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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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国际经济贸易；贸易不平衡

一、中美贸易战背景

1、中美贸易战阶段

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展开“301”调查。这个举动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埋下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线。201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次日，我国宣布反制裁措施，开启了贸易战对抗模式。4月3日，美方拟对中国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主要涉及高新技术行业，剑指“中国制造2025”。4月4日，中方坚决表态，并会采取同等力度及规模的对抗措施。6月15日，美国政府再次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此举有悖于中美达成的共识，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7月6日，美国政府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标志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开始了贸易战。

2、中美贸易的逻辑和背景

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美国的转变尤为突出。自由贸易是美国强盛时期信奉的方针，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开始提倡公平贸易。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转为对等贸易。贸易政策的转变，反映了美国从制度、经济上的不自信。政治上，特朗普上台后推崇“美国优先”理念，先后退出TPP、巴黎协议等国际组织，明确国内法优于国际法，通过单边主义独占主导权以获竞争优势；经济上，美国一致着力于经济复苏，通过保护本国低附加值工业和促进工业回流，以此保障民众就业率，促进消费。因此在进口关税、进口配额等方面新旧贸易政策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猛崛起，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及产业链的跃升给美国带来了危机感。因此，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的中国无疑成为这次贸易战的头号打击目标。

二、美方观点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密切关注中美贸易问题，并在2018年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美方持有以下观点：一是，特朗普声称，随着中美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中美贸易不但没有增加美国商品、服务市场及就业率，反而使中国单方面受益。二是，美方认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长期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美方在“301调查”中提出，中国政府通过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及利用其审批程序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三是，美方认为中国在多个领域实施产业政策，提供政府引导、监管支持，限制国外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三、反驳

1、反驳美方观点一

从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与此同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分析中美贸易相关数据我们不难发现：首先，美国商务部统计称美方贸易逆差亿美元，增加了8%，但这一增幅是低于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增幅的。其次，中美贸易结构高度互补。中国商务部数据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数据都显示相同趋势：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达230（3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

但除了中美贸易差额之外，我们也须关注中美整体经济关系。2015年，美国企业对中国销售2320亿美元，美国直接出口到中国1500亿美元。中国出口4020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在美国子公司销售只有100亿美元，其余都是中国直接出口美国3920亿美元，当年两国贸易差额是24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顺差；两国企业对对方国家销售差额是-22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逆差。如果依照这个综合差额计算：中美两国经济总差额=贸易差额+企业销售差额=200亿美元，数值相较于总贸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我们更应意识到，中美贸易的实质是双赢。由于当前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可以说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因此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

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成为全球科技进步速度最快国家之一，而最受世界关注的，就是于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纲要明确了10大重点发展领域，主要包括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等。其根本目标在于扭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目标是通过10年的努力，使中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为到2045年将中国建成具有全球引领和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不难看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美国造成很大挑战和压力。从美国角度分析，特朗普以贸易逆差发起贸易战，但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是由美元世界货币、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及美国经济结构三方面决定的。从世界货币角度看，美元的“特里芬难题”可导致贸易逆差。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必然要求保持贸易逆差以对外输出美元。如果仅仅依靠削减进口规模，美国贸易平衡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化解。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贸易差额是由各国的产业位势差、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及各国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美国在价值链高端环节获得高额利润后，还希望独享全球价值链利润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此外，中国通过技术改造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也属必然。“美国优先”的贸易摩擦将给全球贸易链带来严重破坏，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大调整。从经济结构来看，贸易逆差根源也在于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很难通过设置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来解决。美国对世界超过100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是国民低储蓄、高消费长期积累的结果。美国产业发展主要集中于高端的服务业，导致国内中低端消费品须靠进口，而进口关税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加剧美国债务现状，从而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2、反驳美方观点二

美国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但这样的指责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018年6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论述了中国成为WTO成员以来履行承诺的事实依据。第一，中国按照加快法律体系和规则体系建设的承诺，广泛开展世贸组织规则的教育工作，中国企业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第二，中国认真履行了对外开放承诺，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水平。2010年降至%，在WTO的成员国中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中国切实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建立和完善了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积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构建起符合WTO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年来，中国修订了《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加快修订《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

3、反驳美方观点三

“301调查”称，中国通过对外投资取得技术，并指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各种支持政策。近年来，在对外并购中获得成熟企业及其相关技术、品牌、国际市场网络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我国多年积累大量资金外汇后的一种现实可行战略升级途径，且并购过程遵循国际规则。然而美方多次干涉甚至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否决了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多起并购案。此外，美国对限制中国技术出口的强硬态度充分表明，美国的真正意图不是维护贸易公平，而是维护战略性技术优势。

四、中美政治战略简析

基于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及世界对中国国际定位的解读，党的十八大报告给了中国一个科学全面的表达，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以下原则：第一，中国是世界新体系建设的推动者。第二，中国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者”，而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对外求合作。第三，中国是世界多极化格局背后的推动者。相反，美国对中国总体战略调整达成广泛共识：第一，公开宣布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第二，明确表示不能允许中国动摇美国的国际秩序，并对“一带一路”充满敌意。第三，对中国牵头建立亚投行表示不满。第四，转变对台湾的政策并始终就南海问题与中国对峙。

五、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过本文分析不难发现，美国主要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大幅度让步，开放市场，促使中国企业尽可能到美国本土投资生产，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加征高关税迫使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削弱中国经济实力；此外，最根本的原因可从美方加征关税清单中体现，1300多项加征税目几乎全部集中在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上。因此，说到底美国是为了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维护其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而发起的战略性的贸易战争。

参考文献

[1]印言蹊：世界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定位[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周晓波：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经济影响和我国的应对策略[J].新金融，2018（6）：31-35.

[3]陈泠璇：浅析中美贸易战[J].经贸实践，2018（11）：74-76.

贸易战论文【第二篇】

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的边缘。

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灭火”。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

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限期其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

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

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主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超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制造贸易摩擦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二是美国国内法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不同利益集团有权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调查，直至启动制裁程序。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为利益集团干扰对外经贸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选年前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易发期和高发期。

美国经济的状况影响贸易摩擦的方向。当美国经济景气时，采取的贸易制裁或威胁制裁相对较少。如克林顿当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的成长，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顿排除反对势力，完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并给予了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国经济始终处于景气“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保护，布什对华经贸政策中明显注入了摩擦和冲突的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大方向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其中的规律是，中美战略关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影响经贸关系。80年代，中美处于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之间的所谓“蜜月”期，经贸问题即使有冲突也显得容易调整。比如，1983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是却迎来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丧失了可以利用的“战略价值”。

中美贸易的形势也有直接的影响。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还很小，中国的进口并不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太大威胁；但是，90年代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美国国内一些产业感受的冲击大大增强。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劳工界和劳工密集型产业的恐慌。尽管许多产业并不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但是，它们仍然对中国产品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敌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正好成为它们攻击美国海外投资的最佳口实。1998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对华逆差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华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经验

20多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足进步让中国对美国的法律与政府体制逐渐熟悉，同时积累了不少应对摩擦的经验。

第一，认识美国贸易政治的复杂性，把握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利益集团是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的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出口促进”集团和“进口竞争”集团。农业和高科技是出口促进集团的代表，而纺织业与钢铁业则是进口竞争集团的代表，后者往往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推动”力量。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促进美国出口集团的对华利益，来缓解“进口竞争”集团的政治压力。中国通过派出赴美采购团的做法是正确的。

第二，高度重视国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作用。民主政治就本质而言是利益集团政治，国会议员则是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发动对华贸易行动时，往往是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联合发难，向政府施加压力。1983年，纺织品配额危机背后是代表美国纺织产业利益的、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而推动美国缓和对华立场的则是农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90年代的中美经贸纷争中，美国国内角逐更是集中于国会对华的立法斗争上。此番中美摩擦同样是利益集团和某些国会议员的“杰作”。

第三，特别重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能量。农业集团是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一。尽管农业人口在美国不到人口的2％，但是，美国议会制度规定每个州都拥有参议院的两个席位。在众多立法中，农业州议员联盟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和其他议员争取的对象。1983年，中美纺织品配额危机由于多尔参议员的出马而解决；1991年，老布什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努力危在旦夕，又是中西部农业州中间派议员联盟出面干预，化险为夷。

第四，不怕冲突，敢于并善用反制裁的手段。在使用制裁手段上，中美政治文化差异很明显，主要是：美国是“冲突型”政治思维，认为在冲突中可以达到平衡；而中国的传统是“和谐型”政治思维，往往不愿意破坏两国之间的和谐气氛。但是，对待美国这样一个以冲突型思维指导的大国，必须敢于斗争，不惜冲突。2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零敲碎打”式的冲突不断，“总体”贸易战可以避免

参考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当前中美“总体”贸易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安全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之一，美国目前在反恐、伊拉克、北朝鲜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于中国对于美国的需要。作为政治上成熟而实用的美国，对此十分清楚，也是对外宣布的。经贸关系服务于对外关系的大格局。美国高层欢迎总理来访热情之高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美国经济景气上升，可能会减少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紧迫性。美国经济最近传来好消息，制造业就业增加幅度是1982年以来最高的。如果美国经济加快复苏，中美贸易可以渡过难关。

贸易战论文【第三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这种境况的策略。

1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

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对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各国都通过各种方法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不断扩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便是其突出表现。众所周知，在旧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心是高关税，而各种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是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方式，从而对外国商品的进口设置了技术、环保政策和措施等比传统关税壁垒隐蔽得多的多重壁垒。以下为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新发展特点。

层出不穷的各种贸易救济新措施和新标准

对于贸易救济政策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美国、日本、欧盟等许多发达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并不断采取严格的技术标准、绿色环保标志、卫生检疫新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汇率变动等各种形式的不易监督和预测，同时又具有强隐蔽性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对其国家的出口。目前，在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中，“中国制造”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是超过1/2的世界日用品消费品的来源地。然而，中国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通常技术含量也较低，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质量问题，使得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屡遭诉讼和调查，为了能够满足发达国家太严苛标准，中国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不断扩大的贸易保护救济措施的范围与深度

目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等已经替代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部分。以美国为例，美国的201条款(保障措施)以及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等对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范围与深度进行了扩展，然而，也对贸易自由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2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应对之策

不断进行内需的扩展，从而使我国贸易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不断降低

我国的贸易规模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增长速度飞快，同时，对于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然而，目前日益萎缩的国外市场加大了我国长时间形成的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难度，因而，为了能够使我国国内消费率有效提高，内外需比例切实得到调整，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我国应该抓住时机扩大内需，从而慢慢的以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统筹协调代替由开放带动改革和发展为主的形式。

充分利用多边场合，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调，联合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全球金融风险长期积累及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后果，对金融危机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缴而就。为了维护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不断得到增强，并加强磋商。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和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主要受害者，我国必须力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尽快承认，以多边场合，使我国与国际间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得到加强。

提高国内企业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主动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1)为了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从而使我国企业申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高，避免有些企业搭便车的行为，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的协调机制，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对于外国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国内各个企业要及时洞察，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国内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所赋予的企业的权利进行充分利用，以保证所采取的相关贸易救济措施的及时性。

贸易战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国际压力；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之争硝烟再起。2010年9月，美国国会秋季刚刚复会就提出了2009年初拟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亦称莱恩-莫菲法案);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连续发表讲话对人民币汇率施压。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将中美之间的这次争端推向了高潮。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货币汇率低估的国家征收关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颇有微词。中国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面临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压力职称论文。

中国的宏观决策者对汇率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并不陌生，但是此次面临的压力不同寻常。与之前几次相比，这次发达国家所处的国内经济环境更困难，政治压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小。下文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强硬派和中间派观点，以及他们提出应对中国的策略；然后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八点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言论

(一)强硬派代表观点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硬派代表是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其主要观点和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系统方案包括：

1.人民币汇率被低估25%-40%。不仅是人民币，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货币也存在类似低估。该机构认为，只有人民币做出上述幅度调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才有望降低到3%-4%,这是解决全球失衡所需的调整。

2.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美国利益。人民币25%-40%的汇率的重估将减少1000亿美元-150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增加60万-120万就业机会。

3.需采取多边和双边手段同时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不会屈服于中美之间的双边压力，但很可能在多边压力下做出调整。

4.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三步走战略：(1)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进入与中国的货币问题协商机制。(2)寻求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51%的多数达成要求中国迅速解决问题的特别提案；如果不能达成提案，美国需寻求执行董事会当中70%以上的多数一份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3)寻求其他国家支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解决小组，确定中国是否违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过交换行为破坏了协议的实质内容),并提出补救措施。

5.以上三步走战略的目的主要在于强化全球范围关注人民币汇率失调和中国缺乏更正行为的意愿。吸引更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印度这样受困于人民币汇率但是不愿直接挑战中国的国家加入到美国阵营。鉴于WTO和IMF难有实质性惩罚行动，美国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单边制裁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制裁的方法是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与汇率低估程度相当的进口关税。

克鲁格曼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并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新兴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强硬派代表，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1.要求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2.美国无惧中国抛售国债。美国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中国即便出售美国国债，也不会伤害美国。

3.对中国采取贸易战至少在短期内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4.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自身也有利，可以帮助中国缓解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中国外部不平衡。

(二)中间派代表观点

美国本土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原因非常复杂，人民币汇率调整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并不足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Blanchard)曾撰文讨论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他的看法获得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中间派的代表性观点包括：

1.人民币汇率应该做出调整，增加波动幅度，这将对纠正全球失衡发挥作用，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意义，这对于中国自身利益也有利。

2.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人口年龄变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的政策不仅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包括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带来的低储蓄率。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不能归因于人民币。

3.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纠正不合理的政策，对中国而言，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落脚点不仅在于汇率政策，还在于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发展服务业、增加社会保障等。

4.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不利。

5.避免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总体上认为人民币应该做出调整，分歧在于人民币汇率对于解决各国当前问题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应该通过贸易战的方式逼迫中国调整汇率政策。

二、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相关建议

美国之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外对人民币汇率压力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妥善应对，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进入更可持续、更和谐的增长阶段。

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有两个核心目标。其一，打消市场上的较大幅度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其目的在于维护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其二，实现资源在贸易品部门(出口、进口替代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和非贸易品部门(集中在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和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

我们认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一)尽快采取一次性升值后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调整模式

与保持当前事实上钉住美元汇率体制、钉住一揽子货币、小幅渐进升值等方案相比，这项方案的主要优点在于：1.向外部经济体表示了积极的合作意向，不仅在姿态上为中国争取了有利地位，也有利于避免发生贸易战；2.较其它方案能更好地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有助于降低发生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3.降低近期内的通货膨胀压力；4.实现了人民币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企业和居民的汇率风险意识，有助于推动相关金融市场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具体的一次性升值幅度，可选择5%-10%。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便是10%的一次性升值，对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也只有%。

这项措施的缺陷在于：1.会对部分低附加值出口企业和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些都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在当前经济活力较高和民工短缺情况下调整成本较低。2.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汇率制度安排。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根本上讲还是固定汇率制度，不能自动发挥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功能，也不能彻底消除单边的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预期。但是这不失为近期的权宜之计，是进入更富有灵活性汇率制度的过渡安排。

(二)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如出现资产价格短期内的过快增长需采取果断措施

至少从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的经验来看，当汇率升值压力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以后，带来的最大负面冲击并未体现于出口行业，而体现于以房地产、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人民币持续保持了单边升值趋势，期间出口增长和出口行业利润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以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行业为例，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这段人民币升值的样本期内，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总平均同比利润增速达到%,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9%。这个期间内，对汇率变动比较敏感的一般贸易出口平均增速达到%。

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中国的资产价格在总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和严重的股票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价值重估效应对于资产价格暴涨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鉴于历次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一旦未来面临由于升值预期引发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管理当局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降低出现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公务员之家

(三)增强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的独立性

货币升值突出的负面影响在于升值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不确定性。通过赋予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上更大的独立性和更权威的发言权，有助于形成市场上明确的汇率变动规则和稳定的汇率变动预期，企业和居民可据此采取有效的汇率风险规避措施，有助于减少由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损失。

此外，汇率调整，会让部分企业减少数百亿的出口收入，也会让部分企业和居民减少数百亿的进口成本。这意味着汇率调整会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复杂的资源配置调整。为了使汇率政策不至于成为保护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为了增加决策的合理性，应该由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且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货币当局独立决策管理。

(四)对低附加值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减少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和自愿出口限制

我国为出口退税付出了巨大财政资源，但是所得有限。2009年全年的出口退税大约6700亿，据估计，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弹性较低，如此大规模的出口退税新增就业不超过70多万。巨大财政资源补贴带来较低的出口价格，把更多的福利让利给了国外消费者。

并不是所有出口都对中国有利，保护落后的出口是在阻碍产业升级。对于附加值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产品，通过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或者资源出口限制，不仅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还有助于加速产业升级。

(五)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包括汇率政策改革在内的结构性转型势必会带来短期内结构性失业增加。为了顺利渡过转型期，可考虑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帮助因结构转型带来失业人群的职业转换培训补贴和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可取自下面的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六)设立“临时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以能源和矿产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人民币价格下降，但也可能因为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会提升中国对此类商品的需求从而引发国际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期间，可通过建立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保持人民币升值前后的国内人民币价格稳定，这样做既避免了市场预期中国对此类商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国际价格上涨，增加了财政资源收入，同时也不会对国内企业和居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定人民币升值10%,能源和矿产品美元价格不变，升值后的能源和矿产品人民币价格下降10%,国内企业和居民从中得利。但是，如果市场预期中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引发对能源和矿产品需求增加，国际市场上此类商品的美元价格会因此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人民币价格不会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上升。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引发能源和矿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可考虑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施加对此类进口商品的临时性进口附加税，具体税率以保持升值前后的此类商品人民币价格不变为目标进行设计。这项专类税收可专用于“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七)禁止发达地区对出口企业采取用地、税收等政策优惠

通过这项措施有助于：1.建立各产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2.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3.减少地方财政负担；4.加速部分产业从发达地区向西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