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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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日记1
季羡林:
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华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十五日
以前我老觉到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
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现在常浮现到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不择手段)。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叔父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
我时常想到故乡里的母亲。
(补)早晨的生活同昨天差不多。午饭后访杨丙辰先生,杨先生早已进城了(刚才长之去访他来)。回来后,又忽然想到发奋读德文,并翻译点东西给杨先生去改。第一个想到的是J . Wassermann,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太长。于是又读Hlderlin(阿拉文库☆)的Ein Wort über die Iliad,里面有句话:Jeder hat seine eigene Vortrefflichkeit und dabei seinen eigenen Mangel。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他刚走了,我就读到这一句。我简直有点儿ecstatic了!
杨丙辰攻击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
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
阅报见姚锦新(我们系同班女士,钢琴家)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
晚访王炳文,请他说替找的宿舍能否一定。
忽然想到翻译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Nietzsche的妹妹Elizabeth Frster Nietzsche作的,据说最能了解他的。岷借去十元。
二十六日
昨天同岷源约今日同往图书馆找沈先生托往英国购 William Blake:Songs of Innocence & of Experience(一镑十先令)。今晨往访岷,竟不遇,心中忐忑不安,盖余若决意办某事不达目的心中总是不安的。刚才岷来找我,我们去找了沈先生,大约二月后书就可以到了。到时,经济或发生困难也未可知,反正不要紧,不必管它。(上午九时)
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1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杨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道为的在《鞭策》上登1篇稿子就这样作吗?
刚吃完饭,长之又来找我谈,谈的仍是徐志摩。他说自徐死后,这些纪念文字都没谈徐在文坛的价值。我想这也难怪,因为纪念徐志摩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蓦地一个亲爱的朋友死了,他们在感情上是怎样大的创伤呵!他们的感悼还写不完呢,谈他的价值,是以后的事了。
季羡林日记2
我们过去把季羡林先生奉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俨然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其实,生活中的季羡林先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跟我等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会突然在脑子中产生多和几位漂亮的青年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季老的可爱和可敬之处在于,他不象某些道学家那样,却又想给后人留下故作高尚的名声。季羡林先生在编辑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早年时代的那些青春的冲动,那些想多日日一些青年女孩的念头,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季羡林形象,而不是一具不食人间烟火的僵尸。下文摘自《季羡林经典作品集:红》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六月)十七日
前两天下了点雨,天气好极了。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十八日
看Plato的DialoguesPlato的Dialogues柏拉图的《对话录》。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
一天糊里糊涂地过去,没有多大意思。同长之晚饭后到海淀去,我印了五百稿纸。同访赵德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