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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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第一篇】
论文摘要：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论断。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其核心命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自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社会为对象，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命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命题。本文主要探讨经典时期三位主要的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对社会学核心命题的论述，从而折射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折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社会”和希腊文的“言论”“学说”的结合。
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会学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实证社会学说。但是由于社会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大家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对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1]这是从行为角度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规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显然，他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他是一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指出：“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3]即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家还是近代社会学家以致现当代的社会学界对于此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还是可以窥见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的。
二、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各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的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这也是严复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义。与心理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心理过程，而关注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不单纯关注国家和政体，而是把两者都当做人类的组织活动，关注组织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与经济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的经济现象，譬如价格、竞争、垄断，但却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类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义，而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可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些不同都体现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象之中。
三、从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窥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古典始终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过社会传播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功的建构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自己以及社会的问题意识、基本框架，如野蛮与文明、秩序与进步、身体与灵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挣脱的思维模式。所以虽时过境迁，可古典的生命总是历久弥新，向古典的回归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4]。
研读经典时期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们澄清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埃米尔·迪尔凯姆那里学到社会事实的经典命题，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学到社会行为以及理想类型的经典命题，从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学到社会学被形式化的经典命题。从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1)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5]。迪尔凯姆把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笛尔凯姆看来，正是这些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因此，笛尔凯姆把这些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写道：“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6]这就是说，社会事实是这样的一种独立存在，尽管它们常常分布在个体身上或采取个体的形式，但绝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对笛尔凯姆来说，一种思想和一种行为，如果仅仅发生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会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过程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时才获得社会事实的性质。这一点和前面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到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们都道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笛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即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仅仅由有限的一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的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属于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解剖结构”。对这类社会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特有门类：社会形态学。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尔凯姆把他们统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维持或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意识构成了社会的“生理结构”。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又一个门类：社会生理学。
将社会事实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后，社会学的特定解释层次、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学科性质也就随之确定了。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论体系，也不同于那种在个体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释。笛尔凯姆找到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从而使社会学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独立学科。
(2)马克斯·韦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7]。马克斯·韦伯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传统主要代表。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他提出：“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8]由此可见，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视为社会学的重要方法。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行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某个或若干个行动者将其主观意义与其行动联系起来，不论这种行动表现为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行为，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放弃或是对某件事情的忍受。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行动。理解不可能在没有作为被理解对象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下而独立存在。
关于社会行动，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应该称作这样一种，即行动者以他主观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按照韦伯的理解，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总之，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们社会行动，因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落到了社会行动上。
(3)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过程——社会互动[8]。格奥尔格·齐美尔理解的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化”的过程和形式。这种社会学思想受康德哲学先验范畴认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社会中剥离了具体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用形式规约繁杂的社会内容。齐美尔仿照康德的提问“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会如何可能？”他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互动关系。齐美尔分别分析了基本的、体制化的乃至游戏的互动形式，如上级下级的秩序、竞争、秘密和秘密社会、穷人、(书信)交往、群体的量和规模与个体的关系等。正在于此，齐美尔成了“形式社会学”以及后来“社会冲突论”的奠基之父。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社会学要阐明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即个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体，同时个人被群体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学要研究各种社会交往的形式。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9]因此，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象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它的核心命题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许多的关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类[9]:
1.侧重以社会为对象
这一观点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2.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它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生活方式。
对二者进行一定的综合应该是必然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社会有机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所结成的现实的社会，以及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
总之，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些社会事实、社会行动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学意义。我们学习社会学，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分析我们周围的社会，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社会交往的形式，它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一门学科。
参考文献：
[1][8][15][1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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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社会学论文【第二篇】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学是课程社会学的重要墓础学科，其对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对课程及其知识内容的社会学分析具有巨大借鉴价位。通过对知识社会学中既有的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三大范式，即整体功能论范式、整体决定论范式及分层决定论范式的逐一述评，得出虽然它们都存在一些理论分析的局限性，但是这些范式对课程及其知识内容的研究仍然有其独到与深刻之处，因此年幼的课程社会学注意吸收知识社会学的有关学术成果依然是有益和明匆选择的结论。
课程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课程的核心内容，因此要对课程进行社会学分析，课程知识必将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切人点。当然课程社会学家们在课程知识的社会学分析范式建构方面并没有什么独特贡献，其主要研究方法都可以回溯到知识社会学中。所谓知识社会学，顾名思义它应该是研究知识与社会变量间相互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对知识的社会学分析本应成为知识社会学家们的首要学术关怀，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知识社会学深受“相对主义”等难题的困扰，因此从其整个发展史来看，知识社会学(包括SSK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还不如说表现为哲学认识论的一种延续，具体的表征就是目前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还远未形成一种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主导范式。但是将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会决定的基础和社会决定的性质两方面的观点结合起来，仍然可以将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范式分为四种理想类型：整体功能论范式、分层功能论范式、整体决定论范式和分层决定论范式。其中除分层功能论范式在现实中不存在以外，其余三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及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
1、整体功能论范式。整体功能论范式以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学者迪尔凯姆、莫斯以及英国爱丁堡学派布鲁尔、巴恩斯等人为代表。这种理论认为知识是出于维护社会生活统一性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分析来解释知识的本质和特征。迪尔凯姆是该理论范式的主要原创者，他认为任何时候集体都必须借助周期性的集体活动才能维持和加强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而这种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是社会形成并保持统一性和人格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作为知识的基本构成单位的概念和范畴，不仅是社会生活的“集体表征”或集体生活的反映，它们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也只能从社会得到解释。迪尔凯姆还进一步论述到无论是概念、范畴或是逻辑实际上都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个体必须掌握双方都可理解其意义的概念才能交流互动，如果缺乏这种有意义的概念体系，人们之间就无法进行正常交流，社会生活就会陷人困境；而逻辑的作用类似于道德的作用，社会如果缺乏逻辑的一致性也会导致像其缺乏道德的一致性那样“问题丛生”。
整体功能论视野中的课程及其知识内容本质上都是(整体)社会建构的“集体表征”，社会借助课程知识的传授促进社会新生成员的社会化，进而维持社会的团结和实现社会的“繁衍”。在教育学中这种“整体功能论”范式也被称为“社会本位主义”范式，它主要为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及绝大多数教育学家所认可和支持，他们一致认为课程及其知识内容的传授应当对社会新生成员起到如下几项功能：(1)通过学校知识(含缄默知识)的学习让青少年学会现有政治制度所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和行为(政治社会化);(2)使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行为规范逐渐内化，从而使社会个体遵循社会道德规范(道德社会化);(3)引导社会个体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及文化模式对不同性别的人的不同角色期待，进而习得自己所属文化所规定的性别角色(性别角色社会化)。可见课程及其所传授的知识正是在这种看似“中立”的立场上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发展和适应社会发挥着特殊功能，并承担着维持社会整合、消解社会离心力的社会功能。
2、分层决定论范式。分层决定论范式也可称为分层因果决定论范式，它的内在逻辑主要是寻求一种因果联系，因此其分析思路主要是一种归因研究。分层决定论的思想源出于卡尔·马克思传统，马克思为了将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提出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著名命题，该命题的核心内容就是思想领域完全是由其他因素决定，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20世纪20年代，受海姆继承了马克思知识社会学分析传统，虽然他的学术关怀主要不在阶级批判和揭露方面而是力图发展一门独立的、科学的知识社会学。受海姆主张所有观念都与观念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深受这些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是非同质性的存在，它可以按某种标准被划分为若干社会集团，因此每一个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同时又由于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主要来源于其所属的社会集团，因此这些因素必然导致该思想家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视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与整体功能论相比，这种理论范式认为决定知识的本质和特征的是社会的阶层而非社会整体，并且它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内容而不是对知识的形式进行分析，其具体的研究思路就是将知识与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并把它“特殊化”，即把它看成是受特定的社会处境所制约的特定的主张。
这种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范式被当代众多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阿普尔教授。阿普尔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将课程知识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认为课程知识的本质是“官方知识”或“法定知识”，是社会统治阶层的知识。具体到对课程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阿普尔认为必须审视以下问题：(1)课程知识的归属；(2)课程知识由谁来选择；(3)课程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组织和传授？(4)为什么知识只传递给某些特殊的集团？(5)为什么社会文化的特殊部分在学校中以客观的、事实的知识出现？它们是如何呈现的？(6)官方知识是如何具体地体现在代表社会统治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7)学校是如何把这些限定的、只代表部分标准的知识合法化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的？川针对这些问题，阿普尔进一步指出课程知识与教育是保存现有社会特权、利益的基本工具，为了保持自身的特权，权势者甚至可以牺牲无权阶层的利益，课程知识本身所表达的只是权势者对于正常或异常、重要或不重要、好或坏所持有的特定观点。可见阿普尔对课程及知识内容的分析主要遵循的就是分层决定论范式，他的成功主要也可归因于他的“包容性”和“边缘性”。
3,整体决定论范式。整体决定论范式在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像孔德、斯宾塞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都曾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但将其理论化、系统化的工作主要完成于胡塞尔的两位门徒：舍勒与斯塔克。舍勒本人并不赞同马克思对知识的认识，因为他十分反对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性别差异等)来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他认为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虽然在现代社会中，阶级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而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也曾经处于中心地位，但当用这些独立变量进行分析时，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泛滥，因此舍勒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斯塔克详细地阐述并继承、发挥了舍勒的知识社会学传统，他认为知识社会学探讨的应该是知识材料如何形成知识对象的过程，所谓知识材料就是指实在的所有方面，但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因素或价值因素的制约，只能看到实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即成为知识对象。他写道“我们选择知识材料中的那些与我们的价值次序相一致或由我们的价值次序决定的因素使它们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价值层像滤布一样在人们认识之前先决定了人们看到什么样的实在、实在的哪些方面以及怎样看待实在，而这层价值滤布或价值次序是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受社会力量支配的，也是在社会为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知识社会学应当研究精神的价值层或价值次序同知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也就是对形成知识的价值次序以及支持它们的社会力盘进行分析。只有揭示了这些价值次序以及背后的社会力量，我们才能理解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一个时代的知识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知识。公务员之家
将知识与社会价值层或价值次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社会学范式，在课程知识研究中也有着悠久的传统，上文曾提到过的孔德和斯宾塞就是此方面的先驱。孔德认为知识与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相应联系，具体而言就是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人类的知识类型也可以相应地分为地位由低向高的三种类型，即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科学知识。这就是著名的“知识三阶段定律”。与此种观点内在逻辑一致的还有斯宾塞对知识的价值分等，他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提出科学作为教育的材料，在所有方面都优于语言；它们更好地训练记忆、培养判断力以及传递令人赞美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训练。他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的结论是“对于纪律、对于指导，科学具有最主要的价值。从全部效果来看，学习事物的意义比学习文字的意义更好。这样，斯宾塞就将知识的问题转化为价值判断的问题并用“科学”一词回答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提问。当代社会，知识生产和更新速度惊人，什么样的知识可以人选课程，什么样的知识应该将其拒之门外；以及什么样的课程具有高社会地位，而另外的为什么不具有这种高地位，这些问题的解答与分析都涉及到对知识本身的价值判断特别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对课程知识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可以说整体决定论范式早已渗人课程及知识研究领域，并且它也确实有其分析视角的独到及深刻之处。
社会问题论文【第三篇】
国内外城市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效益：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能够集约利用土地，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够促进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因此很多专家都是非常主张中国应该走大城市圈的道路，他们出于大城市圈的理念正是跟城市化正面效应相结合。据他们所预测，中国在未来的10年左右，每个城市圈将聚集两到三亿人，这样就能把中国大部分人口集约到沿海地区，置换出我们内地的土地和资源。这也是我们城市报告的一个设想。
另一方面城市化又给我们带来很多负面东西，主要就是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我们的人们健康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个城市气侯的变化；另外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音、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二、淡水、化石的污染；三、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家庭暴力、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1、就业问题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的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多万人竞岗。到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356万人，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10％。根据全国市民的调查，失业下岗被列为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首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非典”时期的最新调查，全国流动农民工达到1亿多人。按照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亿劳动力，目前的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的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测算，也还需要再转移约亿农村劳动力。
全国高校在连续数年扩大招生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仍有约70万大学毕业生待业。现在城镇新生的生活困难人口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除了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和大病患者外，多数是与失业或严重就业不足有关。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35%是外出务工收入，有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从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来看，就业在相当长阶段（包括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严峻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认识和规划就业，既要防止重走国家包下来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高度重视就业机会的持续增加。
2、婚育观念的变化
婚姻家庭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她为繁衍人类、稳定和发展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是一个婚姻家庭观念很强的国家。长期以来，政府在反对和解除封建性质的婚姻关系的同时，努力实行和健全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与西方社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低离婚水平的婚姻家庭关系也发生变化。离婚率连年上升，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婚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在家庭问题上，一是没有明确提出和确立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即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是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一切社会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之基础；二是没有正确认识我国家庭制度中的优良传统和腐朽成份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三是没有恰当界定家庭活动和家庭关系的范围，特别是没有明确划分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和范围。
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人们对婚前和婚姻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一项对北京青年的调查表明，对于“双方相爱以后不结婚也可以发生”这一问题，只有三成多的人表示反对，而这其中还有一半的人反对态度极其温和。很多人在表示对上述做法的支持时非常干脆，似乎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多数青年认同“存在爱情的前提，婚前没有必要反对”。对数据的交叉分析还发现，年龄越小对上述观点持赞成态度的比例越大。
3、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一词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但家庭暴力现象早已在我国出现。据统计，在我国的亿个家庭中，约8000万个家庭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现象。目前，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超过1/4源起于家庭暴力。
全国妇联对来信来访分类统计后发现，婚姻家庭类投诉和咨询约占总数的50%，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占到%。[1]此外，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曾在21个省进行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显示，有%的女性经常受丈夫挨打，%的女性有时受挨打；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近95%为女性。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世界性，国外的情况同样如此。据国外媒体报道，在美国，平均每7秒就发生一起家庭暴力；而在英国，这个时间下降到了6秒钟。
家庭暴力不仅破坏家庭，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会干扰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对婚姻家庭丧失信心，长此以往，社会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国将不国矣”。
4、吸毒问题
近年来，我国吸毒人员尤其是吸食海洛因人员的增长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新滋生吸毒人员年均增长幅度从五年前的%降至13%。但是，吸毒人数仍在上升，涉毒区域不断扩大，滥用****片剂、******和******等新型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可以说，海洛因、大麻、****片剂、******、******及其它******品、精神药物等多种交叉滥用的局面已经形成。
截至底，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万人，现有吸毒人员74万余人，其中海洛因吸毒者65万人。吸毒人员呈现三多的特点，即男性多、青少年多和社会闲散人员多，分别占吸毒人员总数的%、%和%。我国涉毒县(市、区)已达2201个，比增加了53个。其中吸毒人员在百人以下的县为1033个，百人至千人的963个，千人以上的205个。
吸毒引发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中国所有省区市都报告了在吸毒者中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截至底，全国共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86万例，其中经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就占%。云南、广西更分别高达%和%。此外，从各地破获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情况看，由吸毒人员所为占相当大比例。
5、青少年犯罪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失业、教育产业化、贫富差别悬殊等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了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杀人、抢劫、、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问题少年”一再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而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其“问题”出在家庭！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我国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今，青少年犯罪已被国际社会列为世界第三大公害。青少年犯罪除了无业人员及城市周边地区人员居多，父母离异、畸型家庭子女犯罪的多，结伙犯罪的多，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多，侵犯财产的案件多，不计后果、追求哥们意气的多等等这些长期以来所固有的原因和特点外，还有一些网络犯罪、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犯罪等特点。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一是网络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正在日益密切；二是贫困正在成为青少年财产型犯罪的重要因素；三是性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且有上升之趋势
二、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影响城市发展的社会因素多种多样，促进的措施也各自不同，作为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城市社会，在改造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同时，注意根据时代的特点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加强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扶助弱势群体，强化社区管理，以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
1、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重大政治课题和紧迫的政治任务，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密切观察、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处理矛盾既要周到细致、合情合理；既要旗帜鲜明，又不可失之偏颇。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继续改善干群关系，正确处理干群矛盾。要以强化人事监督为切入点，使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顺利实现，做到合民心，顺民意，真正地促进权力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融合。
要坚持德法并举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城市的和谐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各个社会群体与个人都模范地遵循共同的法律规范，使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得以明确和实现，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统一协调、有序运作的和谐体系。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使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各种行为严格限制在法律规范的秩序之内，使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有所遵循，这是保障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努力加强诚信建设
要使诚信为本在城市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有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使诚信成为有力的竞争手段，“诚者自成”。信用登记、信用评估和信用监管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都要有利于保护和鼓励诚实守信者，有利于打击和惩罚作假行骗者。要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使制度束之高阁、流于形式。
要确保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做到真实地传达客观情况，盲不背实、口不违心。如对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必须披露到什么程度，有关法律、法规和准则等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对某些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优势地位开展经营活动，做不实宣传，误导客户，某些上市公司编造业绩神话，披霹虚假信息等，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要切实宣扬、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城市的管理者，必须身体力行，对各行各业作出表率，对于作出的承诺或达成的契约，务求守诺、践约，切不可马虎、随意。要尽力维持政策的适当稳定，切不可轻易变动。如果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确实有必要对以前的承诺、契约、决定作出调整，应及时向有关方面做必要的说明，以使其理解。要及时进行协商，达成谅解，做出调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关诚实信用的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逐步地建立、完善，再加上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城市社会发展中的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一定会不断提高。
3、大力扶助弱势群体
帮助弱势群体，要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关爱互助环境。首先，要形成共同关爱改革中弱势群体的环境。弱势群体是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产物，在现阶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就是相对存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常穷久富家”，他们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对于改革中产生的弱势群体，最根本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广开就业门路，促进持续发展。通过赞助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广辟就业渠道，积极救助，努力形成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好风气、好环境。其次，要开展工程救助，使改革中弱势群体成为一个动态群体。要进一步加强培训，改变就业观念，提高职业技能，实现再就业，对退休年龄以内长期不能就业的职工，应当吸收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结合社会保障，提高其劳动报酬。再次，要进一步扶助弱势群体青少年，强制适龄青少年入学。对于达到初中文化以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子女，要组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培养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第四，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整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和整顿非法或不合理收入，加强监控和处罚力度。要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对暂时陷入困难的群众要认真负责地、满腔热情地给予关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4、继续完善社区管理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是政府，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单位功能弱化所留下的空间，由此来加强对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面对城市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政府要逐步调整自己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适当放权，调动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机构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家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中退出来，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随之而来。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个体素质以及社会动员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整合城市居民，通过社区建设增强居民认同感、公益观念和社区参与意识。使由国家的代表机构决定的意图，通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多数市民的同意得到实现。
社区建设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城市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和促进城市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使得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改革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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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论文【第四篇】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等不断的增多，大量的土地被征用，致使许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据调查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相应的减少耕地大约52．77万公顷。倘若按照目前的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继续发展，我国将会产生更多的失地农民。在失地农民大军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得到基本保障，大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失去了保障。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也因此而来。因此，由征地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
二、我国现行社保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城乡不统一。全国有关社保政策不统一带来了各地执行的标准不同，造成了地区间待遇的不公平，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及城市化的继续推进；第二、各级政府责任不到位，不明确，有缺位和越位现象，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不稳定。中央政府没有承担起财政的主要责任，仅仅是依靠地方政府对社保缴费投入。导致社保水平偏低，不足以吸引被失地农民参保；第三、征地制度法制建设落后，没有详细的制度规定不能保障失地农民合法的权益。“先征后保”的征地程序，使农民处于被动和不平等的地位，对征地拆迁标准、征地后社会保障的标准缺乏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导致损害被征地农民土地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第四、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保存在着较多的阻碍。一方面是经济困难，农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参加社会保障，而地方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为失地农民建立应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知识认知能力以及维权能力有限，无法运用有效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第五、土地补偿分配混乱，缺乏科学的征地制度。
三、完善实地农民社会安置的对策思考
(一)确保资金的来源
第一，关于出资主体的构成：一方面，可以将政府、集体、个人分为三方，由三方按照一定的合理的比例进行出资，在社保中承担与责任相对应的比例。如，余强毅曾指出政府出资部分应不低于社保资金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列出；集体补助部分不应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40%，从余地补偿费用中列出；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交。另一方面，可以由国家、集体、个人、市场四方征地主体共同按一定的比例出资。最后，也可以考虑适当的加入社会中的互助力量：主要是指以慈善为宗旨的基金会和以党、团组织发起的爱心活动和个人的自愿援助。第二、确保资金筹集方式的多元化：可以推行“多元化经营”的资金运营模式。将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投资经营实现增值，将全部养老基金交由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进行经营管理，死钱变成活钱，钱生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首先，要让农民心甘情愿的拿出一部分的土地转让金，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其次，将这部分资金进行稳赚不赔的投资，积极的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证券化投资思路，实现以地生财。再次，市一级以及市以上的政府可以根据当年的城市的开况，从财政收入中给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建设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最后，也可以将发行国债的收益，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中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之中。第三，完善资金的管理。一是政府要设置专门监管机构，用于监管征地农民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情况，确保不会发生挪用公款，资金使用不当等现象的发生；二是应设立由村组集体代表和代表村组与个人利益的专家组成的监管理事会，既监督经营机构是否进行合理的运作，又监督政府监管机构是否履行了监管职责；三是将社保资金的管理及运行交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管理，并引入了公平的竞争机制。
(二)拓宽保障社保主体、范围的宽度和深度
首先是确定保障主体范围以及待遇。应将失地农民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详细的划分，并制定详细的社会保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配不均的问题。然后，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保障制度。要改变传统认知观念，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纳入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与城镇居民一起享受相同的待遇，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减少应制度不同，待遇不同而引起的贫富差异以及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最后，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政府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街道服务以及城郊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增加就业机会；并且积极组织劳务输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和服务行业并给予失地农民政策倾斜，帮助增加就业机会，吸纳部分失地农民的劳动力。
(三)加强民主参与
社保方案的制定首先应该着眼于实地的调查，遵循社保制度建设自身客观规律；其次应该向公众进行公告具体的补偿评判标准，然后进行农民参与讨论，尊重农民的意愿；最后公布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要在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民主参与，过程透明，结果公平的原则。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