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录取通知书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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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录取通知书1

本书收录的访谈中，刊载日期最早的篇章应属《翻滚吧！男孩》导演林育贤、制片庄景，以及《无米乐》导演颜兰权、庄益增的专访。2005年这两部纪录片登入院线，于电影市场成功突围，挟其纯真与人文素质，滋养无数观众心田。访谈间，除回溯拍摄动机、阐述影像的书写策略，也谈营销的布局考虑。

其后，由陈怀恩执导的《练习曲》接续台湾新电影以降的人文情怀，以清新脱俗的调子讲述一个大学生明相骑单车环岛的旅程，片中清晰地呈现了明相的自主意识，也纳藏了导演个人清楚的自觉：“整部片对于台湾珍贵景观有大量整体的描绘，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历程，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为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在2006年留下一个当年台湾的写实记录。”对陈怀恩而言，《练习曲》犹如一本纪念册，记载着台湾土地的发源及演变。

本书剧情片单元以《练习曲》始，以《艋{》终，共收录15篇导演专访，谈其对创作的热爱、怀抱的使命、具体的操练、心底反复的计量和犹疑、以及确凿不移的心志。享誉国际的大导侯孝贤、蔡明亮创作不辍，相继应奥塞美术馆、罗浮宫之邀，投入跨地区制作。《红气球》在巴黎街区细致堆栈一幅幅生活风景，侯孝贤自认：“电影对我来说，是对现实的客观呈现。电影基本上要非常写实，必须是细节的落实。”凭藉对异地文化的考察、风土人情的建构，将幽微的生活气息引渡至影像中，平淡中见深刻，于本篇访谈中可见侯孝贤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

蔡明亮在谈及他的第十部作品《脸》时，特别讲究对电影这门艺术的思考，他提及《四百击》带给他的强烈冲击，这样的冲击来自于电影可以不是剧情的堆砌，而是生活片段的衔接；这样的冲击也来自电影具有一种召唤的魔力，得以超脱时空的阻隔与观者私密对话。蔡明亮说：“有的人认为电影是作梦，生活是现实的，但对我而言，电影也是我的现实，我的苦、我的乐都揉在里面。”他的作品始终游走在写实和非写实之间，在两者模糊的交错地带，产生了一道缝隙，里头填充的暧昧性，正是他对于创作和生活本质性的思考。侯孝贤和蔡明亮同样意图透过电影对人类内在情感进行深度探索，然风格有别，读者从中可自行延伸出影像表现的不同向度。

剧情片单元收录的访谈时间横跨五年，数年间，中生代导演张作骥以《蝴蝶》作为个人某创作阶段之句点；新一代创作者则人才辈出，如陈正道、林靖杰、陈芯宜、林书宇、魏德圣、杨雅础⒅用虾辍⒅S薪堋⒅7曳业，其作品普遍触及青春爱情、心灵孤寂、阶级处境、成长自觉及个人实践，带领观众从微观层面窥看世人情感结构中隐秘的共通性。总览各篇专访，意外发现除纪录片原就取材自现实情境外，不少剧情片亦同样受到新闻事件所启发，足见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微妙连结。

2008年由魏德圣执导的《海角七号》以草根性格浓重的叙事基调成功将台湾电影推上高峰，书中所收录访谈的采访时间早于该片正式上映前，彼时对于影片之口碑和卖座程度尤未可知，从魏德圣的言谈中，可见他如何赋予《海角七号》一个清楚的定位与风格、如何注入独到的在地文化思考；其流露出的自信或许早已预言了《海角七号》日后势将掀起一阵壮阔波澜。

电影录取通知书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目录学家一直寻求文献目录学的突破，书目情报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书目情报理论对现代目录学的突出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理论确立了目录学的基点，将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从传统目录学的书目观转向现代目录学的书目情报观。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目录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建立了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础的文献目录学体系，加强了目录学与情报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联系。书目情报理论将文献目录学从“图书（文献）——书目（书目工作）”范畴扩大到了“文献——信息”范畴。在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文献目录学的突破中，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的信息化推动着新目录学——数字目录学的诞生。

数字目录学有着丰富的来源和基础。从实践来源看，数字目录学的基础是文献数字化与书目工作数字化实践。以CALIS为例，其建立的联机合作编目中心、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网、分布式联合虚拟参考咨询网、统一用户认证服务体系、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项目等，表现为新时期的书目工作和文献工作。书目情报的数字化过程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书目情报的电子化；二是书目情报的网络化，包括书目情报产品在传统的印刷、卡片形式外出现了电子版、网络版，书目产品传输的网络化，读者通过网络使用书目情报产品[1]；三是书目情报的集成化；四是书目情报的智能化。

从理论来源看，数字目录学的基础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目录学发展的需要和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索。目录学界一直强调目录学的现代化，不断开展新领域的研究。武汉大学彭斐章教授带领他的博土生们对书目工作数字化与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目录学的创新和发展》、《网络检索工具发展新思维》等系列论文。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指出：“我们应该从行动上冲破以书籍为载体的传统目录学的局限，立即把重心调整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及其检索工具上来”（《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首都图书馆倪晓建教授指出：信息加工的目的是解决信息激增与用户利用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属于目录学的范畴（《信息加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莫少强撰文强调“数字图书馆元数据和资源共享的研究与实践”是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新课题（《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1期）。华南师范大学乔好勤教授说：对网络信息目录的研究，也可叫网络信息目录学或称网络目录学。过去有地方文献目录学、文学目录学、医学目录学等，网络目录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叫网络目录学。这一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把目录学推向新的阶段——“网络目录学阶段”[2]。

2　数字目录学的原理构建

彭斐章教授指出：“如何科学地解决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生产、聚集、组织、传播、开发和利用等方式方法的问题，是21世纪我国目录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说，目录学研究正进入数字时代。”[3]数字目录学正是研究数字环境下的数字资源与网络书目情报工作，解决数字资源的组织与开发利用等问题，为发展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提供支持的一门目录学新兴学科。

“数字资源——知识”体系

现代文献目录学是在文献交流系统“文献信息生产者——文献信息需求者”中构建的书目情报交流子系统。在数字目录学中，文献信息交流系统已经发展到数字交流环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读者”的体系，而是“数字资源——知识”体系。

数字资源是数字目录学的重要对象。数字资源包括网上数字资源和非网上数字资源（光盘、磁带等）两大类。对各式各样数字资源的揭示与组织、报道与传播，是数字目录学的任务。

然而，数字目录学不仅仅限于数字资源的揭示与报道，还要从知识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知识的体系中，数字目录学应当承担两种功能。

一是知识记忆与导航功能。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是数字资源系统的精华。American Memory（美国记忆）是知识资源库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反映美国历史、文化和立法方面的资源；Ohio Memory（俄亥俄记忆）集中俄亥俄州数字历史馆藏；Unesco的Memory of the World（世界记忆）计划试图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些系统将支持社会的知识记忆。知识导航系统的重点是学术资源导航。CALIS在“九五”期间就开始了导航库建设，各高校图书馆也在大量建设导航库。2003年10月，CALIS确定建立“十五”“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系统”，实现全国高校网络学术资源信息共享。数字目录学家要成为“Knowledge Navigator”（知识导航员），除提供OPAC检索、跨平台检索、一站式检索外，还要提供面向主题和面向问题的知识导航，要主动地根据社会的或者读者的需求编制一些导读系统，有针对性地、定期地把某一领域的资料搜集起来做成索引，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

二是科学报道与评价功能。利用各种数字评价系统，通过科技成果评价、科学竞争力评价等，支持科学研究和创新。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出版的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SCI、SSCI、A&HCI以及两大化学信息事实型数据库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和Index Chemicus是数字目录学进行数字科学评价的重要工具。ISI Web of Science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分析报告，简称JCR）是基于SCI、SSCI的期刊评价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是ISI独有的研究和统计数据，可用于评估研究绩效，掌握过去十年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动向。介绍了2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高引用的研究人员及他们的成就。2005年即将推出的Century of Science将回溯数据从现在的1945年回推到1900年，囊括了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科学研究[]。此外，我国利用引文分析进行科学评价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D)和《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D)等。

数字资源控制论

如果说，文献目录学是通过书目控制解决文献信息的大量增长与揭示报道文献信息的矛盾，那么，数字目录学是针对网络环境下数字资源无限增长，对数字资源进行控制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数字资源的长久保存与记录问题。在网络环境下，大量动态的数字资源逐渐成为社会知识的主要形式，如何将流动的数字知识信息作为人类的知识库和文化库实现有效的控制，成为数字目录学的重要任务。由于大量的网络信息处于不断更新和流动中，信息资源的网上地址也可能不断变化，如不及时捕获，可能大量有价值的资源会消失在网络中，严重影响人类的社会记忆。那么，哪些数字资源应当长久保存，哪些流动数据必须实时记录，为此应当研究数字资源控制的范畴与标准。

二是解决数字资源鉴定问题。档案界为保证电子文件原始性，从电子文件生成时开始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真实性的认定方法和手续；同时，建立电子文件的收集和积累制度，将电子文件中心嵌入电子政务系统，实现文档一体化管理，保证电子文件的完整性。从数字目录学的角度，如何确定数字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除了电子文件之外，其他各种资源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网上广告信息的真实性问题，网络文学作品的法律认可问题，都需要解决。由于网上信息的大量链接，信息在转载过程中的“原始文本”确定，文本加入部分的鉴别和文本作者的识别，各种数字资源在格式转换后的纠错等等，都需要制定各类型数字资源的鉴定策略和鉴定方法。

三是解决网络环境下的数字污染问题。解决数字污染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从技术角度进行网络信息过滤；从法律角度惩治信息犯罪；从伦理角度防止信息污染；从管理的角度进行网络信息检查。还包括从数字目录学角度对网络信息进行提炼，如同传统目录学的“校雠”功能，对网络信息错误进行校正，对网络冗余信息发挥批评监督作用。

四是流媒体和视音频资源的控制。据Internet Movie Database的统计，全球生产影片1991年只有5972部，2001年达到10342部；全球生产CD唱片1998年9万张，1999年存储量58TB；全球生产DVD视盘1999年5000种，存储量22TB，2002年增至[4]。通过元数据对大量的流媒体和视音频资源进行控制，包括图像、音频、视频、视音频、多媒体等元数据，在数字资源收集、保存、标引、资产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五是数字资源质量评价。目前国内外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的评价[5]，主要是网页评价和网站评价，以及数据库评价、课件评价、电子图书评价、电子期刊评价、电子图书馆评价等等。从整体上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评价，有定性和定量评价，主要标准有：内容评价（真实性、权威性、准确性、新颖性、时效性、稳定性、连续性、独特性、实用性、系统性等）；设计评价（整体构思、版面编排、合理性、用户界面友好性、交互性、导航设计、开放性、兼容性）；检索评价（可检索性、检索功能、检索效果、检索速度、易用性）；可获得性评价（主页可操作性、链接的有效性、链接响应速度、传输速度）；安全性评价；成本效益评价（技术支持、链接成本、价格、利用率、访问量、下载量、引用次数、社会影响等）。

知识加工论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家应当成为“知识工程师”，从事知识的加工与服务。知识加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将网络信息转化为知识，包括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等知识的相互转化，是创新型的知识加工。第二个方面是对网络知识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如知识分类、知识的表示。已有的各种针对网络资源的分类表、叙语表是知识系统的组织工具，新的组织方法有本体论(ontology)、语义网(semantic Web)和主题地图(topic maps)等。第三个方面是知识揭示，数字目录学必须继承目录学的学术传统，深入到知识层面，将提要、类序、综述、述评等方法与网络和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结合起来，发展元知识系统。

“e-reading”

数字目录学与文献目录学一样，具有指导读书治学的功能。具体表现为，指导“e-reading”（电子阅读）。“e-reading”主要表现为网上阅读。网上阅读主要有网页浏览和网上文献阅读，网上电子期刊阅读已成为科研人员的主要阅读方式，而网上的电子书阅读需求逐渐增长。“e-reading”还包括多媒体阅读。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的《移动阅读与图书馆的未来——“移动读者的图书馆”》一文中，预测手机阅读时代的到来，阅读习惯会从“阅读”变为“倾听”。

数字目录学要研究学习环境的变化，研究人们读书治学的新的特征，研究信息素养与读书治学的关系，研究电子阅读习惯、阅读行为和阅读心理学。数字目录学通过调查用户需求和电子信息服务的使用情况，为数字化学习提供依据。数字目录学还要建立各种学习资源库和学习平台，并进行用户学习培训，提供电子阅读方法的指导。

网络需求论

数字时代网络需求成为知识社会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信息需求在人们的整体需求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网络的需求量又占有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网络环境下，知识生产者与知识利用者、书目情报工作者与书目情报需求者、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所有人都需要网上的信息与知识。

网络需求从微观来说是检索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网络检索技术可分为数据检索、全文检索和知识检索。

从中观来说，网络需求表现为知识需求。网上大量的知识导航系统、丰富的教学网和教学资源上网，以及远程教育的发展，为人们的知识学习开辟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特别重要的是，公共知识的需求将主要通过网络来实现，要加强公共知识管理，发展信息公开、知识自由和公共知识资源的获取。从宏观来说，网络需求的实质是文化需求。网上的文化平等与文化对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同时存在，各种文化努力占领网上阵地，现实文化寻求与网络文化融合。因此，网络的自由交互和个性发展的特征以及文化向知识的渗透，为数字目录学文化提供了依据。

3　数字目录学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原理，数字目录学不是围绕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解决问题，而是围绕内容(content)解决问题。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领域：

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

数字目录有“digital bibliography”等多种名称，诸如：“digital bibliography”，“network bibliography”，“internet bibliography”，“web bibliography”，“e-bibliography”，“d-bibliography”等。搜索引擎是数字目录学的重要研究工具。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主要解决电子资源的分类编目与检索问题，包括数字图书馆目录、网络编目、联机编目系统、文后电子资源著录、网络资源分类、网络资源组织、网络信息资源的二次开发等问题。

关于数字图书馆目录，包括DC元数据研究、OCLC的开放性元数据项目平台CORC（在线资源合作编目）系统、数字图书馆联盟目录等。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数字图书馆研究的热点。

关于电子资源编目的研究，跟踪网上MARC编目工具MARCit、OCLC实施的InterCat网络编目计划，研究光盘、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网页等各种电子资源的著录等。1999年ISBD(CF)的修订，用“Electronic Resources”替代“Computer Fies”。AACR2的修订，历经了“Machine-Readable Data Files”——“Computer Files（1998年）”——“Electronic Resources（2002年）”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导致了MARC21的产生，Ebary、NetLibrary、Safari Tech Books Online等都可提供电子图书的MARC21。我国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2003扩大修订版），也增加了“电子资源”一章。同时，图书馆界开展的电子资源编目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关于联机编目系统，超大规模集成化是发展趋势，如全球最大的书目系统OCLC WorldCat拥有4800万条不重复的数据，涵盖由400多种语言记载的4000多年人类知识结晶，平均每15秒钟就增加一条新记录[6]。通过研究国外四大联机书目系统：OCLC的WorldCat、LC的PCC、英国图书馆的Blaise和澳大利亚的Kinetica，以及国内的著名书目数据库（国家图书馆联机编目中心、中科院系统书目数据库、CALIS书目数据库、北京图联书目数据库、上海图联书目数据库、深圳图联书目数据库等），组织建立我国的联机编目系统。

关于网络二次文献的研究。网络目录的研究包括OPAC、网络联合目录、网络书业目录、网络书目数据库等。网络★★索引的研究有“网站索引”、“教案资源索引”、“课件索引”、“数据库索引”、“文件索引”、“地图索引”、“新闻索引”等多种类型研究。要加强对大型网络索引如Librarian's Index to the Internet的研究。还要研究网站和网页的可检索性与可用性(Website accessibility and usability)，提高其检全率和检准率，研究网上资源的成本效益。

关于网络资源组织模式有四个层次：微观的组织模式，包括文件、超媒体、数据库与网站；中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学科信息网关(Subject Based Information Gateways)；宏观的组织模式，主要指网络资源指南(Web directory)和搜索引擎；分布式组织的图书馆，其组织的资源超出网上信息的范围[7]。数字目录学除对网络信息组织进行全面研究外，还要研究专题指引库方式、热门站点链接或相关站点推荐，以及分类法和主题法包括关键词法、主题词表、标题词表等在网络资源组织中的应用。

关于网络书目控制，20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千年书目控制”专题会议将网络信息组织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笔者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书目控制的经济学与我国书目控制的经济效益研究》，提出“在网络环境下，书目控制与文献、数据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化的资源，发挥着多样化的效用。”

数字参考咨询的目录学研究

关于数字参考工具的研究，包括电子版工具书和网络版工具书的研究。除已有的CD-ROM工具书如《四库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外，大量的纸质工具书需电子化。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版工具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外著名的网络版工具书较多，如“Encyclopedia Britannic”、“Columbia Encyclopedia，6thed，2001”等。国内的网络版工具书也在发展中，如易文网工具书在线的《汉语大词典》、《中华古汉语字典》等。

关于网络参考文献的研究。文后电子文献的著录由于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并未涉及，因而是近几年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专业期刊确定了自己的网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各有特色，著录标准化势在必行。

关于数字参考服务的研究。虽然新的服务方式如电话咨询、E-mail咨询、网页咨询、合作虚拟咨询、7*24全天候实时咨询服务等已开始广泛应用，但关于数字参考咨询的软件、标准规范、体系结构、实用系统如QuestionPoint、Ask a librarian、专家咨询系统等等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目录学研究

这一领域主要解决数字资源增长与阅读的矛盾，研究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一是要开发虚拟学习开发平台，国外已有较多的开发软件，如美国Web公司开发的TopClass，Bristol大学的Blsckboard，Lotus机构的Learning space；英国Huddersfield大学开发的CoMntor Learningcapes，Staffordshire大学的COSE系统，Columbia大学的WebCT等[8]。二是要研究数字导读，网络书评和网络推荐书目已经产生，要进行与传统导读方法的结合研究，以及中外阅读指导的比较研究。三是要研究数字读者教育和学习方法，包括Net Generation、从广播式学习到互动式学习的转变。因此，既要研究传统意义的读者和学习向数字读者与数字学习的转型，又要研究未来网络一代人的心理变化与社会适应性。

4　发展数字目录学的思考

目录学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学科，因为其应用的广泛性在20世纪以前一直占据着学科的重要地位，到20世纪开始才有重大变革，并与图书馆学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说20世纪初现代文献目录学的建立是目录学的重大转型，那么，21世纪初是目录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期，数字目录学为目录学开辟了新天地，成为目录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我们要转变观念，大力加强数字资源与数字目录的研究。既要继承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继续进行古典目录学和现代文献召录学的研究；又要与时俱进，树立开拓创新意识，大胆进行新目录学的探索。既要有“文献”观，发展书目情报理论；更要有“数字资源”观，关注网络世界，发展数字资源管理理论。

我们要行动起来，大力开展数字目录学实践。要参与到数据库建设和数字平台建设中，在实践中总结目录学经验。要自觉进行新技术在数字资源中的应用研究，发展数字化编目和网络信息资源组织。要努力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化知识学习系统，引领阅读学习指导，使数字目录学成为新世纪“学中第一紧要事”。

我们要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数字目录学学科建设。要扎实开展数字目录学的专题研讨，联合图书馆学界和情报学界的力量，共同开展数字资源问题的攻关。要加强目录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宏观的认知范式，吸收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图书馆学(Internet Librianship)、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等学科的成果，丰富数字目录学的内容。

我们要进行教学改革，培养数字目录学人才。要在目录学教学中增加新的内容特别是数字目录学的内容，要大力进行目录学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进行网上目录学实习，增加社会实践。要培养数字目录学的高层次人才，还要对图书馆书目工作者、书业书目工作者以及社会书目工作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数字目录学意识和数字目录学的水平，形成一支支撑目录学转型的队伍，为目录学发展和数字目录学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等。试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图书馆杂志，2001(5)

2　乔好勤，李锦兰。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图书与情报，2001(3)

3　彭斐章。目录学（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页

4　张久珍等。国外视音频信息元数据研究文献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1)

5　孙瑾。网络信息资源的评价研究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1)

6　杨晓宁等。OCLC的最新发展战略。新世纪图书馆，2005(1)

电影录取通知书3

关键词实物证据，保管，标准

世界各国在司法活动领域中基本上都遵循证据裁判主义原则，即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我国理论界对实物证据有多种解释，综合专家的观点，本人认为，实物证据是指以物的外部形态或者物的内容所表达的意思来证明案件情况的证据。 它包括我国立法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勘验、检查或现场笔录，还包括我国立法未规定，但在诉讼实践中会使用的各种示意证据。适当的实物证据保管，能够保持证据原来的面貌和性质，对案件的侦破意义重大。实物证据保管工作标准可以概括为证据采信不受影响，就是保管过程没有出现影响证据被采信的情况，即在保管的过程中，证据没有因人为因素、环境因素或是自身性质变化而变化，证据效力没有受到影响。以下谈谈司法中常见的五类实物证据的保管及标准。

一、物证的保管及其标准

物证是用物品的外部形态、特征，固有的质量、规格、数量等揭示案件事实的。陈卫东、谢佑平在其《证据法学》一书中对物证的解释是“物证是指能够以其存在形式、外部特征、内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物品和痕迹。”

物证具有如下特点：（1）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稳定性；（2）物证具有不可替代性；（3）物证在诉讼中一般表现为间接证据；（4）物证多需要借助科技手段才能解读其证明价值。

物证的保管是指将收集及固定后的证据加以妥善封存的活动。笔者认为物证保管重点是内部属性和外部特征两个方面，内部没有变性和外部没有变形是物证的保管原则。物证经过保管，没有丧失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这样就不影响物证用于定案。笔者认为对于一般物证，在对保管过程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需要对此物证的保管加以证明。对保管过程加以证明的前提条件是产生合理怀疑，接下来由物证保管人员对物证保管链条的连续性加以证明，可以通过提供物证保管每个环节经手人员的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明材料来证明。具体可以采用辨认、鉴定、对比和印证的方法，证明物证保管过程没有出现此物证丧失采信的情况。

二、书证的保管及其标准

书证是与案件有关的，记载于一定物质载体上的文字、符号或图形。书证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书证主要是指文书，即以书面文字材料为本质特征的证明文书。广义的书证则包括文书在内的可通过其客观载体来体现特定思想内容的一切物质材料。在一般证据法意义上，书证是采用广义上的理解来对其概念加以界定的。

书证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其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书证与物证的区别也在这一点上。书证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书证多是以文字、图画、符号记载来传达思想内容，来揭示案件真相；其次，书证的物质载体多为纸张，纸张易受潮发霉，载体易丢失破损。

在书证的保管过程中，风险主要来自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人为因素主要是人为的篡改和破坏，这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保管环境的监控，让坏人无可乘之机；书证多为纸张，纸质易受潮发霉是非人为因素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书证保管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如放置环境，放置方法要科学。

三、勘验、检查笔录的保管及其标准

目前，对此证据种类的称谓还不统一。侦查人员称在犯罪现场进行的勘验、检查为现场勘验，或实地勘验；而将在犯罪现场进行的现场勘验和现场访问及现场分析工作合称为现场勘查。因此， 长期以来， 刑事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一直被侦查部门称为现场勘验记录或现场勘查记录。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

与一般的案卷材料不同，勘验、检查笔录是对勘验过程的记录，它属于证据。所以对勘验、检查笔录的保管应属于专门的证据保管单位，而不能像一般案卷材料那样放在办案人员的手里，办案人员手里的应该是原始件的复制本。对于第一次进库保管的勘验、检查笔录要进行拍照摄像和复制，完整且生动的记录其原始的面目。原始笔录要作为原始证据予以保管，保管的级别也要高于整理笔录。在保管过程中，首先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被涂改或是毁坏的痕迹。一旦出现涂改或是毁坏的情况，需拿出原始照片或影像记录与待检勘验、检查笔录进行比对。其次是勘验、检查笔录没有丢失或缺页，这就需要与其标签记录进行比对，如果没有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可以排除对保管环节的怀疑。

四、电子证据的保管及其标准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规定“电子数据”是新型法定证据种类，作为新兴的证据种类，电子证据在诉讼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现代通信技术有关的电子证据，如电话资料、传真资料、手机摄像证据等；二是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有关的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证据，表现为电子信号或电子数据，具虚拟性、高科技性等特点集于一身。电子证据的特点决定了电子证据获取手段也不同于传统证据，电子证据往往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虚拟的电子空间里，需要通过电子搜查、电子勘验等手段获取。 电子证据保管的工作中心就是保存电子证据完整性和可靠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就是电子证据保管工作的标准。

五、视听资料的保管及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