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学的论文3篇

【路引】由阿拉题库网美丽的网友为您整理分享的“关于语言学的论文3篇”文档资料，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范文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语言学理论毕业论文1

一、语言习惯因素

语言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信息传播的基础，而长期以某种文化为引导，慢慢形成特定的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语言表达的时候，对于自己不同意的事情，会以直接或者不直接的方式进行意见的阐释，但是无论多么委婉，但是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反对意见表述出来。而日本人在遇到自己不是很同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以含糊的方式去表达，比如可能你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在中日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总是以怯生生的方式去表达，这不仅仅与日本人学习精神有关，还与日本语言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

二、中日语言文化之间的对比

1、汉语的文化特点

汉语的字形结构与表意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汉语都能够以这样的特点去满足信息交流的需求，因此可以成为现阶段唯一存留的表意文字。汉语中的象形字能够以近似图画的方式来展现，有着比较强的视觉感，无论出于何种语境，都可以很好的表达字意，偏旁部首的存在就集中体现了汉语象形字的魅力。古时候养蚕兴起的产业，都与丝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纺织，绘绣，绳等汉字都与原始的产业存在着关联性，甚至在很多字形分析的过程中。因此，在阅读很多古典作品的时候，如果对于语言背后的典故不是很了解，往往难以真正的去理解其含义。汉语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复杂的变格和形态变化，不会受到形态成分的影响。一般只要词汇语义搭配合适，就可以进行遣词造句。功能，内容，韵律，意会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就可以传递出语言的神韵，在意的是神似。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我国悠久文化对于语言造成的直接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将汉语界定为文化代码，其积淀着深厚的人文意识。

2、日语的文化特点

日本使用表意文字汉字的同时，还没有放弃使用表音文字的使用，这样的混杂使用状态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少见的。要想深刻的理解日语的文化特点，首先要从日本文字的渊源来看，汉字最早是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传入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汉字的不断传播，日本的很多文化作品都是以表音汉字为基础而创作的。随着后期假名的出现，使得汉字的草书慢慢融入到日本语言中去，并且慢慢形成了表意汉字、假名组合使用的语言表述状态，也由此一直延续下去。其次，从汉语对于日语词汇影响的角度来看，日本语言词汇分为和语，汉语，外来语和混合语四种。以汉语为例，是从中国直接引入的，或者在汉语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创造出来的词汇，其也成为日本语言文化的重要内容。最后，从日本人对于语言的界定来看，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将汉语视为外来语，而是将从欧美语言引入的词汇界定岗位外来语，在这样良好的语言基础上，汉语的语音，词性改造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此使得汉语成为日本语言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因此使得日语学习变得更加困难。据统计，要想理解日常会话的内容，法语需要掌握5000个词汇，而日语需要掌握22000个词汇。另外一方面，日本语言还存在文体多样性的特点，并且将其划分为敬体和简体两种，两者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用语差异。从这些角度去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行为习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结束语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其根因在于民族思想，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将民族特殊性考虑进去，从语言发展历史去探析，并且积极实现与类似语言之间的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中更好的去理清中日语言文化差异，从而更好的引导实际的语言理论研究工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差异网为大家带来的3篇《关于语言学的论文》，能够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是差异网的价值所在。

关于语言学的论文2

浅析语言学的发展与趋势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 ,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

（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

（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

（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

（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

（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

（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

（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

（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

（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差异网差异网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

（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语言学的论文范文：《功能语言学视阀下的法官语言》3

系统功能语言学代表人物Halliday(1994)认为，情态是实现语言人际意义的重要语法范畴，它是介于“肯定”意义和“否定”意义之间的中间区域，表达说话者对所述命题或提议的估量和不确定性。根据说话者所交换的命题信息和提议的不同，情态又可分为情态化和意态化，前者包括概率和频率，表达说话者从可能性或经常性角度对所述命题信息的可靠性所作的判断，又称为认知型情态；后者包括义务和意愿，表达说话者对交换最终成功的自信程度，在命令句中涉及受话者执行命令的责任程度，在提供句中表达说话者不同程度的义务或倾向，因此又被称为道义型情态(Thompson，1996:67)。Halliday(1994)认为英语的情态系统不仅具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些不同的情态表达还具有高、中、低三种不同的量值。不同类型、不同量值的情态表达反映了说话者对所述命题或提议不同程度的介入，表达了说话者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因而在说话者构建身份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情态系统的论述，从情态的类型、主客观取向、三级量值三个方面对法官话语中的情态表达进行考察，探讨法官是如何通过对情态系统的选择构建身份的。

（一）情态表达类型与法官身份构建

情态表达的手段和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隐喻式的、非隐喻式的，也有认知型的、道义型的。“不同方式和类型的情态表达在语篇中呈现的数量或质量的突出是理解语篇人际意义的关键”（陈其功、辛春雷，2005:8）。因此，考察法官话语中对情态表达类型的选择，对于理解法官身份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对12起案例法官话语中情态类型的选择情况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具体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法官话语中情态类型的选择呈现以下特点:1.从情态表达的总体使用情况看，法官话语中的情态表达较少。在长达几千字的法官话语中，12起案例中出现的情态表达最多的也仅有22处。2.情态表达手段比较单一。无论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法官多选用非隐喻式的情态表达，即通过情态动词（或能愿动词）实现的典型情态表达方式，较少使用语气评论语、情态附加语、褒贬词等其他隐喻式的情态表达。3.在情态类型的选择上，多选用道义型情态表达，即表示责任、意愿的“可以”“应”“应该”“必须”等情态动词。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诸多研究表明，说话者的语言选择与交际目的和动机紧密联系。法官话语情态类型的选择特点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法官身份的构建过程。

首先，法官话语中较少使用情态表达是法官主动构建其作为庭审中立的“裁判者”的身份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情态表达了说话者个人的观点、态度和评价，因而属于句子的主观态度部分，是“语言中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特征比较突出的一个功能范畴”（彭利贞，2007:2）。法官是司法公正的象征，要保持司法公正必然意味着在法庭审判中保持中立。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龙宗智，2001:36），即在语言表述上不流露个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态度。在法庭审判中，法官较少使用带个人观点和态度的情态表达，正是法官主动构建其作为庭审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的选择需要。同时，从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法官所使用的几处情态表达，其分布还比较集中，多出现在法庭准备阶段，法官代表合议庭宣布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庭纪律时，即法官通过使用情态表达对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定或约束诉讼双方的行为，而在法庭审判的其他阶段，法官几乎很少使用情态表达发表个人的观点或表明自己的态度。法官话语中的情态分布特点再次表明了法官构建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的语言选择需要。

其次，法官话语中的情态表达形式单一以及缺乏变化是法官话语平实、庄重的体现。正是这种平实庄重的语言风格构建了法官在庭审中的中立和权威，从而构建了法官中立的“裁判者”身份。法庭审判是一项极其严肃的社会活动，法官在法庭审判中的语言必须平实庄重才能显示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法官的语言表达过于生动、形象、富于变化，则很难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庭审气氛，也就很难树立法官公正中立的司法形象。因此，在法庭审判中，法官很少使用语气评论语、情态附加语以及带感情色彩的褒贬词等隐喻式情态来表达立场和态度。这些富有人际意义的隐喻式情态表达体现了说话者明显的主观立场和感情色彩。法庭审判以查明案件事实和确定法律适用为主旨，重在达意，不在传情，法官语言表达的平实庄重也是法官主动构建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的语言选择结果。

最后，法官在情态表达的类型上多用道义型情态而少用认知型情态，也表明了法官有意识地构建其作为庭审中立的“裁判者”的权威身份。“认知型情态比道义型情态具有更强的主观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张楚楚，2009:11）。因此，在法庭审判中法官较少选用带有明显主观性的认知型情态，而选用表达责任、义务的道义型情态来体现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从而体现法官在庭审中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从另一方面看，认知型情态是说话者对命题可靠性所作的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介于“肯定”和“否定”之间，表达了说话者对命题判断的不确定性和缺少承诺。认知型情态的使用削弱了陈述的力量，是说话人没有把握的标志（李战子，2002）。同时又由于认知型情态所具有的多声性(Bakhtin，1981)，使得语言表达也充满了一定的商讨性和不确定性。法官是司法机构的化身，法官的语言代表的是整个司法制度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如果法官语言中过多使用带有不确定标志的认知型情态，则会使其语言表达显得不那么果断，使法官失去在庭审中的权威性，不利于法官构建庭审中的权威身份。与认知型情态相比，道义型情态表达了受话者的责任或义务或者说话者的意愿和倾向。在法庭审判中，法官主要通过使用道义型情态来表达受话者的责任或义务，常用的道义型情态动词有“应”“应当“可以”等。法官通过使用这些情态表达构建了其作为司法制度化身的权威身份。例如:(1)法官:经核对，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均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0条、42条、123条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张某某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苗某某组成合议庭，由苗某某主审本案，张某某担任庭审记录。鉴于原被告不在现场，权利义务就不再宣读，当事人可以在休庭后自行查阅。(2)法官:那么，被告人，罗某某，你当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遵守的法庭纪律听清楚了吗？从以上例子中我们看出，法官使用的道义型情态表达多出现在法官宣布相关法律规范的语境中。在宣布相关法律规范的时候，法官是立法制度的代言者，表达了立法者的意愿和态度，同时也赋予了听话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法律规范是立法语言的主要内容，主要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构成。其中，假定要素指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处理要素是对法律规范要求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的合法标准，制裁要素是违反法律规范所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王洁，1997:79）。在以上例子中，法官通过使用道义型情态词“可以”“应当”实现了法律规范处理要素的语言形式，对当事人的合法行为给予允许和肯定，或者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一定的规定或约束，从而构建了法官在庭审中“裁判者”的权威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和其他案例相比，案例（3)中较多地使用了隐喻式情态表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语料中包含了当庭的宣判结果，而其他几起案例均没有当庭宣判，因而在其他几起案例的语料统计过程中并没有把宣判的结果统计进去。我们知道，宣判结果也就是法官代表合议庭宣布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主要包括案由、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过程、法院认定的事实、理由和处理结论等。在此过程中，法官不仅要客观中立地陈述案件的相关事实和审理经过，同时还要对案件审理的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理，并代表合议庭表明对案件审理的态度和观点，因而在此部分法官较多地使用了情态表达，明确了对案件审理的立场和态度。此外，法官还使用了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词语以增强其裁判结果的说服性，从而丰富了情态表达，使法官所代表的合议庭的态度和立场更加明晰化。例如:(3)法官:（(击锤））继续开庭。本案经合议庭评议过后，本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程某某因持海洛因、冰毒贩卖给他人，且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行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被告人程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后，又犯贩卖毒品罪，其属于故犯，程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罪处罚，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程某某今天在审理中认罪态度好，因此，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399条、第52条、第53条、第65条第一款、第64条、第6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程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第二，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海洛因18包，净重克，冰毒1包，净重克，海洛因净重克，予以没收。宣告完毕，坐下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某某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在例(3)中，法官通过使用“清楚”“确实充分”“严重”“好”等感情色彩词，表明了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态度，增强了判决书的论证说服力。

（二）情态表达的主客观取向与法官身份构建

人们注意到语言具有“客观地”表达命题的同时，还发现“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沈家煊，2001:268），即语言表达所具有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从总体上讲，情态表达了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和立场，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但情态也有主客观取向之分，包括情态的客观取向和情态的主观取向，即情态的语义范畴处在一个渐变的连续体上，由主观到客观是一个程度渐变的过程。Halliday(1994)认为情态表达的主客观取向可以通过小句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话者想突出自己的主观态度，可以把情态编码在一个主观从句中，即情态的主观表达；如果说话者想淡化自己的观点，则可以通过客观的小句形式加以表达，即情态的客观表达。Thompson(1996)认为情态的主客观向度和情态责任有关。如果说话者对所表达命题的承担责任程度越高，主观性就越强。Martin(1998、2000)用“自言”和“借言”来说明带评价意义的词汇层所具有的主客观性。“自言”意味着说话者直接“介入”事态，承担责任，具有主观性；“借言”指通过投射的方式“貌似客观地介入事态”（王振华，2002:59），具有客观性。从以上对情态主客观取向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情态是标识说话者主观态度、观点和判断的重要语法形式。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往往会出于各种不同的交际目的，采用不同的手段，使带有明显主观特征的情态表达“貌似客观”，这就产生了情态的客观表达。交际者究竟采用客观的情态表达还是主观的情态表达，取决于当时的交际情景、参与者的社会关系以及交际意图等多种语境因素。常晨光(2001)认为，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可以通过故意采用情态的主观形式强调自己的看法或判断的不确定性，或者表达对于身份比自己高的人的尊重，或者采用明确客观的情态取向使自己的判断或断言客观化，以隐藏真正的情态来源，从而使个人观点变成了一个固有的特征或无法质疑的事实，以使听话者更容易接受其看法。也就是说，交际者情态表达的主客观选择对于理解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等多种语境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接下来本文将着重探讨情态选择的主客观取向对法官身份构建的意义。

情态表达本身具有的主观性，所以很难对情态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做出明确的划分。为研究之便，我们把说话者直接介入命题，表明观点、态度、责任的情态称为主观情态，而把那些通过“借言”(Martin，1998、2000)等方式淡化个人观点和态度的情态表达称为客观性情态。通过对12起案例法官话语中情态选择的主客观取向进行统计和量化，我们得出表2。由表2可见，法官多选用情态的客观表达形式，即法官多通过借言的方式使原本主观的情态表达貌似“客观”，从而增强话语表达的客观性和说服力。法官在情态主客观取向方面的选择特点与他们通过语言选择构建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相吻合。法官通过选用客观的情态表达使其发出的命令、提议或者断言更加客观化，从而凸显法官的中立地位。法官是法庭审判的裁判者，代表司法机关行使审判职能，法官在法庭上的断言、命令、提议、允许等均不代表个人的主观看法。从话语角色的角度看，法官是司法制度的“代言者”(spokesman)，是司法制度中的一员，代表整个司法制度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这种“代言者”的角色在法庭审判中主要是通过“借言”的方式实现的。例如:(4)法官:被告人，罗某某，根据法律规定，刚才宣布的审理本案的人员以及出庭的公诉人，如果你认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审理的，可以提出事实和理由要求上述人员回避，是否申请回避？(5)法官:鉴于被告人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启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若干意见，对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可以启用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即公诉人在举证时可以仅就证明的名称、来源、证明的事项做出说明，对综合质证方式的被告人在量刑上可以酌情予以处罚。公诉人是否同意本案启用普通程序？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法官通过借言的方式，即“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使其话语中的情态表达更加客观，从而表明了其作为“代言者”的话语角色，构建了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身份。

王振华（2002:61)把Martin的投射发展为“间接投射”“直接投射”“话外投射”和“领域投射”四个方面，其中直接投射和领域投射的客观性较之其他两类要更强一些。“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属于领域投射，即投射现有立法中的内容或定论，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正是通过这种“领域投射”的借言方式，法官使表达“允许”这一意义的道义型情态表达“可以”的道义源发生了转变，即由话语的发出者转变为相关的法律规范，从而表明了法官作为“代言者”的话语角色，同时也构建了其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身份。除了通过“领域投射”使情态表达更加客观外，法官话语中常用的客观情态表达通过间接投射小句“本庭认为……”或“本合议庭认为……”来实现。例如:(6)法官:（(击锤））继续开庭。本案经合议庭评议过后，本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程某某因持海洛因、冰毒贩卖给他人，且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行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被告人程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后，又犯贩卖毒品罪，其属于故犯，程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罪处罚，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程某某今天在审理中认罪态度好，因此，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399条、第52条、第53条、第65条第一款、第64条、第6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在例(6)中，法官在法庭审判结束时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观点，通过使用投射小句“本庭认为……”，使具有明显主观感情色彩的评价类词语“清楚”“确实充分”“严重”“好”等变得“非个人化”，从而淡化说话者的主观态度，使判断或断言更加客观化，增强了判决书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构建了法官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代表合议庭做出判决的“裁判者”身份。当然，从表2我们也发现，个别案例中的法官使用了较多数量的主观情态表达，即法官有时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态度等都通过“借言”的方式使其客观化，而是直接介入命题或提议，这一方面表明了法官在法庭审判中流露出的主观武断性，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法官在法庭审判中充当“代言者”的话语角色，因而这种带有明显主观态度的情态表达所具有的主观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

（三）不同量值的情态表达与法官身份构建

Halliday(1994)对情态系统进行讨论时，不仅区分了情态的类型和主客观取向，还对情态表达的程度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情态体现了说话者的认识程度，因而存在一定的量值变化，即“说话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诺命题为真，或在多大程度上强制某行为被听话人执行”（徐晶凝，2008:84），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命题承担责任。Halliday(1994)把情态的量值变化分为三级，即低量值、中量值、高量值。其中，表达命题可能性的有“可能/很可能/一定”三级量值变化，表达通常性的有“有时/通常/总是”三级量值，表达责任程度的有“允许/料想/要求”，表达意愿程度的有“愿意/渴望/决意”。魏本力(2005)认为，选取何种量值的情态表达通常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情态表达所具有的语义功能，包括责任和期望程度、语义的相对性和语体识别；二是说话者的认知程度。除了语义和认知因素影响说话者的情态量值选择以外，语用因素（如人际因素）也影响说话者的情态选择。和说话者的认知程度有关的情态表达主要涉及认知型情态，而在法庭话语中，这种表达法官认知不确定性的情态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略去对法官话语中不同量值认知型情态表达的考察，着重分析不同量值道义型情态表达的分布特点，探讨这些不同量值的情态表达在法官构建身份中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对12起案例法官话语中不同量值情态表达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我们得出表3。由表3可见，高、中、低三级量值的情态表达在不同案例的法官话语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中，高量值的情态表达相对较少，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相对较多（案例九除外）。法官情态量值的选择特点对于法官身份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高量值的情态表达属于强势的交际风格，是说话者在交际中拥有权势的标志，社会地位较高的说话者通常在交际中使用高量值情态表达以表明其言语的果断性和断言性。在法庭审判中，法官通常在宣布法庭纪律时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表达，从而建立自己作为司法机构的代言者所拥有的权势地位。例如:(7)法官:现在宣布法庭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第一，到庭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庭规则，一律听从法庭的统一指挥；二，不准喧哗，不准鼓掌……和高量值的情态表达相比，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具有相对态度，它给听话者留有一定的发表意见和做出决定的余地，因而可以营造一种和谐平等的人际氛围（魏本力，2005:57）。法官在法庭审判中较少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表达而较多地使用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和法官想要营造和谐、平等、公正的庭审氛围是一致的。这些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多用在法官宣布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时，在这个阶段如果过多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表达会使人产生一种以势压人的感觉，不利于建立平等、民主、友好的庭审氛围，也有悖于“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例如:(8)法官:下面告知被告人在法庭审判中所享有的权利:一，被告人有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辩护的权利；二，被告人有举证、质证的权利；三，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此外，被告人应当遵守法庭纪律，回答问题需要起立。(9)法官:根据民诉法第45条、46条之规定，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回避，但应说明理由。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发现，法官多用中低量值的道义型情态词“可以”“需要”“应当”“应”来描述相关的法律如何实施，规范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告知诉讼双方应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可以”“应当”等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和“必须”等高量值情态表达相比，给听话者留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增强了话语的可协商性，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构建了公平、公正、居中裁判的法官身份。

通过对法官话语中情态类型、情态的主客观取向以及情态量值三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法官通过对词汇—语法层情态系统的选择加强了其在法庭审判中的权势地位，构建了客观中立、公平公正的“裁判者”身份。这是当代中国法官为践行“司法为民”的审判理念所作的重要努力，也是中国司法程序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然，仅从语法范畴的情态角度探讨法官的身份构建过程是不全面也是不充分的，还需要结合语篇和语用等多个层面，这些视角将成为今后深入研究法官身份构建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