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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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第一篇】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第二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倡导，并被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加以阐释充实，以正确对待本国发展与他国合理关切的问题，寻求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共同发展与社会和谐。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彰显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在引领我们追求民族复兴梦想的同时，也将这么一系列理论问题带进我们的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否具有内在共通？它是否能够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一个探索契机？我们进一步深思，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更好地关注现实社会，并在展现时代性中保持理论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开启的时代性任务

思想要密切关注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第三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华文明和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建立新型国际秩序的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对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有积极作用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四、如何有效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第四篇】

摘要：“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马克思的各个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更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一致。在当代，习近平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联系，才会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

一、世界历史理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认为：“每一个相互作用的活动范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展，每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会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彻底消灭，历史也成为了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拓展了世界市场，所以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自然会成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见，第一、世界历史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联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闭状态后，使各个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根本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是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各个国家通过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党提出的一个思想理念，是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重要理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应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更进一步强调“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愿意尽全力促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中国会一直维护和平发展，坚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构建共赢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同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努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因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通过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由此可见，伴随着内涵越来越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體，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关联

（一）构筑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谋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理念的创新，其中构筑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应该成为当今时代所应该践行的新公平观，它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平问题上做出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世界历史图景是在顺应当时的现实下描绘的，他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批判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之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它们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承认资本主义用暴力对劳动者进行强迫，由于劳动者在这种暴力威胁下生活而感到长期困苦不安，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这样的暴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暴力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马克思提出的安全隐患，习近平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并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观念，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规律，比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批判更加深刻。对于野蛮的资本主义，习近平也一直在强调“人类共存之道从来都不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穷兵黩武也不是人类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在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主张提倡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证国家的安全才是生存发展的前提，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习近平通过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来增进信任，所有的这些共同组成了包含广泛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寻求国与国之间共识的重要行动指南。这既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注入中国力量，更表现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理念如出一辙。马克思认为“任何的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华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所以说当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哲学不光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也会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影响。那时，哲学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哲学，”这样的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文明交流方式。习近平认为想要增强交流深度与包容互鉴，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必须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文明交流。而马克思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的思想为习近平继续探寻“构建文明交流的具体路径”带来了方法论意义。

对于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说的：“不同民族的智慧凝聚了不同的文明，文明并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要平等尊重各种文明，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的发展。”他看到了当今多样性的文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任何文明成果都需要被尊重，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低其他文明。在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持有积极学习的态度，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并使人类创造的文明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比于马克思关于哲学的一般世界历史性，习近平的文明交流思想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系统，涉及范围更加宽广，提出了用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交往方式，促进了文明融合，架起了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使人类文明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三）建立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是生态问题。马克思认为想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就必须休戚与共、相互促进。但是，人与自然原本的关系却被资本主义打破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源来自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阻碍了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追求美好环境的建设，它更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积极的扬弃异化劳动，才可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真正解决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因此，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终极关怀的根本路径，就是打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习近平所主张的“绿色发展、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理念是对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见解，也是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认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表明地球上的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一旦崩溃无一国家得以幸免。马克思与习近平共同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体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两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之上，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马克思终极关怀的在当代的诉求。

三、世界历史理论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一）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世界经济真正的走向了一体化，各国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全球性出现问题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夠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各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是各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经济共同体，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二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所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思想理念，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构建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绝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为了打造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思想主张、成立了亚投行，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欢迎他们搭乘中国的经济便车。可见，中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国家。中国在用实际证明中国所倡导的这种全新的全球化，积极的传递“共赢”理念，打造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如今，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独善其身，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在实现自己国家的发展同时一定不要去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积极传播并实践共同利益观，要实现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构建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二）筑牢国家权力观，构建政治共同体

政治发展多极化的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机遇。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效避免发生国际政治冲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构建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共同体重要的是推动政治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增强权力意识，筑牢国家权力观。因此，每个国家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努力做到权责一致、内外兼顾，积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国际法解决国际事务。为各国发展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促进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对打造政治领域的共同体带来了重要意义。

（三）倡导多元文化观，构建文明共同体

现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以下挑战：第一、在外来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应如何既能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第二、各民族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由此，处于多元化和多极化并存的时代潮流之下，当前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实现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鉴，并以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为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习近平对此提出：世界是一个文明百花园，“我们只有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进行汇聚交融，才会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注射强劲的文化动力。

（四）树立生态发展观，构建生态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一方面又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态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每个国家不能仅追求自身发展，还应该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践行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以实现生态社会的良好发展为目标。

总之，建构以合作共赢、互惠共生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还有利于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共同迎接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拿出中国药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4.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5]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5-11-08.

[6]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2003.

[8]习近平.铭记历史，开创未来[N].人民日报，2015-05-08.

[9]习近平.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11-23.

[10]习近平.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