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状范本【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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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范本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 举证时限 立法缺陷 立法建议

On the 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bstract：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is a peculiar one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in China ，as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both academic circles and judicial world hold the viewpoint that the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 is not in 10 days from which the defendant receives copy of bill of complaint，but before the closure of court trial of first  essa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China ，puts forward some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to perfect it.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legislative defects；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及其缺陷

举证时限制度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1]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均可以举证，并且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提出建议，经人民法院许可后进行补充侦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收集和提供新证据，且不受审级的限制。[2]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这里的“有关材料”就是行政诉讼法第32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间应限定在庭审前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否则，被告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既是对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不是由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确定的。[3]由此，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时限便不是被告在庭审前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而是《意见》所规定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把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延长到一审庭审结束前，允许被告在一审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供证据，实际上是降低了对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创造了条件，这样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不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和程序公正的实现。[4]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民事诉讼举证制度立法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深深影响着行政诉讼法，这表现在举证制度的规定方面更是如此。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仔细分析，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应当”一词，两者的文字表述模式基本上如出一辙。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应当”一词，但“应当”的含义是什么，被告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即如果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答辩状，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是同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样，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被告若不举证，“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诉讼中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举证，法院将如何继续审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随时可以举证呢？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引起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不同理解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行政诉讼法法律条文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产生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这一规定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推敲。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到相对人起诉之前这段时间里被告可以继续取证，如果在这段时间可以取证，是否违反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次是关于“自行”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行”一词含义有二：“自己”与“自动”，若把“自行”放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5]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己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证，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了继续取证的权利。若作此种理解，“自行”一词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动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经人民法院允许，被告就有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实践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6]但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虽不违背“自行”的字面含义，但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若作此种理解，必然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相冲突。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被告能够获得在诉讼中继续取证的权利，而能够继续取证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举证，因为“取证是举证的前提，举证是取证的目的所在”；[7]另一方面又把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能继续举证。这种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存在不同的理解。

3.不适当的司法解释是造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得以延长的直接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30条明确规定，“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或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是这一规定，使行政诉讼举证时限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的复杂化了，它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把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确定为“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直接理由。笔者认为，《意见》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次修订，歪曲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法律效力的层级原则，这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当然无效。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现并解决了这种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纠正了《意见》第30条的规定，而代之以新的条款。《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很显然，《解释》的这一规定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衔接、一致起来，并且该条规定还明确了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规定最终还应当通过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使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行政诉讼法“保证”、“保护”、“维护和监督”的立法宗旨出发，我们认为，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明确规定被告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参照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模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

原有的行政复议条例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而出台的，在关于被申请人举证时限的规定上，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如出一辙。如行政复议条例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至于被申请人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行政复议条例也没有规定。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改变了行政复议条例的这一状况，明确了被申请人的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删除了“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这一带有歧义性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然后该法第28条复议决定部分又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23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参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首先，把第43条第1款“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其次，删除第43条第2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三，在第54条判决部分增加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被告违反本法第43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逾期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提出答辩状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2.建立行政诉讼被告的补证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其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那么，被告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还能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呢？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时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在此，被告的补证与举证不同，补证只是举证的一种例外形式，它是对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基于正当理由而不能如期举证的一种有效补充。另外，补证与取证也不同，取证“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8]而补证则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考虑并采用过，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补充的证据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而不是事后重新调查获取的。[9] 如果被告出于恶意，在法定期限内故意不提供某些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则可以拒绝被告补证。具体说来，被告的补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考虑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不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致使被告不能及时提供证据。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应当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补证的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并且使之与修改后的第54条衔接起来。

3.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进行修改。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存在多处缺漏，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建议把它修改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样既能够避免该法条与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冲突，又能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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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栋（1970-），男，石油大学（华东）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257061）。

[1] 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间，但并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到实处。参见陈桂明、张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83页。

[3] 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4] “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因为每件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处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状态。并且每一行政诉讼案件在庭审辩论终结前，都有可能多次开庭，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庭，如果允许被告在此期间随时提供证据，只能是引起一次次的开庭质证、认证，致使原告与法官实际上受被告举证时间的牵制，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也是不利的。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也有事后收集之嫌。

[5] 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98页。

[6] 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 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起诉状范本范文【第二篇】

( 一) 全球背景： 碰撞中共生长

过去三十年间，全球民事诉讼制度间的融合与交汇的过程之快与范围之广，堪称空前。“和而不统”的倾向首先表现在欧盟法域内： 欧盟立法者通过一系列法令( Verordnung)〔1 〕与指令( Richtlinie) 在督促程序、调解程序和小额程序中为各成员国设定了最低要求，并在民商事案件的送达、承认与执行、证据调查等领域为各国间的司法合作架设了桥梁。“碰撞与交汇”也体现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司法交往上。德国与美国在管辖规则、集团诉讼、惩罚性损害赔偿、律师胜诉酬金乃至送达观点〔2 〕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于 2003 年 7 月引发了新一轮跨大西洋司法对抗波，〔3 〕并最终促进了两大法系的共同生长： 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2008 年 6 月的判决中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由实际损害的九倍降为一倍；〔4 〕德国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允许律师在一定条件下收取胜诉酬金；〔5 〕德国近年来关于调解〔6 〕与示范诉讼( Musterklage) 的立法，也以美国的设计为对立参照。不仅是德国，欧盟也受到美国集团诉讼( class action) 的启示，开始探索多人诉讼解决方案。2008 年，欧盟在《违反欧盟竞争法的损害赔偿之诉( 白皮书) 》与《消费者实现权利之集合程序( 绿皮书) 》中使用了“集合救济”( collective redress) 的概念，其又分为群体诉讼( group action，Gruppenklage) 与代表诉讼( representative action) 。〔7 〕2011 年 7 月 15 日，欧盟法律委员会了有关集合诉讼的报告草案；〔8 〕可以预见，欧盟在不久的将来即会作出正式决议进一步促进各成员国在集合诉讼( collective action，Kollektivklage/Sammelklage) 方面的立法发展。综合看来，欧洲各国的群体诉讼〔9 〕刻意与美国的集团诉讼保持距离。出于对法定听审权的坚持，几乎所有的欧陆国家都反对“选择退出”原则，各国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担心惩罚性损害赔偿以及被迫和解可能对企业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从而对美国式集团诉讼持保留态度。〔10〕但是，欧盟其他国家的“群体诉讼”也与德国的示范诉讼或者示范确认诉讼不同： 群体诉讼涉及“前对诉聚合”的问题，而示范诉讼是以诉讼经济为目标对已系属的程序进行的集聚，也即原告与被告在判决前期阶段达成协议，使判决对涉“诉讼标的之损害事件”的全部受害人发生示范效力( 而非集合效力) 。〔11〕2012 年 2 月 29 日，德国公布了新的法律草案，拟在小幅修订后继续适用 2005 年 11 月生效的《投资人示范诉讼法( KapMuG) 》，〔12〕这样的发展方向再次凸显了德国在解决多人诉讼方面对自身价值传统与宪法原则的固守与坚持。上述“和而不同”的发展轨迹表明，全球虽然在某些诉讼制度的存在价值上达成了共识，免去了我国立法者“荷戟独彷徨”的烦扰，但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沟壑仍清晰可见。〔13〕这不仅表现在诉讼目的、审理模式、事实阐明机制、法官与当事人的责任分担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纠纷解决机制的总体设想、调解的功能承担和群体诉讼的具体设计上。即便德国近年来向着诉讼多元化与私人化〔14〕的改革意向非常明显，德国的民事程序也绝不与新法律现实主义学者对美国民事诉讼的观察相吻合，也即“在正式与非正式机制或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很难划出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15〕就此而言，我国立法者必须作出明确的方向取舍。

( 二) 框架基础： 依托大陆法系

各国在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变革，一般均经过“冲击—反应”的路径或者采取“核心—边缘”的模式。〔16〕这一判断亦适于我国民事诉讼法领域内的法律变革，从百年前沈家本、俞廉三主持完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以 1890 年《日本民事诉讼法》为中介“几全抄袭”〔17〕德国1877 年1 月30 日颁行的民诉法典起，〔18〕到30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法) 》主要以苏联制度为蓝本，〔19〕以及 1991 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在试行法基础上增设了大陆法系的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20〕并参照美国集团诉讼引入了代表人诉讼制度〔21〕等，莫不如此。由于苏联法律亦是对罗马—日耳曼法的承继与改造( 所谓“浪子”) ，〔22〕我国的民事诉讼体系无疑与大陆法系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更是多以日本法为纽带对德国民事诉讼理论进行了持续研介与引入。这一法系背景亦构成我国现今法律修订的基石。任何忽视这一框架背景以及忽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诉讼目的、诉讼结构和诉讼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而进行的改革，都不曾也不会获得成功。例如，《证据规定》以美国的案件管理会议(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为参照所引入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形同虚设，就因为我国并不似美国设定了当事人的开示义务，而且庭前交换证据中法官的被动角色设计也与民诉法一贯的主动法官角色和我国当事人对抗能力较弱的国情不符，这使得庭前证据交换期日在结果上形同被德国学者强烈批评的“贯通期日”( Durchlauftermin) 或“口头传达期日”( Durchruftermin) ———“如果仅交换书状、提起申请或指定下一个期日，这样的期日对主审理期日之准备不具任何意义”。〔23〕实际上，为了让法官及早梳理争议事实、了解证明必要以及促进当事人更好地负担举证责任，德国的审前准备程序比英美法系的“案件管理会议”更符合我国未实行强制律师制的现状和主动法官角色设计。特别是德国法官在早期首次期日或书面准备程序中〔24〕承担的广泛的准备义务，〔25〕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就此而言，重塑我国的庭前准备程序并赋予法官充分的诉讼准备手段，包括命令当事人对诉状进行补充阐释、命令双方当事人到庭、传唤当事人命名的证人到庭以及传唤鉴定人到庭、请求公机构告知文书内容或者出具官方咨文等，都显得尤为必要。〔26〕不仅审前准备程序，就是德国的对话审理模式的整体设计也代表着现代诉讼发展的潮流。换言之，在全球法律急剧融合与共同成长的今天，德国民事诉讼的优势不仅没有失落，而且还引领了现代民事诉讼改革的潮流，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修订都一定程度上向德国法看齐。〔27〕除此之外，德国 120 年的改革经验还体现在： 恰当的上诉设计发挥着纠错与判例统一的功能，种类完备的临时救济程序弥补了司法滞后的弊端，良好运转的团体诉讼承担着预防与监督功能，快捷简便的电子督促程序担负着诉讼分流与过滤的功能等等； 即使2009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德国家事与非讼事务法( FamFG) 》( 九编共 491 条)〔28〕也代表着德国现代民事诉讼的重要改革成果，为我国未来的家事与非讼立法带来有益的参照。

( 三) 国情现状： 建立法治阶段

立法者应注意我国所处的法治阶段与国情现状。与德、法等国处于“简化法治”阶段故而其诉讼法改革多以“诉讼经济与简化”为目标不同，我国尚处于“建立法治”的阶段，慷慨言之也仅处于“深化法治”阶段，〔29〕因此我国的法律修订重点不在于诉讼多元化〔30〕甚至诉讼简化，而是在于建构起公正、高效的民事审理程序。这不仅因为法律理念的三要素中，正义( Gerechtigkeit) 这一价值目标总是优先于合目的性( Zweckmβigkeit) 与法安定性( Rechts-sicherheit) ，〔31〕也因为民事程序的首要目标在于维护与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次要目标才是“维护法和平”，而“纠纷解决”根本不是诉讼目标。正义保障之欠缺，早就被视为我国民事程序的痼疾。换言之，通过加强言词主义、武器平等、法官法定等原则的适用，以及加强保障当事人的司法保障请求权和法定听审权对我国一审程序进行改革，早就应成为法律修订的主要目标。每一国家的民诉立法者的核心任务都在于“恰当分配法官与当事人在事实阐明上的责任承担”。为此，我国还应在辩论主义的基石上通过整合《证据规定》和《诉讼时效规定》中法官释明的规定，逐步完善法官的实质指挥诉讼的义务并增设法官实质指挥诉讼的手段，例如，命令双方当事人出庭、命令当事人和案外人提交书证、物证、鉴定标的或容忍勘验或鉴定等； 同时，构建起当事人的诉讼责任/义务体系( 协助阐明、真实完整、促进诉讼、诚实信用) 。〔32〕

二、改革目标与修订重点

( 一) 立法目标的偏离

在改善程序正义之保障方面，2011 年 10 月底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无疑带来了若干进步，这首先表现在增加了有关证人与鉴定的规定( 第 74 －78 条) 、增设了当事人及时举证的要求( 第 65 条) 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但倘若立法者能在零散的填补之外全面确立起法官与当事人的责任体系，无疑将会更有利于我国事实阐明与审理模式的完善。其次，草案关于立案受理的裁定形式与期间要求( 第 122 条第二句) ，对于解决我国的“难”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这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司法保障请求权〔33〕的实现。最后，草案拟取消“上级法院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能( 也即删除现有《民事诉讼法》第 39 条第一句后半句) ，也代表着一定的进步，这意味着《级别管辖异议规定( 2009) 》第 4 条这一冲破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140 条( “准许上诉的裁定种类”) 的极富争议的规定将被废除； 但是，如果立法者能再向前跨越一步，彻底删除《民事诉讼法》第 39 条，就更为妥当。综合看来，虽然我国立法者明确表示以“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为主要改革目标，但是草案除延续 2008 年的改革重点继续对审判监督以及执行程序进行修订之外，实际主要在引入小额诉讼、公益诉讼、先行调解、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程序、电子证据与电子送达等方面带来显著变化。换言之，此次修订的重点实际落在“诉讼经济与简化、程序多元化与现代化”的目标上。固然“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属于诉讼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程序功能的实现与司法威信的重拾，不取决于美轮美奂的诉讼多元化设计，也不取决于纠纷解决的数量之可观，而仅取决于是否设立了真正满足正义与公平要求的程序以保障实体法规定的请求权得到实现。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法和平。换言之，并非“纠纷解决”，而是“维护民事权利与实现实体规范”，才是程序立法者的出发点。

( 二) 修订方式的保守

不唯此次改革的目标与我国“建立法治”的国情阶段不相匹配，本次修订在规范统一方面也未带来可圈可点的进步。我国民事诉讼规范的现状可谓矛盾混乱、繁复不透明、司法解释之上叠加司法解释。立法者原应把握契机，通过对现有司法解释的梳理与整合，制定出一部体系完备、翔实精当的法典，以便为司法统一奠定基础。然而，此次修订仍然选择了小幅修订的方式，这不仅无法为家事与非讼程序提供规范空间，而且草案的若干规定也忽视了司法解释积累起来的经验，可能制造出规范冲突的局面； 虽然法律的适用无疑优于司法解释，但是司法实践未来能否严格遵循此原则，难有定论。以法官回避为例，草案虽然增加了法官自行回避的可能性，但草案第 44 条的内容却并不比最高法院于 2011 年 6 月的《回避规定》第 1 条和第 2 条更具操作性，〔34〕而且最高法院对“近亲属”的范围进行的扩充解释，也未被第 44 条吸纳。综合看来，“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和避重就轻的改革目标，使此次法律修订错失了里程碑意义，成为一次不得不为之的例行改革。零星式修正或填补式修订，无疑又为下一次大规模改革埋下了伏笔。

( 三) 繁简分层的冒进

一项成功的法律修订，不仅取决于立法政策和立法目标的精准，也取决于立法手段的成功运用，这包括法史研究、比较法研究、经济分析与数据分析等。然而，欠缺实证调查数据的支撑，尤其使得此次有关小额程序的改革引人侧目。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东西经济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的国家，设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小额程序标的额，本就具有极大的难度，事先进行充分的实证调查，实属必要。然而，在未获得值得信赖的数据之前，草案二审稿却贸然将小额诉讼标的额从原来估定的 5 千元提高至另外一个臆定的数字———1 万元，且实行一审终审( 第 161 条) ，这是否妥当，颇值得探究。从全国范围的统计数据看，2010 年我国人口约为 13． 4 亿人，其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 50． 32%;〔35〕2011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6977 元。如果将小额诉讼标的额提至 1 万元，这将意味着对半数公民而言重要的案件( 近两年的收入) 均适用一审终审，且不论这是否可能产生“二等阶级司法”的观感，就是在司法近民之考量方面也显得颇有疑问。况且，我国目前推行的“调解优先”政策以及大量存在的“被迫调解”的实践，已经致使我国的上诉率仅保持在 10% 左右。〔36〕如果未来再加上所谓的“小额案件”采一审终审，上诉率将很可能降至 10%以下。虽然司法保障请求权并非意味着国家必须向所有案件均开启两审以上的审级，但是在如此大量的案件中取消上诉审的审查，无疑大大增加了法官恣意判案的风险。在德国，虽然不容许当事人针对标的额低于600 欧元的一审判决提起控诉，但却许可当事人因违反法定听审权提起听审责问( Gehrsrüge，《德国民事诉讼法》321a 条) 。我国根本不存在任何类似的诉讼救济手段，立法者本应在小额程序的标的额设定方面更加谨慎与克制。当然，区分案件标的额对程序进行繁简分层设置，已成为各国一审程序的通例，例如，德国以 600 欧元和 5000 欧元作为分界线分别对小额简易程序、初级法院前程序与州法院前程序进行了繁简分层； 法国分别以 4000 欧元和 1 万欧元为界限，对近民法院、小审法院与大审法院的程序进行了区分；〔37〕欧盟也对 2000 欧元以下的跨境民商事案件规定了小额程序。〔38〕但是，他国关于小额案件的确定均以实证统计为基础。2007 年，德国联邦政府即否决了一项将简易小额程序的上限从 600 欧元提高至 1000 欧元的立法建议，认为这将导致超过 40%的初级法院的民商案件实行简易小额程序，从而可能在大范围内对严格证据、口头审理和程序公开等原则形成冲击，且无益于司法透明和防止秘密司法。〔39〕总体而言，引入小额程序无非是出于服务于诉讼经济的考量，我国立法者本应对小额程序、简易程序的程序繁简设计进行细节勾勒，并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确定各程序适用的比例。从目前基层法院的审案工作量来看，我国大约 70%左右的一审民事争议以简易程序审结，〔40〕这一比重在许多基层法院甚至达到 80%。〔41〕鉴于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数量占全部法官数量的 80%左右，未来可使简易程序与小额程序的比重控制在 80%。就此而言，或许由各省高院根据本省经济状况和司法数据确定辖区内的小额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更为恰当，一如目前有关级别管辖的做法。〔42〕

( 四) 程序分流的误区

此次改革不仅缺乏实证调查数据的支持，部分规范设计是否满足了合法性、必要性、适当性、合目的性、低成本等原则要求，也值得探讨。以草案第 132 条第 1 项规定( “对当事人没有争议，可以适用督促程序的，转入督促程序”) 为例，姑且不论这样的程序转接是否有违处分原则并侵犯了当事人对程序开启的处分权限，就是这一步骤是否确有必要也颇有疑问：如果法官在被告答辩后( 草案第 124 条) 借助状和答辩状得出“当事人没有争议”的结论，此时他完全应当视诉讼已届裁判成熟时机而作出裁判，而不必再转入漫长的督促程序，在那里如果债务人又提起书面异议致使督促程序又转回审理程序( 草案第 215 条第二句) ，将会再次印证这样的分流设计纯属拖延诉讼的多余之举。当然，如果我国立法者期望引入奥地利的“强制督促程序”( 《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第 244 条) ，〔43〕亦未尝不可，但必须进行另外的设计，比如对一定标的额以下的金钱债权纠纷一律适用督促程序，同时还必须对督促程序进行电子化改革，例如，在督促程序中取消对申请的实质审查、引入当事人的真实完整义务和败诉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机制等。〔44〕然而，我国并不一定如奥地利一样具备实行强制督促程序的社会环境。从这一角度看，草案关于普通程序转入督促程序的设计，并无必要也无意义，应当予以删除。督促程序是帮助债权人快速获取执行名义的过滤程序，是否适用该程序，应由债权人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自行选择。立法者唯一的任务在于通过提高效率、降低费用和加快进程来增进督促程序对于债权人的吸引力，而非强迫当事人转入督促程序。同样，立法者在第 132 条第 2 项的规定中( “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采取调解等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亦未强调“当事人自愿”这一要件，这也与先行调解( 草案第 121 条) 面临的问题相同。既然草案二审稿已对先行调解增加了“当事人自愿”的适用条件，立案调解亦应如此。实际上，立法者原本不必在法律各处散乱增加调解的规定，而只需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85 条进行小幅修订即可，例如将该法条修订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在程序任何阶段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然，这里还需再次强调，我国民诉法修订的重点根本不在于调解程序的改革，更不在于加重调解的色彩。若立法者执意在此领域内实施改革，那么改革的重点应当在于调审分离( 也即实现调解保密) ，一如我国学者长期以来的强烈倡导； 此外，取消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这一怪异设计，转而恢复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规定，显得更符合逻辑。与此相关，“确认( 人民) 调解协议的程序”( 草案第192 条和第 193 条) 是否属于非讼程序，也值得探讨； 事实上，此程序的实质是“可执行宣告程序”，将其置于执行程序更为妥当。总体而言，草案对调解的所有修订，均无必要也不尽妥当。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在“维护与实现法和平”的意义上重视法院外调解，才是调解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外，对诉前保全与诉中保全设定不同的前提要件( 草案第 99 条、第 100 条) 也并不恰当； 这样的设计，不仅不利于临时措施的功能探讨，而且也无法为未来家事程序、防止暴力领域内的临时措施创设法律基础。就此而言，取消诉前保全与诉中保全的分类并删除第 100条中“诉前”的限制，也有必要。

起诉状范本范文【第三篇】

一、民事诉讼担当制度概述

所谓民事诉讼担当， 是指本不是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 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 以当事人的地位， 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行使诉讼实施权， 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1]其意义在于通过诉讼上的授权，使本来没有诉权的人能够起诉或应诉， 使本来不适格的当事人成为适格的当事人， 但诉讼标的之实体权利义务仍存在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名义之下。

根据诉讼担当权的来源不同， 民事诉讼担当一般分为两大类： 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法定的诉讼担当， 是指诉讼担当人根据法律规定的强制授权条款取得诉权， 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权利进行诉讼。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一） 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就该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第三人（一般通称为管理人） ，在因被管理财产发生的纠纷中， 代法律关系主体行使诉权， 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等。这三种情形是因财产管理而进行诉讼担当的典型， 产生这种诉讼担当的原因主要是法律关系主体死亡或受破产宣告， 从而不得不在法律上寻求补救措施， 由管理人在因该项财产引发的诉讼中充当当事人。诉讼担当最初所指也即该种形式， 其他形式的诉讼担当均由此发展而来。

（二） 法律关系主体以外， 就该法律关系不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第三人， 由于公益上的必要或出于法律技术上的考虑， 在特定诉讼中以当事人名义参加诉讼。外国立法中对此类情形的规定不尽相同， 如《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规定： 在夫妻一方提出的婚姻无效或撤销之诉中， 一方当事人死亡的，检察官可作为对方当事人； 当检察官作为对方当事人后对方当事人死亡的， 由法院选定律师为承继人。[2]此外， 《日本商法》规定， 在海难救助费用诉讼中， 请求给付海难救助费的船长是适格的当事人，船长可以自作原告或被告。[3]

与法定的诉讼担当相对应， 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指受托的第三人依据法律关系主体的直接意思表示，以双方合意方式取得诉权， 它分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与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两种。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的诉讼担当， 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 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诉讼可以由实体的利害关系人授权他人实施诉讼， 也即法律明确允许一定类型的案件可以由他人担当诉讼。最典型的如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以及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等形式。这类诉讼通常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 范围特定或不特定， 其中部分代表或团体基于授权， 就可以代表多数人进行诉讼， 所获判决对所代表的没有参加诉讼的其他多数人有拘束力。由于这类诉讼判决的效力可以扩张至一个群体， 影响面很广， 所以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反思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

（一） 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之现状

由于民事诉讼担当制度使原本不具备实体意义上诉权的第三主体获得了行使程序意义上诉权的资格， 扩大了享有诉权的主体范围， 扩充了诉的利益主体的救济范围， 在解决现代型纠纷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所以世界各国纷纷确立了该制度， 除上文提到过的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以外， 还有英国的私人检察长制度等。

具体到我国， 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担当绝大部分都是法定的诉讼担当， 并且只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才予以承认。概而言之，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公民死亡后， 仍然享有人格权， 由其继承人担当诉讼； 2.公民死亡后， 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受到侵犯， 死者的继承人可以提起诉讼； 3.侵权致人死亡的， 死亡公民的继承人有诉讼实施权； 4.侵犯胎儿继承权的， 胎儿的母亲有诉讼实施权； 5.宣告失踪、宣告死亡、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民事诉讼法授权有关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6.在破产案件中， 管理人对财产有管理权和诉讼实施权。[4]

从以上适用情形可以看出， 我国法定诉讼担当的范围比较狭窄， 还有许多应当考虑的情形没有予以认定。例如， 我国继承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了遗嘱执行人、遗产保管人或保管单位的实体地位， 即对遗产的管理权应由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享有，继承人不得处分与遗嘱有关的遗产， 并不得妨害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执行职务。但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在因遗产继承发生的诉讼中， 应以何种身份参加诉讼， 在立法及司法解释中都无明确的规定。实际上， 在遗产继承中， 遗产虽然名义上由继承人所有，但其最后执行范围已受限定， 从而事实上与继承人的固有财产是分开的， 以遗嘱执行人的名义而不是继承人的名义参加诉讼符合这种分离状况， 可以避免因受败诉判决而执行继承人固有财产的危险。

在任意的诉讼担当中，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的诉讼担当的范畴。就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而言， 在我国， 由于传统的利害关系当事人概念的影响， 实体权利主体将诉讼实施权授予第三人， 由第三人担当其进行诉讼， 在观念上不被接受， 所以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二） 原因探析

按照传统的利害关系当事人概念， 只有因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及其相对方， 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它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要求当事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利害关系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均不能成为该案的当事人。反映在民事实体法律规范中， 就是实体法律规范的主体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并且实体的关联性与判决的拘束范围是统一的。只有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 才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既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就应受裁判的拘束。这样，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与裁判拘束力所及范围形成三位一体的状态， 强求当事人概念容纳实体内容的观念潜在地影响着立法和司法， 当事人被作为诉讼程序的实质要件来看待而具有依附于民事实体法的特征。正因为传统观念如此根深蒂固， 所以民事诉讼担当的概念很难得到认同。

不过， 近年来随着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 这种状况有所扭转，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仅仅从实体法角度去考虑诉讼问题是很不够的， 把当事人局限于利害关系人范围内不符合诉讼的现实发展。现代的诉讼政策， 不能局限于争议的相对解决或个别解决， 而是应当顾及争议的整体解决。“个别解决”常常使争议在整体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因而仅仅是争议的“相对解决”， 以致造成诉讼的浪费，徒增诉讼成本。为使争议得到整体上的解决， 就应当将具有相同或同类法律利益的主体纳入群体诉讼。换言之， 要想使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人的权益也受到维护， 就有必要将判决效力扩张。[5]同时， 现代诉讼政策讲求诉讼或判决的“形成政策机能”， 亦即该诉讼判决一方面可成为同类事件的裁判先例，为该事件当事人以外的社会上一般人以及准司法机关或准行政机关的程序关系人， 提供一定的行为准绳； 另一方面， 裁判的内容通常被当作已经获得公认的特定的社会价值， 而对政治状况造成某种程度的压力， 促使立法权、行政权调整或形成公共政策。重视诉讼裁判的形成政策机能， 就意味着有扩大“纷争”概念的意图， 因为这是将当事人未来为判决的纷争事项视为在该诉讼上一并存在， 从而兼顾潜在的纷争而作出判决。[6]

于是， 近年来日本有学者提出了“纠纷管理权说”， [ 5 ]该学说充分考虑到了诉讼政策， 把诉讼的个别解决与诉讼外争议的解决紧密地联系起来， 把诉讼前解决争议的活动与诉讼后解决争议的活动联系起来， 主张最适合作为当事人的人就应该是适格的当事人， 而不论他是否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这样一来， 非利害关系人成为诉讼当事人便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诉讼担当也不再是空穴来风。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的基本构想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 除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 逐步扩大法定诉讼担当的范围并将其类型化以外， 最主要的应该从比较法的角度找出一些具有共性的基础理论， 并以我国的法律文化加以引导， 进一步充实任意诉讼担当的内容。

（一） 引进团体诉讼机制

现代社会讲求尊重个人权利， 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要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来实现， 所有团体的行为最终可以归结为组成团体的个人的行为。所以， 注重对团体的权利保障， 并且赋予其诉权， 是实现个人价值与私权的重要手段， 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与统一。[7]鉴此， 我国如欲妥善解决公益性群体纠纷， 除代表人诉讼外， 还应借鉴国外经验， 在某些领域设立团体诉讼制度。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支持起诉原则蕴含有团体诉讼的相关理念， 但该原则只赋予了相关团体和组织对民事案件的支持起诉权， 而并未赋予其诉讼主体资格， 这就使得有关团体实际参与诉讼的作用受到限制， 进而阻碍了该原则的运用以致对群体纠纷的解决。因此， 如果能对该原则加以一定的改进， 由法律明确赋予某些负有维护公共利益责任的团体以诉讼主体资格， 当特定范围内的有关公共利益发生纷争时，就可以以团体为“正当当事人”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这样， 就可以充分利用团体的资源优势， 发挥其公共利益或群体利益代表者的职能作用， 使处于弱势的众多当事人能够与强势的加害方平等地进行“对话”， 从而创造出一种诉讼模式上的平衡态势。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 首先应赋予消费者保护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以诉讼实施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上虽然赋予了消费者团体受理消费者投诉及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起诉的权利，但并没有赋予它具体的诉讼实施权， 这就很不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基于民事诉讼担当理论， 当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发生时， 应当允许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主体将提起和进行诉讼的权利“信托”给消费者保护团体。消费者保护团体在接受委托后， 在符合其章程、设立目的的情况下可以当事人的名义起诉侵权者。法院针对该团体作出的判决可以为该团体的成员所援引， 并以此对抗团体诉讼的被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环境保护团体。待条件成熟时， 再将团体范围扩张， 允许符合一定资格的团体接受具有共同利益的多数成员的委托， 基于任意的诉讼担当， 为其成员提起诉讼。

（二） 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检察机关能否提起民事诉讼， 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和参加民事诉讼。不过， 面对国企改革中一些单位和个人以合法手段， 非法廉价出售、转让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状况， 实践中检察院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已不乏其例。[8]笔者认为， 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与社会公序良俗直接相关的某些案件中， 检察机关基于法定的诉讼担当获得诉讼实施权， 并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 完全具备成为当事人的资格和条件。

由于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法律监督， 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类型一般仅限于民事性公益案件， 具体而言， 主要应限于以下几类案件：

1.国有资产保护案件及损害国家重大利益的其他案件。其中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引发的重大民事纠纷以及其它可能给国家、集体造成重大损失的民事侵权案件。如： 国有资产流失、掠夺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及毁坏农田、森林等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案件。

2.公害及其它社会公益案件。如污染环境、侵犯消费者权益、不正当竞争、损害公共设施及安全等损害社会公众重大权益， 而无人起诉的案件。当这类案件发生时， 如果事先即已成立有相关团体的，如消费者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团体等， 则由该团体提起团体诉讼； 如果没有相关团体， 则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

3.没有起诉主体或相关主体不能亲自行使诉权的有关人身权益性质的案件。如父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案件、确认婚姻无效案件等。

除了合理限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亟待明确， 即检察机关在此类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处于何种法律地位。关于这一问题， 学者们众说纷纭， 有“国家法律监督人说”、“公益代表说”、“民事公诉人说”以及“当事人（原告） 说”等。[9]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虽然均有一定的道理， 但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定位为民事公诉人， 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检察机关在其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 如同刑事诉讼中实行对抗制的控、辩、审三方面的关系一样， 其作为控诉方， 与被诉方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公诉人的身份只能说明其代表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而并非享有特权。同时， 比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公诉人的规定，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出庭的公诉人不能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庭审活动进行事中监督， 而只能在开庭以后， 以检察院的名义进行事后监督。这样一来， 就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对民事诉讼结构的冲击控制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使当事人地位平等， 攻守平衡， 使得法院居中裁判的民事诉讼理想状态得以维持。

（三） 有限制地承认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及其他

1.有限制地承认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

目前， 在我国， 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仍是一片空白。为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使权利人易于并且迅速地实现自己的权利， 有必要对任意的诉讼担当予以概括地承认。

根据德国、日本的司法经验， 对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要承认至何等范围， 必须审慎考虑，否则， 诉讼就将有可能成为营利的手段或方式， 从而破坏司法制度的健全发展。为此， 对其适用要件要加以明确规定， 以防止被滥用。具体而言， 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的限制条件如下[10]:

第一， 权利人得就特定之财产权诉讼， 于起诉前将诉讼实施权授予具有下列各款之他人， 由该他人于授权范围内为原告或被告： （1） 诉讼标的与该他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合理必要者； （2） 该第三人非专为诉讼信托之受托人。

第二， 前项诉讼实施权之授予行为， 应以文书证之。

第三， 第一项之原告或被告， 非得授予诉讼实施权人之同意， 不得为舍弃、认诺、撤回或和解。上述即为在适用扩大适用的任意的诉讼担当时，所需考虑的最基本的条件。其中， 所谓第三人与诉讼标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合理必要， 是指诉讼担当人和实体权利主体比较起来， 具有比实体权利主体更为切身的经济利益。因为既然诉讼担当人有如此切身之经济利益存在， 则承认其为当事人， 既可以方便诉讼的进行以及攻击防御方法的提出， 又比较容易避免对方当事人的额外不利益。例如将诉讼实施权授予担任他人业务之人， 以及诉讼担当人本身就有“从参加”之法律上的利益等等。

2.扩大法定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的法定诉讼担当的范围比较狭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没有赋予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以诉讼实施权， 所以扩大法定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 当务之急就是要从立法上赋予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以诉讼实施权，使其取得正当当事人的地位， 能以自己的名义就有关纠纷起诉或应诉， 全面维护被担当者的合法权益。其他还未出现的法定诉讼担当之情形， 可以委诸于实务中判例的形成， 最后由判例累积成固定的类型， 从而于法律条文中予以列举。

注释：

[1]江伟。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 ]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参见《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第2条。

[3]参见《日本商法》第811条。

[4]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M ] .成都： 成都出版社，

[6]江伟， 邵明， 陈刚。 民事诉权研究[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7]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据不完全统计， 自1997年第一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至今， 全国已有几十起同类案件。（《法制日报》， 2003 - 01 - 07， 第11版。）

起诉状【第四篇】

离婚书，指的当事人因离婚或离婚后财产、债务、教育等事项发生争议，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请求依法裁判的诉讼法律文书。提起的原告一方，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离婚状以及副本各一份，离婚书中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育以及相关证据；夫妻共有财产的清单(含房产、股票、债券等);原告应呈交能证明其与被告的合法夫妻关系的或夫妻关系证明书；原告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交离婚状。

离婚书范本：

民事状

原告×××，女，××年×月×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市×××路×××号。 电话：×××

被告×××，男，××年×月×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市×××路×××号。 电话：×××

案由：离婚纠纷

诉讼请求：

1.请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

2.儿子(女儿)×××归原告抚养，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元人民币。

3.婚前和婚后的个人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共同财产请法院依法分割。

4.被告给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元人民币。

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于×年×月自愿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年×月生一子取名为×××。但自×年起，被告常常借口加班或应酬夜不归宿，后原告从被告的同事×××处得知被告与其单位的女同事×××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原告到被告的单位找该女同事×××核实此情况，×××当面予以承认。原告对被告进行规劝要求其断绝与×××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告不但不听从劝告，且于××××年×月从家里搬出与×××同居至今。以上事实有×××写给被告的书信、被告的同事×××的证言、邻居×××的证言为证。

此致

××人民法院

原告人：×××

×年×月×日

附： 1、身份证复印件。

2、结婚证复印件。

3、房产证复印件。

4、财产及债务清单各一份

(以上离婚书范本仅供参考，若要详细书写离婚书，可以与当地律师联系，提高胜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