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论文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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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论文【第一篇】
观众是影视艺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影视艺术的再创造者，这种双重身份使观众在影视艺术美学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研究观众的审美需要，不能忽视的是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研究。这种心理活动既包括视听结合的审美感知阶段，又包括充满情感的审美理解阶段。
关键词。
影视受众接受美学传播学。
一、从接受美学视域下探寻受众心理。
在文学领域，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叛而出现的。从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到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
在接触接受美学之前，需要对“召唤性结构”这一术语做一简单阐释。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提出的“召唤性结构”认为：“每一部文学作品在原则上都是未完成的，总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但从本文的图式化结构来看，这一补充是永远不能全部完成的。”他看到了作品形象体系仅仅构成一个图式框架，中间有许多不确定的空白，有待于读者通过创造性想象去填充、丰富甚至重建。伊瑟尔继承并发挥了英加登的观点，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本文结构就是“召唤性结构”。它召唤读者有可能把作品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本文便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电影在电影语言上有了显著的变革和创新，综合运动镜头（包括推、拉、摇、移、跟镜头和俯仰拍摄等）、快速摄影、变焦距镜头、跳接、定格等电影语言广为流行。但是，同时西方影视美学研究日益转向观众，尤其是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论，使观众心理学特别是观众深层心理结构的研究日占上风，甚至著名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也在1977年出版了《想象的能指》这部著作，标志着电影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衡量一部影视作品优劣的标准至少是由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受众自身的认识水准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创造者必须依据在创作的心理过程、尊重观众参与的意愿与观众的参与，所有可能的方法去鼓励艺术语言和艺术的热情的观众的参与，这将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作完成后，为更多的观众去接受。
二、从传播学角度透析受众心理。
观众是影视艺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影视艺术的再创造者，这种双重身份使观众在影视艺术美学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欣赏者是通过感受、想象、体验、理解等活动，把作品的艺术形象再创造为自己脑中的艺术形象，并且通过再创造对艺术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进行再评价。”观众不是被动的接受群体不仅表现在他们要联系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阅历去理解影视艺术，而且能在艺术家创造的基础上进行能动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活动与创作主体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于甚至背离创作主体的特点，表现出观众在接受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所以影视艺术是极富观众参与和渗入的艺术，同时观众把这种参与性和渗入性用言行自由地表现出来。
观众在接受影视艺术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需要--审美需要。它是人对美的一种带有极强倾向性和迫切感的精神追求。当然这种审美需要由于观众的受教育程度、艺术修养、情感上的内在需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特点的存在而使得影视艺术在创作时能够更多彩地表现生活，使社会意识和内驱力达到无形的统一。因此，“对影视观众审美需要的研究，将具有更为深远的实践意义”。研究观众的审美需要，不能忽视的是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研究。这种心理活动既包括视听结合的审美感知阶段，又包括充满情感的审美理解阶段。所以观众在接受影视艺术时得到的不仅是愉耳、悦目、赏心、怡神的美的享受，而且在思想、认识、情操、道德等方面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审美感知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感觉，它属于审美的范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审美的感知，这种感知要求观众具有对影视艺术视听的能力。“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由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种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程度为限。”对于影视观众来讲要具备对于艺术的感受能力，没有对艺术的基本理解，再美的艺术也毫无意义。对影视艺术的审美感知使接受者得到的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从影视艺术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审美理解阶段。审美理解活动始终贯穿着充满情感的联想、想象和形成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并始终洋溢着情感的波涛。审美联想是在审美感知基础上产生的并不创造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是审美接受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心理形式。审美想象是比审美联想更高一级的创造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是人类的高级属性。审美意象是充满情感的生动活泼的朦朦胧胧的情理统一的意中之象。这一系列心理活动，虽然处于不同的层次，但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
三、从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的互动关系中解析受众心理。
对受众研究的共同关注是进行接受美学和传播学互动研究的切入点。
接受美学将文学史看成文学效果历史的审美策略，这一理论基础其实是将整个审美活动看成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姚斯自己也说过“文学研究不是完美的语言结构，也不是封闭的符号系统，而是依靠问与答进行解释，使创作与接受及作者作品读者的动态过程合理化的历史学”在此接受美学暗合了传播学的基本原理。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模式或许能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冷释接受美学的意义。“五个”模式即谁（控制分析）——说什么（内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对谁说（媒介分析）——取得效果（效果分析）。
在接受美学之前的文艺理论，更注重的研究对象是“谁”控制研究，“说什么”内容分析如符号、原型研究，而忽视了“渠道”媒介分析，“对谁说”受众分析和“取得效果”效果分析。而接受美学正是在审美传播轨迹上将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使审美传播过程的研究趋于完整这样，接受美学和传播学在基础理论上的共通点显而易见。
按照传播学理论，在传播过程中，受众的目的、动机、内外特性，均影响着传播的进展，最典型的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心理活动。接受美学的诸多理论，如期待视野、未定点等，如果放在传播学内考察，则都处在这种选择性心理活动的关照下。选择性心理过程的研究是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几十年来比较一致的理论是，信息在流动的每一个过程中必然受到传播环境的制约，传播环境的不同必然影响传者、媒介以至受众的状态，从而最终影响到信息的接受。而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中“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对此作了新的阐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传播学和接受美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合流的趋势。以传播学的理论重新让释美学，很可能成为美学研究的一条蹊径。如精神分析美学，它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个人传播问题，从自我、本我到超我，是人的内部信息或者说心智在人的不同精神层面上传播的过程。但是，传播学和美学又不可能合二为一，它们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但基于上述两种理论的相近、合流之处，进行一些借鉴和互动研究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美学家和传播学者都应该注意到的。
心理学论文【第二篇】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把当代大学生心理焦虑的成因分为刺激因素和认知因素，进而分析了大学生心理焦虑的特性，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应对大生心理焦虑的方法。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心理焦虑心理调适社会心理学。
焦虑是人类自身产生的一种保护性反应，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种心理状态。在社会转型时期，焦虑己日益凸显为大学生群体的一个普遍心理问题。据一份对某省会城市18所院校2610名大学生的调查，%的学生存在较严重的失眠、焦虑等心理障碍，%的学生把“心理健康教育”列为“学校目前最需改进的教育内容”之首（杨建义，20xx：15-17)。同时，笔者在从事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个案心理健康问题都很大程度地与心理焦虑相关。因此，大学生心理焦虑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目前有关焦虑的研究大部分是探讨某些人格因素与焦虑的相关关系，很少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和宏观层面上来研究焦虑。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大学的心理焦虑现象作一些尝试性的分析。
一、大学生心理焦虑的成因。
作为心理科学研究对象的焦虑，其本质是个体通过认知评价，预料到内外模糊的危险剌激对自我、自尊产生威胁，而又自感没有能力应付时产生的一种强烈持久的情绪体验，并引起相应的生理和行为变化（张松、张德山，：122-123)。基于此，我们可归纳出焦虑的四个因素：剌激，自尊，认知评价和能力。首先有来自内外部并指向个体自尊的刺激，同时个体通过认知评价认定这种剌激会对自尊产生威胁且自我无能力应付，如此才产生心理上的焦虑状态。为此，我们把引起大学生焦虑的成因划分为剌激和认知两大因素，此二者是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的。
(一)刺激因素。
1.人际关系失调产生心理焦虑。大学校园已不同于往昔的中学校园，但大学生们（尤其是低年级）仍希望自己在新的环境中能一如继往倍受瞩目和重视，成为所属群体的“核心”。但是，任何一个群体内部都必然产生层阶和分化。一个班级（或年级）内部的成员之间必然产生相对的地位落差，处于劣势的成员自然对优势成员产生敌意。在社会倡导竞争的文化环境下，在群体规范的束缚下，这种敌意不能得到正当的发泄，个体感到无能为力，于是转向压抑敌意，由此导致焦虑。尤其是当涉及到诸如评优、评奖学金等各种或物质或精神的奖励等稀缺资源的争夺时，“僧多粥少”的局面致使激烈的竞争在大学生群体内部展开，当竞争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导致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张，个体感受到这种紧张但又无力化解时便会产生焦虑。
2.不确定性的威胁。“不确定性”是指社会成员对未来会出现的状况无法预期，对社会行动无法做出利弊选择的状态。对大学生而言，不确定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就业和学习（或考试）。当前，就业竞争压力使就业问题成为大学生们担心的首要问题。“冷门”专业的学生为能否找到工作而焦虑，所谓“热门”专业的学生又为留在发达地区还是回家乡而焦虑，再加上高校不断扩招，本科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是继续读研还是尽快找个工作，也常常使大学生焦虑万分。有关调查表明“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前途未卜”列在了“大学生最苦恼问题”的首位（杨建义，20xx：15-17)。另一方面，大学课程多、难度大、要求高，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都与中学差别很大，因此，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很重，再加上父母的期望值过高，具有自信、好强心理特点的大学生总担心学习上被同伴超过，导致心理焦虑，并伴随各种紧张症状，在考试前期尤其会出现特定的考试焦虑现象。一般来说，大学生在校期间都会感受到以上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危胁带来的焦虑，但低年级学生更多的是学习焦虑，高年级学生则更倾向于就业或前途焦虑。
3.由于挫折产生焦虑。所谓挫折是指个体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的一种状态。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而言，大学生缺乏的往往是高层次的需要。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各方面的活动、竞赛十分普遍，这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给某些同学带来失败的阴影、挫折的考验。如果个体对挫折的容忍力很小，就会引发诸如焦虑等多种不良反应。这种由挫折导致的焦虑在成就动机强的大学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大学生由于一段时间内连续受到挫折，往往对自我做出否定性的评价，由短暂性的轻度焦虑转变为持久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状态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他的下一次行动，从而又受挫，又进一步焦虑，这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作“习得性失助”。
(二)认知因素。
1.自我概念定位不准。与大学生焦虑有关的自我概念有两种，一是差的自我概念，二是虚假的自我概念。有的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机会比较小，或者是自己的高水平和能力总不被他人接受，总得不到群体承认，因而产生差的自我概念，形成自卑的性格。这种自卑感与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的大学生时刻不忘自己高中时期的某种优势，不正视眼前激烈竞争的事实，或以父母高的社会地位、优越的家庭条件来过高地估价自己，从而产生虚假的自我概念，具有这种自我概念的学生确定的目标较高，认为自己会有好的机会，应有好的结果，但实际上他们很普通，没有过人的能力，因而在自己独立地从事某种活动时，会遇到比他人多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的打击很大，于是会表现出愤怒和焦虑。
2.对社会及群体的非认同性。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对政治、经济及社会变动的反应最敏感。如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改革正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露和突出，腐败现象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们对此在观察、在思考，他们迫切希望社会能维持良性的运行和发展，人民能平等地享受科技与文明发展的成果，但这些社会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社会期望值的低度兑现甚至是负向兑现，久而久之，大学生与社会本体之间产生某种隔阂，进而诱发出某种社会焦虑。另外，大学生这一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已不如往昔，随着大学毕业生自主流动、双向选择制度的实行，大学生们对自己这一群体产生了或多或少的非认同性，对本群体的社会地位失落而焦虑万分。
二、大学生焦虑的特性。
(一)以高紧张度——低恐怖程度或低紧张度——低恐怖程度型焦虑为主。
焦虑有两个维度：一是紧张，因为焦虑总是与人们的紧张相互联系，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的紧张程度不同；另一个是恐怖的程度，一般焦虑总相伴以恐怖的情绪，但有时表现突出，有时表现不突出，这两种维度共同组成了个体在特殊情况下的焦虑状态，据此把焦虑分为高紧张度——高恐怖程度，低紧张度——高恐怖程度，高紧张度——低恐怖程度以及低紧张度——低恐怖程度四种，而大学生的焦虑一般以后两类为主。在焦虑的成因作用下，大学生一般经常性地表现出轻度焦虑，这时他们一般有较弱的恐怖感，往往不知道恐怖的原因，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自由浮动”，如不好的心境，大学生的一般反应为心情烦闷，焦躁不安，无所事事，不能静下心来从事学习等。经常出现这种焦虑行为也会形成焦虑症。在较强的剌激环境下，个性敏感或对自己缺乏自信的大学生容易出现高紧张度的焦虑，此时的心理状态以紧张为主，并没有多少恐怖感，表现最多的是社交焦虑、人群焦虑、考试焦虑或异性焦虑等，不同的大学生在不同的生活阶段都会有此种焦虑心理的存在。
(二）有一个酝酿、形成到呈指数扩张的过程。
大学生的心理焦虑具有某种社会焦虑的特征，即它是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心理状态。起初，大学生中可能只是较少的存在着某些不安的心理倾向，如果引起这些不安心理倾向的环境因素没有及时被消除，并且有所增多、强化，那么便会引发起群体成员的普遍焦虑，这时，焦虑如果还不被及时地遏制住，那么再进一步，便极有可能由于大学生之间相互感染，相互促进，从而使得焦虑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张状态，达到高潮。大学生焦虑心理的这一发展特征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大学生在生活环境上的高度同质性，二是心理的互相感染。
(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焦虑的表现形式反映在生理变化、情绪表现和行为反应这三个层面上。对于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大学生来说，焦虑在这三个层面上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在出现焦虑心理后，性格内敛的大学生倾向于压抑自己，因而变得神思恍惚，烦闷不安，思想迟钝，唉声叹气。上课时本能性地选择靠角落的位置并盯着书本发呆，听讲注意力不集中而易分散。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退缩。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白天无精打采，夜晚失眠多梦。但是，性格外向的大学生就会有较强烈的行为反应，常会无缘无故地在同学面前发脾气，或者突然打断别人的谈话、学习等活动，这些学生的肌肉系统处于一种紧张的反应状态，以随时可以采取行动去对付危险，但由于不知威胁来自何处，何时会来，所以只能做些无目的、无效的动作，他们行事匆匆，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在寝室里会气愤地拍桌子，扔书本，或突然大喊大叫，以此来释放焦虑产生的能量。有些焦虑感强的学生对外界的剌激特别敏感，甚至连一点点声音剌激也会引起惊跳反应，每一个新的剌激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剌激上。可见，大学生由于个体性格、素质等的差异以及接受外界剌激程度的不同，焦虑的表现形式也会多种多样。
(四）既有显型焦虑，也有隐型焦虑。
大学生心理焦虑经常是以显型状态存在的，就是说，大部分学生的焦虑往往可以被直接观察或感受到。但不应忽视的是，它有时还以隐型的状态存在着，一时难以被直接认识到。这种隐型的焦虑往往是深藏于大学生心理的潜层次，一旦转换为显型焦虑，其强度往往是很大的。由于对隐型焦虑的识别和社会控制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多是在社会缺乏必要准备的情形之下突然而至，因此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三、大学生心理焦虑的调适。
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大学生心理焦虑的调适进行探讨。
(一)宏观层面。
当今就业的压力、专业的社会认知度、社会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而言，需要高校、甚至整个社会的教育工作者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的介入，从而使大学生摆正认识，正确面对。
1.开展职业规划教育，及早应对就业挑战。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在进入大学时，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好的规划，到底是先就业、就什么样的业，还是选择毕业继续深造，他们都没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前途往往是茫然的。所以，需要高校开设职业规划课程，甚至可以重金聘请人力资源管理人士、成功的管理者和市场开拓人员等等，为学生做专题讲座。然后配合本科生的导师制，对学生分别实施职业规划，应对就业挑战。
2.真抓实干的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个别和分类指导。目前很多学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实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一个老师指导几十名学生，甚至一个年级配备一名导师，可想而知，指导效果会怎么样。这种局面应该尽早改善，否则这种制度不如取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高校专业课师资力量不足所致，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不能充分地认识到导师制的作用。对于后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教育和引导，提高高校管理者的认识水平。对于前者，可以打破学科、院系的界限，充分的利用一切教师资源，让学生自由选择导师，这样也有助于更好的分类和个别指导。
3.加强高校心理咨询的机构和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应对大学生焦虑的心理工作水平。很多大学的心理咨询工作是教师业余兼职，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心理工作机构。我们认为，在发展完善的基础上，要重点建设心理咨询中心，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工作队伍，通过培训兼职教师或引进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来提升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水平。
(二）微观层面。
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这些心理问题并不都是坏事。挫折和磨难会促使人奋起、成熟，变得坚强。既然己经发生，就应当面对它，解决它，摆脱它，从而达到对心理焦虑的自我调适。
1.选择适当的满足动机或需要的方式。当自己的需要、愿望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而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应实事求是地重新衡量主客观条件，权衡利弊，或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要求以彼此兼顾，或抉择其一而舍其余，以满足主导动机，减缓冲突，或全部放弃，另辟蹊径，以满足新的需要，或暂时搁置，推迟解决，以缓解冲突。
2.用自我激励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与情感。借助自我暗示、动机强化、兴趣回涨、改善需要等精神激励方法，可以增强良好情绪与情感形成的内部动力，实现内部动力的自我疏导，增强调节和控制情绪与情感的动力源，增强自我激励的效果。还可将情绪激起的能量引导到对社会或个体发展有利的方面去。
3.学会宣泄，疏导压力。虽然我们不能避免所有的挫折和不幸，但是我们却有办法对付挫折、疏导压力。
(1)正确认知法。遇到挫折时，一方面要豁达达观，多发现事物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还可以主动找师长或朋友倾诉，使自己的不愉快情绪得到适当的宣泄。
(2)主动进攻法。这是指个体在遭到挫折之后，审时度势，冷静分析，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改善挫折情境，减轻挫折压力。如果是由于自身知识、能力不足而受挫，那么就要继续挖掘潜力，增强实力，以更加坚定的毅力与信心致力于既定的目标，以期获得成功。
(3)心理疏导法。指借助他人的安慰劝导，减轻精神上的痛苦。当心灵受到创伤后，应有意识地做一些事情，或参加一些感兴趣的活动，转移注意力，淡化不良心理环境，使心理恢复平静，保持平衡。如果还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从正面去应付挫折，还可以运用一些心理疏导的方法和技巧，来减轻心理负荷。常用的方法有：渲泄、移情、升华、自我暗示、呼吸调节、音乐调节等等。同时，到各高校设置的心理咨询室或中心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心理学论文【第三篇】
论文摘要：进化心理学是当前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其基本理论主要认为心理机制的形成与人类祖先面临的生存环境有关。教育解放了人类的体力，促进了人类的全面发展，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促进进化的高效手段。教育公平是人类进化的基础条件，但是进化心理学认为教育不公平只会不断消减而无法根除，因为不公平现象是人类迫于生存压力采取的生存策略。
论文关键词：教育公平；进化心理学；公平。
进化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运用进化生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探讨人类心灵的结构和起源。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祖先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复杂的生存环境，已经形成形态各异的神经环路（neuralcircuit）。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神经环路就表现为各种心理机制。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心理机制决定的。没有心理机制，就不可能产生任何行为。依据进化心理学，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是复杂的神经环路和相应的心理机制产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心理机制的物质基础——神经环路的建立有着生存的目的。任何一种神经环路或者心理机制，只要它有利于有机体的生存和繁衍就会被自然“选中”，具备这一机制的有机体就比没有这种神经环路或心理机制的有机体有更大的生存机遇。因此，心理机制的形成与人类祖先面临的生存环境有关，这些心理机制因为有助于人类祖先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因而在进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进化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发现、描绘和解释这些心理机制及其特性。
进化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可以简单地介绍为：群体间或者群体内部成员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应对自然选择，胜利者的基因及心理机制被遗传下来，并不断强化得以延续；失败者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因为不能解决面临的适应性生存问题，由此被灭绝，这些失败机制无法被延续从而自然消亡。为此，所有成员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自己的dna最高效传递下去，以最大化减少自己族系灭绝的可能。所以，进化心理学有两个基本的论点：第一，自然选择带给人类的心理机制得以延续；第二，竞争与合作机制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第一，教育公平属于社会公平的范畴，只有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后才出现教育公平问题。历史和现实表明，凡是有人群并有利益分配的地方，必然产生公平问题。社会如果不设置有差别境界而引发竞争，必然缺乏动力源；而有差别却无公平，这种动力源就会枯竭，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在这一前提下，教育公平可以算作为与人类历史永恒的绝对范畴。因为社会在不断演化前进，公平的标准也在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平既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理想，更是一个过程。它只是在人类的不断进化中无限逼近而永远无法终极到达的一个瑰丽的梦想。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自然需要用进化的视角来解释、预测以及控制。
第二，教育公平是公平概念进入教育领域后带来的新命题，要研究教育公平就需要先厘清公平的定义。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中有关公平的论述不计其数，笔者这里采用周洪宇教授的定义：公平是对利益关系调整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的价值判断，公平的本质是合理性。对合理性的判断因人而异，因此公平是一种观念，是一个心理量，不像物理量可以通过精确测定或逻辑实证推论。公平观人人都有，但是如何让每一个人体会到公平呢？这就必然需要和别人的心理量比较。所以公平观的研究离不开需要心理学，尤其是群体心理学观点的导入，因此比较不同的心理量必须在群体中衡量，否则没有任何意义。而进化心理学为群体心理学心理学补充了新的假说。
在进化心理学看来，所有的心理机制都源于人类面临的适应性生存问题，在成功解决适应性的生存问题后，该机制被有效遗传下来，应用该机制的行为得到强化，所以产生了如此繁多的心理现象和人类行为。教育是一种人类行为，它的作用是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将人类所有适应性问题的解决经验传导给下一代亲本，以减少下一代亲本在进化中遇见问题而茫然无措的可能，从而有效降低下一代亲本所面临的生存困难的几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促进人类不断进化、推动社会进步与高效发展的活动。由此，这种活动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并不断被人类思考，如何使之更有效、更充分、更完整地推动人类进步，这种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思考，才创建出今天美好的家园。
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行为的产生必然在其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心理评估活动，评估该行为能否促进群体或个人的发展。在生产力低下的石器时代所养成的心理习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并没有消亡，只是内隐地存在于每一个自然选择出的胜利者后代中。前文已经概述了进化心理学的基本逻辑以及对教育功能的假设，下面就为什么说教育公平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不公平、为什么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及不公平背后的实质这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1、教育公平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公平。
教育公平在进化心理学里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同于其他意义上的公平，如地位公平或者民主权利公平。教育是使人类最快速习得生存适应机能的手段，倘若没有这种手段，人类的既往经验无法有效延续，在遇见生存适应性问题时必然带来群体和个人极大的损失，这是任何一个群体或个人都不愿见到的，教育公平的独特性就在于此。没有教育，大部分人将因为不停面临新的适应性生存问题无从解决而疲于奔命，甚至部分人的基因难以延续，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提供了一种保护自我的机制，这种机制在进化中替代某些不必要过分强化的身体机能，例如跑、跳、平衡等能力，只要有前人充足的适应性经验，知道某些时候危险物在何处并及时避开就可以保护自己，而不需要比伤害物（如：老虎、狮子的机能）更高、更优秀，这样，人类可以空出大量时间进行专门研究学习，不断提高应对危险的各种机能，从而高效地减少危险带给人类的伤害，而不是将时间用于训练自身的身体机能上，这就使得某些身体材质一般的个体因发达的大脑而被自然选中得以延续，而这些脑力发达者又不断提出新的应对适应性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有了人类不停的进化上升，才创造出如此美好的今日社会。教育的本质是人类进步的高效通道，教育解放了束缚在人类身上的体能桎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知识的限制，例如以前单个匠人的优秀技能因为时间或者空间限制未能流传的遗憾，通过教育这一双启蒙培智之手得以抹平。因而说教育公平不同于其他公平，而且远比其他公平更为重要。
2、进化心理学对公平现象及公平背后的实质解读。
“公平”一词在心理学看来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是一种心理量，不能像物理量一样通过实质的测量来测定出精确的数据，达到该数据的人就是公平，未达标者即为不公平。正如前文所述，个人感受不同，所感觉到的公平程度也不同。它只存在于群体成员的比较中，不能脱离群体谈公平，只有在和别人的比较中才能发现是否公平。第二，不同群体所体会到的公平程度是不同的。有没有一种对社会所有群体都不公平的政策？当然没有，因为对所有人不公平的政策保护不了任何人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自然会被废止而无法实施，所以，所谓的公平与否，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所在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体会到某政策对该群体权益的保护，自然感觉到该政策对他们是公平的，将极力维护该政策而可能忽视其他群体的权益诉求。简言之，公平不是一个能够精确测量的恒定量，它会根据成员不同类型的人格特性、所属不同群体等不停变化，所以，研究公平现象成为一个难题，笔者引入进化心理学，从远古时代的公平如何形成入手对公平现象进行阐释。
在进化心理学看来，公平的实质是个体按照个体的能力获得的与其能力相符的收益，任何违背该原则的行为应该都是不公平的。而能力则包括了多种方面，不仅仅只是正向能力，也应该包括负向能力。通俗地说，既包括积极进取获得收益的能力，也包括技巧性占有群体其他成员的权益能力。在这里，能力不分好坏，亦不考虑道德与法律，因为在远古时代，这些精神还尚未形成约束力，而人类进化需要符合一个经济性原则，那就是以最小的损失带来最大的收益。在远古时代，如果一个强有力的.抢夺者抢夺他人利益毫不费劲，他将习惯使用这一策略，但在强取豪夺之后，人们会远离这些自私不考虑群体利益的霸权者，也即群体排斥群体内的抢夺者，而再强大的抢夺者也不可能永远一直依靠个人生存，该抢夺者在遇见危险时面临灭绝，所以这样的行为习惯难以延续。这是群体内部对强势者的惩罚，通过这样的排斥，将保持群体内部的大致公平。对于弱势者，群体内部将会提供保护机制，这是基于我们害怕如果任由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剔除弱者而我们若不给予弱者以任何保护措施，下一个倒霉的弱者就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所以我们用部分资源来辅助弱者，由此维护了群体内部的大致公平。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转向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程度时，问题变得严峻起来：现阶段的实证研究说明不同阶层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不同阶层或者说群体感受了相应的不平等。那么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如何维系呢？进化心理学对此的解释和对群体内部公平机制解释大致类似，只不过泛化了群体或者说阶层的属性，将其赋予理性人的考量，即认定各群体是有意识为自己群体dna延续服务的，所有该群体的成员都必须为群体的这一目标提供必要资源，对阻隔该目标实现的群体或个人予以攻击来限制其阻隔能力的发挥。由此可以看到的是，进化心理学认为的不公平实质上是群体或个人认为他人占有了与他们能力不相符的资源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失调，我们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权益，但是过于使用负面技能巧取豪夺会被群体排除，但是限于本能又想获得更多资源，在这种矛盾往复中建立起基本的公平概念。
综上，进化心理学对教育的功能及教育公平的实质做出了新颖的解读，虽然它面临很多批评，被批评家认为是社会生理学的“翻版”，但是它促进了对心理和人性问题的深层思考。进化心理学把自然选择和适应作为心理起源和作用的重要概念，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对于教育和心理现象的理解、探索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与推进作用。
心理学论文【第四篇】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我国高校教育心理学的一门课程，近年来这一学科逐渐得到行业的认可，并且用于工作中的心理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校管理，企业员工情绪疏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媒体工作压力大，心理疾病在所难免，思想政治心理学的应用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具有积极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工作中，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将影响工作者的水平。不健康的心理会为其带来消极情绪，从而产生心理疾病。实践证明，在紧张、无序的工作中，工作者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我国媒体工作者处于多行业的压力之下，除了关注社会以外，媒体也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媒体思想的核心存在揣测、猜疑和评头论足行为。教育心理学对于媒体工作的思想、心理以及行为发展的变化规律则是行业研究的主要问题，需要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环境，正确的评价媒体并应用媒体，减少工作人员的压力。
2媒体工作者所在的心理问题。
在很多观念中，新闻意味着道德，尤其是评论性新闻。因此，人们往往对媒体工作者寄予众望。而事实上，媒体工作者也是普通人，他们所报道的无非是真实事件，是对这个社会的客观评价加上部分主观的自我评价。而社会的关注方向存在问题使得媒体工作者面临着职业困惑。随着现代新闻领域的竞争增加，报道创新、经济创收等多重指标的考核以及需要承担作为公众人物的压力，媒体工作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首先：媒体创新年代，工作者会有被掏空的感觉，自身专业知识的更新速度与观念和潮流转变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而其知识更新还取决于其观念、学习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使得媒体工作者随时面临社会的淘汰。媒体工作者辛苦工作但薪资待遇往往不高，这打消了一部分人的工作热情，使人际关系恶化，甚至一些人会由此而产生独来独往甚至轻生的行为。其次：多方面原因造成媒体工作者心理困境。媒体工作者的心理问题主要来自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指其压力大，容易产生紧张等心理。而主观上，则表现为现代媒体工作者的自我平衡能力，要学会控制自身的情感。总之，媒体从业人员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引导媒体工作者尝试心理学教育，以促进其乐观从业。
3积极引导媒体工作者健康乐观从业。
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不但要具有超强的专业水平，极高的媒体思维，还要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面貌和心理健康是评价其专业性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具体的指导上对其进行分析如下：
实施心理帮助计划，有目的性的降低从业人员压力。
媒体作为公众平台，应坚持管理者与员工并存的原则，在这一基础下给予员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信任，才能激发其工作热情，使其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状态。针对我国目前媒体行业管理现状，管理者应从自身出发，对媒体工作者进行心理启发，尤其是针对典型心理问题。组织媒体人员参加公益健康活动，缓解其工作压力。另外，还可以在传媒内部建立心理辅导小组或者企业培训制度，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负责，时刻关注其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但将重点从关注事件的报道结果转向关注报道者本身上来，使媒体工作者能够切实感觉到被重视。
激发媒体工作者自我实现动力。
职业道德的体现也是媒体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之一，媒体工作者要善于讲真话，敢讲真话，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问题是影响媒体工作者自我表现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制度改革也是必行的一步。著名媒体人白岩松说：“即便是中国人有那个闲心躺在苹果树下，并有幸被苹果砸到的话，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把它吃了”这里体现了两个问题，第一：白岩松是一个敢于说实话的媒体人，但是不是每个媒体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值得思考。问题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了我们多年，使得思维禁锢明显，社会对于媒体人寄予太大的希望，而忽略了媒体人自身的能力，素质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问题，需要相关部门注重媒体职业前景的发展，给与员工必要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发挥教育心理学的积极作用，根据员工的心理特点，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实现全面的自我提高。媒体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激发从业人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对我国的媒体人实施教育培训，重视其思维的转变、道德素质的提高以及心理问题的改善。
4结语。
教育心理学是教育学相关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在媒体工作中的思想指导中具有积极意义。媒体工作者面临来自社会、政府、单位等多方面压力常出现精神崩溃等心理问题，而开展思想政治心理学教育后，能够端正其态度，使其明确媒体从业的基本原则，并且能够乐观的面对工作和生活。
参考文献：
[1]王淙一.试析教育心理学在媒体工作者乐观工作中的应用[j].家教世界,20xx(22).[2]丁宁.如何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引导媒体工作者积极乐观从业[j].新闻传播,20xx(06).
心理学论文【第五篇】
一、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
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
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
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制度是超越个别群体、被赋予了合法性的行动规则复合体，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军事制度、金融制度等。［7］制度规范是对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的肯定。作为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日益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缜密的规范程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社会资源，用经验事实证明政权合法性，增强政治认同感。
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遵守建立在其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情感体验、态度倾向以及价值判断等心理预期基础之上，反映了社会成员内心对制度规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同程度。对政治权力体系而言，了解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有助于唤起人们对制度规范的信仰与认同，建立起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的制度忠诚。为迎合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需要以法理的权威取代超凡魅力的个人权威，建立民主、公平、合法的制度规范，有条不紊、有章可循。政府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酝酿、吸纳、表达、监控机制，使得政府的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成为政绩体现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保证。同时，随着社会成员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必须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反腐制度建设，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制度体系，治理腐败成效显著。但应当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规范是合法性资源最缺乏的领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其要求的某些制度规范尚未完全建立，无法唤起社会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基于种种原因，在实施过程中比较偏离价值准则，无法获得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心理认同;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存在以及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加重了部分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受挫感，导致政治认同弱化，消解了业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因而无法培育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忠诚。
这一切使得制度规范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高度，在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做出新的探索和创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立了以健全惩防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具特点的历史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时期“反腐”的最强音，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明确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新要求和工作方向。事实证明，反腐制度建设的大力推进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迎合了社会成员对于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愿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从而为巩固政党及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赢得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