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案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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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论文【第一篇】
大学语文论文4000字
大学语文论文4000字
教学程度高低不同的书院,通过某种机制组成联合体,在相互比较中可以看出其等级差异。宋代最典型的例证是见于《宋史·尹谷传》的“潭州三学”,即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学学生月试积分高等而递升,三学为三个层次,此为论者所熟知,不必赘言。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情况在清代也出现过。乾隆年间,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隔江相望,虽同属省会书院,但岳麓在全省招生,城南在全长沙府招生,程度有别。湖南巡抚陈宏谋规定,每年年底“将两书院生童传齐汇考一次,核其有无精进,以定次年去留。城南书院生员中有佳者,送岳麓书院。”(注:清·陈宏谋:《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1585页。)可见,岳麓书院由潭州三学而确立的湖南最高学府的地位,到清代仍然保持未变,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宋代的另一例在今江西,由江东提举袁甫实施,事见其《番江书堂记》,其称:
或问余曰:“子创象山书院于贵溪,兴白鹿书院于庐阜,而又建番江书堂,何也?”余曰“子岂知余尽哉!……两书院盖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责实在余。故凡士愿处象山若白鹿者,名随其行辈与其望实,或畀领袖之职,或在宾讲之选,衿佩咸集,彬彬可观矣。而余之所深虑者,已成之材虽易于振拔,而后来之秀未保其嗣续。况士友之纷至,非按其语言参诸履行,则未可得其为士之实。于是,选通经学古之士,率生徒而课之,余暇日亦数加考察。俟其立也,乃分两书院而肆业焉。此番江书堂之所以建也。”(注:宋·袁甫:《番江书堂记》,《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版,第145-146页。)
非常明显,作为一种预备学校,番江的书堂程度要大大低于“士友所宗之地”的象山、白鹿二书院。按番江书堂在饶州鄱阳县,位于贵溪、庐山两地之间,有达源、止善、存诚、养正四斋,规模不小。可知,袁甫在三地远距离构建书院教育体系,比起潭州三学同城隔江组成的教学体更有创意,此则或可视作今日远程教育之开端。
与以上不同书院间通过某种机制联合组成一个等级差异有别的共同体不同,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地几所不同教学层次的书院共存但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的情形。如福建省会福州,康熙年间由巡抚创建鳌峰书院,雍正十一年(1737)定为省会书院,专课生童。嘉庆二十二年(1817),总督汪志伊等创建圣功书院,专课童生。同治三年(1864),总督左宗棠又建正谊书院,专课举人、贡生。(注:民国《闽侯县志》卷三十三。)又如天津,有辅仁、问津、三取三书院“鼎峙为三”,“皆为生童而设,孝廉不与焉。”至同治十三年(1874),官绅创建会文书院,“专课举人”。(注:光绪《天津府志》卷三十五,马绳武《建立会文书院记》。)童生、生员、举人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群体,各书院程度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书院的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出现由低而高,或由高而低的变化。如苏州府平江书院,创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凡吴、长、元三县童生,邑选十人入院肄业,诸生亦与焉。其后诸生尽入紫阳、正谊两书院,而平江书院专课童生。”(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五。)十分明显,苏州府属的平江书院,由生童并课到专课童生,其地位由高而低,出现了变化。
同一所书院内部也有高低层次的不同。如山西夏县涑水书院,由元至治年间邑令贴木儿不花创建,祀宋儒司马光,有“堂七楹,中设司马文正像,颜曰粹德堂,左延宾,右延师,辟斋五,聚造士之俊选与幼学者分授焉。游息之所,讲肄之堂,庖廪井厩靡不俱备,复入田亩若干,岁入以赡,且以供祀事。”(注:雍正《山西通志》卷三十六。)可见,涑水书院是成人与幼年分班授课。又如清代湖南平江县爽溪书院,为同治七年(1868)邑人李元度创建于李氏家庙之西的家塾,它延请“经师一、蒙师二,以分教子弟,先太高祖后裔皆入焉。”(注:清·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六,《爽溪书院记》。)经师、蒙师所授内容不同,知识深浅有别,不言自明。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程度的学生同处一院而“分授”、“分教”,和有些书院的“分班回讲”一样,是分级分班上课的表征,它是书院在教学方法上的一种创新,比之近代西方学校的分班授课,其依照程度而组织教学的原则相通,所不同的是,对这种教学规律性的认识与实践,书院要比西方学校早几个世纪罢了。
书院教学程度的不同,可以用大学、小学这样的传统方式表述。如元代建康府明道书院,就将自己的生徒明确分成“大学生员”、“小学生员”两类。“大学生员”十四人,又分“治经”、“治赋”两个专业,各七人肄业。其“课试”规定:“三十岁以下者,各各坐斋读书,延请讲书训诲”。“每日照旧例行供讲课。每日课治,治经义者小经冒议,治赋者省诗。午后纳课呈山长,晡后书院会食,课办呈公堂,放学。”“小学生员”无名额记载,其“课试”规定:“每日从小学教谕出题受书训导,每遇三日一次供诗;每日背诵隔日书,授本日书,出本日课题,省诗对句,食后习功课,午后说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学》之书,《通鉴》,出晚对,供晚对。”(注:《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第425页。)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其程度的不同明显而具体。
与明道书院一院同招大学、小学生员肄业不同,明代山东临朐县朐山书院“以小学为教”,所招全是小学生员。朐山乃嘉靖十年(1531)知县褚宝创建,其创建缘由、内部规制及运作情况,详见于当年的山东提学副使所作的《朐山书院记》,其称:
又以储材在学校,而蒙养必先小学,乃仿古社塾遗意,创书院于邑城中,前为养正堂三楹,后为景贤堂五楹,翼以书舍十六楹,环以左右塾八楹。于是选民间之秀彦,立塾师以教之。朝钟暮鼓,聚散惟时,辩方书,正句读,吟诗习礼,考论名物器数,居处慎其(与)长幼,明其(节)勤惰,示其惩劝。令虽日事案牍不暇给。稍间,辄与诸生督课,时校艺,而进之右塾,升之左塾,升之堂。升之堂者,以需进于庠校。于是,邑之士咸观而向化。……嗟乎,今书院之设遍山左,然未闻以小学为教者。(注:嘉靖《临朐县志》卷四。)
这条材料十分典型,不仅可以说明临山书院是小学,它可以与遍设山左的其他大学程度的书院并行特立,而且又以堂塾分成高低程度不同的三级,由右塾而左塾而升于堂,内部实行等级管理,便于激赏以提高生徒的学习积极性。更有甚者,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它又可将升之堂者进于庠校,使小学层次的书院可以回归社会,不致因缺失生存环境而出现无以为继的困难,可谓规划周详。事实上,清代虽行政区变化,临朐县附廓于海州州城,朐山曾一度升格为州级招收生童肄业的大学层次的书院,但到嘉庆七年(1802)知州唐仲冕率一州两邑士民创建石室书院之后,朐山书院又“改为小学,延诸生之勤笃者为童子师,属学官董之。”(注:嘉庆《海州志·书院》。)
和小学层次的`书院再分高下等级一样,大学这一层次的书院也存在着诸多等级差异。前述第一、第二种情况是大学类书院教学与学术水平高低不一的两种表现形式。另一种则是区域性差异。受区域性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各地的文化教育整体水平各不相同。虽同属县级、州级、府级书院,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相比,其教学程度却不能相提并论。兹举陕西略阳县嘉陵书院为例,它位居县城,属县级书院,设山长掌教,有斋长经管院务,设院书、院舍宽敞,经费充足,规制谨严,在全县招数十名生童肄业。但其地接青海,距省城一千余里,属落后地区,其教学要求,仅为熟读六经而已。有关情况,见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为其制订的“成规”第一条《定膏火》,其称:
前以读经书定膏火,读经者给膏火,不读经者不给,期于士皆通经。然亦有勤于用功而读经不能如数者,自宜略为变通。今定膏火五十分,读经膏火三十分,不读经膏火二十分。读经以《易》、《书》、《经》、《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六经为定。六经尤以《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为主。《春秋左传》十二本,《礼记》十本,《周礼精义》六本,诸生童于是三经,能二十日读一本者准膏火。……《易》、《书》、《诗》,每部均限八十日,能读熟者准膏火。然必《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读完再读此三经者方准膏火,但能读此三经者不准。……其不专予读经,或读经不能如数者,生员膏火十分,童生膏火十分。(注:清·贾芳林《嘉陵书院成规五条》,《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9页。)
《周礼》等三经共28本,以20天读熟一本计算,需要560天,《易》、《书》、《诗》三经,以80天读熟一本计算,要240天,六经共计800天才能读完。书院一般每年放假两个月,按照规定的进度,满打演算,每个生童必须在书院肄业三年方能读完六经。这样的教学水平太低,显然是不能和东南地区的县级书院相比的。
总之,书院的教学程度具有多层次,从低到高,各个层次都有。既有大学一级的,也有小学一级的,而且大学、小学又各有高下之别。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历代皆然。到明清时期表现更加突出,尤其是清代,由家庭、乡村、州县、府道、省会乃至联省,书院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完整的等级之塔,自成体系,差不多承担起国家的全部教育任务。(注:清·程廷祚:《与陈东皋论书院书》,《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页。)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满足读书人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并在这种满足中赢得自身的壮大与发展。这正是书院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官私二学相比而特立独行的表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用了“书院非大学”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字眼,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承认有大学这一层次的书院存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书院教育的层次性。书院既有大学一级,也有小学一级,不能只讲大学而不讲小学。在清末,书院教育的层次,被光绪皇帝等一代君臣所洞察,诏令改全国书院为大中小三级学堂,使古代书院通过改制,而与近现代学制血脉相通。
大学语文说明文精选【第二篇】
中国的四书五经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巨作,而且还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知识先人们智慧与思想的结晶,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现在提出的科教兴国,是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所提出的方针,传统文化是否还应该继续完完全全地继承下去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有一次在一家门户网站的帖吧上,看到了1篇点击率相当高的帖子。帖子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名中学生在上语文课时,他的语文老师提到了英国著名小说家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那位老师无情地批判到:‘像哈利波特那类垃圾,是骗小孩子的,根本不适合中学生看,其实同学们应该在课余时间多读一些像《论语》那样的书籍,丰富自己的阅历。’”这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网民们纷纷回帖。有的网民大骂那位语文老师,有的网民对这种观点持赞成的观点。总而言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人分个清楚。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有时另一种情形。
去年,北方一带的小学生们又多了一种新的选择。当地出现了另一种教育模式,似乎再次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老夫子的教育方式----私塾教育。在这种课堂上,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相互似乎很少交流。课堂的中间同样摆放着一幅孔子相,学生的座椅都比普通学校的要大得多,宽得多。私塾教授的课程也比普通学校所教授的不同。课本上大多是文言文,学生们会先把它们背熟了以后,再了解它们的意思。老师们也有“充分”管教学生的理由和权利。学生不听老师的话,老师可以使用“藤条”,现在社会上似乎不怎么流行这个词语,通常用在《教师守则》中被禁止的“体罚”一词来代劳。广大社会人民对其的看法也是各有不同。
中国是否应该再搞所谓另一种运动呢?这我们无从得知。但现在推行的素质教育还未能完全代替应试教育,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人说如果中国继续推行这种教育制度,在三十年之内,必定会超过世界上的强国,但要知道,这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没有独立得过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教育改革,这就只能问问我们国人自己了!
大学语文论文【第三篇】
当前,由于多数人认为职业教育仅是技能教育,导致高职院校过于注重英语以及计算机等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对于大学语文的教学与培养,使得大学语文越来越不受关注。实际上,大学语文教育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职业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着大学语文教育的变革。本文通过分析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的认知误区,以求探讨二者相结合所形成的发展前景。
一、关于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认知误区
(一)大学语文只是一种工具,与职业教育无任何相关
多数人认为大学语文仅是一种锻炼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工具,觉得它仅是对于中学语文知识量的补充,未曾关注到大学语文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所有文明瑰宝,而大学语文教育实际上是教授学生懂得文明的延续历程与真善美的真正含义。可见,大学语文教育所教授的文明与培养的品格无疑都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大学语文是一门人文课程,无法在职业生涯中解决实际问题
多数人过分强调大学语文是一门人文属性相当强的课程,过于强调其理论价值,即便在职业生涯中遇到某些问题,也并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引用大学语文中的某些理论泛泛而谈,使得理论与实际脱离,最终解决方法也仅是纸上谈兵,未能得到实效。长此以往,导致多数人都认为大学语文教育并不能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实际上,使用大学语文所教授的理论去联系具体实际,是能够处理职业生涯中所出现的那些问题的。
(三)大学语文是一门文学课程,对职业生涯不具实际效用
许多人都觉得大学语文是专注于文学的课程,而在真正的职业生涯中很难遇到文学中那些“伤春悲秋”的事情,而且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对文学予以深入研究,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即便是学习了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对于自身职业的发展也并无多大帮助,反而还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甚至还有人认为倒不如将学习大学语文的时间去多记几个英语单词或是多学门技术。但事实上,大学语文并不专注于研究文学,它旨在于通过文学理论,教授给学生为人处事的品格以及自己动手的能力,而这些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大有助力。
(四)职业教育是技能教育,与大学语文教育无作何关系
当前,由于职场上过于关注技能的培养,多数人认为职业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只要自己具备一技之长,就能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但事实上,职业教育并非只是指技能教育,真正的职业教育除了职业技能的培养外,还包括职业素养的培养与职业品格的培养,而素养与品格的培养与大学语文教育是完全分不开的。可见,职业教育与大学语文教育二者是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
二、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发展前景
通过对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二者之间关系认知误区的分析,尽管由于大学语文具备着人文属性,其相较于一般的自然科学或是应用科学,对于职业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但是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大学语文教育,而大学语言教育的革新又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二者相结合不仅具备着重要性而且还具备着必要性。那么,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又具备着怎么样的发展前景呢?
(一)职业至上说在高职院校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随着教育理念由原来的普通教育理念与精英教育理念逐步转变为专业教育理念,大部分高职院校所设置的教学科目开始大都以职业准备为导向,职业至上说在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高职院校的教学开始更多地趋向于职业化。由于工业及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级技术人员,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对于技能的提升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职业教育的步伐开始迈入高职院校的教学之中。由此可见,对于当前的就业市场与职业结构来说,一旦职业教育与大学语文教育相结合,就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真品格、技能水平强的人才。换而言之,职业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能促使大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加以革新,以便既保有其原有魅力,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知识是第一生产力,职位升迁离不开知识基础
新世纪又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而知识经济需要具备知识基础,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既是最最基础的资源,同时又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由于知识在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日益升高,导致经济已逐步从传统的物质投入转变为知识投入,知识开始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如果只是单纯地培养技能而忽视知识的累积,那么将很难在职场中找到立足之地,因此,一旦职业教育与高职院校中的大学语文教育相结合,便能顺应时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使高职院校学生在将来的职场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社会需要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所培养的人才
对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说,如果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教育仍旧困锁在象牙塔之中,那么就会与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脱节,而一个国家想要真正地保有竞争力,那么具备一批高级地知识型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而言,只有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为社会与国家培养更多的专职人才,才能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才能确保中国一直沿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迈进。换而言之,只有国家富强了,经济腾飞了,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开展是为了对一个人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以及职业品格所进行的培养,尽管专业课程可以提升职业能力,但是如果只专注于专业课程而忽略人文课程的学习,那么这样的职业教育势必是不成功的,所以要想对一个人的职业素养与职业品格加以培养,那么大学语文教育的学习就是必不可少的。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为了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只有将大学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二者相结合,才能给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级技术人才。
大学语文长恨歌教案【第四篇】
大学语文长恨歌教案
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当时长安妓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
教学目的:
1、让学生学会正确理解《长恨歌》的主题。
2、让学生获得一种学术眼光,对众说纷纭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
内容概要:
1、《长恨歌》主题何以成为一种千余年来的学术争论。
2、关于其主题,主要有哪些学说。
3、今天我们应用何种方法来判定《长恨歌》的主题。
4、出现双重主题——讽喻与同情的深层原因。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课不在于给学生介绍千余年来的学术争论,重在让学生掌握一种尺度,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去评判这些争论。
教学手段:
讨论与讲授相结合。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长恨歌》这一长诗进行了串讲与品读,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它的内容。课后,我给大家布置了作业,你认为这一课的主题是什么?现在请几个同学发言。(学生答,时间2分钟)
二、老师介绍专有术语。
“主题”一词源于德国,最初是一个音乐术语,指乐曲中最具特征并处于优越地位的那一段旋律——主旋律。它表现一个完整的音乐思想,是乐曲的核心。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用于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日本将这个概念译为“主题”,我国从日本翻译它时就借用了过来。我国古代对主题的称呼是“意”、“主意”、“立意”、“旨”、“主旨”、“主脑”等。主题是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以及对材料的处理、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它既包含所反映的现实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客观意义,又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理解和评价。
三、讲解主题何以成为争论的焦点。
原因之一是白居易的态度是矛盾的。陈鸿的《长恨歌传》说“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于误国,应知从前之谬戾矣”。“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一段确以讽喻为中心,也是“讽喻说”立论的根据。
白居易曾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写道:“1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风情”就是缠绵悱恻的恋情,这里指帝妃间缱绻浪漫的痴情、真情。
原因之二是当时及后世的作者坚信他们的判断。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说法。
综而言之,有以下诸说:
“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
“风情说”, “以咏李隆基杨玉环爱情为主,充满伤感情调的‘风情’诗”;
“双重主题说”,认为该诗的主题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自伤身世说,论者从白居易的个人情感经历和创作心理的角度,认为该诗与白居易早年和少女湘灵的爱情悲剧有关。
四、如何正确地把握主题:
关键是方法的采用,这关系着你得出的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能否站得住脚。我们经常说,正确的方法才能达成正确的认识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主题的'理解,我提出了三个尺度:一个尺度是不要全看作者怎么说,而应主要看作品怎么写和写了什么。作者说的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全部。道理在两方面:一是言不尽意,这是庄子这一派人说的。二是语言有一种隐蔽功能。所以说,我们探析作品主题,不是回到作者,而是探析作品所呈现出的意义和内涵。西方的哲学阐释说就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探析作者原意,一是读者从作品中读出了什么。事实上,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第一种路子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作品。以贵妃之死为界,它很明显地可以分两个部分。
前以讽喻为主:如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后部分作者的感情又明显发生了变化: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幽幽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第二个尺度就要看相对历史,文学作品作了哪些处理,这样的处理也是作者匠心所在,最能见作者立意。
历史:玄宗“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白居易: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历史:玄宗被囚
《长恨歌》:派临邛道士“上天入地求之遍”
第三个尺度就是将同类作品进行比较,看看它们的同中之异。
白朴:《梧桐雨》批判了李隆基的荒淫误国
洪升:《长生殿》“占了情场,废了朝纲”,又加入人仙情未了情节,最后二人同登仙界。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应为双重主题: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五、出现双重主题的深层原因:
一是作者将爱情放在政治的背景下描写,造成了角色的错位,角色的错位造成了悲剧。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独具慧眼,在红楼梦的第二回,他通过贾雨村的口对天下人物进行了点评,其中,他将唐明皇与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放在一类。这一类人的特征有两个,一是身上有艺术气质,二是为爱不顾一切。爱情本身没有错,专一的爱情更是值得歌颂,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必须要斩断私情。所以有艺术家气质的唐明皇最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所以,李商隐也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二是作者自身的体验。文学创作是一种表现出强烈主观性、独创性的客体主体化过程。这也就是说,作家从选取题材开始,就以自己的体验、经验/为过滤器,筛选着与内心情感合拍的最能打动他自己的情事。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的情感世界、心理定势怎样呢?倘若能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也就能窥测《长恨歌》的主题走向。
从现存诗歌推断,大约19岁时,白居易与15岁的湘灵姑娘产生了爱意。贞元十六年(800)以后,白居易与湘灵的恋情陷于苦痛境地。白居易曾为此写下多首饱含热的诗,倾诉内心的苦闷。如《生离别》一诗:“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蘖苦甘如蜜。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野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诗中酸梅苦蘖对爱恋感受的变调性衬托,恰切地展现了白居易酸甜参半、苦乐交加的痛苦心境。再如贞元二十年(804)所写的《潜别离》一诗:“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低回的痛楚与无奈的悲哀,直可摧肝折肺。
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元和三年(808),时年已37岁的白居易才与同僚杨虞卿的堂妹结了婚。应该说,这一长诗有自已的自伤身世有关并非空穴来风。
六: 总结。
本诗有显主题与隐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