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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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三农论文【第一篇】
>> 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学的当代使命 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试论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社区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士化” 质性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质量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中国模式”的社会学解读 试析中国性社会学的发展 涨价的社会学 规矩的社会学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基于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探讨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分析 粉丝的社会学与经济学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话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同时，学术立场也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信仰问题。我想，信仰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世俗的信仰与宗教的信仰。世俗信仰植根于其世俗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文化具有的非宗教色彩的世俗底蕴，这一点可能是各种现存文化都不具有的独特之处。
世俗信仰不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论的某种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之处对有关信仰的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为什么崇拜呢？因为那里的‘活’有着意义。”③早在先秦时期，百家迭起、诸子争锋，世俗理论的发展异常繁盛、气象万千，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俗化道路。尽管先秦诸子在具体观点上异质多元，但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对合理制度与和谐秩序的求索，对社会避乱达治、长盛不衰之道的探寻，表达了一种共同理想。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世俗信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对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回答，对“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具有某种崇高、神圣的意味。
二、农村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从早期朦胧中起步，随着中国踏上近现代进程开始了自己的叙事。农村社会学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农村社会学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
1.以本土化中国化为旨向的农村社会学
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或是方法运用方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鲜明的风格。
譬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区学派确定的学术旨向是：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事实上，这一旨向是费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基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著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开创一个新风气，“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并强调“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氏因之将中国社区研究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这种从一个个村落的研究积累逐渐扩展到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后来被Firth称为“微型社会学”，再后来被Freedman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社区研究在引入功能主义理论、田野调查等方法和社区研究策略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又如，李景汉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尤为经典。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明确指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报告》，《社会科学》第1卷第2、3期，1936年。通过实地调查李景汉对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农村、农民以及政府、政党及革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郑杭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年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参见《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特性、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坚持并推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相伴相随，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覆盖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社会的巨变，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准单位制”结束，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农民职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农村新阶层（如农民工阶层、雇佣工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等）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委员会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农村基层组织的分类、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涉及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农民工与市民、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农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等）、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研究，等等。
2.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农村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这一领域得到了突出体现。农村社会学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的本土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说，在知识性的载体和实体性的载体这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都直接得益于农村社会学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识性载体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淀。早期中国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在农村社会研究和调查过程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及生育制度理论、的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和矛盾论及实践论等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运用并改造了功能主义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区研究法、个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点的具体方法，如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调查法、座谈会法，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亲自进行的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就有30余次，如《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坚持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1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农村社会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譬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婚姻、生育、礼仪、时间等观念）以及竞争观、乡土观、知识观和人生观，还有文化、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变迁等，都涉及到了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研究方面，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资本、精英类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模式、途径、样态等研究。同时，农村社会学对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学、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亦有重要贡献。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厚来源。所以，农村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价值的一个领域。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方法、各种社会调查、各种社会实验以及实地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则注重引入和发展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访谈法、观察法、个案法），对实地素材给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种研究技术，如调查技术、抽样技术、统计方法和技术等。同时，农村社会学也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国内各类数据库资源，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对农村社会宏观层面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人口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层现象，区位特点、区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强化，也为农村社会的政策对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
其次，就实体性载体而言，从事农村研究的本土学者形成了学术群体和共同体，不断推动着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早期农村社会学已经对社会学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直接联系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壮大。譬如，人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通过家族与宗族组织等现象及其深层结构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历史、制度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领域。又如，政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围绕乡村治理问题，对村民自治、村级选举、农民政治参与、乡村关系、乡村治理类型以及乡镇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财政来源、运行困境与基层治理危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编写和出版《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调查》部级教材、建设农村社会学部级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在农村发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农村社会研究平台等。在学术方面，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催生了多个分支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三农”问题理论、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基层政权、乡村演变、乡村社区治理等研究，凝练出农村社会学的众多分支理论。农村社会学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囿于纸上，从而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特征。
3.农村社会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
农村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天然品质，这就是它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这是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难以比拟的特质。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农村研究者将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视为当然责任，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梁漱溟身处民族存亡之时，清楚地认识到“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3页。他坚信“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②梁氏将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对民族命运的赤诚之心倾注到了农村社会研究中，不仅是乡村建设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及新儒学代表人物。虽然他一生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费孝通对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经济》）很自谦，称之为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但其意义被视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④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正是费老怀有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促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远大志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④进而抹平“文野之别”。费老的学术实践开辟了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研究道路，因而成为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费老后来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自觉”的先河，这一过程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陈翰笙是农村社会学的又一典范。上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他开始着手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进而确定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并指明其发展道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苏、河北、广东的农村经济调查，形成的基本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参见《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59页。并指出：“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30年代的农村调查》，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诚如曹锦清所言：“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年1月8日，参见三农中国网，.当代农村社会学不仅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对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城乡社会变迁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复杂的影响，这就使得理论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方面更具涵盖力。在当代农村社会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
首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可以说是以往城镇化困境和挑战的关键，并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土地制度的调整包括土地流转等都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应当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促使农业用地实现适当规模化。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使“维系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成为现实。再有，农村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其路径可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应淡化户口价值，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应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须的过程。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红旗文稿》2013年第20期；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钟涨宝、聂建亮：《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经济体制改革》2012年第1期；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出版社，2004年；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真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三农”发展格局》，《学术论坛》2013年第9期。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这一学科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基本共识仍在继续凝练和提升。1997年，费孝通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2009年，郑杭生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2013年又论述了“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并指出这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7月20日。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又到“三个再”，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基调不断明晰和强化。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会再囿于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
农论文【第二篇】
一、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塑造新农民，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积累人力资本
建设新农业、新农村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因此，没有新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农民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农民素质也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时，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没有新型农民的塑造就根本谈不上新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技术素质偏低，不少农村地区一些文化、技术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或者在农村从事非农经营活动，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妇女、儿童、老人，这支劳动力队伍显然难以承担新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因而新农民培育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当然，最终能够将高素质农民稳定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进一步改善农业和农村的生产经营条件，完善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大有关农业补贴力度，逐步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水平，提高新一代农民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另外，随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配套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样需要塑造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了解市场经济知识及规律和拥有一定经营管理技能的新型农民。
综上所述，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三者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也只有同时开展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协同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步入现代化社会。
农论文【第三篇】
邮政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义务，在服务“三农”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邮政具有网络资源优势和良好的信誉，在服务“三农”方面大有可为。在众多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点的今天，海南邮政储蓄正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邮政行业优势，打造邮政服务“三农”的平台，为海南农业增效、海南农民增收诚信服务，努力促进海南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粮食直补资金业务
粮食直补资金是政府发放给广大退耕还林农民的粮食专项补助资金，在掌握粮食直补资金具有资金发放量较大、发放面广、发放点以农村为主的特点后，省邮政储汇局及时主动与省财政厅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得到了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与邮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退耕还林粮食补助改补现金发放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省邮政与财政部门合作发放农民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资金工作正式启动，我省邮储服务“三农”工作迎来了一个宝贵的发展契机。工作开展后，省储汇局及时制定并出台了粮食直补资金方案，对做好粮食直补资金营销工作和服务工作进行了专门的部署。随着粮食直补资金工作的全面开展，省储汇局将紧紧围绕服务好“三农”的工作要求，深入各市县局加强服务工作指导，确保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努力做到广大农民朋友满意，同时也为邮政、财政的长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2004年11月份我省邮政储蓄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工作开展以来，在各市县邮政局积极拓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乐东、东方、昌江、文昌等局已成功了当地粮食直补资金，同时，儋州、琼海局也与当地财政局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乐东、东方、文昌局均为全额，分别163xxxx元、78xxxx元和100xxxx元，昌江一期37xxxx元。
二、养老金业务
目前邮政储蓄每月在农村地区发放的养老金有近300xxxx元，离退休职工遍布各农村乡镇、农林场所，给发放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在养老金的发放过程中，每月保证养老金按时发放和及时领取成了邮政储蓄个网点的第一要务。在委托邮政储蓄之前，居住在农村的离退休老职工往往要跑几十里地到县城的银行网点支取养老金，许多老同志苦不堪言。邮政成为农村养老金机构后，凭借遍布农村的20xxxx个邮政储蓄网点成为一条发放社会养老金的主干道，农村老人可以持折在邮政储蓄任何网点领取养老金。为做好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服务，邮政储蓄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层层落实责任。在发放的高峰期储蓄柜台还开辟了专门的养老金领取柜台，方便了老人养老金的领取。目前邮政储蓄社会养老金业务基本做到离退休职工、委托单位和社会保障局“三满意”，在老人中构筑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
三、其它代收付业务
海南邮政储蓄恢复开办18年来，一直以全省城乡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勇于创新，不断开发新的业务品种。为了满足各类用户的多种需求，2001年海南邮政储蓄启动了中间业务综合服务平台工程的建设，2004年又进行了平台的改造，旨在打造一个具有代收电信资费、
工资养老金、代扣水电煤气费、代收公用事业费、手机银行、存折炒股、pos跨行消费、跨行取款、代售国债、保险、基金等有着较为全面业务功能的个人金融服务业务平台。在此平台上，广大的农民朋友也能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邮政储蓄提供的各类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在我们重点发展的代收电信资费方面，每一个储蓄网点都成为各大电信运营商的收费网点，每月代收电信资费业务量达到了360xxxx元，在农村网点的业务量占三分之一左右，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朋友缴交电话费、手机费、寻呼机服务费等多种电信资费；邮政储蓄在近年来也在逐步扩大保险业务发展规模，尤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进一步加大在农村乡镇的业务发展力度，积极配合各家财寿险公司做好农村保险市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体系的建立等工作，利用邮政的网点和网络资源优势及时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商业保险，进一步增强我省农民抵抗灾害的能力，维护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
邮政储蓄在为全省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农村乡镇的业务拓展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海南邮政利用自身的服务优势为海南移动、海南电信公司开通代收营业款、商购卡款等款项业务，为×××烟草公司开通代收农村、乡镇烟草款业务，为海南有线电视开通代收有线电视服务费业务，及时为这些企业回笼资金，方便它们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兄弟生活质量。
四、邮政储蓄异地业务
这两年，海南邮储异地业务发展迅猛，在“三农”服务工作方面也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近年，为推动异地业务的发展，海南邮储突出抓好网络建设，并通过大力发展卡业务、增加布设atm、推行无折存取款等措施，不断提高异地业务交易量。特别是针对海南是典型的农业省份，各种瓜果菜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省外，储蓄异地业务需求量很大的特点，海南邮储积极贯彻国家局关于服务“三农”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做好本省“三农”的服务工作。不断加快农村网点建设，在2003年，全省33xxxx邮政储蓄网点全部实现了全国联网，其中21xxxx网点在农村乡镇，服务着一百多万农村乡镇用户，为广大农户和农产口批发商开展异地交易提供了便利的存取款条件。邮政储蓄同时还利用在农村完善的机构，服务农村劳务经济。针对海南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的实际，对使用邮政绿卡的农民工实行“三免一低”的政策，即免收开卡费、免收卡年费、免收省内异地交易手续费，跨省异地交易手续费低廉，使外出打工的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邮政绿卡全国通存通兑的便利，确保劳务资金的安全，解除外出务工农民的诸多麻烦，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凭借着这些服务优势，2004年12月份全省邮政活期储蓄异地交易总笔数笔，交易总金额为元。2004全年累计异地交易笔数38xxxx笔，交易金额达亿元。
五、邮政汇兑业务
2004年海南邮政汇兑业务全年交易量笔，交易金额亿元。邮政汇款主要面向农村服务，农村邮政汇款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党中央“三农”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为了提高农村邮政汇款的服务时限和服务质量，我省邮政汇款相继推出了加急汇款、实时汇款，礼仪汇款、回执汇款、附言汇款等丰富的业务品种，对“三农”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论文【第四篇】
为了论文题目收集新名词、新概念，也为了“求新”，为了一鸣谅人，就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囫囵吞枣，东拼西凑，这样的论文当然是写不好的，选题时要引以为戒。怎么选题呢？小编整理了一些三农问题论文的题目，给大家提供帮助。
1.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
2.解决好三农问题亟需农村第二步改革
3.“三农问题”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4.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5.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6.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7.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研究
8.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9.“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10.“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
11.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百年三农问题再思考
12.城镇化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3.乡村旅游：缓解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14.“三农”问题与高等农业教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院校改革发展
15.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以“三农”问题为背景的分析
16.三农问题解决路径：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
17.“三农”问题的研究综述与反思
18.人口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
19.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兼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20.“农家乐”民俗旅游与“三农”问题探讨
21.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22.对治理中国"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23.对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24.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5.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26.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
27.权利保护、法律供给与“三农”问题
28.“三农问题”: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2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30.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反思
31.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32.浅析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33.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34.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35.我国“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战略
36.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37.河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与金融支持的分析与研究
38.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
39.我国“三农”问题的特征分析及政策选择
40.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发展
41.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
42.“三农问题”的困境及其对策
43.浅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
44.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45.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46.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途径——兼谈我国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障
47.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
48.“三农”问题与二元结构政策
49.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十八大之一瞥——三农问题
50.三农问题传统解决路径的反思
51.“三农教育”: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5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53.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54.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55.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增进观
56.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57.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58.城中村：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
59.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60.试析新形势下三农问题与城镇化发展关系
61.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与路径
62.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63.“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64.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中国三农问题
65."三农"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6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核心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67.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研究
68.“三农”问题现状反思及工作方法的改进
69.论城乡互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70.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探讨——论乡村旅游的作用
71.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改变看“三农”问题的解决
72.贵州“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兼议贵州农村法制发展的社会背景
73.“三农”问题现状及建议
74.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75.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76.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77.“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与改革思路探析
78.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79.“新三农问题”背景下农地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研究
80.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
81.取消农业税后面对“三农”的公共财政建设问题——兼论解决云南“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2.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83.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
84.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85.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市场化改革
86.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7.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88.论“三农”问题与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建设
89.“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90.“三农”问题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与应对策略
91.三农问题困境与出路
92.农村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
93.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94.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95.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96.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给农民国民待遇
97.浅谈三农问题及解决措施
98.三农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与改进措施思考——以三亚市崖州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