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医学论文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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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医学1

关键词精神科；强制医疗；心理护理；互动达标理论；应用效果

据唐忠民等[1]调查，我国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在1600万以上，但仅有%的患者接受住院治疗，另有%患者分布在社会中，给社会安定留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为了确保精神障碍患者自身及社会安全，应对拒绝治疗的精神病患者采取强制治疗。强制医疗是对经司法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障碍患者进行强制性医疗，确保精神疾病患者健康利益，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2]。但强制医疗患者普遍存在拒绝合作、依从性差、烦躁、焦虑等心理行为，故临床应重视强制医疗患者的人文关怀，使患者获得足够的尊重、理解与关爱。本研究对精神科强制医疗患者心理护理中采取互动达标理论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精神科2016年12月—2018年6月期间收治的70例强制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将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35例，男27例，女8例；年龄22岁~52岁，平均年龄（±）岁；病程1年~8年，平均（±）年；文化程度：小学13例，初中10例，高中8例，大学及以上4例。观察组35例，男25例，女10例；年龄22岁~55岁，平均年龄（±）岁；病程1年~7年，平均（±）年；文化程度：小学15例，初中10例，高中7例，大学及以上3例。2组患者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P>），可进行比较。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3]中精神分裂症相关标准；②均存在社会功能缺陷；③患者对研究标准及制度知情，自愿签署同意书；④本研究符合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标准。排除标准：①伴心、肝、肾等脏器功能障碍者；②严重躯体障碍疾病者；③酗酒、药物滥用者；④精神发育迟缓者。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由专门护理人员时刻注意患者行为、语言变化，协助、监督患者服药，根据患者饮食习惯，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准确饮食；做好患者常规心理护理，耐心解释疾病发生情况，鼓励患者树立信心，纠正不良行为。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互动达标理论指导下的护理。①评估与目标制定。优化住院环境，保持病房内环境的整洁、干净、有序，放置绿色植物，营造舒适的住院环境。护理人员应与患者有效沟通、交流，根据其健康状态、年龄、入院态度、心理状态等基线资料，了解患者疾病、用药及社会关系等，并评估患者病耻感、治疗依从性。根据综合评估情况以及专业护理知识，制定规范、合理的护理计划。在制定护理计划时，应与患者进行讨论，确定护理需求及潜在内容，并能共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期达到最佳护理目标。②有效沟通。护理人员与患者沟通时，态度和蔼，尊重隐私，建立一种相互信任、融洽相处的护患关系。及时发现患者心理问题，并有效疏导，解答其疑问，提高患者治疗信心。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精神分裂症相关知识、治疗方法、护理方法及注意事项，监督患者用药，讲述治疗成功案例，增加患者治疗信心。③应对病耻感，稳定情绪。精神分裂症患者内心敏感，病耻感明显，护理人员应积极与患者沟通，通过健康宣教讲解精神分裂症的相关知识及治疗方法，使患者能准确认识疾病，减轻病耻感。注意调整患者情绪及正性认知行为，通过对问题进行总结与分析，给予患者全面、优质的护理。定期开展经验交流及自我疗效判定，有利于发现患者存在病耻、自卑、绝望等共性问题，促使患者能积极配合治疗。④情境训练。定期召开经验分享大会、娱乐活动，鼓励患者之间相互沟通交流，护理人员应耐心听取患者主诉，分享自己遇到最开心的事情、做过最成功的事情，完成积极情感体验。注意挖掘患者内心感受，训练患者与家属之间的沟通，耐心引导患者倾听，根据倾听结果，说明自己的理解情况、潜在感觉，积极纠正患者错误思维，并能学会问题应对。观察指标。①采取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4]评价患者精神症状康复情况，该量表共计18个条目，每个条目1~7分，总分在18~126分，评分越高表示精神症状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重测信度，可信度高。②采用社会功能缺损筛选表（SDSS）[5]评价患者社会功能缺陷程度，该量表共计10个条目，每个条目计0~2分，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社会功能缺损越严重。③病耻感：采取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量表（SSMI）[6]对患者歧视、病情掩饰积极效应进行评价，该量表共28个条目，每个条目计0~4分评价，共112分，评分越高，病耻感体验越强烈。统计学方法。采取统计学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P<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精神症状2组护理前BPRS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护理后2组BPRS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见表1。社会功能2组护理前SDSS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护理后2组SDSS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见表2。病耻感2组护理前SSMI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护理后2组SSMI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见表3。

3讨论

近些年来，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社会及公共卫生问题。强制医疗患者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极易产生自责、消极、病耻等心理，而长期强制性医疗生活，可使患者焦虑、忧郁等加重，对周围的事物缺乏信心及兴趣，极易产生自我情感封闭状态。故重视强制医疗精神疾病患者人文关怀，对患者生活、行为、文明及自我约束进行长期培养及训练，利于患者病情恢复。互动达标理论是美国护理理论家King基于系统理论基础上，在符号互动论及多科学模式下建立。互动达标理论要求确定共同目标，由每名参加该种模式的人互相作用，并一起朝着目标前进。对强制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采取互动达标理论指导下的护理，通过与患者有效沟通、交流，进行综合评估，与患者和家属共同制定一个规范、合理的目标及计划，可增加护患之间的信任感，并能加强患者治疗依从性及信心，使患者能全面了解疾病治疗过程，并（）积极参与治疗。掌握强制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了解其病耻感等出现原因，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稳定患者情绪，促使患者能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运用情境训练模式，带领患者体会积极、乐观的情感体验，并纠正其错误认知，学会发现问题并正确应对。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精神症状、社会功能缺损程度及病耻感均明显改善，且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说明，互动达标理论在强制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能够减轻患者精神分裂症状，提高社会功能，并能减轻病耻感，促使患者心理功能恢复。

综上所述，在精神科强制医疗患者心理护理中应用互动达标理论，可显著改善患者精神症状和社会功能缺损程度，减轻病耻感，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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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医学2

表3表明，培训学员吸烟率为%，其中男性为%，女性为%；饮酒率为%，其中男性为%，女性为%。吸烟和饮酒者主要为男学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12＝，P1＜；χ22＝，P2＜）。

2睡眠状况

表4表明，入睡时间在晚上11点以前、睡眠时间在7小时以上的学员仅占%，不足一半，显示多数培训学员睡眠时间不够，易导致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等。男学员整体睡眠状况不如女学员（χ2=，P＜）。

3体育活动

表5显示培训学员常参加的体育项目主要包括散步、跑步、球类运动，其他项目有游泳、骑车、武术、健身器械、舞蹈、爬山等。每周活动次数在3次以上的学员仅占1/3（%），每次活动时间也较短。在活动项目和每周活动次数上存在着性别差异（χ12=，P1＜；χ22＝，P2＜）。

4业余时间支配

表6表明，培训学员对业余时间的支配方式主要为“看电视或上网”、“做家务”、“辅导子女学习”、“社交活动”，“体育活动”和“学习”仅居第5位。在“做家务”、“社交活动”和“辅导子女学习”等时间支配上存在性别差异（χ2＝，P＜）。

5讨论

全科医师培训学员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不容乐观本调查显示，全科医师培训学员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存在较多问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较高的吸烟率和饮酒率、缺乏睡眠、体育活动不足。长此以往会导致健康损害，影响其自身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

饮食方面在一些学员中存在的不良习惯值得重视，如一日三餐无规律、营养失衡、不食早餐、高盐和高脂饮食等。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按时进餐、坚持吃早餐、睡前不饱食、咀嚼充分、进餐不分心、有良好的进食环境、均衡饮食等。

烟酒行为从烟酒行为层面分析，培训学员吸烟率高于国内人群的%，男学员吸烟率亦略高于国内男性15～65岁人群%的吸烟率和城市男医生%的吸烟率；女学员吸烟率亦略高于国内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和城市女医生%的吸烟率。学员饮酒率亦同样高于国内人群%的饮酒率，尤其女学员明显高于国内女性%的饮酒率。酒精使用被认为是对生活压力的一种应对方式，烟草和酒精合在一起比单独对人体产生的危害更大。学员对吸烟、饮酒相关的健康和社会负担问题应有足够的认识，预防或减少吸烟、饮酒及相关健康问题的发生。

睡眠状况一般情况下，成人每天需要睡眠7～9个小时。从睡眠状况维度分析，多数学员睡眠时间不够，可能与工作、生活等压力较大、社会交往多、值班熬夜较常见有关。因此，培训学员应改变不良的睡眠行为，合理安排休闲、医疗以及其他工作，尽可能提高睡眠质量。

体育活动从体育活动情况而言，体育活动对增强体质的作用被多数培训学员所认识，多数能因地适宜参加体育活动，学员参加体育活动的内在动因均首选“强身健体”。但是真正能做到每周锻炼3次以上的并不多，每次活动时间也较短，除了受场地、条件、体能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没有时间”、“不能坚持”和“忙于作”、“忙于应酬”为主要原因。学员应重视体育活动，积极、主动参加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业余时间支配就业余时间支配方式看，在卫生人员数量少、学历和职称偏低、待遇较低、整体医疗条件差、工作环境艰苦、生活环境不理想的条件下，广大培训学员在基层为患者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但在知识更新、专业技能提高、继续教育、学历职称晋升等自身发展方面积极性不高。

对医学教育的启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担负着向城乡居民提供集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健康管理以及计划生育指导一体化服务的重要职能。全科医生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其健康行为、生活方式问题不容忽视。全科医生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健康与否不仅关系到自身心身及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患者和周围人群。客观存在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复杂性、未知性和易变性，使得改善全科医生的生活方式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全科医生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既有医学教育层面的因素，又有社会层面和个体应对层面的因素，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努力改善全科医生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

院校医学教育

大学是大学生形成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的重要时期。把人文教育贯穿于医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在医学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学习、临床见习实习等教学中渗透人文知识，不断加强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加强对全体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教育，把全科医学、行为医学等教育作为医学生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医学生医患沟通、健康教育、社区预防保健、卫生服务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培养，让医学生接受系统的健康教育，获得系统全面的与终生健康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为医学生毕业后具有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奠定基础。

毕业后和继续医学教育从社会应对层面来看，有关部门应全面了解全科医生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现状，进一步加强包括全科医生在内的基层医务人员的健康教育工作，加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宣传和落实力度，尽量多为城乡居民提供各种适宜的休闲、娱乐保健、健身设施。以宣传、教育、交流、示范、培训等形式，指导存在健康行为、生活方式问题的全科医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主动矫正，促使广大全科医生以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们群众。

自我健康教育从个人层面来看，全科医生要加强自我健康教育，努力提高健康意识，提高对自身健康行为、生活方式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处理好工作、生活与健康的辩证关系，改正不良生活习惯，应特别注意改进饮食营养、保证充足睡眠和适当的体育活动，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减少健康损害，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做好各项医疗卫生保健工作，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6结论

行为医学3

［关键词］医学；人文；教育

唐朝孙思邈所著的《大医精诚》中说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者仁心，仁爱是“医者”的必备条件，“医者”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中人文缺失现象严重，医生重疾病，轻患者；重技术处理，轻沟通技巧。医学与人文的分裂使得医学日趋技术化，而人文关怀则被边缘化，由此也引发了日益突出的医患矛盾。在社会文明快速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确立的今天，医学人文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据统计，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占比较低，平均约为7．45％，而国外医学院校的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1－2］，值得深思。

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的经验

国际医学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依然十分重视。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医学院校就已相继推行医学人文教育的改革。面对医学模式的改变，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制定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对职业价值、态度、行为、伦理、沟通技能等提出要求。美国医学院协会发表了《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指出“对包括整个医学文化内涵在内的医学教育都要进行改革”。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于1993年发表报告《明天的医生》，提出改革医学教育，把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变为医学教育的必修课程，鼓励医学生发展临床思维和批判能力［3］。在课程设置方面，美国医学院协会要求扩大人文选修课程，形成了涵盖哲学、文学、艺术、法律、伦理、宗教等方面的学科群。哈佛大学于1985年实施“新途径”综合课程计划，在医学生的临床实践阶段设置了110门选修课程，强调人文社会科学、行为医学和医学学科的结合［4］。西方发达国家医学院则普遍开设了了解患者、全人了解、临终关怀等课程，注重人文、自然、医学、社会的交叉融合，运用医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对现实问题综合分析和探讨，保证医学和人文的有机结合［5］。

2本院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践

2．1创新教学模式，优化人文课程。在医学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填鸭式”，学生只学习系统、器官、组织，感受不到人文的温度，对病患缺乏关怀。作者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法，以实际临床问题出发，以病例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及讨论，将人文关怀和医患沟通融入教学中，最终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整个教学中，教师会引导学生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让学生加深对病例的理解，懂得如何与病患沟通，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锻炼了多方面的能力，如查阅文献、逻辑推理、口头表达、与人沟通等。此外，本院还开设了内外科床边教学的课程，让医学生与患者直接接触沟通交流，甚至管床，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提高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学会医患沟通技巧，学会对患者的人文关怀。2．2教师以德施教，师生携手同行。“师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教师对于学生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上的传授，更要在医德上对学生有所指引。本院带教教师和研究生导师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教师，以德施教，师生情深。古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教师不仅传授了学业之道，更教导了学生做人的道理，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尤其要保持正直的品格，让学生成为知恩感恩、勇于担当、正直善良和积极进取的人。授业，教师自己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授业方式。解惑，教师都应有很好的洞察力，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困惑，提高自身素养。携手并进，砥砺前行，用本院一位优秀导师的话说：“我希望我的学生每个人都能成长为一盏患者眼中的灯塔，我们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良好的救治。”2．3丰富文化建设，提高精神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提高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前提，陶冶医学生良好情操的基础。本院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较多工作。2．3．1举办读书会。每月会定期举办1次读书会，鼓励医学生阅读医学题材的文学作品，让他们分别从医生和患者的不同角度去品味和体验人世间的故事，在阅读中思考人生价值和意义，对生命产生敬畏。举办几年来，得到广泛好评，收到良好成效。2．3．2举办人文讲座。医院相关职能部门非常重视人文培育，定期举办人文讲座。每次的受邀嘉宾都是知名专家教授甚至两院院士，为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医学前辈大家高风亮节，德艺双馨，极大地震撼并鼓舞着所有医学生，指引他们不忘初心，向着心中的梦想勇敢向前。2．3．3举办“华山人节”。“华山人节”是本院学生会、团总支的一项传统精品活动，始终秉持着“加强学术，传承文化，全面发展”的理念，让医学生感受华山医院的精神真髓，展示意气风发的自我。每届“华山人节”都广邀贤士，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公益、文体活动，让更多的医学青年在前辈的指点下，坚定自我，彰显人文。这是华山精神的传承与积淀，每一届的“华山人节”都让医学生收获颇丰。2．4服务社会大众，彰显人文精神。组织医学生深入基层和社区，服务大众，通过社区服务增强服务意识，增加对生命的敬畏。组织医学生进入社区或中学教授心肺复苏技能，研究生定期举行社区义诊活动和贫困地区暑期社会实践，住院医师举办科普月月讲活动……这些服务社会大众的活动，极大地培养了医学生优良的医德医风，懂得以人为本，彰显人文精神。

3医学人文教育的进一步思考

行为医学4

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共病(简称焦虑、抑郁共病)，据WHO和美国Michingan大学流行病学调查，共病率达50%［1］,报道85%的抑郁患者伴有焦虑症状，58%的患者一生有焦虑症的诊断。广泛性焦虑（GAD）在社区的患病率可高达60%～90%［2］。国内报道抑郁症出现焦虑症状%,符合焦虑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50%［3］。由于焦虑、抑郁共病的临床表现常不典型，症状易反复、多变，医师之间诊断一致性低，诊断和医疗处理的难度增加。因此，焦虑抑郁共病已成为当前全球精神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也引起了国内许多同道的重视［4、5］，现将进展情况作一介绍。

1概述

共病(comorbidity)是指一个患者符合＞1种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有多个诊断。并涉及到患者的全部症状、体征和病程。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comorbidanxietyanddepression,CAD)是指患者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障碍，且两组症状分别考虑时均符合相应的诊断标准。

当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下文均简称：焦虑抑郁障碍）同时发生，他们分别能否当作原发性诊断，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关于焦虑和抑郁障碍的关系有3种观点：(1)一元论：即连续谱论，认为焦虑和抑郁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形式；(2)二分论：认为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是二种不同性质的疾病；(3)共病论：认为焦虑和抑郁共存时，是一种不同于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的独特的疾病实体。

2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流行病学研究［6～7］

1998年美国的全国共病调查（NCS）抑郁障碍（相当CCMD-3中的抑郁症）与其他精神障碍的共病率为％，％的抑郁患者至少满足一种轴I障碍。2002年芬兰Melartin等用DSM-Ⅳ对269例抑郁障碍患者评定，结果有57%的患者与焦虑障碍共病。2001年Keufman等综述了焦虑抑郁共病的文献，显示50%～60%的抑郁障碍患者一生中有一种或多种焦虑障碍。2001年德国的全民普查中发现%GAD患者满足抑郁障碍的诊断。国内屠鉴源报道焦虑症伴抑郁症状与抑郁症伴发焦虑症状的比较均为50％，抑郁症伴发焦虑症状常在疾病开始即并存。王骞150例中共病组68例，%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共病。

患者共患抑郁症

发生率为39%,共患心境恶劣为22%;同样，具有终生GAD诊断的患者中，共患抑郁症占62%,共患心境恶劣占39%。

惊恐障碍和抑郁障碍

经常共存，高达60%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焦虑症状，其中20%～30%符合惊恐障碍；30%的惊恐障碍患者在一生中的某段时间有过重度抑郁症发作。

强迫症(OCD)和抑郁障碍共病

Karno等研究发现，近33%的OCD患者也患有抑郁症，Rasmussen等观察了44名OCD患者，其中30%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社交焦虑障碍(SAD)和抑郁障碍共病

Schneier等研究发现其大多数伴有其它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其中71%的SAD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的抑郁症状是在SAD首次发生后出现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障碍共病Kessler等研究发现，88%的男性和79%的女性PTSD患者在一生中至少共患一种情感障碍。

共病率

共病率的研究中，目前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的共病率达%～80%，其中前者60%～90%伴焦虑，后者50%伴有抑郁。两者共病在不同人群略有差别。儿童：10％～15％的焦虑障碍患儿共病抑郁。大约25％～50％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共病焦虑；成人有50%～60%的抑郁症患者一生中存在一种或多种焦虑，其中有%的抑郁症患者终生满足焦虑障碍的诊断。老年抑郁患者共病焦虑障碍有很高的终生患病

率（35％）及时点患病率（23％）。

3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病因学研究

遗传学［8］

目前发现焦虑抑郁障碍共病与多巴胺D2受体等位基因变异有关，其中多巴胺D2受体多态性中NcoIC/C等位基因在抑郁和／或焦虑患者中明显增高。双生子的研究中发现GAD和具有情感家族史的先证者的同胞有着相同的遗传特性，GAD和重性抑郁障碍（MDD）具有家族聚集性。Roy研究显示，GAD和抑郁症具有共同的遗传易感性，而且环境的决定作用相对明显。Parker(1999)等发现，早发性抑郁与焦虑家族史、儿童早期的焦虑表达和2种焦虑障碍(SAD和OCD)有关。

生化因素［9～10］

目前研究发现焦虑和抑郁在遗传、生化、免疫、内分泌、电生理和影像学等方面既存在着联系又有不同。近年来研究发现5-HT功能在人和动物的焦虑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有证据表明，5-HT系统损害或5-HT合成受阻在动物模型上起到抗焦虑的作用。喻东山认为，两者在5-HT存在部分重叠，均有5-HT2受体功能亢进。袁勇贵等研究发现，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的血浆NE浓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因此，有人认为焦虑和抑郁共病现象可能是5-HT能神经元在不同的功能区、不同的功能状态失衡的结果。

心理防御机制［11，12］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抑郁与焦虑两者具有共同的发病基础，是对致病因素的同一反应，而特征性的病状是人格的病理塑型作用的结果。袁勇贵研究发现共病组较少使用被动攻击、抱怨、期望，较多使用退缩、躯体化、解除、否认；抑郁组较少使用幽默、期望，较多使用解除、假性利他、隔离；焦虑组较少使用抱怨、幽默，较多使用解除、同一化。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具有与单纯焦虑障碍和单纯抑郁障碍不同的防御方式。国内外很多研究结果均认为功能失调性认知是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性心理状态，构成了抑郁的易患性。卞清涛等研究发现焦虑症、抑郁症与焦虑抑郁共病有着相似的认知心理特征，三者有着相似的易患性，但在程度上共病患者的功能失调性认知更加严重，与很多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国效峰等研究发现：共病组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分、客观支持分显著高于抑郁组，消极应对方式分显著高于抑郁组，提示人格因素可能与重性抑郁症是否共病焦虑障碍无关。

4焦虑抑郁共病的临床特征［13-14］

焦虑抑郁共病与单纯焦虑或抑郁障碍相比具有症状重、病程慢性化、社会功能损害重、自杀率高和预后差等特征。具体表现为：(1)共病组较单纯患病组年龄大、起病晚，以急性起病为主；(2)共病患者主诉较多，各种躯体症状尤为突出；临床表现复杂，不典型，症状易反复、多变；(3)共病组的主要症状群与抑郁组相似，但各种躯体化症状尤为突出，多数患者表现悲观、消沉、疲乏，无能，及忧虑、不安，恐惧，疑惑，自杀的危险性增加；(4)共病患者就诊的临床科室多，医学检查项目过多，常存在对抗焦虑药物的耐受和依赖性；(5)病程多数慢性迁延，容易反复发作或加剧，疗效不稳定，不经治疗难以自愈；(6)对医生的处方不够信任，治疗依从性差，容易产生医源性精神负担。

5焦虑抑郁共病的治疗［15，16］

药物治疗

传统上治疗焦虑的苯二氮卓类，对躯体症状的缓解是有效的，对伴有抑郁的疗效差；长期治疗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副反应，比如认知缺损、精神性运动减低、日间镇静作用，并容易形成依赖的风险与停药综合征；特别是对老年患者认知缺损和髋骨骨折的风险加大，已不再被作为主要治疗选择。目前研究显示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五羟色胺受体阻滞剂，三环类抗抑郁药，及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均对共病治疗有明显疗效。一般认为：SSRIs类和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药(SNRIs)类，由于它们作用谱较广，对焦虑和抑郁症状均有效且安全性好，已被用作共病患者的一线用药，均具有疗效确定、耐受性良好、超剂量服用相对安全等特点，成为抗焦虑治疗的理想选择，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前期研究表明，赛乐特具有抗抑郁与抗焦虑的两种作用，是抑郁、焦虑共病的一线药物中最多选择使用的药物，表现出良好的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文拉法辛，耐受性好，治疗GAD、惊恐障碍和SAD疗效稳定，治疗抑郁和焦虑疗效比帕罗西汀更快，不良反应少，依从性好。药动学受年龄的影响较小，镇静或认知减退的危险性较少等特点，已被推荐用于老年患者。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从简单的支持性、解释性心理治疗、松弛训练、生物反馈治疗到暴露治疗等行为治疗、催眠治疗和精神动力学治疗等方法。大量研究证实，单独心理治疗或单独药物治疗，均不如同时使用两者的治疗效果好。陆峥认为临床上对药物耐受不良者、常规药物疗效不佳者、治疗依从性不佳者、原有明显个性缺陷者、新近有负性生活事件者以及家庭问题突出者均是心理治疗的适应者。

行为治疗(暴露加反应防止法)和认知行为治疗是治疗焦虑障碍的经典心理疗法。两者可单独应用也可同药物治疗联合使用，对于成年人焦虑障碍共病抑郁时，认知行为治疗仍相对有效。经典的认知行为治疗可帮助患者识别其自动式思维和歪曲的认知结构，重新建立正确的认知，对于轻、中度抑郁甚至可与三环类抗抑郁药的疗效相比。有研究认为，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强迫症和惊恐障碍如同药物治疗一样有效，对共病患者的回避行为，认知行为治疗比药物治疗效果更好。对于共病症状严重或对认知行为治疗无效的患者，合并使用SSRI类和其他抗焦虑药效果会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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