否定生活论”与“艺术与生活同一论”看似对峙，但具有共同的理论缺陷：未将现实生活解析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来加以分析。“艺术与生活同一论”则将艺术与现实生活直接等量齐观，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泛化为与整个生活的等同。“艺术否定生活论”将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疏离”而使其成为“异在”事物，只见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而未看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本然连续性，把艺术本属于非日常生活的部分认定是超出生活之外的。

换言之，“艺术否定生活论”将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否定，扩大为艺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否定；而“艺术与生活同一论”则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同一，或与非日常生活的同一，泛化为与整个生活的等同。

四、 美与日常生活：一种现象学关联

在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论证之后，我们可以来重新思考美与日常生活的关联问题。以生活为基来重构美学。当然，这里选择的方法论是现象学，它与中国传统道家“去蔽”的美学思路是切近的。

所谓“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普普通通的、个体享有的“平日生活”。每个人都必定要过日常生活，它是生存的现实基础，日常生活的世界就是那个自明的、熟知的、惯常的世界。如果说，日常生活是一种“无意为之”的“自在”生活，那么，非日常生活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自觉”生活。这两种生活的区分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与“在手状态”的差异，前者是“合世界性”的，后者则使前者“异世界化”。

那么，美与日常生活，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连续性呢？从日常生活具有的几种基质出发，我们来考察这种关联：

1．从直观性到“本质直观性”

日常生活具有“直观性”，是可被直观到的平日事物的整体。这种 “直观”意味着“日常的、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正因为它是一个直观地被经验之物的世界。” 如果说日 常生活还是一种“感性直观”的话，那么，美的活动则是一种奠基于“感性直观”并与之相融的“本质直观”。

美的活动所呈现的，正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本质直观”，这也是一种对“本真生活”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美的活动可以直接把握到生活现象自身，也就是把握到日常生活那种活生生的质感。正因为此，生活才在美的活动中被“本真地”加以呈现。也就是说，在美的活动之中，事物的直观是“原初经验性的”或“原本给予性的”，也就是生动地、原本地被自身给予出来。我们所把握到的事物是色、香、音、味俱足的现实生活本身，而不是只关注于从生活中剥离出来的某种东西，例如从中抽象而来的概念范畴或科学定律，从中规约而来的道德律令或信仰箴言，等等。可以说，美的活动在直观中才能达到本质，或者说，让本质就呈现于审美直观之中，美的活动就是“本质直观”。

2．从非课题性到“自身明见性”

“非课题性”也是日常生活具有的基质之一。事实也是这样，人们对待日常生活并不是把它当作某种“课题”，如科学探索和哲学反思那样加以探讨。如果这种做，就会立刻形成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对日常生活的原本体验方式就蜕化成主客二元的区别式的了。然而，“非课题性”是从否定方面来规定日常生活的，从肯定方面来讲，日常生活更具有一种“自身明见性”（self-evidence）。

这里的“自身明见性”就是要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无可质疑的、足以信赖的、不言自明的客观前提，日常生活本身就有这种自明确然性。在这种回归现实生活的视角里，美的活动也是“非课题性”的，同时更是一种“自身明见性”的生活，“这种自身明见性是被给予的、直观的” 。不论是用理论的眼光，还是用实用的眼光，甚至用素朴的直面态度来看待物，“物”的特性只是其它的、物自身之外的特性，而没有将物性归属和聚集于物本身。美的活动则揭示出“自身明见”的生活事物，将属于物本身的“物性”归于物本身，而这才是一种“本真生活”的形态。

3．从历时性到“同时生成性”

从时间维度看，“日常”就是平常的、流动着的、一日接一日的时日。“日常”生活就是“常日”的生活，日常生活的延续是在“历时性”不断生成的。美的活动所占据的时间，亦即“审美时间”，也是日常生活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审美时间不同于为“可推论的和可度量的”的“物理时间与逻辑—推论时间”、“正确的算术时间” ，换句话说，它是来自于日常时间并脱离了它的抽象时间。

在审美时间中，往往呈现出一种“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一方面，美的活动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它的审美瞬间正是这种日常生活时间“绵延”的横断面，亦即的“垂直地切断纯粹的时间流逝”；另一方面，美的活动作为对日常生活的阻断，形成了一种“同时性”的生成状态，亦即“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之对话的状态。美的活动之时间性生成，既是日常生活绵延的“延续——中断——延续”，又是在审美“同时性”层面上的拓展与迁跃，从而成为“向着无限和永恒展开的时间带”。

总而言之，美与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现象学的关联”，这种关联实质上是一种“对话性”的交往过程。可以说，作为“本质直观”，美的活动就是“回到事物本身”的本真生活方式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美的活动虽属于日常生活，但却是与非日常生活最为切近的日常生活；它虽又是一种非日常生活，但却是非日常生活中与日常生活最为切近、最为亲密。美的活动，正是位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特殊领域，毋宁说，美的活动介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并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张力。就本源意义而言，“美的活动”就是“本真生活”的一种原发状态。只不过，这种“本真生活”为日常生活的平日绵延所逐渐遮蔽，被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所日渐异化，从而表现出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形态。

在华夏古典哲学的道家思想里面，返归于“本真”的思想萌芽更是闪现着光辉的。老子之“道”便是包孕“真”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作为观道者，亦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由此出发，老子将本真的生活状态比喻为“婴儿”或“赤子”状态，比如“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合德之厚，比于赤子。” 这种“涤除玄览”与“见素抱朴”的态度，显然与审美态度是极为亲合的，其状态就是一种庄子所谓的“反真”状态。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也，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这种本真状态相应要求：万物顺其本性而动，保持和回复本然之态，这才是最美的素朴状态。所以，庄子断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正如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所做的那样，效法天地自然法则才能达于“天地无言”的“大美”至境。

如此可见，所谓“本真生活”就是现实生活的原发的、生气勃勃的、原初经验性的状态，这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生活状态。或者说，这种活生生的原发生活经验一定表征为美的，因为它顺应自然而能够“法天贵真”，显现为一种“大美无言”的状态，从而使得现实生活本真地呈现。这种本真的呈现，也就是在美的活动中呈现出人的“全面的丰富性”，一种总体性的本质力量。在美的活动之中，现实的人不仅走向全面的整体性，而且走向人 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这才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的现实复归。

生活美学范文3

许多人至今搞不清生活美容和医学美容的区别，到街头的美容院里去问能否做美容手术，这直接导致了许多美容事故的发生。虽说医学美容和生活美容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满足人们追求美的要求，但实质上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不可混淆。

医学美容是属于外科学范畴的一门专业，是需要在无菌条件下，应用各类精细的手术器械和现代化的设备，再加上医师的精湛技术在人体上“精雕细凿”，来完成各项美容手术，得以达到弥补先天性的相对缺陷，改善容貌和体态，锦上添花，甚至雪中送炭或是重塑青春。医学美容是严肃的一次美容手术，是医学和美学有机结合的人体雕塑医术。故，美容医师除应具有熟练的手术技巧外，还应有较高的美学修养和审美观点。美容外科是知识、技术、医德和艺术的统一结合。

生活美容则属于另一个领域，它的内涵同样包含很多项目，如化装、护肤、发型、服饰和健身等，但都不属于医学范畴的外科技术操作，不侵入表皮以下的皮肤，也用不着手术，不开刀，不流血，除因使用劣质化妆品可能造成皮肤刺激或损伤外，其他都不致发生什么意外或并发症。特别是生活美容是一种短期行为，须每日或经常反复施行才能达到美容目的。 故医学美容和生活美容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泾胃分明，不容混淆。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接受在美容院里几乎没有严格消毒灭菌的条件下，由无医师执照的人进行的所谓“美容手术”。在健全的市场，规范的管理下，两者有着相同的目的，为人们生活增添美感，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人文素质。

生活美学范文4

一、丫鬟服饰的“生活美学”

一个时代有一时代之审美风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审美喜好。对丫鬟服饰的美学探討，既关乎整个时代对这一群体的美学要求，也关乎她们个人的审美眼光。

（一）时代审美 贾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缩影，由于尊卑等级和礼教的束缚，不同地位的人的服饰装扮也深深地受到限制。这样的限制一是表现在服饰的价值——由于经济原因，丫鬟们普遍穿不起动物毛皮之类的贵重服饰；二是表现在服饰的搭配方面。曹雪芹一方面写实，忠实于社会等级对个人服饰装扮的限制作用。《红楼梦》中丫鬟的服饰和主子相比，在搭配、面料、纹样、款式、饰物、颜色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点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封建阶级社会中，通过对珍稀宝贵服饰的垄断来巩固道德伦常的“礼制”，形成阶级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这也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统治手段。《红楼梦》中的丫鬟有很多，对个体进行重点描写刻画的却不多，而关于丫鬟服饰的描写则更少，但从几处较少的描写中，我们依然可以窥探一二。在第24回对鸳鸯的衣着描写：“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内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在第26回中，作者借贾芸的视角描写了袭人的服饰：“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鸳鸯和袭人作为大丫鬟，她们的服饰有一定的相似性。另外，在第3回中，“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这里是描写王夫人丫鬟的穿着打扮；第57回中，“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这里是写紫鹃的穿着。几处描写说明，在贾府，丫鬟的服饰有一定的规定，也或者说她们有自己的“制服”。这“青缎背心”的制服意象，既体现了高层统治者对处于下阶层人民“管制”的期许，也象征着封建时代主流的审美原则：下层以上层的审美为榜样——最高统治者为满族，人们的服饰，尤其是这种显赫的贵族之家，连丫鬟的统一制服都比较偏向于旗装。

（二）个体审美 虽然丫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限制，但整本书仍是以“女儿为最美”为审美基调的。书中所嘉许的女儿之美与其身份、地位无关，女儿们美好的心灵与品格才是她们美的源头，较为朴素的装扮也不会遮掩她们的美；若装扮适宜，美更是锦上添花。

所以，另一方面，曹雪芹也在《红楼梦》中表达了他的叛逆精神，不屑于礼教束缚，追求自然真我的精神世界。他把大观园设置为贾府中难得的一方自由天地，园中的女儿丫鬟们都正值绝妙年华，自然是喜欢打扮梳妆的。因为个人审美喜好的差异，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己主子审美格调的影响，所以丫鬟们在服饰搭配上还是各有特色的。性格刚烈直爽的丫鬟如晴雯、鸳鸯，她们在丫鬟中的地位较高，个性更加自信飞扬，所以服饰装扮风格更加色彩鲜亮，引人注目。宝玉爱红，晴雯也爱红，以“红小袄”贴身；鸳鸯擅长运用小配饰来装点自己，如“玉色绸袜”配“大红鞋”、“花领子”等，使装扮更有风味。性格低调温和的袭人、平儿，为人处世收敛谨慎，日常的服饰打扮风格普通，颜色素雅。芳官是唱戏的女孩子，见惯了戏服的艳丽与夸张，她在平日的着装上是不可能甘于平淡的，善用鲜艳的色彩：“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柳绿汗巾”“水红撒花夹裤”，体现了她的光彩夺目；还有非常规的首饰：“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展现出她对规则礼法的蔑视；再有较为繁复的发型：“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展示了她追求美好的激情……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出挑打扮以意象的形式共同聚合成作为“艺术家”形象的芳官。芳官是《红楼梦》丫鬟中叛逆精神的象征之一，她目藐平凡，追求张扬与独特，曹公对她服饰描写的“浓墨重彩”可谓充分展现了她的标新立异、冲破世俗藩篱的个性特征。曹雪芹以超越世俗的眼光，无视芳官低贱的戏子身份，尽情写出了芳官作为一名花季少女的天真活泼，大胆自由，俏丽可爱。

总的来说，丫鬟的服饰是由贾府提供的，在材质、样式、颜色等方面是不能和各个主子相比的。但她们也有自己的美，因各人的审美不同，便呈现出不同风格的打扮来。

三、丫鬟服饰的“文学寓托”

《红楼梦》中对丫鬟服饰的描写，不仅展现了时代、个人审美等生活美学的内容，还在小说中起着重要的文学作用。作者对丫鬟服饰描写的安排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有着充分运用其文学功能的考量。

（一）表现场合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服装的选择与其所处的场合是密切相关的，公开场合自然要注意服装的正式或整齐，而在让人心理安全程度较高的私密场合则倾向于选择较为自在舒适的装扮。反理推之，即当人们的打扮较为家常随意时，通常心理防线较低，感性在此种场合做主导；当打扮较为正式时，一定程度上传达着疏远和防卫的信号。在和宝玉单独相处时，怡红院的丫鬟们打扮得大多是较为随意的，这里属于她们的私密场合，宝玉尊重她们，与她们有情感上的深刻联系，所以丫鬟们也不需要担心被束缚。但是别院的丫鬟与宝玉见面时，却绝不会做此种打扮，如鸳鸯到宝玉处寻袭人时穿着较为正式，这表现了鸳鸯对宝玉无声的疏离。袭人在宝玉会面贾芸时的出场奉茶，也是打扮得一丝不苟，既简单又整洁。虽然还是在熟悉的房间里，还是在宝玉面前，但因贾芸这一陌生人的在场，私密场合一下转换为公开场合。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开场合下，袭人和宝玉是不会有情感上的互动的。同样，在后期对丫鬟们穿睡衣的描写，也表示了她们所处的场景的私密性。可见丫鬟服饰的选择暗示了小说场景的转变和人物之间关系的深浅。

（二）连贯情节 丫鬟的服饰描写在连贯情节的发展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时候某一样服饰作为暗示性物件告诉读者情节的发展走向，有时候某些服饰或与服饰相关的事件化身情感意向表現或补充着情节中暗含的情绪，起到如脂评所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作用。第28回，宝玉与蒋玉菡交换了汗巾，谁知阴差阳错，那天的宝玉正系着袭人的“松花绿汗巾子”，交换汗巾的人实质上变成了琪、袭二人。汗巾是古人用于系内裤用的腰巾，属于相当私密的物件，而两条汗巾的颜色又暗合了“红绿牵巾”之意。借宝玉之手交换的汗巾暗示了蒋玉菡与袭人的一段姻缘。第63回，芳官穿了一件“水田小夹袄”，水田衣是一种“以各色零碎织品拼合缝制而成的服装，形似僧人之百衲衣”{1}，第109回也写到妙玉穿过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水田衣与佛家的关联暗示了芳官后来削发为尼的结局。{2}

在小说中，服饰有时甚至化身为意象，尽责地为作者表现了情节中不方便直接或大肆描写的内容，使小说不会在全面展示人物、表现作者态度时于情节的连贯性上受到干扰。如第44回详细描写的服饰相关事件“平儿理妆”。宝玉教导平儿细致地整理了妆容，所用的化妆品不同于市买，都是材质天然的“高级货”。粉是紫茉莉花种研碎而制，用玉簪花棒扑上，胭脂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渣滓，配了花露蒸叠成的”，最后宝玉还为平儿簪上了一支并蒂秋蕙。此处平儿用到的一切化妆品和装饰物都是著名的香花或香味突出的植物，这些香气为读者传达出平儿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与美好品德。作者以这些香味浓郁的化妆品为意象衬托出平儿这一形象的“宜人幽香”，避免了直接叙述的无力与枯燥，使读者读来“甜香满颊”，连贯情节的同时也展现了平儿的甜美清俊。

（三）展示性格 在展示性格方面，作者通过服饰展示了丫鬟们个性的差异与相似。如上文提到的袭人与晴雯是性格相反的典型。袭人的打扮以简洁大方、中规中矩为主，这是她“温柔和顺”性格的体现。但在必要的时候，她也会视场合而盛装打扮：“凤姐儿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锦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第51回）一身打扮尽是王夫人所赐，显示太太恩德，为贾府长脸，同时表现出她的得宠，令父亲放心。这表现了她的善解人意，在人前顺从、得体、安分随时。

而晴雯则喜用鲜艳的色彩，有时风流俏丽：“只穿着葱绿杭绸小袄，红绸子小衣儿，披着头发”，有时穿着随心所欲：“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在某些装饰上甚至过于张扬，不懂得收敛，也因此最后那“不庄重”的外貌和着装：“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终于彻底惹恼了王夫人，导致最后被逐出贾府。

小红和司棋是一对性格较为相似的丫鬟，她们都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一个追求事业，一个追求爱情。小红是宝玉的一个四等丫鬟，身份地位较低，却一心想要攀高，她处心积虑为自己赢来了出场：“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的头发，挽着个髻，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干净。”（第24回）

“俏丽干净”的打扮是小红的精心处理，却也体现了她的爽快利落，在她为王熙凤回话时，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她“简明不失气度”的性格特质，她在胆大的同时也聪明心细，用手帕与贾芸暗传心事，却又在表面上有一个合乎礼法的借口，这样的个性自然会得到命运的眷顾。而司棋虽也胆大，却少了份细致的心：“鸳鸯眼尖，趁着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第70回）爱穿红裙子的司棋个性热烈而突出，为一碗鸡蛋羹能带着莲花大闹厨房。在和表哥私会时也丝毫不知谨慎，先是被鸳鸯撞破，再是遗失了绣春囊，引出大观园的一场风波，但面对真爱她一直坚持自我情感，不可谓不刚烈。

司棋与小红在际遇上有相似，结局却完全不同。她们的秘事都被人撞破，都丢了东西：小红是有心，司棋是无意；小红遗帕，司棋丢了绣春囊。两个勇敢的人心思细腻与否在其服饰上有所体现，而这种差别决定了她们的结局。

从生活美学角度来看，曹公既通过丫鬟的服饰表现了封建世界的等级枷锁，又以她们靓丽的审美搭配愉悦人们的心灵。现实的桎梏与理想的国度相互交织着出现，呼应了红楼世界的“假作真时亦真亦假”，加深了“红楼大梦”虚幻的美学内涵。从文学寓托角度来看，丫鬟的服饰描写表现场景、连贯情节、烘托人物性格，加强了小说的文学表现力度，多角度地为《红楼梦》拓宽了舞台，使作品呈现的内容更加丰富，使行文更加精彩绝妙。

{1} 《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 季学源：《〈红楼梦〉服饰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2] 季学源。《红楼梦》服饰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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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伟。《红楼梦》中配饰的文学功能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研修班结业作品，2015.

[5] 刘萌萌。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服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 李祝喜。《红楼梦》服饰人生意象论——以晴雯为个案[J]. 中国文学研究，2012（3）.

[7] 颜湘君。明清通俗小说服饰描写艺术发展浅论[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8] 颜湘君。论《红楼梦》的服饰描写艺术[J].中国文学研究，2002（2）.

[9] 张宇珊。霓裳钗影探红楼[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 王倩。三十年来《红楼梦》服饰研究文献综述及前景展望[J].文教资料，20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