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评论论文范例（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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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第一篇】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

(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象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

(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

(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涨”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

(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

(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

(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

(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高潮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西方滞涨危机后长波理论复兴的影响，学术界基于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对长期经济波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文献，我国学术界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主要形成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最革命的因素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阶段性适应和动态调整。这些研究构成了我国1980年代长波理论的主流模式，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1982年张蕴岭发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全面分析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以及与1873年和1929年危机的共同特点，认为长期经济波动有规律性，这种经济运动形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果”。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生转折性危机并随之陷入缓慢增长的原因在于：

(1)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积累深化的结果；

(2)科学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影响；

(3)经济结构畸形需要调整［11］。

张荐华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长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有限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随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慢性萧条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构成长周期的物质技术基础。”［12］1984年查汝强发表《试论产业革命》的文章，界定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涵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产业革命为重点，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三次产业革命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变，并提出以此建立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设想［13］。1988年赵涛出版《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框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专著，该书采用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统计资料证明了长波周期的存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经济长波起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周期”的观点［14］，是我国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重要尝试。除了上述研究外，我国学术界还作了其它探讨。例如，沈华嵩在《论长期波动》一文中，批评了曼德尔用外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原因以及新熊彼特学派用技术革命解释长波的观点，认为康德拉基耶夫所主张但并未展开的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解释方法是可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提出用傅里埃级数作为联接长周期以及其它周期运行的机制，并通过叠加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长度的周期波动［15］。金岩石以投资需求的变动作为解决长期波动的关键，试图构建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平均利润率波动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用受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变动所制约的一定再生产结构的最高增长率所要求的积累结构来解释长波运行机制［16］。

1980年代之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特别是随着西方资产著作阶级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1年孟捷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发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等文章，对长波理论做了新的探索：

(1)区分了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和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之间的不同。认为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新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生命循环”的解释模式缺乏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因此，长波应当被“把握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

(2)探讨产品创新如何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作为解释长波的内生机制。肯定了新熊彼特学派用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的理论贡献，对曼德尔用外生因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并考证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得出产品创新的必要性［17］115～130。

(3)探讨了结合新熊彼特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构建新的长波理论的可能性。新熊彼特派和曼德尔的长波的理论共同点都强调了利润率对长波的作用，并认为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但是新熊彼特学派缺乏基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理论则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因素，因此，新的长波理论可以考虑在一个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的理论基础上，将新熊彼特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相结合［18］。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孟捷进一步提出吸收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制度分析方法构建新综合理论的可能性，认为新熊彼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范式有互补性，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理论，构建新综合的长波理论范式可能性方向是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考虑制度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意义［7］。

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从具体问题出发做了大量研究。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一文中分析了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周期性长期扩张的性质，并指出：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和SSA学派分别强调了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变量和制度变量，三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将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那么上述三个变量均与投资率的变化直接相关，“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某种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19］许建康在《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派生矛盾，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基本框架以及具体变化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一卷第7篇、二卷第3篇、三卷第3篇，三者分别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实现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分别对应于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应由此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长期波动的原因［20］。李民琪、朱安东在《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中计算了1855年“核心世界”利润率长波的变动并分析了我国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高积累率、低利润率的原因，证明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1］。

三、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创新的基础性作用，并走向一个以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协同演化为视角的研究框架；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坚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分析逻辑，并由SSA学派发展出一套制度分析框架；我国学者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研究范式，尽管能够涵盖这两种分析逻辑，但是基本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中介性变量和中间机制的具体研究。我们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探索经济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技术革命对利润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微观层面);

(2)缺乏对于导致利润率突然高涨的各种原因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内生发生的研究；

(3)对于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的研究不充分；

(4)没有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发展思想吸收进去。因此，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应当充分吸收新熊彼特派、SSA学派以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和观点。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阶段论和循环论。长波不应当理解为一种重复波，而应当理解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长期趋势。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使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反对将长波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论，这种论调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看作50年左右的单调重复，并期望寻找一种共同遵守的原因和机制，缺乏一种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列宁及传统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阶段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对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趋势不断加强、矛盾不断加深的正确判断，长波理论不可缺少这一视角的分析。

2.关于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对于长波现象进行单一指标的确认和单一因素的解释，是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应当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伴随这一长期趋势的各种经济变量表现为总体的、综合的变动，这并不排除有众多逆趋势的反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在塑造着基本趋势。因此，多指标和多因素的分析比单指标和单因素论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2］478这句话道出了我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质。长波显示的不是单一现象和微观时间的趋势，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涨落，以及资本主义向着更高阶段过渡的必然性。因此，它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多因素联合的结果，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各种因素的作用是平行的、等量的，在分析具体波动阶段时，应当区分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

3.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来解释长期经济波动。这种观点发端于康德拉基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他否认长波“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并拒绝为“一种长期波动的适当理论奠定基础”［23］20。外因论则常用偶然的、单因素的、超经济的事件来解释长期波动的原因，在长波理论的早期研究中，黄金生产、战争、货币、食物和原材料等都作为长期波动的原因和解释。曼德尔的“非对称”观点，则主张收缩性长波用资本主义内在机制解释，而扩张性长波用外因来解释。我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矛盾以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解释长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而不是走向崩溃)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一个广泛的负反馈机制，战争、新市场的开拓、国家干预等都是这一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系统中起着抑制离心力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趋向瓦解的倾向进行反作用，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

4.关于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在长波理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熊彼特派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而SSA学派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我们认为，我国学者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作用的分析框架是统合这两种分析倾向的更好的分析范式。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技术革命将在一定时间框架内推动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态的制度变迁，制度或迟或早必然会对技术做适应性调整。马克思曾经多次对这种关系做过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4］567～568，575～576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2］82，83技术变革取决于人类科学探索实践、已经取得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及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是SSA学派对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将资本主义长期经济波动仅仅用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解释，未免过于简单。相比较来说，熊彼特派如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试图用技术、经济、社会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社会经济对技术的吸收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辩证机制的理解则更具借鉴意义。

5.关于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熊彼特派的长波理论经过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走向了依据演化经济学方法的综合范式。他们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共同之处在于：

(1)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问题，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

经济评论【第二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降到1980年的，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甚至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经济评论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资产评估行业；经济发展；作用

1资产评估行业为国企和非国企的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国企和非国企进行改革，使资产评估企业可以对企业内部的资产进行有效的评估和价值见证，这样可以为企业的改革提供有效依据。我国的国企改革是发展的必经之路，而非国企改革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愈加踊跃，所以资产评估行业在国企和非国企的改革时，可以通过对企业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使企业内部可以获得对自身价值的正确认定，从而为自身改革的方向确立有效目标。通过专业的资产鉴定部门，对企业资产的合理认定，可以使企业的资产，避免了被贬值或者被高估的现象。另外资产鉴定部门，通过对企业自身资产的有效评估时，在征得企业的同意下，可以将企业自身的资产评估报告公布于社会，在社会当中是人们更加了解到这个企业的影响力，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另外，有效地保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另外，在企业产权交易当中，资产评估机构可以通过与人员的有效联系，使企业的产权交易能够合理顺畅的运行，保证资产在转接时不被损失，从而保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

2资产评估行业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资本市场当中，企业以自身利益为目的进行投资和收购活动时，都需要对收购目标以及投资目标的资产评估进行有效了解，所以资产评估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在交易进行前或者交易发生时，可以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对资本进行有效评估，从而使收购者或者出售者能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资本市场当中，资产评估机构可以通过对资产的评定在交易过程当中成为重要的定价依据。另外，资产评估也可以作为一种中介机构，在交易时可以将双方的交易成本互相降低，从而使交易效率有效提高。在资产评估时，可以通过多种计量方法确定资产价值减少了资产价值的流失。资产评估在资本市场的交易当中，可以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

3资产评估行业可以促进金融机构改革以及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防范

金融机构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将资产评估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在资产评估完成后，金融体制可以通过对资产评估报告这些有效分析，从而确定自身的资产价值，从而决定以后的改革方向。另外，通过对资产的准确计量，是金融机构有效明白自身的内在价值以及市场占位，从而使金融机构的改革机制能够更好迎合市场的发展需要。另外，在资产评估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定价参考依据，对金融的不良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处置，在处置金融不良资产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资产评估可以在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投资时有重要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因为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从而资产评估可以通过对市场的分析以及对当前进入行业内在实力的分析，使行业更加明确自身的投资目标，降低了投资的风险性。

4资产评估行业对内外资交流和互融活动的展开提供有力支持

当今企业的发展需要与世界接轨，许多中国企业在外国建立，外国企业也逐渐在中国扎根生长。所以在经济交流的过程当中，会通过对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以及商标方面等进行评估，这样通过合理的，科学的计量时，投资人员以及企业人员，更好地明确自身企业的产品价值，从而使在中外经济交流过程当中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与外国的交流。资产评估行业通过对企业自身内部资产的评估，使企业能够明确自身的投资方向，在与外国企业进行交流时，明确自身的经济发展位置，从而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5资产评估行业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资产评估行业可以通过对市场资产的有效分析，来保证市场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在市场经济中当中，交易要尽可能的做到公平公正性，所以不管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是企业与人之间都要通过标准的资产评估，来进一步明确企业内部的资产价值，通过专业化的分析，使得企业在交易过程当中，双方都能明确自身的市场价值，从而使投资方理性投资意识，来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通过资产评估行业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可以有效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资产评估行业一定会在市场经济领域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6结束语

我国的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资产评估行业也在迎来一个新的机遇，资产评估的业务领域从原来的国有改革等也逐渐转为当今的对外投资。所以要使资产评估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市场交易方中产权的维护，另外，通过对企业资产的认定，保护企业的资产，是企业能够明确自身的市场目标，从而确立发展方向，改变制度。未来的资产评估行业一定能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天林。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监管的新环境与新实践[J].中国资产评估，2019(01):26-28.

经济评论【第四篇】

1山东省蓝色经济各指标竞争力指数的分析与评估

1．1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域的蓝色经济资源在我国沿海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海洋主要资源的种类权重值以及各种蓝色经济资源的丰度权值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的高低。在蓝色经济资源中，我们可以分为传统一般性资源、传统战略性资源和新兴产业资源。传统一般性资源，如海洋渔场资源、海洋盐场资源和滨海砂矿资源；传统战略性资源，如海洋能源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港口资源、海洋港址资源和滨海工业资源；新兴产业资源，如滨海旅游资源。从目前的数据资料的收集统计分析来看，山东省在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盐业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港口资源和港址资源以及海洋风能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海洋矿产资源种类多，但是丰度低；海洋油气资源虽不如广东、河北，但是资源也比较丰富，山东滨海工业资源较辽宁、上海、浙江和广东比较薄弱。因此，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在传统一般性资源和新兴资源的权重指数比较高，而在海洋战略型资源的权重指数比较低。可以总结为，山东省的蓝色经济资源权值较高，在蓝色经济资源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1．2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本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本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在蓝色经济领域的投资能力，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山东省经济总产值权重值和可以投资总产值权重值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经济总产值指标是指地区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可投资总产值指标是指地区沿海地区人均产值（上海、天津以整个市来计算）。从目前收集的统计数据资料分析来看，山东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较高，仅次于广东、浙江和上海。但是山东沿海地区人口绝对数量多，因此山东沿海地区人均产值的比较优势不是很明显。所以山东省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权重值较高，而可投资总产值权重值低于上海、广东、浙江以及天津。因此，山东省蓝色经济发展的资本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

1．3山东省蓝色经济科技教育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海洋科技教育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领域的海洋科技和科技人才培育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地区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的权重值、科技人才队伍素质权重值、计量时间内科技成果权重值这四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山东省是有名的海洋科研大省，全国的海洋科研院所和海洋科研人才超过40％都集中在山东沿海地区，其中以青岛地区最为集中。每年的海洋科研成果也都集中在山东沿海地区，因此，山东省在地区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权重值、科技人才队伍素质权重值、计量时间内科技成果权重值这四大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山东省海洋经科技教育有其绝对的竞争优势。

1．4山东省蓝色经济市场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市场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的蓝色经济产业产品在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蓝色经济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蓝色经济产业的销售利润率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蓝色经济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般通过地区的蓝色经济总产值来表示，从近几年的海洋统计年鉴资料反应，山东地区蓝色经济总产值位居第四位，因此其市场占有率权重值处于中略偏上，但是在海洋的总产值中，渔业和盐业占了绝对地位，而渔业、盐业产品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的产品，所以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产品销售利润率的权重值中偏低，总体来说，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1．5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规模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值规模和资产规模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在产值规模上，从近两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显示来看，山东省海洋产值处于第四位，属于中偏上，但山东的蓝色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渔业、盐业等传统的一般型蓝色经济资源的开发，这些产业较海洋油气、海洋工程、海洋造船业、海洋采矿业以及海洋运输业的投入较小，而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和广东等地区由于具有传统的优势，并且近几年在这些领域的加大投入，而山东沿海缺乏传统的海洋工业资源优势，并且近些年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够，所以山东省的资产规模权重值出于中偏下。总的说来，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平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

1．6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经济效益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销售利润率、资源利润率、从业者劳动生产率三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从山东省海洋经产业情况可以看出，山东省的海洋产业主要集中在低利润的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所以其销售利润率权重值处于中偏下；资源利用率笔者取海洋总产值与资源总值的比值来表示，从近几年海洋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山东省蓝色经济总产值位居第四，处于中偏上，而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丰富，其资源竞争权重值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山东的资源利润率处于中偏下；山东省蓝色经济产值处于中偏上，但山东的海洋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蓝色经济的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也很大，所以山东省从业者劳动生产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总的说来，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平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

1．7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的增长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值增长率的平均权重值。通过近几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山东省年增长率权重值处于中偏低的水平，其产值已从以前的第一位降到了第四位，其权重值的水平正好验证了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的实际增长情况。另外，利用地均产值区位商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值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情况。笔者采用地均产值区位商（WH）大于1和小于1，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WC）大于1和小于1等4个指标，构成一个2×2阶矩阵，以此分别对海岸带经济或蓝色经济发展状态进行了二元分类，从中将海岸带经济和蓝色经济各划分为持续增长型、稳步增长型、潜在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4种增长类型。这4种增长类型的标志和特征位：持续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大于1；WC大于1，地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均大于平均值，处于强劲的发展势态。稳步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大于1；WC小于1，地均产值大于平均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小于平均值，增长相对减缓。潜在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小于1；WC大于1，地均产值小于平均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大于平均值，这种增长类型虽然地均产值相对低下，但增长速度甚高，具有较大的发展后劲。缓慢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小于1；WC小于1，地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均小于平均值，处于缓慢增长势态。以此衡量标准，我国沿海省市的海岸带经济和蓝色经济的发展类型见表1。从表1中不难发现，山东海岸带经济地均产值区位商和海岸带经济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均小于1，属于缓慢增长型；从蓝色经济的增长状态类型来看，山东虽然地均产值区位商大于1，但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小于1，属于稳定增长型，这与我们的蓝色经济基础和结构现状非常的吻合；山东省蓝色经济增长率权重值水平偏低。山东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不足已成为事实。

1．8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创新能力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业研究与开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R＆D）经费支出、产业R＆D人员投入、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效率和高新产业销售额比重四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从统计资料研究分析表明，山东省产业R＆D经费支出权重值和产业R＆D人员投入权重值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新技术产业转化效率权重值和高新产业销售额比重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综合这四大指标，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权重值处于中偏高的水平。本指标的计算由于统计资料局限性，还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层次的研究。

1．9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洋经济产业层次结构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技术、知识型产业占蓝色经济总值的比重平均权重值。技术、知识型产业主要指海洋油气、海洋工程与造船业、海洋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药业以及滨海旅游业。表2是山东省与广东省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从表2中不难发现，山东与广东相比，山东的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权重值偏低，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严重不足，是严重影响山东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而也影响了山东省蓝色经济的综合竞争力。1．10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能力在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协作企业数量与规模、超大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比值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长期以来以渔、盐产业为主导，传统上缺少如海洋工程与造船企业的大型海洋工业企业的资源优势。因此，其海洋产业的企业数量多，但规模不大，而且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能力弱，所以山东省蓝色经济企业数量权重值高，而海洋企业的规模权重值和超大型海洋产业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比值的权重值低，综合分析，山东省海洋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权重值处于中偏低的水平。

经济评论【第五篇】

本文作者：宁岗工作单位：西北大学审计处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违纪违规情况评价指标⑴部门违纪违规情况评价①财务收支真实性财务收支真实性主要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反映的财务收支数据与审计组实施审计后认定的数据进行比较来确认。评价可分为真实、基本真实、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务收支状况三个层次：①凡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证、表数据与审计认定的数据相符或差错在2%以内的，认定其会计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财务收支状况；②凡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证、表数据与审计认定的数据基本相符（差错在2%-5%之间）的，认定其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财务收支状况；③凡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表反映的数据与审计认定的数据有较大差距（差错在5%以上）的，应认定其会计资料不能真实地反映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财务收支状况。②财务收支合法性财务收支合法性主要根据审计组实施审计后是否发现被审计领导干部个人及其任期内本单位存在财务收支违规违纪事实来确认。这是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的又一项重要指标。评价可分为符合、基本符合、违反、严重违反财经法规四个等级：①凡在财务收支方面未发现违规违纪事实的，可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②凡在财务收支方面有违规违纪事实的，但数额较小(相对资金总量在2%以内)，情节轻微的，可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但对违规违纪事实要披露；③凡财务收支方面有违规违纪事实的，相对资金总量在2%—5%之间，情节较轻的，应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有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④凡财务收支方面有违规违纪事实的，并相对资金总量在5%以上，或金额虽然不大，但存在私设“小金库”、“账外账”问题，有重大违纪案件的，应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有严重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⑵个人违纪违法情况评价一般采用定性指标，主要审计其是否存在以下违纪违法行为：①用公款报销个人开支。②存在贪污、挪用、私分和长期无偿占用公款、公物。③行贿、受贿或借基建和大宗物资采购之机捞取好处费。8.职工满意度评价职工满意率=问卷满意份数÷审计调查问卷总数×100%该指标用于评价部门教职工对领导任职期间工作的满意情况，是考核其“为人为本”管理理念的一项重要指标。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评价

要做好经济责任的审计评价，还必须设计评价方法。经济责任的审计评价可采用综合评价法（即结合定性及定量指标进行评价的方法）。综合评价按百分制进行考核，根据评价内容分项确定分数，依据审计结果确定得分，按照得分多少来区别：优秀（90分以上）、良好（80—89分）、基本称职（60—79分）、不称职（60分以下）四个档次进行综合评价。如果经审计发现被审计领导干部在财务收支中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不论得分多少均评价为不称职。在此假定初始总分为100分，分值分布如下：1.资产状况初始值为10分⑴资产保管不善、未有效使用的，扣1—5分。⑵资产购置、处理不合规的，扣1—3分。2.预算状况初始值为10分预算编制脱离实际的，扣1—3分。3.自筹经费状况初始值为10分⑴自筹经费不合法不合规的，扣1—8分。⑵自筹经费全部用于人员支出、未考虑部门发展的，扣1—3分。⑶自筹经费能够兼顾学校、部门、职工利益的，加1一2分。4.内部控制制度状况初始值为15分⑴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的，扣1—5分。⑵内部控制制度未有效执行的，扣1—8分。⑶激励机制不合法、不合规，职工满意度低的，扣1—3分。5.任期内费用控制状况初始值为15分⑴人员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扣1—3分。⑵招待费用支出不合规性，扣1—3分。6.违纪违规状况初始值为30分⑴部门违纪违规①存在专项资金挪用及乱收费情况，扣1—10分。②存在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情况，扣5—10分。③存在虚假开支情况，扣1—10分。⑵个人违纪违法①用公款报销个人开支，扣1—10分。②存在贪污、挪用、私分和长期无偿占用公款、公物，扣1—10分。③行贿、受贿或借基建和大宗物资采购之机捞取好处费，扣1—10分。7.职工满意度评价状况初始值为10分，职工满意率未达到80%，扣1—5分。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减评价指标、确定各分项分值，重新调整分值分布。例如，例如增加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科研经费管理的评价等。8.如果该领导任期内签订有经济责任目标时，增加部门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评价，初始值为10分，经济责任目标未完成的，扣1—10分。9.如果涉该领导任期内该部门有科研任务，增加任期内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评价，初始值为10分，科研经费管理不善，扣1—5分。总之，审计人员既要认真理解和领会国家的各项相关行政法规以及干部政策，又要熟悉技术性法规，才能公正地进行审计评价，完成审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