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观后感通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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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观后感1

读书作为邓小平的一个爱好并不广为人知，他在南方谈话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让人们误以为，邓小平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其实，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并且博览群书。（2014年8月21日《人民政协报》）

可以说，纵览古今，凡志存高远者，大抵爱读书，善于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运用于实践，造福社会。邓小平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正是他把读书学习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革命战争和革命建设中具有真知灼见，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据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邓小平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邓小平读书的爱好不为人们所知，恐怕和他的读书习惯有很大关系。他生前用过的书房有40多平方米，大半屋子堆着的都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囊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但他从不做读书笔记，很少评点所读的作品。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卓琳回忆邓小平有“三爱”，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他还通读了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

笔者认为，面对邓小平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读书习惯，我们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应该感到汗颜。读书，对领导干部而言，既是提高执政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提升素质、增长才干的内在需要。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时移势易，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应对时代的挑战，靠“拍脑袋”不行，靠“跟着感觉走不行”，靠“昨天的知识”指导今天的工作更不行。

实践早已证明，一个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勤奋程度，决定着他的思想深度，决定着他的施政力度，决定着他的群众威信度。一个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但一个好的领导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人。不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起话来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办起事来眼光短浅，盲目决策，工作推不动，下级不服气，在群众眼里，自然也是“面目可憎”……试想，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又怎么能承担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正因如此，笔者感到，重温邓小平读书趣闻，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告诫。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就要坚持在读书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坚持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邓小平观后感2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决定写一部邓小平传记来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他历时10年，采访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政要，在中国会见了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300多人，查阅引用的中西文献书籍索引即接近百页，用全景视角将历史上最大国家的变革历史勾勒得令读者身临其境。该书英文版《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出版后，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获评《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2011年最佳图书。但它在美国销售的2万多册远不能与中国的畅销相比，因为最关注那段历史的，还是中国人。

在那个纷繁复杂、浓墨重彩的时代，邓小平展现了什么样的特质呢？

1在失去航图的大海上引领前行

1979年3月，当时的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到北京面见邓小平，谈及香港面临的困难。邓小平说：“你如果觉得管理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管理中国试试。”

“文革”中国家陷入混乱，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经济接近破产。最要命的是思想僵化保守的大气候，对于离经叛道的严防死守。今天40岁以下的人，很难理解当时“政治正确”有多么重要。

“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完全不知后果会如何——留学会不会人才流失？合资会不会压制民族工业？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无不经历现实的风险与思想的交锋。而避免党的分裂，才能使党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

一个国家的全部责任是多么沉重！邓小平必须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偏保守干部的抵制；尊重毛泽东的威望，又改变原来的发展思路；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傅高义认为，他不是手持蓝图、主宰变革的“设计师”，他更像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对现实做出反应和思考，用团队和群众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

邓小平对科学于中国复兴的作用持有近乎着魔的信念。他促进与美、日关系的正常化，以得到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安稳环境、资本和技术。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和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了中国社会和组织结构的根本转型。

2务实的态度与坚定的原则

邓小平善用朴素的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机智通俗的说法让人很难反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减弱了意识形态的严肃感，意味着干实事更重要。

傅高义认为，实事求是可能是邓小平的基本哲学。

的确，邓小平无数次将人们从意识形态的争论拉回到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现实问题上来，他的手段是灵活的。他使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既能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又能减少保守力量的抵制；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他给出的理由是需要给返城青年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

像桥牌中注重“时机”（timing）一样，在诸如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建立经济特区等重大问题上，在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前，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用成功的试验来争取多数高级干部的赞成，至少是接受。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他坚定的原则——他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全面向外部世界开放；他坚信只有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加快发展经济，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傅高义以他的独立研究证实：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关键。

3个人风格与魅力：机智、直率、精力旺盛

当美国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以换取最惠国待遇时，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回答：“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1000万？1500万？”

为调整过热的经济，与日本签订的很多协议需要撤消，邓小平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困难局面。

内在的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视他们为解决问题的伙伴。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任，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拥有政治家必备的禀赋：丰富的经验、杰出的判断力、战略规划能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官员。”

他被称为“钢铁公司”：选择领导人时，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而看是否最称职。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友谊，他们只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他从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去过，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捧读至此，不禁想到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曾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工厂、交通和通讯，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而今天，这一切在中国已变成现实。

邓小平观后感3

在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两年前拍摄的影片《邓小平》又将在全国上映。能够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向全国观众奉献上我们的作品，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这部影片饱含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崇敬和真情，也承载着我们的艺术追求。

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对邓小平的直接印象，却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祥的父亲。他更像一个中国人眼里的老家长，那种当家人的责任和气度，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救中国、救人民的诺言彻底实现，他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长者，一位按常理该安享天年的老人，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抗争，扛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壮行！

一个导演在构思他的一部新影片时，必须考虑观众的参与程度，观众的想象能被激发起多大幅度？能为影片做出多少补充？这样才能准确地选择影片的内容和容量。观众的呼应与反馈将决定一部影片的成败。就电影《邓小平》而言，这是一部伟人巨片，有着经典的历史价值，有着超负荷的信息量，必须调度非常丰富的电影语言，为我所用，而不必介意电影语言的时代性，只应以恰如其分地表现邓小平的性格为最终目的，要把邓小平这个人物的性格淋漓酣畅地表现出来。凡是与性格有关的情节，就是我们要着力渲染的地方，凡是心理转变的位置，导演必须寻求最富有表现力的电影技巧加以强化。

《邓小平》这部影片，不同于大型文献纪录片，它是经过艺术再加工、创作出来的独具风格的艺术品，是艺术家有感而发的内心情感的流露。所以，一切从邓小平这一特定人物的心理出发，把复杂的内心变成情绪加以渲染和表现，将历史事件情节化，把人物心理情绪化，运用极其鲜明的造型叙事的手段，以及充满魅力的音乐、音响、台词，展开观众想象的翅膀，凡影片中未尽展现的部分，由观众自己去加以补充。这实际上完全可以达到，因为影片所讲述的一切，人们大部分都亲身经历过。一部充满活力的电影诗，这便是《邓小平》影片的总体风格。

这部影片的制作，始终得到了广电总局、电影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小组、广东省委、珠影党委的领导与关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直接参与。《邓小平》影片的成功，将是国家、人民、艺术家合力的结果。只有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才能诞生这样一部历史巨片，完成这样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