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发展史范例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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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发展史1

一、利用教材目录，构筑新的教学导航

第一讲：古代政治制度发展演变史（教材第1、2单元），包括古代中国、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

第二讲：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教材第3、4单元），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与近代中国对新制度的探索；

第三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教材教第5单元）

①苏俄经济三大政策：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

②后斯大林时代的经济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改革

第四讲：中国近、现代化（第6、7单元）

①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与近代化历程（多元化的近代中国经济结构）

②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创新

③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五讲：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第8单元）――七个专业化名词

①战后初期三大经济支柱：IMF，GATT，World Bank

②90年代经济区域化：EU，APEC，NAFTA

③全球化：WTO（20世纪世界市场的后续演变）

人类经济发展类型划分为两大模块：自然经济发展史和自由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史。自然经济的典型就是中国古代经济，它缓慢发展，自成体系，为中国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决定东方儒家文化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为了让学生形成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种种发展表现的整体意识，可以把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统一，以“显性知识”的形式告知学生来降低未来教学的难度。如此未来的教学就有规矩可循了，所谓“纲举目张”也就变得简洁而科学了。

苏俄（联）的经济模式从时间和性质而言都是自成一体的，它是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斯大林模式”有着明显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化问题，其发展本身就深受西方世界市场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中国近代化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半殖民地经济，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前提下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形式存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合理运用“白猫”“黑猫”的“两手”理论，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路经。

二、利用教材目录，建立树形知识结构，构建历史知识体系

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单元主题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学习时注意让学生把握有哪些侵略，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有哪些中国人的反抗，如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时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在学习前，教师带领学生阅读目录，建立一个整体概念，在学习后，再看目录，这样构建知识体系就不难了。

《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单元主题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单元主题是近代化的探索，第三单元主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单元主题是抗日战争。当我们先学习了目录，在进行系统学习的时候，就等于是有一棵“大树”叫“中国近现代史”，长了四个“树枝”，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它长满“小枝”和“树叶”，这样学生就会有兴趣了，学起来轻松，容易掌握。当学生心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时，他们就会体会一个过程，享受一份学习的快乐。

三、利用教材目录，掌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二单元标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在这一章节中，1956―1966年中国历史的阶段特征得到了高度的概括，即探索性、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联系教材内容具体分析：（1）进行了正确探索，对前苏联经验的迷信得以破除，制定了中共八大正确方针政策，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开展整风运动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与建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国民经济，等等。（2）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产生不良影响，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总路线忽视了客观规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3）道路尽管曲折，但总趋势在向前蓬勃发展，在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其成就显著。因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和反映中国的具体实际，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就会造成失误或遭受挫折。

四、利用教材目录，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横纵向整合

如“世界经济专题”下，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一方面可以进行如下整合。

1.美国面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的先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20世纪50―80年代一系列改革；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1991年苏联解体。

3.中国：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切合实际的经济体制变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目录是一本书的提纲，学完一册课本后，重读目录，以目录为线索，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形成连贯、完整、系统的知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书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如果把目录中的每个题目都变成问题设问，用来自我检查学习效果，就可以得知哪些内容已经掌握，哪些内容还没有完全理解、掌握，哪些内容还很模糊甚至已经忘记，然后有针对性地再读有关章节，加以弥补。这样的复习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同时，经过按目录顺序归纳，该专题历史知识的内容一目了然，便于学生进行知识间的横向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而且有利于回答综合性的材料解析和探究性试题。

近代经济发展史2

关键词：清代；城市；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10602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城市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清朝，封建城市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清代既是封建时代的终结者，又是近代化的开启者，其城市发展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既承农业时代中国城市之发展，集古代城市发展之大成，达古代城市发展之高峰，又开启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先路，开动中国城市近现代化之阀门，因此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承前启后”是非常到位的。

清代城市是在明末清初战火焚烧过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经过了明末纷繁迭起的农民大起义，许多城市都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墟。如著名的古都开封被农民起义军包围后，赶来救援的明军为了解围，竟不顾百姓的生死，开河淹城。而清军入关时为了挫退人民的反抗，也大肆屠城，城市经济进一步遭到毁灭。如1645年春清军为报复史可法在扬州的英勇抵抗，城破时血洗扬州，前后十来日所杀害军民约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稍稍其后的“嘉定三屠”也几乎使嘉定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因此清朝建国之初，城市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到乾隆年间，农业、手工业、商业出现了明显超过明朝的发展形势，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经济发展得到长足进步。尤其是在交通较为便利，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一带、长江沿岸和大运河一带城市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内地、边远地区的省府州县城市也得到发展，如昆明、西安、太原、贵阳等。除此之外，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城市，其中北京的人口超过百万，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苏州、广州也接近百万，其余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城市达数十个。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相比，城市规模(主要是人口数量)要大得多。18世纪后期，在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可见清代城市发展的规模与重要地位。

虽然在以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时代，城市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但是清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城市已初步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大城市兴起、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动因，使城市开始突破传统的政治中心的范畴。经济因素在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明显，专业化的经济中心开始凸显出来，形成了以南京、苏州、杭州、松江为中心的纺织业中心，仅南京一地就有织机3万余张，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景德镇，仅民窑就有二三百座，工匠数十万人，产品行销国内外。城市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将商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城镇的增多，除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外，不少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或大商品集散地。江南以南京为最大都市，其他如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广州、佛山等，都是商业十分繁华的大都市。而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则将城市与乡村沟通起来，形成发达的商品流通网络。二是专业性的商品生产销售区开始形成。且不谈前边涉及的大型专业生产区域如南京、苏杭、松江等纺织业生产销售中心，景德镇等大型瓷器专业生产基地，其他城市的城镇间专业化已开始凸显，其主要特征是以聚集本地或外地的某种或几种商品并以此而展开经济活动。以成都城市为例，乾隆时期成都县的郊区市场中，如崇义镇是著名的蚕市，郸县是粮油作物的产地，因此大多场镇是以粮油为主，犀浦镇“米、麦、菜子及油为大宗”。县城市场则是“米为大宗，菜子及油次之，麦又次之”。这些专业性的场镇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大量商贾来此从事商品买卖，市场也逐渐因而形成网络。商业的繁荣，商业流通模式趋向多元化，专业的商业人员兴起、专业店铺的出现以及专业街区的日益增多等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城市经济功能的日益完善。

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也促进了城市文化娱乐功能的发展。清代城市人民的文化娱乐形式有戏曲、杂技、曲艺、乐舞、体育等。清代的戏曲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种类繁多，绚丽多彩，特别是道光后形成的京剧，将中国戏曲文化推向高峰。戏曲、小说的繁荣，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清代城市发展在集农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大成的同时，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面貌、社会经济、文化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政治主权的破坏，外国商品与资本大量输入国内，同时西方的近代工业、交通工具、科学技术也随之引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在部分沿海沿江城市兴起并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转型。

外国资本主义由沿海沿江城市侵入，首先破坏了这些城市以往缓慢发展的自然经济，近代工业也首先在这些通商口岸兴起。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一般都是由对外贸易起步，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很快成为晚清工业集中的地区，促进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社会经济模式、思想、科技的传入，以首都、内陆省份中心城市为代表的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也逐步踏上了近代化历程。但是，晚清城市发展是畸形且极度不平衡的，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与水平差异。在地域上，南方城市发展远远超过北方，沿海沿江以及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水平高于内陆一般性城市。以近代工业为例：在清末外国资本开办的100多家各类工厂中，上海、大连、汉口、天津等地占%,福州、武昌、苏州、哈尔滨、营口长春等地占%。其他中小城市几乎没有。

晚清城市近代化的显著标志是城市功能结构的近代化。城市近代化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开始，而经济经济方面又首先是从商业化开始的。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工具的进步，近代金融业的出现以及工业的进行。经济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剧烈变革。

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和资本侵入的同时，晚清城市经济模式在模仿中缓慢成长起来。在商业贸易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洋行势力的崛起和由其控制的外向型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随着西方人对华贸易兴趣的增长，洋行的势力也在膨胀。1837年，在华的外国洋行共150家1894年发展到552家，1913年为3805家，1930年达8297家。洋行把近代西方商业贸易的有些做法和体制引入中国，并使中国贸易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体系中，因而也无形中成为中国商业贸易近代化的一个酶体。近代银行业，股票证券交易、保险与信托公司等也出现在了通商口岸。这些说明，近代资金市场及其职能机构已在中国逐步形成。在商业服务业方面，其专业分工也日益明显。近代的百货公司已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城市出现。1911年，广州先施公司兴建了一座五层楼的百货商场，后又在上海兴建了五层楼的先施百货公司，经营1万多种商品。

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政治的变革。首先是省会城市成为新政的地方变革中心。在内忧外患促进的晚清新政中，省会城市作为地方变革的先锋，推动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以警政变革为例，长沙于1903年设立省警务局，收到一定成效后推及湖南各州县。其次，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诏在各省设立咨议局，1909年咨议局在各省会城市正式建立。地方自治局及城乡自治公所也相继建立。以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机构改设与政治变革开始了中国城市政治近代化步伐。

其次，城市的文化功能也在逐步增强。城市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中心，荟萃了大量学堂、书院和文人士绅，晚清时期城市的文化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在省会城市，中外报刊盛极一时，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武昌为例，1857-1911年兴办的中文报纸就有《湖北商务报》、《农学报》、《湖北学报》等十几种。图书馆、博物馆涌现，大量外籍教师和教习的任职增强了城市的文化功能，留学教育的培训也使城市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角色。近代新式教育对城市文化功能的近代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为近代工业经营、生产提供了人才基地。在近代工业较为密集的上海等地，近代学堂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1849年至1911年间，各类学堂即有249所，如著名的复旦公所、南洋公学等。城市文化功能的增强，为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与人才基地。

再次，城市管理职能的近代化。晚清城市管理职能近代化的直接模版是西方近代城市管理体制在租借的实施，尤其是那些设有租借城市中的华界，以租借为样板，城市管理逐步转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中城市和重要通商口岸为重点成立警察机构可以说是传统官衙式管理向近代城市政府管理转变的一种过渡型管理机构。

清代城市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为中国古代农业时代城市发展画上了句号，也开启了工业时代城市近代化的先端。当今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都是在清朝城市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加强对清代城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农业时代城市的特征，也有助于认识和推动今天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何一民。清代城市的地位[J].光明日报，20051021.

[2]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张一农。中国商业简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近代经济发展史3

[关键词]近代人口；社会史；东北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大，其中包括对人口史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史中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尤其近二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性的认识，对于历史上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仍然缺少专题性的著作。国外作品方面，仅以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较为全面。下面仅就查到的相关的国内重要论著加以整理介绍：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关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还处于待深化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著作和文章多侧重于社会学角度，而社会史方向的研究较薄弱，且多注重人口的增长、流动、迁移对社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方面。人口史学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学众多研究问题之一，以期在微观上对宏观研究进行一些细化的补充，期望在丰富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上，也让人们在微观上更加深刻了解这一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M].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

[2]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

[3]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

[4]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近代经济发展史4

关键词：近代民族企业；官商关系；启新洋灰公司

一

“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它不只在旧中国的水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启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业企业，历史悠久，它的发展变化大体能反映民族工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启新洋灰公司在发展史上与官的关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方式存在。

第一，官在启新洋灰公司的企业融资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本：周学熙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唐山细绵土厂的全部资产，实际上这是借国家的“公帑”开办私人的企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就这样启新洋灰公司本身没有掏出一分钱，却完成了自己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在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靠官的势力还取得了贷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靠官的势力完成了自己的资金的原始积累。

第二，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主要有：一是设厂的专利权。启新洋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势力在建厂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后直隶境内如再查有此项相同之土质，应仍归职公司推广添设，以杜外人凯窥，而免另立公司，致启争端，坐亏血本”，经过农工商部的批准“即准如所请”，后来又获得了“东北各省及扬子江流域有优先设立分厂特权”;二是销售市场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获得了“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免利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推广到全国“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三是减免赋税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势力获得了“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四是运输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脏的货物，按市场运输价理应略高，最起码与其他货物的运价持平，启新洋灰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的运输合同却规定“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与京张、陇海等铁路管理局订有互惠的合同水泥运价一般也按

六、七折收费；五是原料的优先采购权。依靠政治上的权力获得了“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要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而且“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六是依靠官势圈地运动。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特权“所需地亩，竟持官威，胥用高压手段以每亩一百五十元之地，擅定官价七十元，随意圈用”，而且，如果当地人民据向理论“即加以违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远逐他乡者有之，更有拘至县府，陷身监狱者有之，直至完全将地亩强卖之后，方能脱此，因而倾家败产流为游民者，何至百数十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痛苦；七是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其运动。解放前的启新洋灰公司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运动来牟取暴利，1920年4月，厂方叫“来了三百多名军队，对工人进行封锁镇压，绑了三十多名工人”，可见，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与官的势力有巨大的联系。

第三，启新洋灰公司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启新洋灰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在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的，其最大靠山是袁世凯，创办者有周学熙、龚仙舟、颜惠庆等，名下的股东几乎都是清朝的顶戴花翎，还有民国的总长、次长、议员等，这些都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特权，但是，政治上变化无常，没有常青树，一旦启新洋灰公司的靠山倒台，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启新洋灰公司即失去了后援，启新洋灰公司立刻就成了被压榨的对象，各种报效、捐税、勒索等等接锺而来。导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金全部搁浅，有四十余历史的大型民族企业，最终也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可谓“成也官，败也官”。启新洋灰公司的命运是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一个宿影。

二

近代企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是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在这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官”始终处于其间，而且局于主导的地位，导致近代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由于官方介入而产生官商不分的矛盾。官不仅控制着自己创办的企业，而且，对私人兴办的企业也企图加以把持，1972年，陈启沅设立了近代我国第一家私人企业——继昌隆缫丝厂，晚清政府却以“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加以取缔，当初陈启沅之所以把继昌隆缫丝厂建在家乡，除了原料易得以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当时颇为流行的“官督商办”管理方式的羁鞯，如何远离封建势力的干扰，汪敬虞先生说“（继昌隆缫丝厂）不仅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缫丝工厂，而且也被认为是最早民族资本现代工业。然而，它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于此。这个工厂的历史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复杂过程，比它作为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的意义要重要的多”，继昌隆缫丝厂发展史所反映的正如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史所反映的一样，近代民族企业“成也官，败也官”。正如任恒俊先生所评的那样“拨转中国近代新式机器缫丝生产机捩的陈启沅和他的继昌隆缫丝厂，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得不到当地官府的保护、支持。但是，比陈氏开办早的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如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地方当局却没有哪个敢去为难。他们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官办企业，李、左、崇诸人权重势大，像南海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纵然看不惯，也只能腹诽，岂能造次？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其实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官督现象，企业开始发展时，也是官办、官督商办等，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命运却与他们的企业发展命运截然不同。“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记其乃在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决定着文化，但是，文化反过来又深深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式，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悠久的文化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公司科学经营思想的底蕴，而且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许多非现代性因素足以阻碍着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其中官本位思想的文化沉疴就缚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分析“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时指出的那样：它有三个“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一是延续性——指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是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近代我国企业的产生、发展也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如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完全由民间自发创业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介入就容易导致产生政企不分，官府的权力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各方面都表现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因而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主张就相应的缺乏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精神。

三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企业，它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官势力在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在近代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国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国外有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在夹缝中生存的近代企业只有靠官势力企业才能开办，另一方面，近代企业对官势力的无休止的报效、捐税、勒索等又限制了企业本身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使近代企业的发展活力受到了伤害，也最终断送了近代企业的发展命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官势力几乎在企业发展中还无处不在，官商企业还是最大的盈利模式之一，每一个企业的倒闭背后几乎都有官势力的背影，官督对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谴责清政府及其官僚对近代工商业之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政府参与工商业一定起坏作用，更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也是错误的，这种指责是脱离了现实的时代条件来考虑问题”，问题是官督一直下去是不是坏事呢？正如马克思说“官僚监护制度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企业发展中官势力现在的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改变官本位思想文化的存在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发展的我们的企业，也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研究，1962，（06）.

［3］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