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论文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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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正义；法治思维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刻解读，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充满时代精神、具有丰富哲学意蕴的方法论。全面分析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意义，特别是分析科学发展观的作为法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既是领会和省悟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现实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的意义研讨。

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

人权是每个人事实上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概念是当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并且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之一。

人权观念最早发轫和滥觞于西方。但西方人权理论存在严重的“物本主义”倾向，即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过分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揠苗助长的方式确立了人的物质性存在，并过分强调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西方的人权理论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权歧视”的问题。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以追求个人自由、彰显个性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然是合理的，并且确实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和胜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西方国家由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权理论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给予了合理的修正，对其价值涵属进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权观念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转向了我国的人本主义人权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该论述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人权价值涵属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一种把发展作为核心人权的法学方法论。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自我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发展权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带有集体人权的性质。实际上，从发展权本身的视阈来看，它不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构成。科学发展观正是意识到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人权观。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241)人权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构成性规则之一，除了要关注实然性，也要关注应然性。科学发展观正是糅合了人权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是一种人本价值的张扬。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注民生与民权的同步发展，是一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是一种把人置身于社会历史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什么，靠什么来保障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这种深刻揭示，我们看到了我党对人民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尊重。

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曾经有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4〕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论述和强调来看，科学发展观折射出了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协调的方法论属性。

我们知道，传统发展观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它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正如里夫金曾指出，“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5〕这样，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下，正义原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它给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向，并成为积极诉求社会正义原则的时代强音。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公正的社会生活依赖公正理论的指引，因为社会公正理论能够为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指导原则。一个社会能够成立，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在一起携手相存，主要一个原因便是在这个社会的政治、法权、伦理和经济关系中体现着一种公正原则。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和谐，让我们国家昌盛，人民安康。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所以，总书记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阐述，是我党执政观成熟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党对正义之价值积极追求的决心和信心。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实际上是对代际正义的诉求。经济需要增长，社会需要发展，但是，已有的历史表明，杀鸡取卵或者涸泽而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是违背代际正义原则的。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代际正义认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代际正义是对当代与后代关系的协调，是对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的协调，是对现在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的协调，因此，代际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代内正义，也需要实现代际正义，特别是需要正确处理好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关系。而协调二者之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即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

三、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方式认识的深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当下中国法治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规划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的步骤，推动法治不断实现增量改革，努力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与之相关的是，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延续了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样，显得更为富有法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是法治思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略上的重大体现。

第一，从执政方式来看，依法执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的，但是，它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已有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要想获得民心，要想稳保国家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顺应民心，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以民为本。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抛弃人治思想，转向法治思维，把依法执政看做是党治理国家最有效、最根本、最长久的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在新时代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可靠的执政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顺应民心、获取民意的执政方式。所以，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二，从制度保障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没有法治，民主会演化为“大民主”，没有集中的民主将是低效的民主。在党执政的前30年探索中，领导人的权力变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导致国家建设一度脱离正常轨道，甚至滑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耽误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历经艰险，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加以实施，目的就在于保障国家的中心工作不致偏移，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7〕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如何创新执政活力、如何发挥人民的活力、如何继续坚持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这就需要按照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美］路易斯·享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黄海娃。试论传统发展观与新发展观的关系——对传统发展的代价的哲学反思［J］.高教论坛，2006，(4).

〔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哲学科学论文范文【第二篇】

拉图尔和他的合作伙伴伍尔加于1979年完成的著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当时，拉图尔和伍尔加深入该实验室对科学运行的过程进行实地考察。该实验室由于发现了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化学结构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这意味着，拉图尔对实验室的微观研究实际上是融入了该诺贝尔奖的“生产”过程。拉图尔在某种程度上把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看作是一项“描述”的工作：他“跟踪”科学家、“进入”他们的实验室、“观察”他们的工作、“理解”科学的本质。这一独特的路径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域，科学不再是专属于科学家的“神秘活动”，它从神龛上走下来，普通大众也有参与的可能。通过如此之观察，发现科学其实掺杂着许多外部因素，纯科学时代的理想破灭，知识和利益、争议、权力等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混合在一起，更多的“社会”容在科学之中。然后他们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得出结论：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微观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以“事实”作为落脚点，让哲学家们真正“进入”科学实验中，成为在场的一员，从科学和技术的内部开始剖析发现，科学活动和技术发展渗透了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自然因素的各种产物，它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内在逻辑，科学活动和技术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选取的成果。拉图尔运用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严格遵循了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髓，解开了科学技术的神秘面纱。试图通过分析科学实践的日常行为来表达普遍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做法是把蒙昧主义提高到了普遍的方法论原则高度。个人认为拉图尔实验室研究的结论确实有些大胆，因为他仅仅依靠“门外汉”的观察和经验，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全部本质。过分强调描述性的过程，而忽略了科学的实在性。尽管如此，他所做的工作成功阐释了“科学事实”是什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底科学家在做什么，将科学技术完整的还原给予我们。

二、“排除二元对立”：行动者网络理论

胡塞尔经历了一战与二战的苦难，深深感受到技术给战争带来了负面影响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此类问题胡塞尔称之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而是欧洲人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长期受自然主义的影响，导致对科学的理解是唯自然科学是从，将人文科学彻底驱逐，科学的范围被人为地缩小，特别是与古希腊相比，科学的丰富性大大降低。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相对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认为这些主义企图用某种学科或理论来取代哲学的地位，片面地鼓吹所谓的科学理性和普适性。胡塞尔呼吁恢复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批判近代作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别是排除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通过悬搁括号的现象学还原手法，使得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恢复真正的理性精神。拉图尔所做的工作正是要排除近代传统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行动者网络理论把制作和创造科学知识的实验室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这便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质所在。打破原有的自然—社会、主体—客体传统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将自然—科学—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和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科学知识生产的自然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相结合，试图说明：在行动者网络中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活动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自然性因素的影响，也取决于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实体和自然实体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拉图尔完善行动者网络理论从三个方面入手，意图排除传统二元论的桎梏：

一是提出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认为，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对称性原则并不是所说的那样“对称”，而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自然与社会完全处于认识的两极，只能形成一种“单向度”的认识，缺乏联系和互动的作用。“而拉图尔所认为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因为在行动者网络中真正克服了强纲领对称性原则的‘不对称’，对称性地看待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和转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以经验的方法描述科学活动中自然和社会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拉图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与实在论的绝对对立，将各个要素都纳入到行动者网络之中。这种排除二元对立的模式，是一种‘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混合状态’。”

二是对行动者网路理论中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一一进行深化分析。行动者（agency）包含一切人与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指人类行动者时用（actor），指非人类行动者时用（actant），agency=actor+object+actant行动者必须是有行动的，因而要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转义者(mediator)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事件，它创造了它所转译的东西，同时也创造了实体并在实体之上实现了其转义者的角色。转义者会改变、转送、修正它们本应该表达的意思或因素。网络(network)是一种行为工作场，它强调过程、互动、流变。使用“网络”这个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将人类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转义者等相关要素以同等的地位和身份纳入科学知识的实践这个大环境中，就好比如同网络一般的工作network而不是工作的网worknet。

三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的实际案例：《法国的巴斯德化》。该书成功展示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如何建立成功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得以实践的最好例证，书中揭示了的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的发展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的共变关系。个人更愿意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为一个DNA生物模型，在基因遗传复制和转录的过程中，携带生命信息的DNA主链打开，RNA则扮演着一个邮递员的身份，在蔓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从模板链上游离出来，直至模板DNA又恢复到双螺旋结构，完成基因复制和转录。那么行动者的角色相当于DNA，转义者的角色相当于RNA，发生复制和转录的空间则是网络。这种具象的比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涵，行动者自身没有所谓的“个性”，位于同样位置的行动者将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承载特定的使命履行既定的功能。转义者则与行动者有着区别它发挥着邮递员的功能作用，自身携带的信息也是根据行动者的流变而变化的。网络事实上是让自然—社会、主—客对立得以消解，达到广义的对称性，相互嵌入，共同建构。

三、“意向性分析”：实践建构论

“意向性”是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象学里，意向（in-tending）是指我们所拥有的与对象的意识关系。意向性是关注于意识行为所指向的某种对象，意向性分析是关注于过程在意识内部，即内在地是什么？这种分析不仅关注所意向的对象，而且关注对象内部之间的关系和外在的相互作用。胡塞尔试图用意向性分析将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割裂局面相统一，在他看来，我们的意识不仅是对外界事物的记录和复制，而且是能主动认识和改造外界事物的，让意向性来还原所接受到的外界事物的性质，从而把这些性质组成统一的意识对象。行动者网络理论充分体现了拉图尔的实践建构论即寻找新的途经把哲学理念与社会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传统科学知识活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状况，真正认清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科学实践的考察来理解和解释科学，代替了传统的预设概念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科学；用人类学方法代替逻辑实证方法；用描述性语言代替分析性语言。科学是科学的动态的实践过程。这实质上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论转向，即以考察科学活动的动态过程取代对分析科学的静态概念，用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取代单向度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走出了其的理论上“二元对立”的困境，排除了传统社会建构论主张中不恰当的部分。

四、小结

哲学科学论文范文【第三篇】

传统的科技哲学观念包括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科学命题具有普遍性，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存在一种科学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后的科学知识一定是普遍化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地方性和去语境化”;第二，实验、观察等科学中因素与理论相比处于从属地位，理论处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场所、实验建构及所需的技术设施、研究人员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都视为科学知识产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传统科学哲学观念视野中，对科技文化的内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识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御性，因为科技知识是普遍性和适应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是围绕着科技知识进行的，基本构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观。而科技实践哲学则不同，在对传统科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观念。第一，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客观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实践就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第二，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科学知识和其他理论知识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本身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再适应”的过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现”的过程。第三，观察实验和科学知识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从属的，而是必须的，他们使得科技知识变得“普遍适应”。由于科学实践哲学对科学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观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点所描述的，它认为科学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构成了“平行”式的整体科技文化观。美国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在他眼里，新技术的诞生是一堆黑火药里面送入了一个火苗———并不是牛顿范式下机械论所描绘的简单增减替换，而是一个整体的化学反应。技术并非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生态的整体而存在，“重要的(技术)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仅导致这个技术群的变革，而且也将导致整个相关的社会生态的变革。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下面将围绕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来展开。

二、陕甘宁时代科技文化建设成功缘何可能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开始着手进行陕甘宁边区建设。当时陕甘宁可以说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知识匮乏。陕甘宁迷信泛滥，广大群众旧意识、旧习惯严重存在；卫生防疫知识空缺，边区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农业生产基本是粗放式经营，基本靠天吃饭，使用原始技术和工具，农作物单产低下。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轻工业，严重依赖外援，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陕甘宁边区学校极少，文盲占90%，有些村庄100%的为文盲。曾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曾经这样描述道：“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与传播极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设形同虚设。三是科技体制空白。由于地处偏远，这块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撑，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机构涉足，更谈不上科研团体的出现。按照传统科技哲学中科技文化观的观点，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区开展科技文化建设，应该以科技知识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体制为辅，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事实不然，由于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极端落后，简单地普及科技知识并不能达到科技文化建设的目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反而遵照了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每一块都下足了本钱。

(一)科技知识建设

科学知识在传统科技哲学看来是普世的、客观的，不受到任何约束的。但是在实践哲学看来，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具有优先性。要使得科学知识变得“普世”和“优先”，必须辅之其他的技术方法，最难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让受众能够接受。陕甘宁边区当时虽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基础非常牢固：迷信普及、传统靠天吃饭的耕作等等加剧了科学知识建立其权威的难度。特别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识还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从事农业生产中传统农民所选择的“安全第一”的原则。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状况后认为，农民经济的活动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因为在传统的农业中，农民的生活环境恶劣，依附于地主的情况加上自然规律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选择自保优先。“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德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利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知识建设过程中，边区政府在技术推广和知识普及中最难做的一环也是让大众能够相信并且接受。在医疗方面，边区政府教育和动员群众，同分散在边区各地的二千多个巫神作斗争，取缔他们的活动，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直接消灭了旧有知识滋生的土壤，为卫生防疫普及铺平了道路。紧接着大力提倡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勤洗晒、新法接生等，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边区政府充分发挥千余名中医、二百余名西医、五十余名兽医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他们到农村或疾病流行地区服务。在农业技术上，边区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到新的”指导方针，注重推广和发挥新式农作技术和先进工具的重要作用。光华农场成立于1940年，是边区唯一的农业试验场。这里集聚着一批由林伯渠亲自从延安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的农业、畜牧、兽医专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县流行牛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在试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铜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扑灭了边区牛瘟，在群众中树立起了科学知识的权威。农场推广农作物、蔬菜、家畜良种，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狼尾谷，两年间推广到17个县，面积一万余亩。农场逐步摸索出一些增产丰收的科学方法。诸如，加强试验农场、扩大良种、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细作、广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植棉打卡，兴修水利，营造气候林，改良畜种等，改进羊的饲养管理及防疫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利用，对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农业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靖边农民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带萝卜，旱涝保收。”就是光华农场向农民推广的结果。经过边区政府不断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武器让广大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医疗上的受益，边区老百姓终于能够接受科技这一强大武器，并且对科学知识开始接受。但科学知识还需要普及，而且科学知识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学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的运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学知识扩大范围并且完全占领思想阵地，还需要科学教育的传播建设。

(二)科技教育传播建设

科技教育传播建设在边区并不是科技知识建设的辅助，反而成为了非常核心的一环。但科学教育的传播在当时的环境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正向我们前面所说的边区的文盲众多，不要说普通的农民，就是共产党员都有很多人不识字，更谈不上普及科技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经费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尽力给予支持，使边区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边区根据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示精神，落实了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的方针。具体次序为：干部在职教育、干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干部在职教育被放到全部干部教育的首位来抓，贯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精神，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联系实际，进行业务、政治、文化和理论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在职干部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同时，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延安大学等二十多所干部院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边区政府提出，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采取创办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形式，进行抗战政治文化教育。到1941年，全边区这四种组织共有3940处，人数达4707人，对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尽快扫除文盲，在的支持下，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新文字报刊和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边区政府不断努力，抗战期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其中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1943年，边区有初小、完小444所。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创办了570多所村学和150所私立小学，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发展到1377所，学生达34004人。还有边区各地的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从这些实践中我们看到，科学文化正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整个边区的科学文化这个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范式的转换。但是科学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尤其是科技本身，需要不断给予新鲜营养，才能不断提升，这迫切需要边区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更上一层楼，从体制上加以保证。

(三)科技体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科技体制建设，自1939年开始，便颁布了各项政策，在院校规制、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随后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各种科技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活跃了边区科研气氛。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科技政策的任务为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造就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1939年5月便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同月在《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中，提出了发展边区教育的创设技术科学学校，造就建设人才等7项办法。1941年颁布了《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之后，建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2年5月的《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和《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将技术人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在津贴、衣服、住宿、出差、饮食和书报供给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科技团体。如，1938年2月6日设立的边区国防科学社；1940年2月5日设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6月成立的国医研究会和延安中国农学会；1945年3月成立的中西药研究会。

三、经验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改变了边区的落后面貌，发展了边区的经济。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科技教育积累了经验。就科技文化理论探讨本身来说，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一)在科技文化建设前期，必须树立起科学知识的权威

由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植根很久，要使得科学文化知识被群众接受，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范式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涉及面广。正如陕甘宁边区所呈现的那样，涵盖从迷信认识到医药农业等。要取得成功，一要靠科学技术本身的威力，使得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利，二要靠系统性的推广。

(二)在科技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教育必须从核心抓起

陕甘宁边区在文盲率高的情况下，坚持自上而下的方针，先干部后群众，这样有计划地推广便于普及到全边区，尤其在普及过程中坚持了政治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保证了宣传的有效性。

(三)在科学文化建设巩固后，必须建立起推进机制

科学文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稳步提升的过程，体制建设不仅是保障，更是一个促使科技不断前进的动力。在普及任务开展和落实中，边区政府适时地出台相应的体制政策，是科技文化稳重提升的保障。

(四)科技文化本身既是理论建设的过程更是实践过程

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俄罗斯 科学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转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 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苏]в.е.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贾泽林等译，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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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苏]康斯坦丁诺夫：《苏联哲学百科全书》[z],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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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панцхава и.д.(москва), пахомов б.я.(бийск) ,предмет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еия в област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4,№3.

[15] [苏]п.в.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m],王天厚，彭漪涟译，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