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文范例【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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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文【第一篇】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文【第二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倡导，并被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加以阐释充实，以正确对待本国发展与他国合理关切的问题，寻求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共同发展与社会和谐。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彰显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在引领我们追求民族复兴梦想的同时，也将这么一系列理论问题带进我们的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否具有内在共通？它是否能够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一个探索契机？我们进一步深思，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更好地关注现实社会，并在展现时代性中保持理论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开启的时代性任务
思想要密切关注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文【第三篇】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机遇，也肩负着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同时受到西方话语的打压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迫切需要转变话语权薄弱的不利局面，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对话话语传播困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向世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从软硬件上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话语权 对外传播 话语平台 本土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并将提升国际话语权摆在了内政外交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诉求，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本文将其与国际话语权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之路。
一、当前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时代机遇
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right)，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power)，即说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国际话语权指一国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包含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能力、对国际事件的裁定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回顾历史，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获得西方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构建新时代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1.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均显著增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近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30%，享有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等多个头衔，是唯一拥有525个门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在上天下海的尖端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将更有能力为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随之大幅提升，国际角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主场外交精彩纷呈，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起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国际舞台上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大格局，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调整，各国角力纵横捭阖，多重风险交错堆积，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方面，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说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消长变化，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突出。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关注焦点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1]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通过打造全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根据这一理念，中国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应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明确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核心任务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碰撞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我们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甚至营造负面话语恶意攻击诋毁，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提升新时代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当下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紧迫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通过时代话语得以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首倡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新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出发，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多达百余个重要场合提及并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外交高频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写入《党章》、《宪法》和联合国决议，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并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总的来说，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1.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人们的企盼，习近平着眼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呼吁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不恃强凌弱，出现矛盾分歧要平等协商处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客观上日益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一国绝对安全等做法注定不再行得通。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3.共同繁荣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这把双刃剑也拉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4.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5.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的未来。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根本上看，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和共同价值论，回应了中国强起来后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疑问，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也为人类社会破解旧难题、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华和思想要义，尤其以“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协和万邦”的仁礼之道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理念，正是这些思想精髓启发习近平同志对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魂去构建一种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一新理念也继承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拥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因而是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2.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给出了携手解决疑难杂症的答案，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指出了发展方向。中国理念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引起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乎各国的根本利益，合国际社会现实之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广泛通识性的话语表达诠释世界人民向往，展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诉求并引发全人类共鸣，真正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在利益、责任、情感、话语上的高度融通。3.重大的价值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需要新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往外交理念的简单重复，其“五位一体”内涵本身就体现了新外交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生态观的统一。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不同于旧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同于旧的国际规则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涵盖全人类，不以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为目的，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是全人类最长远福祉、最根本利益的联合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2] ，必将书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面临的话语困境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引领各国人民实现美好蓝图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的质疑、制度间的竞争、自身的局限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深层次的困难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利益的阻碍。如果唯本国利益独尊，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思维，进而损害他国甚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诸如近期的逆全球化现象。2.国家实力的阻碍。如果奉行极端权力政治，就难以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存在强国欺负弱国、削弱国际组织效力等现象。3.意识形态的阻碍。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仍十分尖锐，不同文明碰撞和宗教分歧仍是棘手的难题。4.历史因素的阻碍。历史积累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会导致深层次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化解，使得中东地区等依旧处于不稳定中。
当前我国对外话语传播还存在四个层面的问题。1.话语立场的困境，表现为“说了没人信”。对外话语传播过程会面临“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如果动听的话语与他国受众感知之间存在隔阂，就容易让受众形成“假、大、空”的刻板印象，甚至对话语的原始动机产生误读。2.话语内容的困境，表现为“说了记不住”。一些官方话语概念或宏大或笼统，在内容针对性和指向具体性上不足，且会因领导人更替而变换，普罗大众会觉得繁杂凌乱而难以留下深刻印象。3.话语表达的困境，表现为“说了听不懂”。中西方政治话语存在较大差异，受翻译能力、表达习惯限制，不少中国特色的话语在语言转化和理解过程中失去了本来面貌，不接地气、自说自话必然达不到融通中外的效果。4.话语渠道的困境，表现为“说了传不开”。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话语创建、翻译、传播全流程的协调机制，很多领域专业化的对外交流还不充分，民间外交的声音相对微弱，在传播中国声音过程中新媒体、新技术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3]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从国内层面反思，突出的问题是话语能力偏弱。1.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话语在国际上传播与发展的，仍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媒党报等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其他各类话语主体的优势。2.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议题为西方国家所提议设置，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导致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受压制。即便我们提出了“合作共赢”等体现美好愿景的新倡议，也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和逻辑论述而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4]3.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凭借自身优势，形成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而我国在信息覆盖面、装备技术性、记者活跃度等方面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4.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我国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思维，对于国内所特有的文本、表述风格未能予以有效的话语转换，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也鲜有接受度高的成果，造成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佳，受众不易被吸引反而产生排斥心理。
从国际层面分析，还有各类阻碍制约着普遍认同形成的问题。1.西方国家的排挤与打压。西方国家依靠自身话语霸权输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概念，如“民主和平论”、“三权分立”、“市民社会”等。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视为与西方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将威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他们利用自身的话语优势，在国际社会中大肆散布批评、妖魔化中国的负面话语，宣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中国寻求国际霸权的新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的殖民主义，以此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媒体对中国也不乏恶意揣测和歪曲定位，罔顾事实指责中国“侵犯人权”、“缺乏自由民主”，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威权主义”，同时还对华进行捧杀，将中国夸大成发达国家，提出“中国责任论”意在让中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2.发展中国家的猜疑与质疑。尽管中国多次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但在西方势力的鼓噪下“中国威胁论”依然不绝于耳。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在传统“国强必霸”固化思维影响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不信任，担心中国要改变现状冲击现有地区秩序。即便某些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了红利和机遇的国家，也在“新殖民主义”的渲染下没能坚定对中国的支持，同时担心对华过度依赖会危及自身发展的潜力和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外话语的效果。3.国际话语规则的限制与缺位。当前的国际传播依然呈“西强我弱”的格局，信息传播以西方为中心且高度集中化，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近80%的国际主要传媒，它们发布的新闻资讯影响范围广、国际认同度高。国际话语规则的旁落导致中国经常遭受不公平待遇，表现为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偏低、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不强。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层出不穷，有些看似科学规律的陷阱论其实是被别有用心者包装后抛到国际舆论场上的，其暗含的逻辑还是根本不认可、不看好中国，深层背后隐藏的是国家利益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较量。[5]
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面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依据。国际话语权的效用首先体现在合目的性上，是由各国普遍需求转化成的共同话语通过利益融合获取认同，通过话语主导引领群聚力量发声。而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托举，即支撑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标准传播观点、引领舆论、评判事务的实力资源，以权力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能促进综合国力更高效地转化为国际话语权。[6] 另外，任何国际话语都由民族愿景升华而来，在充满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舞台上，能否异中求同、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依靠的是在国内理念转化为世界通用表达的过程中做好话语转化工作，推动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构建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多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让多数国家都能理解并相信，这两点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三是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这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远景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更是解决方法。[7] 这一全新话语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是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又必将加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度。1.“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国际形势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热点议题，这样的声音符合人类发展特性，必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的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包括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公平合理的新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各国平衡普惠发展，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为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奠定了现实基础。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合作为路径、共赢为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出中国正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积极贡献新思路，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共识、激励各国共创美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
基于我国话语权建构的经验教训和对外发展的现实条件，提升国际话语权应以彰显中国特色、寻求发展共性、引领秩序重塑为基本原则，内外兼修，从国家发展能力、内容供给能力、对外感召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话语传播能力五方面着手，集中表达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和追求世界共赢发展的价值诉求。[8]
(一)持续推动发展，厚植话语根基。国际话语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改变话语权薄弱局面最主要的是靠自身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繁荣与真正的全面强大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软实力上的短板制约了国际影响力的发挥。要做强中国实力，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话语基础的首要前提。
(二)弘扬文化精髓，展现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加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凝聚成话语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才能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进而形成诸如“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
(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需要提高信息开放程度;让外人全面地看，更需要自己生动准确地说，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以故事打动人、说服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好的素材要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反映成就、暗藏道理。既要讲好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也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还要讲好中国与各国百姓之间真诚相处的小故事[9]，这才能吸引西方民众的关注。以“自塑”增强传播效果，修正长期“他塑”形象造成的偏差，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积极形象。
(四)参与国际事务，塑造制度权力。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促使国际传播格局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勇于承担起大国敢做善为的国际责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增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增加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要提高我们的投票权、决策权，学会将影响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极地、空天等新领域要抢抓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制定权，必要时创立类似亚投行这样的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新机构，推动新老国际合作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
(五)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有力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媒介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硬件基础，主要体现为传媒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软硬件能力，包括采集、组编、播发和宣传评论。当今亟待扭转传统媒体时代我国话语传播范围不广、效果不佳的处境，研究国际信息传播规律，以“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为方向不断拓展综合性传媒，充分发挥包括互联网、广播电视、出版物、国际会议等在内的话语平台作用。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特别是要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社等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它们硬件网络建设、信号频道、记者站建设、编导队伍的质量，做好传播受众分析，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播送度，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辐射范围。要积极开拓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寻求联合发声的方式，通过主场外交、首脑外交、智库交流等特色方式，发出自己的倡议，传播自己的话语，把握机会掌握话语主动权。
作者: 何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二期
注释：
[1]吴志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2]吴志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3]袁赛男、李丹青：《新时代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构建：意义、困境与出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
[4]陈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5]周银珍：《国际情怀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6]史姗姗、骆郁廷：《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
[7]王灵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与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8]段光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的逻辑建构》，《实事求是》2018年第4期。
[9]秦龙、肖唤元：《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多维考量》，《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文【第四篇】
我们看世界 世界看中国
————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
此前我一直在关注G20峰会，总想看看到底中国是不是这次峰会的主导!前几天看《环球时报》，上面写道：G20=G2。起初，我还未真正理解这个所谓“等式”的含义，在我对数字的意识里，20永远不可能与2划等号，但恰恰相反，现在的格局就是20=2。要说此次的峰会是20国参加，还不如说是中美两国“协同”其他国家开会。领导给下属开会，还能说是G20吗?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也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之前不论G20还是此前的G8，都是欧美玩弄主宰世界的一种富人玩意。尤其是G8，只代表了世界强权政治中的欧美势力，因此，G8在新兴国家中一直没有强大的支持力。欧美出于两方面利益考虑才推出G20方案，希望此举可以令新兴国家消声，但势估不到G20却令美国主宰世界的地位被动摇。纵观G20，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美国，二是欧盟，三是以中国牵头的“金砖四国”。因为有了“金砖四国”加入，才令世界趋向“一超多强”的局面。
当然，靠这些还不够真正与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考虑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这种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能源问题终究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石油价格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自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对外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美为其世界霸权谋求制度和法律保障、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美国的历届政府都致力于使美世界霸权最大限度地制度化、合法化，建立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
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斗争的主线。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非拉国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洲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是全世界人民的焦点，已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冉冉而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就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被全世界人民给予厚望。
然而，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自我发展阶段，尽管在此次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相对较为成熟，中国所面临的敌对势力任然存在。如何在激流中勇于前行，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会比我们想的更好更远，我们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