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邓小平》观后感【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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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邓小平》观后感【第一篇】
该剧中讲述了邓小平1976年复出后，在党和国家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凭借大胆尝试、敢于试验的精神，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剧主要讲了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首次访美”、“知青返乡”、包产到户等重大事件。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观看此剧有三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一是，邓小平复出。党中央安排他抓全面工作，他却选择了抓教育和科技。在教育中他恢复了高考，1977年，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二是，邓小平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在剧中有一情节，小平去视察大庆油田，问一位生产能手，一个月工资多少，职工回答45元2角，小平感慨的说收入太低了，要按劳酬取。小平同志心怀人民，尊重群众，他推动的改革开放，目的是让人们群众过上好日子。三是，邓小平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剧中演绎了邓小平与家人的和睦相处，子女们与老爷子相处都是无拘无束，第一集中，父亲形象的表现了，照顾残疾儿子，为儿子擦背，帮助他锻炼身体，老爷子的工作离不开家人的关心和支持。
纪录片《邓小平》观后感【第二篇】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历》）是一部重现民族记忆、具有史诗风范的扛鼎之作，也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重大收获。《历》以全景式的宏大视野、多维度的生活画面、多样化的影视手法，深刻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实现伟大转折的重要历史，真实客观地再现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拨乱反正、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实践和艰难历程。
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来说，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在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事表现上，以及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史实与诗学的艺术处理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难度和限制。因其如此，历史叙事模式化、人物形象符号化往往成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难以超越的“瓶颈”，从而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社会渗透。电视剧《历》在长达五年的创作实践中，秉承邓小平解放思想、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不断开拓创新的探索勇气，在历史叙事和人物塑造上彰显出得到主流人群认同的个性特色，实现了艺术超越，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
虚实相生、家国同构的历史叙事是电视剧《历》最大的亮点。家庭的沉浮折射出国家的动荡，国家的变革则主导着家庭的命运。这种家国一体的史诗化叙事形式，既生动流畅又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历史转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粉碎“四人帮”到“小平复出”、从“恢复高考”到“拨乱反正”、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平反冤假错案”、从“知青返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艰难曲折积重难返的八年历史，不仅是这部电视剧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叙事展开的丰富情节。而相关的故事和情节又紧紧围绕着邓小平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政治实践来描述，从而使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流畅的影像叙事中充满了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戏剧性和崇高感，把无数观众的思绪吸引到当年历史风云的巨大变化之中。应当特别关注的是，这部电视剧在将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按历史真实原则艺术地链结成戏剧化的故事时，其虚实相生、家国同构的叙事结构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表意功能。历史转折的全部故事是在两条既交叉又平行、虚实相生的情节线索中展开的。而所有的情节线索背后则彰显出“家国同构，命运一体”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理念。
国家是大家，但国家这个大家的主体正是由千万个小家组成的有机共同体，故事实线中邓小平的家庭、虚线中田志远和夏默一家以及刘金锁一家都是其中的小家。在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国家的历史命运与每个小家的现实命运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是“家国同构”的命运共同体。因此，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大落大起的历史命运和他在历史转折中的政治实践，就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以至改变每个小家甚至每个个体的现实命运。电视剧的主创人员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了这样的历史观和命运感，因而在剧情的呈现和推进中以史诗方式设计了家国同构的叙事结构。“恢复高考”、“四五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知青返城”等国家重大决策，在邓小平拨乱反、解放思想的政治实践中相继出台和贯彻实施，从此改变了包括田志远、夏默两家在内的亿万人民和家庭的历史命运。
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叙事中，坚持从日常化和平民化的视角塑造历史伟人邓小平，是电视剧打动人心的显著特色。将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智慧融化在日常生活中，从他个人平实的情感生活层面着力表现伟人的夫妻情、父子情、爷孙情、战友情和同志情，突破了伟人形象符号化、单一化的叙事局限，使伟人形象的人格内涵更加丰富饱满，也更有精气神。与此同时，电视剧还将邓小平日常化的家国情怀与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艺术地融汇在具像化的政治实践中，使伟大人物的平民色彩在举重若轻的政治实践中得到精彩生动的视听表达。在“知青返城”的重要会议上，小平同志拍板定钉时的那句“让孩子们回来吧”的经典台词，犹如慈父的乡音，既温暖亲和，又气贯长虹。从此，两千多万“孩子们”回归城市，实现了人生历史的“伟大转折”。
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叙事中，一些历史细节的还原和再现，也从国家政策与个体命运、宏观政治和微观人生的契合处和链结点，凸显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历史感。如在“恢复高考”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心系天下、深谋远虑，既为“老三届”知识青年被十年文革荒废的青春岁月深感忧虑，也为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寻找人才资源。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决定把招生对象从原来的应届毕业生扩大到全体社会青年，从而使几百万社会青年获得了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机会，也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夯实了人才基础。一个不同凡响的历史瞬间、一个精雕细刻的历史细节，真实感人地再现了邓小平的爱民情怀和远见卓识，蕴含着意味深远的历史内涵。正如电视剧总编剧龙平平的深情诉说：“只要是中国人，在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起重大作用的事情，一定可以追溯到小平同志。如果没有他的一些政策，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家国同构的史诗化叙事，把1976到1984的八年故事放进“家”与“国”命运一体的历史关联中，融入到宏大而具体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迁中，生动地再现了民族历史的公共记忆，唤起了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后来者的个人记忆和历史体验，促动他们抚今思昔的深刻反思与情感共鸣，进而建构起人们对现实生活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认同。《历》在央视播出后激发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的现象，业已表明作为一部主旋律电视连续剧，《历》为建构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纪录片《邓小平》观后感【第三篇】
读书作为邓小平的一个爱好并不广为人知，他在南方谈话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让人们误以为，邓小平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其实，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并且博览群书。（2014年8月21日《人民政协报》）
可以说，纵览古今，凡志存高远者，大抵爱读书，善于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运用于实践，造福社会。邓小平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正是他把读书学习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革命战争和革命建设中具有真知灼见，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据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邓小平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邓小平读书的爱好不为人们所知，恐怕和他的读书习惯有很大关系。他生前用过的书房有40多平方米，大半屋子堆着的都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囊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但他从不做读书笔记，很少评点所读的作品。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卓琳回忆邓小平有“三爱”，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他还通读了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
笔者认为，面对邓小平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读书习惯，我们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应该感到汗颜。读书，对领导干部而言，既是提高执政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提升素质、增长才干的内在需要。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时移势易，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应对时代的挑战，靠“拍脑袋”不行，靠“跟着感觉走不行”，靠“昨天的知识”指导今天的工作更不行。
实践早已证明，一个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勤奋程度，决定着他的思想深度，决定着他的施政力度，决定着他的群众威信度。一个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但一个好的领导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人。不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起话来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办起事来眼光短浅，盲目决策，工作推不动，下级不服气，在群众眼里，自然也是“面目可憎”……试想，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又怎么能承担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正因如此，笔者感到，重温邓小平读书趣闻，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告诫。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就要坚持在读书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坚持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录片《邓小平》观后感【第四篇】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决定写一部邓小平传记来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他历时10年，采访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政要，在中国会见了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300多人，查阅引用的中西文献书籍索引即接近百页，用全景视角将历史上最大国家的变革历史勾勒得令读者身临其境。该书英文版《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出版后，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获评《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2011年最佳图书。但它在美国销售的2万多册远不能与中国的畅销相比，因为最关注那段历史的，还是中国人。
在那个纷繁复杂、浓墨重彩的时代，邓小平展现了什么样的特质呢？
1在失去航图的大海上引领前行
1979年3月，当时的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到北京面见邓小平，谈及香港面临的困难。邓小平说：“你如果觉得管理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管理中国试试。”
“文革”中国家陷入混乱，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经济接近破产。最要命的是思想僵化保守的大气候，对于离经叛道的严防死守。今天40岁以下的人，很难理解当时“政治正确”有多么重要。
“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完全不知后果会如何——留学会不会人才流失？合资会不会压制民族工业？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无不经历现实的风险与思想的交锋。而避免党的分裂，才能使党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
一个国家的全部责任是多么沉重！邓小平必须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偏保守干部的抵制；尊重毛泽东的威望，又改变原来的发展思路；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傅高义认为，他不是手持蓝图、主宰变革的“设计师”，他更像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对现实做出反应和思考，用团队和群众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
邓小平对科学于中国复兴的作用持有近乎着魔的信念。他促进与美、日关系的正常化，以得到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安稳环境、资本和技术。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和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了中国社会和组织结构的根本转型。
2务实的态度与坚定的原则
邓小平善用朴素的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机智通俗的说法让人很难反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减弱了意识形态的严肃感，意味着干实事更重要。
傅高义认为，实事求是可能是邓小平的基本哲学。
的确，邓小平无数次将人们从意识形态的争论拉回到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现实问题上来，他的手段是灵活的。他使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既能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又能减少保守力量的抵制；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他给出的理由是需要给返城青年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
像桥牌中注重“时机”（timing）一样，在诸如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建立经济特区等重大问题上，在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前，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用成功的试验来争取多数高级干部的赞成，至少是接受。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他坚定的原则——他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全面向外部世界开放；他坚信只有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加快发展经济，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傅高义以他的独立研究证实：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关键。
3个人风格与魅力：机智、直率、精力旺盛
当美国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以换取最惠国待遇时，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回答：“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1000万？1500万？”
为调整过热的经济，与日本签订的很多协议需要撤消，邓小平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困难局面。
内在的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视他们为解决问题的伙伴。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任，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拥有政治家必备的禀赋：丰富的经验、杰出的判断力、战略规划能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官员。”
他被称为“钢铁公司”：选择领导人时，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而看是否最称职。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友谊，他们只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他从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去过，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捧读至此，不禁想到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曾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工厂、交通和通讯，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而今天，这一切在中国已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