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论文【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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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论文【第一篇】

“为政尚武、武人专政”的“重武轻文”时期至

“既重文事、又重武备”的“文武兼备”时期，军事武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大约在五帝时期，我国原始社会进入了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阶段，私有制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原始社会逐渐解体，社会的政治、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推动着教育的变革，使存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原始教育，逐渐从“母体”中分化出来，出现了萌芽形态的学校［2］。公元前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3］，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了社会的统治者，奴隶主阶级为了将本阶级的年青人培养成为社会的统治者，需要进行特殊的教育训练，教育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便是这种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奴隶主既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又需要不断的进行征伐、战争，军队起到绝对的作用，因此，夏朝时期呈现“为政尚武”“武人专政”的社会特征。为了满足奴隶主的需要，夏朝的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贵族子弟成为能射善战的武士，征伐、战争中用到的“军事武艺”成为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商朝沿袭了夏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增加了“思想政治”“礼乐”等内容，但军事教育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验证了“古代之士，皆武士”的社会结构［3］。奴隶主们为了检验学校教学的效果，时常进行军事武艺比赛及演习。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弓箭是战场的主要武器。《周易》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非常重视射箭，希望贵族子弟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所以，西周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练兵习武，特别是射箭的习练。为了提高贵族子弟的射箭水平，周天子定期在辟雍举行祭祀大典，除了演习祭祀礼仪外，主要是进行射箭比赛，为国家选拔武士，大学生也必须参加，学生如射法不中程式，要得到相应的惩罚［3］。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制度，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学在官府”，呈现“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特征［4］。西周教育的主要标志是六艺教育，体现出西周时期既重视文事，又重武备的教育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的特点，诸子在教育人、培养人的方法上不同，但在学校体育教育与实践中的“文武兼备、文武兼能、文武俱行”等思想倾向则较为一致。礼中的射礼，乐中的武舞，再加上剑术、御术等，都是儒士健身习武的娱乐活动项目。根据《论语•宪问》记载：武士必有文备，儒士应有武备，这样“亦可以为成人矣”［4］。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中，射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孔子家语》引《乡射》曰：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反映孔子带领弟子参加射箭比赛的热烈场面［4］。墨子在教学中，也同样重视“射”的教育，据说，墨子弟子300余人，都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和能赴汤蹈火的武士［5］。3代时期，代表公有制的奴隶主控制生产资料，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力争培养本阶级子弟成为能争善战的武士，实行“学在官府、重武轻文”的教育方针。当代表私有制的地主阶级兴起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学术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校除了教授军事武艺，文化教育也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呈现“文武兼备”的学校教育思想。

“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思想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形成，学校武艺教育遭遇冷落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6］。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下令“严禁私学”，收缴天下兵器，民间禁武，并采取烧书的手段。在“焚书”的第二年，又进行了更为残暴的“坑儒”事件［4］，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百家争鸣”的的社会风气也从此结束。秦王朝建立不久，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建立了汉朝。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教育方面与秦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允许开办私学，废除“挟书律”等措施，这个时期致使诸子百家之学开始复苏。但此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军事武艺也不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据《左传•襄公九年》中记载：“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勤礼，小人尽力”［7］。这些记载阐述了君子与小人的贵贱之分及劳心与劳力的高下之分，先秦时期“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怀南子•汜论训》中说：“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故而文人儒士极力倡导“去武行文，废力尚德”［7］，在儒家学士的大力提倡“去武、废力”的思想下，三代时期的“尚武、崇武的教育思想发生改变，学校体育教育中军事武艺的成分遭受冷落。据《礼记•王制》记载，“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之语［7］。可见当时儒家学士把技击、强力之事贬低到何种地步。到了东汉时期，社会中”重文轻武“思想越演越重，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的学校教学中虽然也包含了“射、御”的内容，但教育内容中关于军事武技的成分明显减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长期处于分裂与战乱的时代，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总的趋势是官学时兴时废，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依靠私学、家学。魏晋时期受各种思潮的冲击日渐衰落，东汉时期传入国内的佛学，汇合儒、道的玄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虽然在相关的文献中能够找到关于学校“礼射”的记载，但当时儒生的习射已非“兵射”，活动量小，健身价值不大。以致北周出现“自文武之途分，而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的说法［5］。秦王朝建立，为了使自身的统治长久不衰，采取“焚书坑儒”、“民间禁武”的策略，严重影响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虽然到了东汉时期允许兴办私学，重视文备，但文人儒士极力倡导“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了南北朝“重文轻武”越演越烈，学校的军事武艺遭受到冷落。

设“武举”、办“武学”，古代学校武术教育走向复兴，但“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社会环境

没有改变到了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教策略，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干，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文教策略，形成经学和专科性学校并存，官学与私学同在，唐朝设科举、武举，共同构建了隋唐时期的教育体系。在“文武分途”环境下，虽然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仍能发现关于学校学习“礼射”的记载，但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仍然存在。其实，经过南北朝时期多年的战争，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清楚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十分重视武备的发展。唐太宗明确指出，“士兵唯习弓马”是其正业［3］。在周长安2年(702)，唐为了选拔武备人才，设立武举制度，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尚武地位。武举所考内容分为3类：第1类为射术与枪术；第2类是测试力量和体力；第3类测试身体和语言。测试项目为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翘关、负重、体貌和言语［3］，考核内容多数与武备相关，这些举措进一步提高了尚武的社会风气，对促进我国古代的武术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到了宋朝时期，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策略，“兴文教、抑武事，文武分离，重文轻武”，致使文官地位骤然提升，武官地位迅速下降。随着割据势力的平息，读书士子得到重用，重文轻武方针更加明显，宋太祖选拔许多文官代替了武官，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8］。但经过60多年的和平时期之后，外地来犯，而边疆将领却不懂兵法阵战，缕缕败北。到宋朝天圣七年(1029年)“又置武举”，到了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设立武学，成立了专门“习武”的学校［7］，提高了习武的地位。但由于武学教育中存在许多弊端，出现“众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职”的情况。高宗赵构发现问题后，告诫大臣说：“文武一道也，今太学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7］。故兵部重新为武学设置了新制，从此武学形成制度，逐步完善，武学的学生定期参加武艺考试与比赛，将学生的成绩进行等级划分，学习武艺成为了另一种教育模式。虽然宋代后期重视武备的发展，但是在长达300多年的统治期间，一直采取“以文制武”的国策，抑制武将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设置武学和武举，大力培养军事武备人才，对后世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没有设置武举，但是元时期的官学与私学较多的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比较注重骑射的训练。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反对文武分离，追究文武全才，拒绝设置武举与武学。基于政治的需要实施了武官世袭制，为了防止武官素质的下降，因此对武官及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同时，明初规定，世官子弟仅仅是具有做官的一种资质，必须通过比试，合格者方可任职。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武官世袭子弟的素质，又拉拢了武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后来，这种世袭的官职成了皇帝的赏赐物而流于形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武举再次被提上日程。到明弘十七年(1504)，“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提高了武举人的地位。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阵营、地雷、火药、战车等，三场试兵法、天文、地理等内容［7］。明朝在武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建卫儒学、后建京卫武学，京卫武学的教学内容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军事理论和武艺，但由于受到“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很多武官子弟改修习经书，引起了当朝人士的注意。最后在隆庆五年(1571年)于密云、遵化、永平三镇设立了新式武学，强调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的训练，以韬略、武艺、胆力和杂技(阴阳星历、火攻水战、阵图等)与军事有关的为主要教学内容，培养了一大批武官人才［7］。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明朝重视武备的思想，清政府成立当年就下令举行武举，为国家招纳军事人才，在考试的内容方面呈现出“重外场、轻内场”的特点，纯以武艺取人。在武术教学方面，清朝没有像明朝那样成立专门从事武艺教育的学校，采用在官办学校中设武学教习，教授学生武备内容。在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的官方所办学校都特别重视武艺教育。由于清政府提倡文武兼备，习武者附读于各级儒学，学习骑射、《武经七书》、《百将传》等内容，每三年，省学政对武学生进行考试，成绩列一、二等者可参加武乡试［7］。虽然清政府很重视军事武艺的发展，培养优秀的武备人才，但是由于中国的闭关自守，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已经落后的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最终，在光绪27年(1901)武举停考，清政府的官学也逐渐改为新式学堂，兵操课取代了骑射课。国家在南北朝时期，经过多年战乱后，新的统治者意识到军事武艺的重要性。一方面重视“武学“的发展(唐建武举，宋、明设武学)，为国家选拔武备人才，同时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策略，抑制武备人才的社会地位，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仍然“重文轻武”。到了清朝时期，虽然清政府更重视武艺的教育，特别是针对贵族子弟的军事武艺培养，但因为时展的变化，最终难改停止武艺教育的下场。

“军国民教育”与“国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近代学校武术教育成为培养学生“尚武精神”的手段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屈辱抗争的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逐渐从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性国家转变为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国家。由于中国的封建落后，在第2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迫使有志之士去寻找挽救民族危难的方法。洋务思潮由此开始，林则徐提出要“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9］。这些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体制等发展落后的中国，洋务思潮直接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军事学堂引进了体育课，使中国产生了最初的体育概念。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思想，使中国重视体育的发展，但我国民族固有之武术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这个时期没有发现关于学校武术的相关记载。洋务运动认识到需要提高中国“制度”现代化，而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倡导者意识到“人”的现代化更为重要，提出时代教育的特点应该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9］。梁启超猛烈抨击中国教育“重文轻武”的现状，极力宣扬中国古代的“武士道”精神，主张“尚武”以救国［10］。资产阶级维新派将“西洋兵式体操”引入学校教育，希望通过体操课强体魄、实精神，进行“武士道”精神的培养。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学校体育得到快速发展，但因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维新资产阶级虽有“尚武”之思想，但却希望通过西方的“兵式体操”来培养国人体魄与精神，所以，此时的学校体育课程主要以西方“兵式体操”为主。至于传统武术，本应该是学校体育教学的极好内容，但当时却遭到歧视与排斥。因此，在这个时期内，虽学校的教育宗旨存“尚武”思想，但学校教学内容并不见武术踪影。辛亥革命胜利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里程碑。由此，在军国民教育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及国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对近代体育发展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求证，学校武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许多学校增设了武术(国术)教学内容。所谓军国民主义，就是“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思想，这种思想发展于清末，民国初期形成了高潮。所以，辛亥革命后，军国民思想继续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同时，在20世纪初，国粹文化思潮兴起，一些爱国之士力求通过一场“古学复兴”运动，以再塑中华。体育界的典型代表是马良和蒋维乔。这两种思潮对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1911年《教育杂志》上，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为最佳之运动［10］。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必读》中指出：中国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绝无希望［9］。时任陆军第九协统的马良创编了《中华新武术》，认为中国新武术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学校开设了武术课，聘请拳师，教授武艺，武术在学校得到推行。武术进入学校的趋势已经逐步成熟，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主张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正式课程内容［9］。1915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委托北京教育会代表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认为中国武术进入近代学校课堂的条件已经成熟［11］。教育部采纳了该议案中的建议，同年，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9］。武术从此正式成为体育课的内容，各地师范学校相续开设武术教学内容。时至1924年，由北京体育研究社针对全国四十所大、中学校的武术活动调研可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占%［12］;而到1940年后，由于社会动荡，抗日战争的爆发，学校武术教育在此期间受到严重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调：体育的发展需要广泛地选用民间原有的体育形式，1952年武术被正式列为体育推广项目［11］，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而得到继承与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政权刚刚稳定，百废待兴，学校武术教育在1949—1966年发展缓慢［13］。紧接着“”的发生，使学校武术教育遭遇严重地破坏，直到1977年体育院校恢复招生以后，学校武术教育才逐渐恢复，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3］。从1987年至2001年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进行了多次地修改与完善［14］，使学校武术教育内容不断丰富，但目前学校武术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

2古近代学校武术的变革给予目前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启示

不管在“重武轻文”的奴隶社会，还是在“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封建社会，以及武术作为“强种保国”重要手段的近代社会，学校武术的兴衰与当时国家的需求、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社会“重武轻文”时，武术成为学校的核心课程，社会“重文轻武”时，学校武术的发展受到明显的阻碍。当经过多年的混战之后，统治者意识到“只有文教，不重武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上策，但同时也担心，社会武备过盛，容易动摇自身的统治地位，进而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策路。到了近代社会，西方列强入侵，西学东渐，国家置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武术又变为“强种保国”的重要手段，在近代学校教育中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因素，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很不尽人意。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出现“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上武术课”的怪现象［15］。基于此，国内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思路，针对学校武术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淡化套路、突出技击、强调应用”的新思路［16－18］，使武术的教学内容、方法等不断的完善，增加了学校武术的魅力。但时至今日，学校武术发展的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改善，逐渐沦为学校体育的边缘项目，新一轮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以史为鉴，分析古近代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学校武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要。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当前的国家、社会需要学校武术做什么，需要学校武术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武术的哪些价值与功能，这些因素往往是决定学校武术发展兴衰的关键。

我国学生体质持续下降，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提高学生素质、强健学生体魄的能力

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学生体质调查，结果是中小学生耐力素质、柔韧、速度和力量素质等出现20a的连续下降(除个别年龄段外)［19］，给我国青少年体质提出了严重的警示。早在2008年5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釆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这个问题刻不容缓［19］。党的十八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20］。凸显国家对我国学生体质下降的高度关注，所以，学校武术的教育改革必须突出武术强健身心的价值。武术内容丰富，技术体系庞大，在武术进学校的推进过程中，必须进行教育化选择与改造。从强健体魄的落脚点出发，提炼武术的核心技能，针对目前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进行合理改革。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柔韧是反映身体素质的基本指标，在选择武术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能否提高青少年这5个方面的身体素质，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身体的功能。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青少年的体质状况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大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学校武术只有立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求，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体魄的价值，才能提高学校武术的竞争力。强健身体是任何体育项目的特性，任何一个运动项目都有健身的价值，但不同的项目健身效果不一样，即使同一个运动项目，选择不同的锻炼内容、不同的练习方式，健身的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武术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价值众所周知，但练习不同的武术内容，提高学生体质的效果绝非相同。在新一轮武术教育改革中，必须选择合适的武术教育内容，凸显武术教育的健身价值，其是学校武术发展的根基，是学校武术发展的立脚点。

国家亟需加强学生道德礼仪规范，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培养学生礼仪道德的能力

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中，中国传统礼仪规范离我们渐行渐远，与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不相符。多年来，学校、家长一直以学生成绩为主要关注点，淡漠了学生的礼仪道德培养，致使中小学生礼仪教育出现严重的缺失［21、22］。虽然该问题引起了国家及学校的高度重视，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2月颁布)［23］，《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于2011年初颁布)，并对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的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23］。学校也尝试着开设礼仪教育、道德教育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应试的教学方法进行理论灌输，学生缺少实践操作的机会［21］，学生根本不能把礼仪道德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与习惯。而武术强调“拳以德立、以德服人”，具有重视习武者的道德礼仪的传统，是培养青少年礼仪道德规范的有效载体。只是在目前的武术教育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武术教育在提高学生道德礼仪方面的作用。因此，此次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应该重视学校武术教育的健身价值，更应该重视学校武术道德礼仪培养的作用。加强学生的道德礼仪教育应该从武术教育的多方面渗透。1)制定相应道德礼仪规范进行引导。学校武术教育中，一个“抱拳礼”是不能全面体现出习武者重道德、懂规矩的特征。需要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吸收更多的营养，从中小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出发，重新制定武术教育的礼仪规范(包括抱拳礼)。例如，武术教学、训练、竞赛的礼仪规范，甚至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要求，包括着装、举止、言谈等规范都可以列入武术礼仪规范教育之中。2)营造良好的武术道德礼仪规范教育氛围。学生阶段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而且并不稳定，具有很强的“附和性”和“从众性”，所以环境对学生礼仪规范的教育起到重要的作用［24］。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学校的橱窗、板报、广播加大武术重道德礼仪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武术道德礼仪教育氛围，对学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影响。3)编写学校武术教育的礼仪规范范本。通过编写的武术道德礼仪教育要求，明确习武道德、礼仪行为，使学生的礼仪规范与教学、训练等武术活动挂钩，引导学校、教师及运动员对武术道德礼仪规范教育的重视，形成引导与监督并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效应；4)加强学校武术教育师资及相关工作者的礼仪道德修养。因为，武术教师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对学生起到模范、榜样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道德礼仪习惯的内化。

国家提出“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厚重的民族文化，但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作为提高国际影响力及体现综合国力的文化建设明显滞后，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化长期处在闲置、浪费的状态［25］，同时，其它国家(美国、韩国等)的文化的强势传播，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25］，曾经的文化强国在逐渐的衰落。所以，国家加快了文化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七大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民族精神建设［26］;十八大又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18］，当下是我国加强文化建设的时代，是“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6－27］，国家需要汉字、武术、中国画、京剧、中医、中国美食等有效载体来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让优秀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重放光彩。从古至今，武术伴随着我国时代的变革而发展，深受我国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是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所以，在“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凸显“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功能。据我国人口第6次数据普查，中国5～19岁的人口具有2亿多［28］，他们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推动了学校武术文化教育，就等于推动了学校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培养。虽然学生学习武术技术本身就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但武术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远没有凸显，武术技术更应该是传播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武术进校园过程中，从教材的创编、师资的培养、教学内容的选择等等方面都必须渗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在教学、训练、竞赛、校园活动等过程中传播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能。

3结语

教育改革论文【第二篇】

文化教育是富国强民的第一要务，要提高思想文化教育，须把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不断创新，去粗取精，在实践中强化，才能让体育教育改革符合教育文化大方向的需求。从个人方向上来说，体育教学的改革对教师有重要意义，这可以大大督促教师群体不断提升自我教学水平，提升自己在施教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于学生个人而言更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教学能完善学生的诸多个人必要素质，如篮球教学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有关体育竞技和篮球竞技的相关理论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更可以提升应对体育训练和其他社会实践的组织能力。这些能力和经验不仅在校园生活中对青少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今后步入社会，面对纷杂多样事件的处理上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立足于整体还是分散至个体，体育教学的改革都将是必然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重大意义。

二、以篮球教学为例分析体育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体育教学近年来存在着固定的几类问题，下面以篮球教学为例一一例举。

1.篮球教学的模式传统、内容老旧。

所谓模式的传统，即指传统的篮球教学大都由老师于课堂上先亲自展示给学生所要教授的动作，学生随即进行模仿和练习。这种模式下，学生通过模仿、锻炼、巩固来达到掌握的目的，然而，这也许可以使学生机械的记住运动项目的动作，但并不能把篮球课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也自然而然不会用心去对待。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不自主不愉悦的学习态度相对应的只能是应付了事的学习结果，放羊式教学，无形中增加了篮球教育的枯燥性，使学生误解与拒绝该领域的学习。

2.篮球教师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前文提到我国的体育教育无分工制，这导致了部分篮球教师并非专业出身，他们本身不精通篮球领域的教学技能，这使得在传授篮球知识时对于运动的要领掌握可能存在缺陷，教师工作能力低下导致学生的不信任或错学。在国外，大多的篮球课程配设专业篮球教员，他们大多出身专业学校，受过篮球的专业训练，深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了解每个阶段学员该采取的学习步骤，有针对性的、感同身受的教学办法不仅拉近了学院与教员的距离，更是让学员在学习的每个步骤都能轻松愉快。

3.篮球学习软、硬件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师资上，经济发达地区的篮球教练多有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师数量的缺少，体育类学习的机会便寥寥可数，这种无教师的自由性学习类似于体活，无法发展篮球教育事业。同样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篮球教学的教育硬件更为稀少：设施破旧老化无翻修，使用时危险系数极高；篮球场地简陋，如用土路面作为训练场地，无法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发挥潜力、培养兴趣。国家的资金补助没有完全合理的分至篮球体育教学的维护事业，这些都使得即使有人才、有兴趣、也没有舞台可供学生提升。

三、以篮球教学为例浅析体育教学改革优化的对策

1.篮球教学更新模式、丰富内容。

篮球运动属竞技类，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所以篮球教学最好的测评手段就是比赛，在比赛中，学员能够领会篮球运动深层次的含义，互相学习以提升篮球的技术。同时，老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讲述一些篮球运动的技巧，更应该穿插关于篮球运动的理念和战术思想，改变篮球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比如：可在室内体育课上播放NBA比赛，在观看时讲述值得学习的部分，寓教于乐；采用现今比较流行的游戏教学提升学员对篮球的兴趣；更可以通过MMCAI课件、MOOCS课程的使用，寻找优质课程资源，推进篮球教学改革。

2.提高工作者工作水平。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只有教员自身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推进好篮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以，作为教育系统来说（如学校）应进一步支持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加实践机会，确保教师教学思想和专业知识紧跟教育学前沿，提升综合素质，确保教学质量。工作中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为首，满足学生需求，关注其个性的发展，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3.增加体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部门与院校有意识的完善体育教学教辅硬件，安置尽可能多的器具供学生使用，达到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完整的个人训练。

四、结语

教育改革论文【第三篇】

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其希望都寄于教育，而教育的振兴，又有待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仍在于农村。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64％，部分边远省区农村人口甚至占总人口的80％左右。所以说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在全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大力加快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党和政府高瞻远瞩充分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发展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从而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这一地位，使各项改革得以不断深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心、支持下，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普六”、“普九”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均有所提高。“两基”工作稳步推进，青壮年文盲率大幅度下降，基本扫除了青壮年丈盲。农村职、成教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初步建立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并开始按新体制运行，这必将促进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开创出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更新局面。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第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影响教育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

主观方面：素质教育的高要求与教育改革滞后，教师数量不足，尤其是专职教师严重缺乏，素质不适应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教育思想落后，教育观念陈腐，教育方法老化，教学手段单一，教材内容过时，这一切都亟待更新。师资力量亟待加强和合理配置，教师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否则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就将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难以落到实处。譬如，有的学校终年不闻歌声，即便偶尔听到一点点歌声，也是“南腔北调”难以为听，究其原因是该校根本就没有音乐专职教师，而其它教师又都是所谓的“专科”教师，对音乐简直是一窍不通。而有的学校却没有专职体育教师，其它教师也不懂体育，固此就连广播操也不会做，即便硬安排一位老师来教，那动作也是今人不敢恭维，老师的示范动作尚且做不规范，又怎能希望学生做得规范呢？诸如此类，由于教师的素质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而严重影响教育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

客观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山区、半山区范围较广，学校较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边远山区，经济、文化滞后，严重制约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现行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制度，与素质教育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

素质教育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我们的教育方针也已明确指出，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然而现行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制度，却不够健全，不尽合理，致使当今农村教育出现了一些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了教育改革和发展。因此，可以说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制度的改革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之所在，是整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瓶颈”，而这一制度的改革又是举步艰难的。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大统考，再到水平测试，以及现在对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每进必考”或“每晋必考”，似乎人们都无法摆脱“考试”的束缚，难以离开“考试”这一“法宝”。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考学生，但归根结底实质上是考“老师”，尽管如今的水平测试比起过去的大统考有了一定的改进，评价方法也由过去的单看平均分，发展到现在的从“三率”(优秀率、合格率、差生率)综合考查，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因为现在考核评价一个老师的业绩仍然还是看你所教的学生的年终考试成绩。其它的东西，诸如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学生的个体差异、地区差异、个人成长进步情况等等都被置之度外。即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只注重分数，不注重教学方法，只要考得高分便是好老师、好方法。随着竞争机制的引进，学生的考分不仅决定学生的命运，更主要的是决定教师的奖惩，甚至决定教师的命运，这样过去的“一张试卷定终身”，便演化为现在的学生的“分数”决定教师的命运过去曾流传“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于是乎，素质教育喊得振天动地，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把教育方针写在墙上，挂在嘴上，落在地上，大家围绕考试指挥棒转，你考什么，我就主教什么。上面三令五申给学生减负。为了应付“考试”老师却拼命给学生加重作业负担，有的学生就连不睡觉也无法完成作业，老师仍然采用时间加汗水，“牺牲休息时间”给学生补课，千方百计到处搜集资料，大搞题海战术和填鸭式教学，把学生当作“两脚书柜”、“知识的容器”、“考试的工具”。

严重摧残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人指责老师不应该这样做，老师却哀叹道：“我也不想这样做，只是迫于无奈而已，因为人家要我的命，我不这样做又该怎么办呢？”更有甚者，是由封建社会的“科场舞弊”演变为当今花样繁多的考试作弊“竞赛”，以及想方设法排斥后进生等等。

总之，在大喊素质教育之时，应试教育却不断升温，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真不敢相信仿佛5O年代“放卫星”似的学生成绩，更不敢相信那成绩册上精确到百分位的一个个数据，居然会有那么大的神通，竟然能区分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各有所长的教师的优劣来。由此可见，现行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制度亟待改革。

既然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势在必行，那么怎样进一步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呢？

第一，务必坚持教育创新、与时俱进，切实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狠抓教育教学科研，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丰富和更新教学手段，更新教材内容，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不断加强农村教育的师资力量，加大城镇新录用教师到农村支教工作的力度，鼓励高、中级人才下乡支教。积极搞好现有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狠抓教师的继续教育、学历教育和培训工作，使在职教师培训制度化、法制化，确保教师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和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第二、务必大力搞好农村经济丈化建设，切实改善育人环境，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必备的前提，要深化“投入体制改革，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投入，建立并逐步完善，基础教育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夯实教育发展基础，切实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实现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教育改革论文【第四篇】

旨在交流农村教育实践探索的经验，推介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中国教育学会、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教育厅、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共同举办的“全国农村教育发展与管理研讨会”于2008年4月27～28日在西安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农村教育发展与管理的认识与实践，包括在行政管理、学校管理、教师管理、教学管理以及思想品德管理上的探索和思考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小学校长等500余人与会。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西安市蓝田县教育局局长田征汇报了“素质教育梯次发展管理评价”的经验。

一、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中之重

“三农”的出路在于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和培养新农民，而农村教育与此息息相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致开幕词时强调：农村教育与我国其他各类教育一样，关键是普及与提高。要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必须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当前我国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从数量的发展转向质量的提高。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虽然已经普及，但仍然处于低水平。目前，在一些农村学校，有些国家规定的课程还不能开齐。这需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水平。同时，农村学校应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素质。当然，农村学校推进素质教育需要结合农村的实际。

顾会长还指出：现在农村教育有一种趋同现象，一切都按照城市教育的做法，片面追求升学率。这就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使一些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分类指导，结合农村和学生的实际，因材施教。推进素质教育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校发展不平衡。由于评价制度的单一，不论条件和环境差异有多大，都要向优质学校看齐，这就造成了学校之间的无序竞争，对一些条件差的学校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改革评价制度，实行发展性评价。也就是说，评价要看原来的基础，只要有发展就是成绩，就值得肯定。

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大头，历来是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无论是学校数、教师数，还是学生数，80％都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农村地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姜沛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农村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就不可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衡量我国教育的质量，评估我们的教育工作，归根到底要看我们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本质的问题是要缩小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差距。我们关注教育公平，关注民生，最终要落实到保证每一个孩子特别是农村的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姜沛民司长在高度评价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成就的同时，明确地指出农村教育依然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义务教育由基本普及走向全面普及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新一轮的发展目标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第一，要在人人有学上之后，让每一所学校都变成合格学校，让每一个孩子都受到完整的义务教育。就我国义务教育整体而言，要转到注重内涵和质量上来。第二，一定要把农村教育的改革作为今后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当前，课程改革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村中小学如何适应课程改革的理念和做法。今后课程改革的重点、教育工作的重心要放在农村。第三，要下大力气加强农村学校管理。围绕质量管理，要建立一个以县为主的质量管理工作机制；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的设计，把已有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的建设；把素质教育和教育质量的有关要求细化到每一项工作当中，细化到每一所学校、每一节课堂教学当中，让教育管理精细化；在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反映农村教育的要求，在实施过程当中要关注农村的特点，具有农村教育的特色；要建立以合格率、完成率以及综合素质评价为主要指标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现阶段，应动员全社会进行农村教育的第二次创业，让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都受到合格的教育、完整的教育。

二、关注教育公平，注重内涵发展

关注教育公平、注重学校内涵发展当前急需从学校管理改革人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小蔓关注农村教育发展的公平问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与农村学校管理实践探索》的报告，介绍了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与经费投入体制改革变迁的历史线索和本世纪以来农村教育的重大政策及宏观形势，以及世界性关注全民教育质量的大趋势。她认为：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一是要注重农村学校管理——体制、制度和文化建设。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变以后，不少地区出现了新的创造，如由中心校管理、组建学区制管理、学校间组织共同体(伙伴校)管理等管理形式。二是要着眼当前、预测未来，特别要以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思路，提倡和鼓励城乡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互动和协作。三是要抓住课改契机，以三维目标统整课程功能的转换，以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体现地域及农村学校教育的特色，以综合实践课程、研究性学习等促进德育与创造力教育。

朱小蔓同时还指出：教育评价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而实施素质教育又多为内质性评价，就更为复杂。总体上说，要重视评价的全员性、过程性、发展性、情境性、内隐性等具有教育独特性质的特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师资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学校，教育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方式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三、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战略选择

布局调整是我国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基于对近年来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数的变动及其对学校布局影响的调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的研究与思考》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他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村富余劳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以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农村学龄人口锐减，导致农村出现了许多“空壳学校”和“麻雀学校”，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效益优先与人文优先的关系。这着重需要解决政府效益与农民效益背离的关系问题，做到尊重民意，分类指导，人文优先，注重效益。二是城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学校布局之间的关系。三是人口数量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国外有研究表明：为调整布局关闭一些学校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影响更大。四是机会保障与质量提高的关系。学校布局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上的学校布点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机会应该是一种方便的机会，成本过高的机会将影响人们受教育的意愿；要着力推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四、梯次发展管理评价：促进学生可能可为可发展

西安市蓝田县教育局领导面对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差异较大、非均衡发展的现状，深切地认识到：实现教育事业发展的途径在于实施素质教育，在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让每所学校、每个师生都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大发展，有效的办法是实施梯次发展管理评价。

“梯次发展管理评价”旨在以科学发展的视野审视教育管理评价，以科学规范的教育管理评价推进素质教育，以科学发展的理念评判教育质量，以优异的教育质量满足社会需求，以科学发展的作为构建和谐教育，以和谐适切的教育催生人的发展。“梯次发展管理评价”的价值追求是：“让每个人可能、可为、可发展”“点燃每个人的发展激情”“让每个人都奋发有为”“让每个人体验发展的快乐”“让管理评价对象实现原有基础上的提高、提高基础上的发展、发展基础上的超越”“让每个人实现各得其所的适宜的发展”。“梯次发展管理评价”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三维管理评价”机制和“梯次循进”的四环操作模式。“三维管理评价”具体包括纵向管理评价、横向管理评价和目标向管理评价：纵向管理评价指将管理评价对象置于原本发展基础之上实施管理和评价，讲求“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解决“是否提高”的问题；横向管理评价指将管理评价对象置于较大范围相同层次之中实施管理和评价，讲求“提高基础上的发展”，解决“是否发展”的问题；目标向管理评价指将管理评价对象置于时展要求之中设定发展性指导目标实施管理和评价，讲求“发展基础上的超越”，解决“是否超越”的问题。“梯次循进”的4个环节具体是：评基、定标、施管、论质。“评基”就是依据管理评价对象的各种差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全面、客观、准确地认定每一个人的发展基点。“定标”就是依据管理评价对象的现实发展基础，尊重差异，从差异出发，组建发展基础相近的合作竞争类别，分层逐类确定每一个人的“可能”“可为”“可发展”的目标。“施管”就是围绕教育管理评价策略和目标，通过全面系统的规范化要求和符合实际的科学可行的方法，实施能动有效的过程管理。“论质”就是运用三维立体管理评价方式，对管理评价对象在全面发展、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不断提高和完善的情况做客观、公正、全面、综合的终结评判论定，纵向与其自身过去相比较，横向与类似对象相比较，目标向与既定发展性指导目标相比较。

“梯次发展管理评价”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全县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全面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