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论文【精选4篇】

【导言】此例“艺术与生活论文【精选4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艺术与生活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艺术真实；述评；古代艺术真实论

1.引言

艺术真实是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真实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在人们过多的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真实观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也应关注到中国艺术真实理论的变化发展。笔者对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这三大类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硕博论文类文献，以关键词“艺术真实”在知网搜寻硕博论文情况，截止2015年5月，共计279篇论文。由于艺术真实一直是关注的热点，期刊较多，根据本文研究的范围，所以只选取了文学理论核心期刊类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文艺研究》有12篇、《文艺理论与批评》有6篇，《文艺报》有5篇，《文学评论》有8篇，《外国文学研究》有4篇，《文艺理论研究》有26篇。

根据专著类书目的介绍及评述，笔者发现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本文主要列举的艺术真实论专著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

再者，经过国内文献研究的整理，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艺术真实理论线索的文献不多。笔者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真实理论尚有挖掘的空间。在古代文论中，很难找到有关于艺术真实理论的专论，但是其中关联性的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笔者的问题是，中古国代文论中能否通过这种源头性线索的梳理来建立起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的理论框架。笔者试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相关线索以验证其探寻其可能性。

2.国内艺术真实论研究概况

笔者基于国内艺术真实理论专著、文艺学专业的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文献的综合分析，将国内艺术真实理论研究的问题及特点概括如下：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艺术真实论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80年代

围绕艺术真实论进行探讨的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艺术真实论专著主要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这些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及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艺术真实的观点主要围绕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等。

陆贵山的《艺术真实论》首先在概述部分梳理了中西方艺术真实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是萧殷收录的个人论文集子，主要论述了生活、艺术和真实的关系。此外，在文学写作实践方面也给年轻人指出了宝贵的意见。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一书首先梳理了西方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和中国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并比较了中西方的艺术真实论，建构了艺术真实论的动态模型。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一书共分为五辑。在本书中，张炯指出“作家的职责在于暴露”，他认为作家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弄清楚“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问题”，并要“准确地描写人物和关键的关系问题。”

艺术真实概念的模糊不清

艺术真实的概念含混不清首先则体现于用法的混乱。如“艺术的真实”、“文学真实”、“文学的真实性”等。理论家们在运用此术语时则呈现自说自话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其次，艺术真实的概念在文艺界的讨论中众说纷纭。众多理论家关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反而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中间接阐明观点。再者，艺术真实的概念界定也出现了变化，热衷于探讨艺术真实的性质，由以往的二元关系模式（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走入了多元动态的关系模式（如朱立元提出的艺术真实“创作―作品―鉴赏”的动态模型）。

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

国内艺术真实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极强的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普及性的运用并解决问题时，研究者会开始审视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如赵炎秋在《“艺术真实”辨析》一文中通过三类教材艺术真实观的比较，他指出了艺术真实研究的局限。颜翔林在《艺术：“真实”与“真理”的缺席》一文中运用怀疑论美学质疑“艺术真实乃文学之生命”的命题叶茂康在《“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再认识》一文则主张推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他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界定于现实主义范围之内。生琳，黄浩在《对现实主义艺术真实论的历史告别―新时期以来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基本思考与批判》一文中，结合网络文学，武侠，科幻小说以及网络统计数据，质疑已有的艺术真实论命题。

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艺术这是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的相关线索的文献较少。在此只列举部分文献，以咨参考。除了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见本书21-24页）和朱立元《真的感悟》中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真实理论的相关梳理外，还有以下文献做出了相应的梳理。如张新艳硕士论文《论艺术真实之维》、朱述超硕士论文《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分析了袁枚的性灵论，指出其情感论与真实论的统一。此外，王汝梅《白居易的文学真实论――谈小说理论的萌芽》一文中论述了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真实论并指出“我国古典诗论，从诗的主客、形神、虚实、有无、真魇两方面的对立、融合关系探求艺术真实，大道了极其精妙的程度，表现了特有的民族风采。”蒋述卓在《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一文中，从古代文论“真幻”、“情真”等范畴分析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

3.小结

综合上述，国内艺术真实论文艺理论研究特点主要有四点，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艺术真实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依旧还有继续探讨及研究的潜在空间。（作者单位：1.云南民族大学；2.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景俊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与发展前景）陆贵山先生访谈录〔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1）：104

[2] 景俊美。陆贵山学术思想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

[3] 萧殷《论生活、艺术和真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45

[4] 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5] 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30

[6] 赵炎秋。“艺术真实”辨析[J].中国文学研究，2008（03）：14-17

[7] 颜翔林。艺术：“真实”与“真理”的缺席[J].文艺理论研究，2003（05）：62-68.

[8] （生琳，黄浩。对现实主义艺术真实论的历史告别――新时期以来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基本思考与批判[J].文艺评论，2010（01）：24-26

艺术与生活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卢梭 自然教育 《论科学与艺术》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卢梭针对十八世纪法国旧制度之下贵族社会的虚伪与腐朽，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攻击。首先该说明的一点便是《论科学与艺术》1篇论文的题目，读者一般会理解为卢梭对于“科学与艺术”是持推崇态度，因此，非常需要申明的是，卢梭对“科学与艺术”所立足的论述角度是质疑的。卢梭所探讨的问题便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败俗。在该论文中，卢梭批判的是给贵族资产阶级以腐败和道德沦丧赋予充分理由的所谓的科学与艺术，他断言科学与艺术是与人民相矛盾的，他揭示富于人民性的真挚感情，用于反抗贵族文明的虚伪造作，这种返璞归真的要求反映了第三等级中的平民阶层对空虚腐化的贵族文化的抗议。因此，由这篇论文所开始提出的返于自然的思想奠定了今后卢梭一生所致力于追求的自然主义教育的基石。

一、自然教育思想的含义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是卢梭教育理论的主体。卢梭认为自然应顺从于大自然的法则，发展人的天性，他将教育的来源界定为三个方面：“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制于自然，或是受制于人，或是受制于物。”卢梭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三种教师培养起来的。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教师的不同的教育互相冲突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同样的目的，他就会自己达到他的目标，而且生活得很有意义。这样的学生，才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的。”由于自然的教育人力不能控制，所以无法使自然的教育向事物的和人为的教育靠拢，只能是后两者向自然的教育趋于一致，才能实现三种教育的良好结合。因此，教育“归于自然”、即以自然的教育为基准，才是良好有效的教育。

二、《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雏形

（一）人性观

论文中提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感情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犷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使得他们能很好地避免种种罪恶。"卢梭的早期思想其实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性，他认为人性虽是自然的，但人的追求却是在世俗的邪恶与虚伪下具有一致性，即都是在礼节的强迫和命令下慢慢远离道德，而这里所提到的“礼节”便是科学与艺术在社会中形成的一种无形的罪恶形态。卢梭抨击的是随着科学与艺术臻于完美的同时所带来的腐化现象对人性的抹灭。这一观点也开发并完善在卢梭的自然教育理念中。

在卢梭之后的著作《爱弥儿》中说到：“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此观点就延续了卢梭在《科学与艺术》中的理念，卢梭把先天存在的自然感情分为两种，即自爱心和怜悯心，证明人性善的观点，倡导人要顺从天性，充分开发自身性善的潜能。而将天性观念注入其教育思想中便是要求儿童“归于自然”，扬善弃恶，能够跳出世俗的框架，也就是说教育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人要成为“天性所造成的人，而不是人所造成的人”。

（二）价值观

暂且把卢梭眼中人们对于生活态度的选择称之为价值的选择，卢梭在《科学与艺术》一文中也显示出了自己对于价值观所持的立场。卢梭认为：在科技日益发达，生活日益舒适的同时，人们的价值高度并不与生活水平成正比，相反的，建筑的繁华，生活方式的丰富以及日常趣味的多样带来的是无止境的奢侈之风和人性的堕落，真正的勇敢开始消弱，尚武的德行也随之消失，而这些，都归咎于科学与艺术的昌盛。需要申明的是，卢梭并非是否定科学与艺术本身，而是针对于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引发人类罪恶根源的浮夸表象。当然，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便是和这一观点一脉相承的。

卢梭重视事物对人的教育启发作用。他认为如果事物与自然的人性相冲突的话，其引起的教育就是恶性的，正如《论科学与艺术》中所抨击的充斥着轻佻格调的猥琐事物，必定导致人类价值风尚的解体，以至于引发趣味的腐化。因此，只有当来自自然、人和事物的教育达到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良好的教育。

（三）道德观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也把道德和科学联系了起来：“如果说科学的教养对于战斗品质是有害的，那么它对于道德品质就更加有害了。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卢梭怀疑的甚至是所有来自世俗的教育：“我看到在各个方面人们都不惜巨大的代价设立无数的机构来教导青年以种种事物，但只有他们的责任心却被遗漏了。”在这里，即使是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勇敢这些名词，只要是灌上社会中的浮夸表象，通通都是有悖于道德的，它们只不过是在种种恶劣行为下伪装出的模范罢了。卢梭是热爱道德的，他渴望的是一种真正归于自然的真实的道德观，而并非是在贪婪和邪念下扭曲的道德。

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第三篇】

2010年，中国美学的新纪元。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以“美学的多样性”（Aesthetics in diversity）为主题的大会提升了中国美学的整体实力。2011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界依凭这股力量继续突飞猛进，与全球美学的前沿发展趋于同步、共振与互动。一方面，当代全球美学发展顺应了国际学界正在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the intercultural turn）运动，[1] 不同文化间的复调杂语纷呈“由外而内”地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空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美学更在逐步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世界主潮之中，这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由内而外”地参与国际前沿创造了历史契机。

一、“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以李泽厚为历史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既让国外学人前瞻到它颇具潜能的未来，又让国内学人意识到，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美学近六十年来螺旋上升的结果。正如千禧年出现了“百年中国美学回顾”的反思热潮一样，2010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总结性成果纷纷得以出版。

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美学大会（第七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共2册，上册是美学卷，由潇牧与张伟主编；下册是艺术卷，由韦尔申与张伟主编，这是全国美学大会第一次公开出版论文集。由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主编的《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集中了北京市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由刘悦笛、李修建撰写的近60万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六十年美学发展的专著，正如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在给此书所写的序言所论：“该书不仅将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整个发展历程的原貌呈现了出来，将往往被割裂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而且，对于这六十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加以了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的基础。”[2]无论怎么说，这六十年来的中国美学都需要得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反思，不仅需要当代人写“当代史”，而且，这段历史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加以重写。

在当代中国美学六十年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非李泽厚莫属，所以，透过李泽厚个人的学术发展，来看待中国美学发展史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视角。2011年9月3日到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杜维明先生发起，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于李泽厚的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多有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尤西林指出，李泽厚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美学身份有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他美学家的身份使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也确立了李泽厚在“美学热”当中的重要角色。李公明指出，《美的历程》是80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它是中国美学从50年代以来发展飞跃的产物，标志着80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Gerhard Mercator）认为，李泽厚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通过美的立场李泽厚思想并不仅指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走向了一种与之相关的普遍性。徐友渔则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3]然而，无疑80年代的“美学热”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当中去了，这也是世界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现象。

此外，在学术期刊当中，对李泽厚美学的当代意义也多有考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特设了“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生活论转向与李泽厚”的专刊，其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有刘悦笛的《素描李泽厚》、张志扬的《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彭富春的《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张文初的《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李修建的《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和陈思勤的《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在这组文章当中，特别关注到了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情本体”思想，这一思想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近20年来全力阐释的新本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特别是“生活论转向”也具有崭新的意义。

二、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生活美学”作为本体论

“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是由《文艺争鸣》发起的，《艺术评论》、《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杂志与媒体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从生活论转向的本体论建构、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本体论转向”。

从国际美学的整体走势来看，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新生长点。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新构，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深植于本土传统之中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恰恰是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本体思想转向。

2011年是“生活美学”研究继续推展的一年。《艺术评论》第4期上集中发表了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和杨光的《镜中之像与画中之像――媒介语境中的生活与文艺复兴绘画》。《文艺争鸣》新年的第1期的生活论转向专题发表了王一川的《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陈雪虎的《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金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困惑――兼谈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的几个问题》。 在美学原理上，论文主要有陈思勤的《当代中国美学“生活论转向”》、樊文春的《美从何处寻――对生活美学形而下的反思》、江渝和张瑞利的《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和陈博的《美学生活论转向的社会利弊》；在西方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汪德宁的《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和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关于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李昌舒的《论南宗禅的“生活禅”思想及其美学意蕴》、郭羿承的《当代艺术・文化商品・生活型态――以齐白石其人其艺为例看“生活美学”》和顾农的《从美学的层面研究生活史》；在艺术美学与门类美学上，主要有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史――在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上的演讲》、余剑峰的《传统庭院中的当代生活美学》和刘方的《城市生活如何更美好：历史借鉴与生态美学反思》。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起来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4]如今开始得到全面的推展。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嬗变来看，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正在实现根本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走向生活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这已构成了是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当代艺术的“全球互动”：以“中国当代”为考察对象

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当代中国艺术就已经成为亮点，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专场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发言：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和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

这4篇最新的，都出自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1年该书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5]这部新著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展现给世界。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从而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世界”与“新理论”全方位呈现了出来。

2011年这部新著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撰写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该书一方面邀请了国际学者来主笔来外在地考察中国艺术，主要有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等等；另一方面邀请本土学者来内在地探讨中国艺术，主要有易英的《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文洁华的《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和潘幡的《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等等。

《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有幸被列为布里尔“历史与文化的哲学”系列丛书的第31本，由波士顿与莱顿做全球发行，它是从美学角度深入观照当代中国艺术的首部成果。这套著名丛书的主编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认为，这本共集中了15位作者（8位美国人与7位中国人）23篇力作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文集，的确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6]

2011年度，另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事件是由美国匹斯堡大学高名潞教授发起的，在天津美术学院于11月18日到19日召开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聚焦于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撰写问题，“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难题更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议邀请了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帕梅拉・李（Pamala Lee）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艺术史撰写的理论转向问题。当代中国“艺术生态”在国内外大变局下发生了急遽转变，文化身份性和艺术前卫性变得日趋复杂，对中国艺术史的当代书写而言，如何确立书写者的立场与方法、如何寻求到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都亟待得到反思。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而言意义重大，它同时也已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11年11月25到27日，在由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潘幡提出了“台湾美术史学的主体与认同”的问题，日本学者冈林洋考察了“日本近代美学的构想”，刘悦笛提交了“近代东亚艺术观源流考辨”的论文，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也需要在东亚美学的内部互动之间来加以历史的勘察。

四、中美双方对话“美善关联”：以“伦理美学”为交融前沿

当代国际美学界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热点话题：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问题，近期的西方许多美学文集都将该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上。在2010年出版的《今日美学》文选当中，伦理、美学与艺术价值问题得到了专章探讨，其中，“艺术的道德本性”、“伦理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艺术的伦理批判”乃至“美学作为伦理学的先导”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从更深层的融合来说，这也就是美学与伦理学交融而成的“伦理美学”与“审美伦理学”的问题。[7]

2011年10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密尔沃基召开了“未设置的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柯提斯・卡特发起并主持。这是在美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中美双方学者直接进行“美学对话”的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为了以美学与伦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作为共同话题，提升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往与理解，不仅由此建构一种共通的全球性对话基础，而且，力求找到不同文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所以，这次会议邀请了人数相等的美国与中国学者们进行对话，美方出席的学者有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伊万・盖斯凯尔（Ivan Gaskell）、盖里・哈伯格（Gary Hagberg）、约翰・莱萨克（John Lysaker）、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chusterman）、杰森・沃斯（Jason Wirth）和玛丽・魏斯曼，中方出席的学者有高建平、刘悦笛、彭锋、王春辰、文洁华、周宪、刘成纪和程相占。正如《国际美学通讯》报道所见：“目前，当代中国学者们致力于各种努力将传统中国理念整合到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致力于使西方美学与伦理学获得重要性从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理论。同样，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要通过向关于哲学、艺术与伦理学的中国传统与当论加以拓展，来更多地习得东方的思想。”[8]这次中美互动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往的中外美学对话会总是在中国本土召开并邀请国外学者访华，而这次会议则是到美国大陆去寻求更深入的对话，这次交流的象征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五、“美学译文丛书”复出：向“艺术学”疆域拓展

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学界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李泽厚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这套大型丛书前后共出版了49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8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该丛书已停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

从2010年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赵剑英与刘悦笛共同推动了这套丛书的复出，在得到李泽厚先生的应允之后，“美学译文丛书”更名为“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后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权出版。在“美学丛书”后之所以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对此加以积极拓展。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显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的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代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邀请了国际美学界的重要美学家共组成“学术委员会”，这些编委不仅来自欧美也来自东亚学界，主要成员包括国际美学协会荣誉主席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四位前主席诺埃尔・卡罗尔、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和约斯・穆尔（Jos de Mul），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沃尔夫冈・韦尔施与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苏珊・费根（Susan L. Feagin）、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朴骆圭等。这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会协同中国编者来共同商定新译的书目，来共同规划这套走国际路线的丛书的发展。

目前，“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被规划为“经典系列”与“当代系列”两个系列，前者以古典学术的经典性作为标准，后者以当代学术的前沿性作为标准。从“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艺术学之父”费德勒之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基础著作开始译起，最先出版鲍姆加通（最早提出“美学”）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文、拉丁文双语版和温克尔曼的《希腊美术摹仿论》中文、德文双语版，古典系列还将出版更具学术价值的“笺注版”。第一批即将出版的书目有：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1735）、鲍姆加通《美学》（1750）、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摹仿论》（1755）、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1887）、德索阿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塔塔科维兹《美学史》三卷本（1962）、神林恒道《艺术学手册》（1989）、潘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日本卷》、刘悦笛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朝鲜卷》；当代系列目前纳入的暂有马戈利斯《美学：从古典到当代》（2008）、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革：国际美学年刊》（2009）、魏斯曼和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2011），这套丛书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的当展。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美学已经逐渐融入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正如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对于中国美学的期待所言：“中国文化、艺术和美学，向来对世界文明有丰富而意义深远的贡献。我对中国在艺术和美学上的未来怀有极大的期待。如今，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世界里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今天，一些最具创作性的艺术作品皆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在中国，人们对美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京2010世界美学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也对东方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认为，这些发展的确是非常积极的讯号，预示着美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9]

未来的美学之路，就在所有的中国美学工作者们的脚下。

注释：

[1] [荷]海因斯・佩茨沃德：《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汝信：《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序》，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杜维明、许友渔、李公明、刘悦笛、干春松、杨煦生、谢遐龄、尤西林、李泽厚、钱理群、黄子平：《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4]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见省略/。

[5]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6] 彭筠：《〈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出版》，《世界美术》2011年第2期。

[7] Robert Stecker and Ted Gracyk eds., Aesthetics Toda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43-379.省略/。

艺术与生活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胡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

胡风偶然阅读到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得知作者是经过十年的岁月才能把一片八万字左右的作品完成，表示出了非常的吃惊，由此，开始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略论文学无门》中认为，真正的文学，是“真的血写的书”，是作家们经过生活的磨砺之后苦心竭力上下求索的结果。作家不是魔术师，不能把假变真，更不能从无变有。也就是说，作家写作的经验来源于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自然要到生活的洪炉中去寻找、去积累，而作者本人，更要有经验生活的勇气，即在生活和艺术中间受难的精神。“真的战士和真的诗人就不得不这样走上了同一道路，或者可以说罢，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i所以，在此胡风就已经明确指出，如果真有所谓“到文学的门”，恐怕只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追求人生经验的丰满，让人生本身具有不可撼动的艺术魅力；其二是追求文字追大程度反映内心，在严肃的创作态度下产生无伪的文字。由此，可以对胡风的文学理论作出一些思考及探索。

一、“为人生”的功用主义与“五四”启蒙主义

胡风在20年代初受到了新文学的影响，尤其鲁迅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还在上中学时候的胡风在阅读《呐喊》之后，凡有鲁迅所作，都要进行阅读，“即使是化名写的小杂感，也要搜出来看，猜测是不是他写的。到《语丝》出版，更是每期非把他的文章贪读不止的。他的人物，例如，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子君、眉间尺……，都经常活在我的心里。”ii即使是在鲁迅去世之后，胡风依然对鲁迅及其作品推崇备至。鲁迅的思想渗透到了胡风的文学观念，一方面，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功用主义者，强调生活向文学要求最高的教育的思想的意义。他在《林语堂论》一文中就批评林氏的个性不能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来改变社会，而是“作为自己沉醉自己满足的主体”iii，反对他寄沉痛于幽默，退回到怡然自得的个人情趣；在七月社第二次座谈会提出“大众启蒙运动是大众生活改造运动底内容之一”。胡风一贯坚持文学的斗士精神与践行文学的思想启蒙功能。另一方面他的功用文学始终立足于“五四”传统，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向林冰等人提出的“‘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等论断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大众语的建设（即文体和语体） 等方面展开的，“坚决维护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 反对简单地服从于救亡斗争； 强调应把启蒙注入救亡之中， 使救亡具有民主性的新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性水平。”iv

二、社会主义意识与现实主义创作观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贯穿着胡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始末。1936年，胡风出版了《文学与生活》一书，在引言中说：“如果读者在这拙劣的叙述里面读得出来一点对于文艺的活的理解，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反动文艺影响发生疑问，想努力从社会生活的地盘上去接近文艺，作者就觉得满足了。”v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这本书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内核，他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自然主义、公式主义、主观主义等倾向都流露出反对情绪，它们“不能真正地和生活融合以及超出生活之上，由生活里面汲取热力，汲取感激，用这热力这感激来创造出能够温暖人生推动人生的，说出了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vi胡风在积极自身清算机械论或庸俗社会学的创作方法的同时，积极的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这一方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可以称得上是他的精神导师。胡风称赞托尔斯泰之所以由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师是“由于他的工作精神上的原因”。这种批判精神不是来源于理论要求，而是生活态度上的人道主义和艺术态度上的现实主义。因此作家们才能“要求他的艺术向现实深处肉搏，向现实深处肉搏的艺术努力又使他的对于人生苦恼的痛感加强了”vii。胡风同时称赞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成为伟大的“受难家”、“现实批判者”和“光明传播者”viii。高尔基可以彻底和大众成为一体，彻底打通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道路，用作家独特的双手触摸到历史的神经，一般和特别、主观和客观都在笔下融合统一。

三、重视文学创作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

从20世纪30年代撰写《文学与生活》一书和发表《关于创作经验》一文开始，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开始了不懈的探讨。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主编的《七月》在上海创刊。在面对大量稿件的同时，编辑的过程就是胡风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他在对稿件取舍、修改的时候，也锤炼除了自己的一套文学批评体系。不仅如此，胡风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敏锐的从中发现一些文坛不良的创作风气和创作倾向，及时的指出其中的不足。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胡风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经常针对社会和文化痼疾发言，在论及文艺问题时具有时代气息。在《略论文学无门》一文中探讨“世界究竟有没有到达文学的门”时，不仅就创作方法进行讨论，而且对于一些文坛中只追求文坛地位，而没有在现实生活磨砺自己、缺乏经验的作家“乖角儿”进行了批判，表现出对于文坛这种投机主义创作风气的反感。“如果把文学解作文坛上的地位，把门解作手段，那就非但有，而且很多，上海滩上的许多文人就是精明得很的老马。会吹，会装，得势的时候会拉拢排挤，失势的时候会造谣生事，需要牺牲朋友的时候就说是为了理论，到需要丢掉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又说是为了感情，等等，等等。这样地，我们有了成群的互相倾轧或互相勾搭的文人也有了成群的彼此吹捧或彼此中伤的文坛消息”。ix胡风在《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中针对艺术第一还是人生第一的争论中持人性高于诗性的观点，认为一个不是一个真与善的人即便能写出好诗，也只能是第二义的诗人。从文学的审美角度这一观点虽然有点偏狭，但可以从中看出胡风作为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启蒙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七月》上除了所选文章具有社会批判性外还有一些社会评论、书评的出现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注释：

i 胡风：略论文学无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ii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M]∥胡风选集（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iii 胡风：林语堂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iv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v 胡风。文学与生活・小引[M]∥胡风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vi 胡风。文学与生活・小引[M]∥胡风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vii 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M]∥胡风全集（3）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viii 胡风。关于鲁迅论高尔基[M]∥胡风选集（1）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