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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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摘要]现代农业园区的合理建设与理性发展已经成为实现新阶段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加速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农业整体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简要介绍农业园区的概念和种类，探讨农业园区项目规划的内容与要求，并提出建议。

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作为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精心组织，统筹规划，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有效措施，建设高水平的园区，以此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

在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是近10年来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模式，是实现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重要措施，是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我国农业新突破的重要途径。通过园区的建设，应用现代科技设施装备传统农业，改善动、植物生长环境，采用先进技术成果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实现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化经营[1]。所谓现代农业园区，就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展示现代农业科技为主要目标，在农业科技力量较雄厚、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城郊和农村划出一定区域，以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单位作为技术依托，由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业、农户、外商投资，对农业新产品和新技术集中开发，形成集农业、林业、水利、农机、工程等高新技术设施、国内外优良品种和高新技术于一体的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基地、中试基地和生产基地。

一、农业园区的种类

农业科技园区：也称为示范农场(Demonstratefarm)，是以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基地。这种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或企业对一定面积的农业用地进行全面规划，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对有限上地进行综合开发和高效利用，形成集研制、开发、生产、加工、营销、示范、推广等功能为一体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运行机制创新的农业种植区或养殖区。

观光农业园：经营者开放自身的农园、农场或牧场，以满足市民观赏农村景致、体验农业生产过程、采摘或购买农副产品的愿望。

二、园区规划的定位

园区作为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其示范和辐射功能都有一定区域性，为区域经济服务是其主要宗旨[2]。现代农业园区的快速发展是一件好事，但在创建的初期，一定要定位科学、规划合理，要明确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园区，不能一味地求新、求高、求大，避免出现可看不可学、高档次低效益的现象。因此，在园区的规划和选项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农业生产特点和社会经济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设计。

（一）功能定位

功能定位是园区规划的基础，园区建设的一切准则都要以功能定位为起点。园区的主要功能应包括：

展示示范：通过项目建设，把国内外先进适用的生物工程技术、设施栽培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集约化种养技术、农畜产品精加工技术以及信息管理技术等引进园区进行展示示范，以带动区域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龙头带动功能：一是园区引进的国内外优良品种进行工厂化种苗的快速繁育，带动周边和辐射区名特优品种的普及与推广；二是通过园区在产后加工、销售方面的独特作用，以经济为纽带把周边农民组织起来参与种植和养殖业的生产，逐步形成以科技园区为龙头的产业化生产流通体系，促进和带动区域农村经济向前发展。

教育培训功能：科技园区要把农业高新技术培训作为园区的主要功能之一，要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技术培训中心，用于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和对青少年的教育等。休闲观光功能：园区在规划过程中，除保持农业的自然属性外，还可利用新型农业设施和高新技术展示的现代气息，加上园林化的整体设计和常年进行的名特优瓜果、蔬菜、花卉、特种珍禽、水生植物和现赏动物养殖的生产与示范，形成融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现代化农业休闲观光景点。

（二）产业定位

农业科技园区一般总是与当地的主导产业紧密相连，产业定位应根据区域性主导产业特点和自身的优势来进行定位，突出一业，兼顾其它，形成特色。为了解决园区产品结构雷同、区域产业带动能力差等问题，可以运用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理论，以区域资源察赋为基础，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原则，分层次对园区功能定位、分区域和时序对产业发展定位进行研究。

三、园区规划的重点

在规划思想上，要明确农业园区规划不是对农业生产做出具体的指令性计划安排，而是通过规划形成一种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载体，这一组织载体承担着两方面的重要职责，其一是向农民传达政府信息，其二是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在向农民传达政府信息方面，农业园区要体现政府的有关决策，将政府决策具体化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农民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如政府决定推广某种新作物（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新工具（科技推广）、新的产品标准（食品安全）等，就可以将这些新项目按照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集中展示在农业园区中，供农民学习模仿。在向农民传达市场信息方面，农业园区由于其规模效应，拥有比分散经营的农民丰富的市场信息。农业园区作为农产品市场信息中心，需要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参与市场竞争。而具体生产什么产品，这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料到农产品明年的市场需求会怎样变化，这个问题应该在农业园区的运行过程中遵循市场安排。因此，农业园区规划的关键内容在于寻求一种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载体和运作机制，将高新技术和产品寓于园区中，组织农民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园区总体规划的主要思路应该是：凸出功能定位准确、优势产业突出、空间结构清晰、区域城乡联动的发展理念，重点构筑产业、技术和服务三大平台，吸引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位的投入要素和政府、企业、科教机构、村集体、农户等多元化的建设主体，聚集区内外各种资源，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区域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参考文献：

农论文【第二篇】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顾小就是抓落实。要制定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措施，落实到人，分头去抓，开始要部署，中间要检查，最后要验收，一环扣一环，推进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农业论文【第三篇】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纪初到60年代

19世纪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学术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关系的研究上，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走上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但是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19世纪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经确信无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变化经常归因于不同的气候状况。这一时期的农业起源研究，更多地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结果。主要的观点是：距今13000年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巨兽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动物所取代，使人类的谋生方式更为多样化，人们的谋生努力从动物渐渐转向了植物；同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与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区内，接触更加密切，不仅积累了种植的知识，而且还对它们的生产进行了强化，在起初全由采集获得的种子植物中，经过驯化的植物比例缓慢增加，最后农业出现了。同时考古学家也开始介入农业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寻最早的驯化植物而不是弄清农业开始的这一进程，往往仅仅根据一粒植物种子、一个豆荚而就宣称进入了农业时代。

此时期以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理论最有名。柴尔德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描述食物生产的起源，而农业起源的发生是因为气候危机影响导致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成了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随着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夏季降雨迁至欧洲地区，干旱带来了间杂有绿洲的沙漠，人与动物聚集在绿洲中，这种共生导致了驯化的发生，然后这些动物的驯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在他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中将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⑹

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考古学家Braidwood率领一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西南亚地区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在最近10000多年以来气候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同时他还提出，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样的环境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这些是与绿洲理论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区域理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食物生产革命的发生似乎是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文化的多样化和专门化的累积的结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区周围的山地居民对他们周围环境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他们开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驯养以前一直是猎食的动物。……通过文化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核心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⑺

这是一种生物进化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中，对于驯化的起源来说，这此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不断提高的经验和感受。这样，更早阶段的间冰期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变化，乃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是Binford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根本不能算是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论——无论是说某种内在的力量左右着生物进化的方向，还是说人类的先天品质决定了文化的进化，都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从文化进化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向需要有具体的解释，而用人类的先天品质作为这些趋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释。”⑻

3．20世纪60年代至今

从6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在美国开始兴起，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学家的兴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学的两个传统的目标之上了：文化历史及对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时也对第三个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进程的研究。因此此时的农业起源研究不仅限于编年与描述，同时试图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将会发生，也即开始探讨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

在此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发现与发明模式，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农业明显要比狩猎采集先进；二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狩猎采集者不能成为农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农业一旦发现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詖采纳，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上的特性。

但是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在许多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已经掌握了种子一植物关系的知识。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种山药。并将头切开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来挖掘，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可狩猎，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

这样农业起源研究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至今的学术流派。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1．人口压力说(人口／资源平衡模式)

美国的进程考古学家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关注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不是一直处于平衡中而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下的。转变是因为来自系统外的压力，而假设的压力来源是人口压力。⑾

作为这一模式的最早倡导者之一，Binford认为是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态位的变化，造成原来的人口一资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过了载能，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关于农业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依靠河流中的鱼类、季节性迁移的鸟类等季节性极强的资源作为食物，这样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向外移民，在邻近的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最先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载能。因此农业的起源不是文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促进变化的各种条件在以前从未出现过。⑿

Flannery对该理论进一步作了完善。他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资源耗尽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两万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地区均被人类占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外移民作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尝试着通过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供应。转向原来不被重视的广普性资源如水生或无脊椎物种，并且试图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区性状态。最终走向了农业。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一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出现了。⒀

由于人口压力在考古学上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学、古食谱等来推测人口压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设，如果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引起的，那么绝大多数狩猎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转向农业，而且一旦过渡为农业，他们便是以质量交换了数量，这样农耕者食谱的营养状况应该比狩猎采集者差，这种营养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学上，农耕者应该发病率增加、种群个体大小与体质下降、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骨骼的变形强度增加。而对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是存在的。⒁而对考古出土的食物营养价值的分析也表明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所带来的是食物质量的下降。⒂

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伴随着食物采集、加工、贮藏等技术采纳而不断地接近、突破载能的，农业食物生产技术的采纳只是这一循环的最后一步；而在环境方面，可按资源的波动，区分出波动更可预测、次数少、程度不大和波动更不可预测、次数多、程度比较严重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农业这种食物的获取方式。⒃

2．多种因素理论

虽然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对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没有一个地区人口增长快速到足以影响附近地区的密度平衡。这里的农业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压力来解释的。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种依赖一个“主要推动者”来作为食物生产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某一种选择压力作用于任何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应是许多选择压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一个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变成一个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点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术知识——那就是对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对于为了长远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预期的收获的行为具有足够的理性；3、一种中等强度的地域限制，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种同时高度渴望与短缺的植物物种。只要满足了上面这些条件，世界上任何地区均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响是将人口压力的影响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几个因素之一。在这里，虽然人口压力仍旧是一种因素，但是其决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将农业起源的条件细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贮藏的技术的发展与积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潜在的物种的出现；植物可能的遗传学与生理学上的变化等。充分条件主要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采集者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是很复杂的，因此不仅农业出现的时间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长、危机的降低、人类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而推动的。只有满足了充分条件与必要的条件后，农业才可能在各地出现。⒅

3．进化理论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傢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作为一种范例，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是有区别的。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的，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的一种有意识控制的进化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Rindos将农业的形成过程分为偶然驯化、专门性驯化和农业驯化，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类与植物共生的结果。由于人类的活动，扰乱了原先的环境，一种新的棲栖地环境被创造了出来，植物群对它进行了预先的适应。这些在被人类扰动了的环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状态下生存的特征减弱，必须依赖于人类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产量提高，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大，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在农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建立与维护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对农业生态的进化的贡献可能与人一样大，因为是植物创造了使人类某些行为具有选择性的好处。从驯化到农业行为是对已存在的行为的一种强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是侧重点的变化，是源于一种已存在的经济的转变。

然而最后在论及现代植物种植计划与农业发展规划时，Rindos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困扰一食物与资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优化的庄稼的繁殖及对更高效的庄稼系统的发展。这又让人看到了人口压力的影子。⒇

4．社会结构变迁说

这一理论将食物生产与农业进行了区分，食物生产并不等于农业，食物生产是技术问题，而农业是commitement问题。Commitement不仅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问题。因此农业起源的前提条件，除了合适的地理生物条件、高效的采集技术、迁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应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的前提。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实质性的社会转变的催化剂，生产性经济其本身是在社会基础的某种发展层次上出现的。因此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就可以找寻出可能造成对生产的要求提高的潜在内部压力。

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个体家庭层次上的实用性生产，这种个体单元水平层次上的生产很容易失败，因此他们需要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亲属与其它关系的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实用性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可以称为“过剩”生产：承担社会义务的生产。这也是一种互助的支持系统，有另外一些社会义务需要“过剩”的生产：结婚、仪式和贸易联盟的财礼。因此更大的系统，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时个体的权力与和个体的财富与再分配能力相关，这也促进了个体扩大生产的欲望，特别是在开始出现分化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扩大的需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如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提供了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接地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定居允许积聚物品；允许永久性的贮藏；允许推动提高生产。贮藏与积聚的能力使对控制食物更加渴望，当食物具有价值时，就有更多的理由来进行增加数量。[21]

5．竞争宴享说

BrianHayden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因其数量有限与不稳定，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与充饥无关，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特別当那些驯化的物种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劳力投入很高或不易获得，那么其驯化是在竞争宴享相关性中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6．富裕采集文化说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24]他们只是作为植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因此影响都不是太大。

这一时期有关农业起源的还有一大争论是普遍的全球性理论的存在与否。

除了张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说是直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以上诸家学说都是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则的。但是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压力说不适应中中美洲；竞争宴享说得不到东南亚资料的证实；社会结构变迁说的前提条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与东南亚，可能在流动的狩猎采集时期即已开始了栽培，最后在农业开始以后流动还持续了几千年。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这种通则的存在。Flannery虽然是人口压力说的鼓吹者，但是他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西南亚，而农业起源的其它三个重要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其农业起源的机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认为只有进行每个地区的具体解释，这样才能考虑该地区农业出现的所有因素，否则都是不全面的。[25]

三、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些启示

从目前我国的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范例上，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会先后出现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编年与描述，即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编年体系，而不是对其演变机制的探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其它地区出现农业经济的原因。这种解释模式明显存在着下面两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编年体系再完整，时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点再单一，但总有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首先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对于它的出现的机制，这一模式根本没有触及。

其二、不能解释为何只有农业传播、沿承下来，而不是其他的文化因素。

因此目前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寻更早、更新的资料，也不是建立某种理论，而是研究范例的转变：从事件性的研究转变为进程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目前的编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脱出来，进而对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是，则离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的繁盛不远了。

注释：

⑴Wright,,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mAsia:,(1):109—139.

⑵摩尔根(美)著、冯汉骥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p34。

⑶Roth,,16:102—136.

⑷Candolle,:KeganPaul,Trench.

⑸Childe,:MentorBooks.

⑹Wright,:,(1):109—139．

⑺罗伯特·J·布雷伍德(美)著、陈星灿泽：《农业革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54—263。

⑻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⑼Rosenberg,:Evolutionary,Theory,Territoriality,,92(2),399—415.

⑽Roth,,16:131.

⑾Bender,:,10(2):204—222.

⑿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⒀Flannery，K．V．1973．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2)：271—310．

⒁Cohen，M．N1977．，M．N．andArmelagos，G．J．1984．Paleopathology：AcademicPress．

贾里德·戴蒙德(美)著、高星泽：《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2—322。

⒂P．C．切塔吉(印度)著、陈星灿译：《食物质量从采集和狩猎到农业的变迁：民族志的重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4—267。

⒃Rdeeing,:,7:56—97.

⒄Bronson,:DemograpgyasCauseandGonsequence.

⒅Henry,:,228—236.

⒆Green,(Ed)Schiffer,,AcademicPress,311—355.

⒇Rindos,,Instability,andtheOrin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e:,21(6):751—772.

RiMes,,

Blumler,,,32(1):25-54.

O’,,90(4):958—965.

[21]Kabo,,26(5):601—616.

Bender,:,10(2):204—222.

(Ed),AcademicPrcss,311—355.

[22]布赖思·海登(加)著、陈淳译：《驯化的模式》。《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P25—40。

[23]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P190—205。

[24]Harris,,57(1):90—107.

农论文【第四篇】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农业兴，百业兴。党的十六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搞好本世纪头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强调做好农村工作、保持农村稳定发展农村经济，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建设现代农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我们就能赢得全局工作的主动。近几年，随着我县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县在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上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效益？有关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都成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所研究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一、正确认识我县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些年来，我县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农业现代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农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农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在农业发展的问题上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我们的农村经济越来越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农民在生产经营中承受着自然的风险和市场的风险，而且市场风险给农民的影响又远远大于自然的风险。农村、农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⒈我县农村与农民的问题

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这种落后状况主要体现为：首先是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其次是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结果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致使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民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年我县农村市场成交额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为，××年为，××年为，农村市场成交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说明当前我县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我县经济的发展。因为，在万人口中，有万人是农业人口，即农民，如果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县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农村经济增长强劲，农民收入就能稳步增长，农民的消费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消费增长就会逐步加快，内需就会进一步扩大，只有这样我县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县域经济发展才能沿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前进，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⒉我县农村与农业的问题

像我县这样的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依托农业的结构调整，着眼于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就是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的过程就是推进农村结构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在整个地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二是伴随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民在整个社会劳动者总量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少；三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区日益向城镇社区转变。年我县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年为，××年为，××年为，说明农业在我县中所占的比越来越小，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农村社会经济转型有许多成功的发展模式：（）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我县农村的社会转型也要借鉴这些成功模式，从我县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从而提高我县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⒊我县农业与农民的问题

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我县耕地却在逐年减少。建工厂、修公路、盖住宅、大量挤占农用耕地，生态破坏、环境恶化。我县的淡水资源不足，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的经济效益下滑，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几年来，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一直处于低速徘徊状态，年农民人均纯收为元，同比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首次同比出现负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年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但仍然是恢复性的，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也在逐年下降，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减小了我县经济的增速，制约了我县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因为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农民收入是头等重要的指标，农业农村工作，必须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以是否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作为考虑问题、部署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解决好我县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途径

要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关系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农村社会的转型。调整农业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各级政府要做好规划，加强服务，着力抓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改革，积极开展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培育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将农业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以产业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

⒈调整生产结构，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的根本标志，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也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实行农、工、贸一条龙经营。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创新，通过统一生产与经营，把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农业产业化可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形成规模经营，有利于现代科技的普及与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产业化将使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从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在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下，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农业产业化还能把二、三产业结合起来，改变传统农业的单一状况，使产业链向前延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当前，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一个重点”，抓好“两个建设”。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首要问题。龙头企业是农民走向市场的重要依托，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县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带动能力差，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我县要因地制宜以甘薯、酒葡萄等农产品加工业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竞争力和带动力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环境、搞好服务，加大扶持力度，推动龙头企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两个建设就是大力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要在现有农产品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基地建设的力度，要同培育、发展龙头企业结合起来，突出特色、优化布局，尤其要在绿色食品和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上下功夫，努力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县还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尽快建立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因为它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连接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桥梁和纽带，是提高农民组织化、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形式。扶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扶持农民，推进市场化。

⒉大力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业

第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农村服务业是面向整个农村地区的服务业。按照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目标，尽快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符合大区域特点、功能齐全、机制有效、布局合理、交易有序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推动农村消费。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自来水、电话及电信网、卫生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生态环境及配套设施的改善。建议在农村成立一些专业服务队伍，如村级市场及销售人员，村级清洁环卫队伍等，加强服务，增加农村就业岗位。同时，也提高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第二大力发展农民服务业，农民服务是面向农民的服务业。首先，要加强培训。要有针对生地进行专业培训，如农村经纪人的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农民销售队伍的培训、农村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等。其次探索农民协会类似的农民维权的服务性民间组织。第三是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农业服务业是指面向整个农业行业的服务性。

⒊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建立对农业的反哺机制

从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呼吁对农业实行切实的反哺政策，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际进展并不明显。围绕着农民增收问题，今年我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方针，但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多予”、“少取”、“放活”三个方面都存在众多的实施障碍。“多予”不仅要有相关政策的供给，也要有实际资本、技术的投入；“少取”就要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县乡政府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取消相关税费计征。“放活”则要求改善农村、农业发展的环境，给予农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相信并依靠市场，把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县县情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这种反哺机制，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前提，以法律规范为保证，有具体的措施作为实施手段。由此避免流于空洞的口号，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利益主体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侵犯。

⒋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县农民群众受教育的程度还很不高，年我县有％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高中文化程度的占农村劳动力比重，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仅占农村劳动力的，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这是农业科技推广缓慢、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县农村教育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教育内容脱离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忽视职业和适用技术教育，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不健全，教育资源分散、布局不合理、办学效益低等。当前，要在巩固和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突出抓好两个重点：第一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培训。要紧密结合我县的资源特点和产业优势，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培训为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加强对农民适用技术的培训，积极培养服务农业农村的各类人才。第二是深化农村教育改革，调整优化农村学校布局。要着眼于提高农村办学效益、增强农村教育的整体实力，坚持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努力推动我县农村教育达到一个新水平。

⒌以产业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