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录取通知书范例（优推5篇）

【前言导读】这篇优秀范文“电影录取通知书范例（优推5篇）”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吧！

电影录取通知书【第一篇】

本书收录的访谈中，刊载日期最早的篇章应属《翻滚吧！男孩》导演林育贤、制片庄景，以及《无米乐》导演颜兰权、庄益增的专访。2005年这两部纪录片登入院线，于电影市场成功突围，挟其纯真与人文素质，滋养无数观众心田。访谈间，除回溯拍摄动机、阐述影像的书写策略，也谈营销的布局考虑。

其后，由陈怀恩执导的《练习曲》接续台湾新电影以降的人文情怀，以清新脱俗的调子讲述一个大学生明相骑单车环岛的旅程，片中清晰地呈现了明相的自主意识，也纳藏了导演个人清楚的自觉：“整部片对于台湾珍贵景观有大量整体的描绘，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历程，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为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在2006年留下一个当年台湾的写实记录。”对陈怀恩而言，《练习曲》犹如一本纪念册，记载着台湾土地的发源及演变。

本书剧情片单元以《练习曲》始，以《艋{》终，共收录15篇导演专访，谈其对创作的热爱、怀抱的使命、具体的操练、心底反复的计量和犹疑、以及确凿不移的心志。享誉国际的大导侯孝贤、蔡明亮创作不辍，相继应奥塞美术馆、罗浮宫之邀，投入跨地区制作。《红气球》在巴黎街区细致堆栈一幅幅生活风景，侯孝贤自认：“电影对我来说，是对现实的客观呈现。电影基本上要非常写实，必须是细节的落实。”凭藉对异地文化的考察、风土人情的建构，将幽微的生活气息引渡至影像中，平淡中见深刻，于本篇访谈中可见侯孝贤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

蔡明亮在谈及他的第十部作品《脸》时，特别讲究对电影这门艺术的思考，他提及《四百击》带给他的强烈冲击，这样的冲击来自于电影可以不是剧情的堆砌，而是生活片段的衔接；这样的冲击也来自电影具有一种召唤的魔力，得以超脱时空的阻隔与观者私密对话。蔡明亮说：“有的人认为电影是作梦，生活是现实的，但对我而言，电影也是我的现实，我的苦、我的乐都揉在里面。”他的作品始终游走在写实和非写实之间，在两者模糊的交错地带，产生了一道缝隙，里头填充的暧昧性，正是他对于创作和生活本质性的思考。侯孝贤和蔡明亮同样意图透过电影对人类内在情感进行深度探索，然风格有别，读者从中可自行延伸出影像表现的不同向度。

剧情片单元收录的访谈时间横跨五年，数年间，中生代导演张作骥以《蝴蝶》作为个人某创作阶段之句点；新一代创作者则人才辈出，如陈正道、林靖杰、陈芯宜、林书宇、魏德圣、杨雅础⒅用虾辍⒅S薪堋⒅7曳业，其作品普遍触及青春爱情、心灵孤寂、阶级处境、成长自觉及个人实践，带领观众从微观层面窥看世人情感结构中隐秘的共通性。总览各篇专访，意外发现除纪录片原就取材自现实情境外，不少剧情片亦同样受到新闻事件所启发，足见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微妙连结。

2008年由魏德圣执导的《海角七号》以草根性格浓重的叙事基调成功将台湾电影推上高峰，书中所收录访谈的采访时间早于该片正式上映前，彼时对于影片之口碑和卖座程度尤未可知，从魏德圣的言谈中，可见他如何赋予《海角七号》一个清楚的定位与风格、如何注入独到的在地文化思考；其流露出的自信或许早已预言了《海角七号》日后势将掀起一阵壮阔波澜。

电影录取通知书【第二篇】

姓名：张一山

高中：北京三中

大学：北京电影学院

爱好：演戏，唱歌，主持节目，打篮球

喜欢的城市：北京

喜爱的歌星：王杰

喜爱的球星：艾弗森

最喜欢的书：《我们在悉尼有个约》

最喜欢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

个人单曲：《网络宫殿》《瞬间》《一山好锋光》《惊声尖叫》

很多人熟悉张一山，都是从《家有儿女》开始的。在这部戏中，他饰演“刘星”，是一个顽皮、幽默、机智的小男孩。当时的张一山特别瘦，鬼点子也多，常把“鼠标”玩得团团转儿。

当年，爸爸为了让他长成一个健壮的男子汉，曾把他送到什刹海武校学习武术。练武之人，必然要经受很多磨难，这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有些残酷。不过，张一山的意志力很强，一直坚持着。有一天，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导演到武校选演员，一眼就相中了张一山，让他在剧中饰演“乐乐”。在剧中，张一山的戏并不多，但他的表演很有看点，这也为他后来出演“刘星”奠定了基础。

在《家有儿女》试镜那天，爸爸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张一山试完镜后回到车里，自信地说：“我觉得主角就是我了。”果然，他们在当天晚上接到了剧组打来的电话，说张一山顺利通过了。在《家有儿女》中，张一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成了家喻户晓的小明星。

在拍戏的时候，导演怕耽误他的学习，还请家教给他补课。工作了一天，晚上还要上课，连家教老师都心疼了。虽然补了一阵子，可成绩依然没有明显提高，对此，张一山觉得有点遗憾。“事情就是这样，哪能十全十美呢？不过，拍戏带给我的快乐是一种更大的精神满足。”

张一山还拍过一部电影《扣篮对决》。在开机之前，他接受了半年之久的专业训练。“那段时间比军训还累，从早上8点练到晚上8点，回去就想睡觉。呵呵，做明星可比大家想象的要苦得多！”在拍哭戏的时候，张一山不需要怎么努力，一想起自己为拍戏所吃的苦，泪水就自然而然地流下来。

很多中学生都有明星梦，张一山却觉得明星并不那么好当，做明星要付出很多辛苦，痛并快乐着。从小，张一山就有两个梦想，一是去NBA打篮球，二是当演员。现在，他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梦想。“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累一点算不了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汗水不会自流的。”平时，张一山也很爱学习，各种知识都有所涉猎，只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能在拍戏时游刃有余。

面对各种荣誉，张一山没有被光环冲晕了头，反而更加清醒。对于成长中的挫折，张一山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而对。一天早上，张一山起来就去赶戏，快到中午，剧务已经把午餐送过来了，大家都等着开饭呢。一节拍完之后，张一山觉得不太好，便征求导演的意思。导演让他重拍一次，可这次张一山有点紧张，结果重拍了好几次。等开饭的时候，饭菜都凉了。这时，张一山不好意思地说：“各位老师，真对不住啊，耽误大家吃饭了。”虽然年龄很小，可他很敬业，有时一节要拍十几次，他从来没抱怨过。

上初巾时，张一山写过1篇文章，老师要求千字以内，他却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原本，张一山是不擅长写作的，可那次作文是个例外，因为他写的是爸爸。他们的感情太深了，内容写也写不完。小时候，爸爸带他一起练武，长大了一起打篮球，还一起复习功课……父子情深，爸爸是张一山的坚强后盾。

张一山特别喜欢成龙，这与爸爸的教育有关。小时候，爸爸经常用成龙来激励他。为此，爸爸还收集了成龙拍的所有电影，一有时间就陪他看。成龙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拍戏，爸爸以此教育儿子，要热爱自己的事业，要具有敬业精神，只有这样，脚下的路才能越走越远。爸爸的教育，让张一山很受用，他深知只有学到真本领，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所以，张一山更加重视文化课，经常向老演员“取经”，甚至独自一人研究剧本和台词。

生活中的张一山很开朗，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喜欢讨论影片中的经典人物。他还喜欢结交朋友，无论年幼的还是年长的一只要合得来，就被划入朋友之列。张一山还具有一颗感恩之心。父母的辛劳让他铭记于心，也成了他前进的动力。他把自己的片酬和广告费全都交到家里，还经常给父母买衣服。幽默的他也不忘和父母开玩笑，逗得家里人哈哈大笑。作为一名学生，他也曾在书山题海中鏖战。他的书桌上堆满了练习册，还把课本带到剧组，一有空就充电。作为一名演员，他细读剧本，领会导演的意图，尽全力拍好每一节。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好久没有过假期了，课余时间几乎都去拍戏，或者参加各种活动。2010年7月19日，张一山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对于张一山来说，这张录取通知书是他18岁生日的最好礼物。张一山说：“北电一直是我的目标，我也没考虑过其他学校。所以，我必须要考上，现在这个理想终于实现了，自己也松一口气了。”对于未来，张一山说：“我是一名学生，接戏前优先考虑学业问题。即便是在工作阶段，我也会进行专业学习，弥补落下的功课。”

电影录取通知书【第三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目录学家一直寻求文献目录学的突破，书目情报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书目情报理论对现代目录学的突出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理论确立了目录学的基点，将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从传统目录学的书目观转向现代目录学的书目情报观。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目录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建立了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础的文献目录学体系，加强了目录学与情报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联系。书目情报理论将文献目录学从“图书（文献）——书目（书目工作）”范畴扩大到了“文献——信息”范畴。在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文献目录学的突破中，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的信息化推动着新目录学——数字目录学的诞生。

数字目录学有着丰富的来源和基础。从实践来源看，数字目录学的基础是文献数字化与书目工作数字化实践。以CALIS为例，其建立的联机合作编目中心、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网、分布式联合虚拟参考咨询网、统一用户认证服务体系、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项目等，表现为新时期的书目工作和文献工作。书目情报的数字化过程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书目情报的电子化；二是书目情报的网络化，包括书目情报产品在传统的印刷、卡片形式外出现了电子版、网络版，书目产品传输的网络化，读者通过网络使用书目情报产品[1]；三是书目情报的集成化；四是书目情报的智能化。

从理论来源看，数字目录学的基础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目录学发展的需要和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索。目录学界一直强调目录学的现代化，不断开展新领域的研究。武汉大学彭斐章教授带领他的博土生们对书目工作数字化与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目录学的创新和发展》、《网络检索工具发展新思维》等系列论文。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指出：“我们应该从行动上冲破以书籍为载体的传统目录学的局限，立即把重心调整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及其检索工具上来”（《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首都图书馆倪晓建教授指出：信息加工的目的是解决信息激增与用户利用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属于目录学的范畴（《信息加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莫少强撰文强调“数字图书馆元数据和资源共享的研究与实践”是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新课题（《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1期）。华南师范大学乔好勤教授说：对网络信息目录的研究，也可叫网络信息目录学或称网络目录学。过去有地方文献目录学、文学目录学、医学目录学等，网络目录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叫网络目录学。这一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把目录学推向新的阶段——“网络目录学阶段”[2]。

2　数字目录学的原理构建

彭斐章教授指出：“如何科学地解决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生产、聚集、组织、传播、开发和利用等方式方法的问题，是21世纪我国目录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说，目录学研究正进入数字时代。”[3]数字目录学正是研究数字环境下的数字资源与网络书目情报工作，解决数字资源的组织与开发利用等问题，为发展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提供支持的一门目录学新兴学科。

“数字资源——知识”体系

现代文献目录学是在文献交流系统“文献信息生产者——文献信息需求者”中构建的书目情报交流子系统。在数字目录学中，文献信息交流系统已经发展到数字交流环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读者”的体系，而是“数字资源——知识”体系。

数字资源是数字目录学的重要对象。数字资源包括网上数字资源和非网上数字资源（光盘、磁带等）两大类。对各式各样数字资源的揭示与组织、报道与传播，是数字目录学的任务。

然而，数字目录学不仅仅限于数字资源的揭示与报道，还要从知识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知识的体系中，数字目录学应当承担两种功能。

一是知识记忆与导航功能。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是数字资源系统的精华。American Memory（美国记忆）是知识资源库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反映美国历史、文化和立法方面的资源；Ohio Memory（俄亥俄记忆）集中俄亥俄州数字历史馆藏；Unesco的Memory of the World（世界记忆）计划试图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些系统将支持社会的知识记忆。知识导航系统的重点是学术资源导航。CALIS在“九五”期间就开始了导航库建设，各高校图书馆也在大量建设导航库。2003年10月，CALIS确定建立“十五”“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系统”，实现全国高校网络学术资源信息共享。数字目录学家要成为“Knowledge Navigator”（知识导航员），除提供OPAC检索、跨平台检索、一站式检索外，还要提供面向主题和面向问题的知识导航，要主动地根据社会的或者读者的需求编制一些导读系统，有针对性地、定期地把某一领域的资料搜集起来做成索引，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

二是科学报道与评价功能。利用各种数字评价系统，通过科技成果评价、科学竞争力评价等，支持科学研究和创新。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出版的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SCI、SSCI、A&HCI以及两大化学信息事实型数据库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和Index Chemicus是数字目录学进行数字科学评价的重要工具。ISI Web of Science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分析报告，简称JCR）是基于SCI、SSCI的期刊评价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是ISI独有的研究和统计数据，可用于评估研究绩效，掌握过去十年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动向。介绍了2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高引用的研究人员及他们的成就。2005年即将推出的Century of Science将回溯数据从现在的1945年回推到1900年，囊括了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科学研究[]。此外，我国利用引文分析进行科学评价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D)和《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D)等。

数字资源控制论

如果说，文献目录学是通过书目控制解决文献信息的大量增长与揭示报道文献信息的矛盾，那么，数字目录学是针对网络环境下数字资源无限增长，对数字资源进行控制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数字资源的长久保存与记录问题。在网络环境下，大量动态的数字资源逐渐成为社会知识的主要形式，如何将流动的数字知识信息作为人类的知识库和文化库实现有效的控制，成为数字目录学的重要任务。由于大量的网络信息处于不断更新和流动中，信息资源的网上地址也可能不断变化，如不及时捕获，可能大量有价值的资源会消失在网络中，严重影响人类的社会记忆。那么，哪些数字资源应当长久保存，哪些流动数据必须实时记录，为此应当研究数字资源控制的范畴与标准。

二是解决数字资源鉴定问题。档案界为保证电子文件原始性，从电子文件生成时开始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真实性的认定方法和手续；同时，建立电子文件的收集和积累制度，将电子文件中心嵌入电子政务系统，实现文档一体化管理，保证电子文件的完整性。从数字目录学的角度，如何确定数字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除了电子文件之外，其他各种资源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网上广告信息的真实性问题，网络文学作品的法律认可问题，都需要解决。由于网上信息的大量链接，信息在转载过程中的“原始文本”确定，文本加入部分的鉴别和文本作者的识别，各种数字资源在格式转换后的纠错等等，都需要制定各类型数字资源的鉴定策略和鉴定方法。

三是解决网络环境下的数字污染问题。解决数字污染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从技术角度进行网络信息过滤；从法律角度惩治信息犯罪；从伦理角度防止信息污染；从管理的角度进行网络信息检查。还包括从数字目录学角度对网络信息进行提炼，如同传统目录学的“校雠”功能，对网络信息错误进行校正，对网络冗余信息发挥批评监督作用。

四是流媒体和视音频资源的控制。据Internet Movie Database的统计，全球生产影片1991年只有5972部，2001年达到10342部；全球生产CD唱片1998年9万张，1999年存储量58TB；全球生产DVD视盘1999年5000种，存储量22TB，2002年增至[4]。通过元数据对大量的流媒体和视音频资源进行控制，包括图像、音频、视频、视音频、多媒体等元数据，在数字资源收集、保存、标引、资产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五是数字资源质量评价。目前国内外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的评价[5]，主要是网页评价和网站评价，以及数据库评价、课件评价、电子图书评价、电子期刊评价、电子图书馆评价等等。从整体上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评价，有定性和定量评价，主要标准有：内容评价（真实性、权威性、准确性、新颖性、时效性、稳定性、连续性、独特性、实用性、系统性等）；设计评价（整体构思、版面编排、合理性、用户界面友好性、交互性、导航设计、开放性、兼容性）；检索评价（可检索性、检索功能、检索效果、检索速度、易用性）；可获得性评价（主页可操作性、链接的有效性、链接响应速度、传输速度）；安全性评价；成本效益评价（技术支持、链接成本、价格、利用率、访问量、下载量、引用次数、社会影响等）。

知识加工论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家应当成为“知识工程师”，从事知识的加工与服务。知识加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将网络信息转化为知识，包括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等知识的相互转化，是创新型的知识加工。第二个方面是对网络知识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如知识分类、知识的表示。已有的各种针对网络资源的分类表、叙语表是知识系统的组织工具，新的组织方法有本体论(ontology)、语义网(semantic Web)和主题地图(topic maps)等。第三个方面是知识揭示，数字目录学必须继承目录学的学术传统，深入到知识层面，将提要、类序、综述、述评等方法与网络和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结合起来，发展元知识系统。

“e-reading”

数字目录学与文献目录学一样，具有指导读书治学的功能。具体表现为，指导“e-reading”（电子阅读）。“e-reading”主要表现为网上阅读。网上阅读主要有网页浏览和网上文献阅读，网上电子期刊阅读已成为科研人员的主要阅读方式，而网上的电子书阅读需求逐渐增长。“e-reading”还包括多媒体阅读。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的《移动阅读与图书馆的未来——“移动读者的图书馆”》一文中，预测手机阅读时代的到来，阅读习惯会从“阅读”变为“倾听”。

数字目录学要研究学习环境的变化，研究人们读书治学的新的特征，研究信息素养与读书治学的关系，研究电子阅读习惯、阅读行为和阅读心理学。数字目录学通过调查用户需求和电子信息服务的使用情况，为数字化学习提供依据。数字目录学还要建立各种学习资源库和学习平台，并进行用户学习培训，提供电子阅读方法的指导。

网络需求论

数字时代网络需求成为知识社会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信息需求在人们的整体需求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网络的需求量又占有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网络环境下，知识生产者与知识利用者、书目情报工作者与书目情报需求者、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所有人都需要网上的信息与知识。

网络需求从微观来说是检索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网络检索技术可分为数据检索、全文检索和知识检索。

从中观来说，网络需求表现为知识需求。网上大量的知识导航系统、丰富的教学网和教学资源上网，以及远程教育的发展，为人们的知识学习开辟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特别重要的是，公共知识的需求将主要通过网络来实现，要加强公共知识管理，发展信息公开、知识自由和公共知识资源的获取。从宏观来说，网络需求的实质是文化需求。网上的文化平等与文化对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同时存在，各种文化努力占领网上阵地，现实文化寻求与网络文化融合。因此，网络的自由交互和个性发展的特征以及文化向知识的渗透，为数字目录学文化提供了依据。

3　数字目录学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原理，数字目录学不是围绕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解决问题，而是围绕内容(content)解决问题。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领域：

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

数字目录有“digital bibliography”等多种名称，诸如：“digital bibliography”，“network bibliography”，“internet bibliography”，“web bibliography”，“e-bibliography”，“d-bibliography”等。搜索引擎是数字目录学的重要研究工具。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主要解决电子资源的分类编目与检索问题，包括数字图书馆目录、网络编目、联机编目系统、文后电子资源著录、网络资源分类、网络资源组织、网络信息资源的二次开发等问题。

关于数字图书馆目录，包括DC元数据研究、OCLC的开放性元数据项目平台CORC（在线资源合作编目）系统、数字图书馆联盟目录等。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数字图书馆研究的热点。

关于电子资源编目的研究，跟踪网上MARC编目工具MARCit、OCLC实施的InterCat网络编目计划，研究光盘、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网页等各种电子资源的著录等。1999年ISBD(CF)的修订，用“Electronic Resources”替代“Computer Fies”。AACR2的修订，历经了“Machine-Readable Data Files”——“Computer Files（1998年）”——“Electronic Resources（2002年）”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导致了MARC21的产生，Ebary、NetLibrary、Safari Tech Books Online等都可提供电子图书的MARC21。我国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2003扩大修订版），也增加了“电子资源”一章。同时，图书馆界开展的电子资源编目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关于联机编目系统，超大规模集成化是发展趋势，如全球最大的书目系统OCLC WorldCat拥有4800万条不重复的数据，涵盖由400多种语言记载的4000多年人类知识结晶，平均每15秒钟就增加一条新记录[6]。通过研究国外四大联机书目系统：OCLC的WorldCat、LC的PCC、英国图书馆的Blaise和澳大利亚的Kinetica，以及国内的著名书目数据库（国家图书馆联机编目中心、中科院系统书目数据库、CALIS书目数据库、北京图联书目数据库、上海图联书目数据库、深圳图联书目数据库等），组织建立我国的联机编目系统。

关于网络二次文献的研究。网络目录的研究包括OPAC、网络联合目录、网络书业目录、网络书目数据库等。网络索引的研究有“网站索引”、“教案资源索引”、“课件索引”、“数据库索引”、“文件索引”、“地图索引”、“新闻索引”等多种类型研究。要加强对大型网络索引如Librarian's Index to the Internet的研究。还要研究网站和网页的可检索性与可用性(Website accessibility and usability)，提高其检全率和检准率，研究网上资源的成本效益。

关于网络资源组织模式有四个层次：微观的组织模式，包括文件、超媒体、数据库与网站；中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学科信息网关(Subject Based Information Gateways)；宏观的组织模式，主要指网络资源指南(Web directory)和搜索引擎；分布式组织的图书馆，其组织的资源超出网上信息的范围[7]。数字目录学除对网络信息组织进行全面研究外，还要研究专题指引库方式、热门站点链接或相关站点推荐，以及分类法和主题法包括关键词法、主题词表、标题词表等在网络资源组织中的应用。

关于网络书目控制，20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千年书目控制”专题会议将网络信息组织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笔者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书目控制的经济学与我国书目控制的经济效益研究》，提出“在网络环境下，书目控制与文献、数据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化的资源，发挥着多样化的效用。”

数字参考咨询的目录学研究

关于数字参考工具的研究，包括电子版工具书和网络版工具书的研究。除已有的CD-ROM工具书如《四库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外，大量的纸质工具书需电子化。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版工具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外著名的网络版工具书较多，如“Encyclopedia Britannic”、“Columbia Encyclopedia，6thed，2001”等。国内的网络版工具书也在发展中，如易文网工具书在线的《汉语大词典》、《中华古汉语字典》等。

关于网络参考文献的研究。文后电子文献的著录由于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并未涉及，因而是近几年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专业期刊确定了自己的网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各有特色，著录标准化势在必行。

关于数字参考服务的研究。虽然新的服务方式如电话咨询、E-mail咨询、网页咨询、合作虚拟咨询、7*24全天候实时咨询服务等已开始广泛应用，但关于数字参考咨询的软件、标准规范、体系结构、实用系统如QuestionPoint、Ask a librarian、专家咨询系统等等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目录学研究

这一领域主要解决数字资源增长与阅读的矛盾，研究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一是要开发虚拟学习开发平台，国外已有较多的开发软件，如美国Web公司开发的TopClass，Bristol大学的Blsckboard，Lotus机构的Learning space；英国Huddersfield大学开发的CoMntor Learningcapes，Staffordshire大学的COSE系统，Columbia大学的WebCT等[8]。二是要研究数字导读，网络书评和网络推荐书目已经产生，要进行与传统导读方法的结合研究，以及中外阅读指导的比较研究。三是要研究数字读者教育和学习方法，包括Net Generation、从广播式学习到互动式学习的转变。因此，既要研究传统意义的读者和学习向数字读者与数字学习的转型，又要研究未来网络一代人的心理变化与社会适应性。

4　发展数字目录学的思考

目录学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学科，因为其应用的广泛性在20世纪以前一直占据着学科的重要地位，到20世纪开始才有重大变革，并与图书馆学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说20世纪初现代文献目录学的建立是目录学的重大转型，那么，21世纪初是目录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期，数字目录学为目录学开辟了新天地，成为目录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我们要转变观念，大力加强数字资源与数字目录的研究。既要继承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继续进行古典目录学和现代文献召录学的研究；又要与时俱进，树立开拓创新意识，大胆进行新目录学的探索。既要有“文献”观，发展书目情报理论；更要有“数字资源”观，关注网络世界，发展数字资源管理理论。

我们要行动起来，大力开展数字目录学实践。要参与到数据库建设和数字平台建设中，在实践中总结目录学经验。要自觉进行新技术在数字资源中的应用研究，发展数字化编目和网络信息资源组织。要努力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化知识学习系统，引领阅读学习指导，使数字目录学成为新世纪“学中第一紧要事”。

我们要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数字目录学学科建设。要扎实开展数字目录学的专题研讨，联合图书馆学界和情报学界的力量，共同开展数字资源问题的攻关。要加强目录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宏观的认知范式，吸收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图书馆学(Internet Librianship)、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等学科的成果，丰富数字目录学的内容。

我们要进行教学改革，培养数字目录学人才。要在目录学教学中增加新的内容特别是数字目录学的内容，要大力进行目录学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进行网上目录学实习，增加社会实践。要培养数字目录学的高层次人才，还要对图书馆书目工作者、书业书目工作者以及社会书目工作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数字目录学意识和数字目录学的水平，形成一支支撑目录学转型的队伍，为目录学发展和数字目录学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等。试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图书馆杂志，2001(5)

2　乔好勤，李锦兰。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图书与情报，2001(3)

3　彭斐章。目录学（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页

4　张久珍等。国外视音频信息元数据研究文献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1)

5　孙瑾。网络信息资源的评价研究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1)

6　杨晓宁等。OCLC的最新发展战略。新世纪图书馆，2005(1)

电影录取通知书【第四篇】

关键词实物证据，保管，标准

世界各国在司法活动领域中基本上都遵循证据裁判主义原则，即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我国理论界对实物证据有多种解释，综合专家的观点，本人认为，实物证据是指以物的外部形态或者物的内容所表达的意思来证明案件情况的证据。 它包括我国立法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勘验、检查或现场笔录，还包括我国立法未规定，但在诉讼实践中会使用的各种示意证据。适当的实物证据保管，能够保持证据原来的面貌和性质，对案件的侦破意义重大。实物证据保管工作标准可以概括为证据采信不受影响，就是保管过程没有出现影响证据被采信的情况，即在保管的过程中，证据没有因人为因素、环境因素或是自身性质变化而变化，证据效力没有受到影响。以下谈谈司法中常见的五类实物证据的保管及标准。

一、物证的保管及其标准

物证是用物品的外部形态、特征，固有的质量、规格、数量等揭示案件事实的。陈卫东、谢佑平在其《证据法学》一书中对物证的解释是“物证是指能够以其存在形式、外部特征、内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物品和痕迹。”

物证具有如下特点：（1）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稳定性；（2）物证具有不可替代性；（3）物证在诉讼中一般表现为间接证据；（4）物证多需要借助科技手段才能解读其证明价值。

物证的保管是指将收集及固定后的证据加以妥善封存的活动。笔者认为物证保管重点是内部属性和外部特征两个方面，内部没有变性和外部没有变形是物证的保管原则。物证经过保管，没有丧失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这样就不影响物证用于定案。笔者认为对于一般物证，在对保管过程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需要对此物证的保管加以证明。对保管过程加以证明的前提条件是产生合理怀疑，接下来由物证保管人员对物证保管链条的连续性加以证明，可以通过提供物证保管每个环节经手人员的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明材料来证明。具体可以采用辨认、鉴定、对比和印证的方法，证明物证保管过程没有出现此物证丧失采信的情况。

二、书证的保管及其标准

书证是与案件有关的，记载于一定物质载体上的文字、符号或图形。书证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书证主要是指文书，即以书面文字材料为本质特征的证明文书。广义的书证则包括文书在内的可通过其客观载体来体现特定思想内容的一切物质材料。在一般证据法意义上，书证是采用广义上的理解来对其概念加以界定的。

书证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其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书证与物证的区别也在这一点上。书证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书证多是以文字、图画、符号记载来传达思想内容，来揭示案件真相；其次，书证的物质载体多为纸张，纸张易受潮发霉，载体易丢失破损。

在书证的保管过程中，风险主要来自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人为因素主要是人为的篡改和破坏，这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保管环境的监控，让坏人无可乘之机；书证多为纸张，纸质易受潮发霉是非人为因素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书证保管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如放置环境，放置方法要科学。

三、勘验、检查笔录的保管及其标准

目前，对此证据种类的称谓还不统一。侦查人员称在犯罪现场进行的勘验、检查为现场勘验，或实地勘验；而将在犯罪现场进行的现场勘验和现场访问及现场分析工作合称为现场勘查。因此， 长期以来， 刑事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一直被侦查部门称为现场勘验记录或现场勘查记录。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

与一般的案卷材料不同，勘验、检查笔录是对勘验过程的记录，它属于证据。所以对勘验、检查笔录的保管应属于专门的证据保管单位，而不能像一般案卷材料那样放在办案人员的手里，办案人员手里的应该是原始件的复制本。对于第一次进库保管的勘验、检查笔录要进行拍照摄像和复制，完整且生动的记录其原始的面目。原始笔录要作为原始证据予以保管，保管的级别也要高于整理笔录。在保管过程中，首先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被涂改或是毁坏的痕迹。一旦出现涂改或是毁坏的情况，需拿出原始照片或影像记录与待检勘验、检查笔录进行比对。其次是勘验、检查笔录没有丢失或缺页，这就需要与其标签记录进行比对，如果没有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可以排除对保管环节的怀疑。

四、电子证据的保管及其标准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规定“电子数据”是新型法定证据种类，作为新兴的证据种类，电子证据在诉讼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现代通信技术有关的电子证据，如电话资料、传真资料、手机摄像证据等；二是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有关的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证据，表现为电子信号或电子数据，具虚拟性、高科技性等特点集于一身。电子证据的特点决定了电子证据获取手段也不同于传统证据，电子证据往往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虚拟的电子空间里，需要通过电子搜查、电子勘验等手段获取。 电子证据保管的工作中心就是保存电子证据完整性和可靠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就是电子证据保管工作的标准。

五、视听资料的保管及其标准

电影录取通知书【第五篇】

一个傍晚，一群人意外地看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皱皱巴巴，满是泥土，还沾着数不清的脏兮兮的手印。报纸右上角的空白处，赫然画着一个硕大的喇叭花。“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之后，堂堂五尺男儿们竟然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亲历者龙国武说。

那张脏兮兮的报纸上刊登着要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意味着千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仅仅这件事，就会让所有中国人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党中央的恢复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达。这一文件规定考试采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按照文理两科分别拟题。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最让人意外且兴奋不已的是，此文件将考生的年龄延长至30岁，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直到当时的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事实上包括了从19岁到30岁的全部青年。当然，恢复高考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事，也是“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红宝书”变为考卷

这一年冬天，大学校园预备招收20万名学生，但是报名者却多至570万人。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人报考大学。到了1979年，报名的人超过了640万。但是，政府在仓促之间完全没有料到这些。商店里面的笔和纸全卖光了，课本和教材也没有一家商店里有，人们只是到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1990年代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种考试辅导材料，那个时候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临近考试的时候，官员们往往会发现考场不够，监考的老师还没有找齐。那么多年没有考试了，谁能保证不出乱子呢？所以，许多地方还要调集军队和警察，把考场戒备起来。

这些场面，叫今天那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看来，真是难以想象。但是还有更加难以想象的事：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没有了。

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此之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但那时的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

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做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

消息一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大家感叹道：时代真的不同了！

犹如赶集的高考

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

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15里地赶到考场。

当然，拥挤在考场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20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12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12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4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12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20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88万名学生。这是从1800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5%。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1%。

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

大学里的“新三届”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这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

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于是，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为人父母，但如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在上学。

“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

但是，“新三届”在进入大学后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作“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作“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

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