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史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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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史1
为贯彻党的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由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学重点学科、《鄱阳湖学刊》编辑部联合承办的“2014中国生态经济建设暨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论坛，于2014年6月28在南昌举行。来自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山江湖办、江西省科学院、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就如下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
一、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周研究员从供需双方面分析了当前生态建设的形势。从供给方面看，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具有了开发利用所有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能力。机械的投入使用，使人类的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四通八达的陆海空交通系统的建成，保鲜技术的提高以及冷链运输装备的增强，大大弱化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在空间上的对应性。从需求方面看，医学成果推广导致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农产品总需求量的显著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工业品和各种享乐品总需求量的显著增加，农产品、工业品、享乐品总需求量叠加在一起的显著增加，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力度越来越大的冲击。李周认为，生态经济现在已经上升为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的理论体系。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全球化，追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经济形态，正在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伴随着实业家和政治家的介入，现实经济也在朝着生态经济模式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董锁成认为，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城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脆弱和人居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建设生态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长远大计。新型城镇化是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城乡统筹。通过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生态文明，优化结构，传承文化五大战略;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产业生态化、乡风文明化、环境低碳化五大策略，推进实现生态城市。
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肖毛根、王志国研究员认为，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转型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到生态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上。要以生态为核心，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实现三次产业联动发展;整合特色优质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全力打造最美、最具吸引力的都市后花园;提升生态优势，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努力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推进生态城乡建设，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精心做好城乡统筹发展文章;以富民为根本，全力推动全民创业，千方百计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最终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发展之路。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戴星照研究员指出：基于生态文明视野下，江西绿色崛起的关键在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低碳、高效、包容的绿色产业体系;创新城镇发展方式，建设绿色城镇体系;发展乡村绿色经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助力绿色发展。
二、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和谐统一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黄荔梅副研究员提出要以绿色发展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以绿色城镇为导向，以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为着力点，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发展边界，积极做好城镇空间管治工作，有效防止城镇地区的过度开发和乱开发。要把发展循环经济放在首要位置，把发展两型社会当做建设新型城镇的重要手段。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钟群英研究员列举了主动城镇化群体和被动城镇化群体在安居和乐业方面存在的差距，并根据我国中小城镇发展不够完善、产业支撑能力较弱的状况，提出一种以根植乡镇基础的产业组织形式来缓解新型城镇化可持续性不强的问题，以通过产业联盟的形式做大地方产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收入途径。
三、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魏澄荣研究员提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努力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这需要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经济发展速度与提高经济质量相统一，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中更加注重民生，努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关键是要按照建设生态省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绿色福利”。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向明指出发展旅游小镇是江西省为推进旅游强省建设而提出的“打破对‘门票经济’的依赖，促进旅游消费由观光旅游为主向休闲度假观光并重、旅游收入由门票为主向综合收入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目标。推进旅游小镇建设，有利于促进小城镇建设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这也契合了当前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趋势和要求，已成为推进城镇化和旅游产业转型的有效途径。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马晓红副研究员认为发展农村新能源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是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是清洁乡村的重要抓手。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已呈现改革重启、经济带构建的新的发展局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板块，也是长江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应以昌九一体化为核心，大力推进鄱阳湖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发挥生态优势，构筑生态屏障。加快对鄱阳湖、长江干支流等的综合治理，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产业体系，与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共同打造“长江经济走廊”和“长江绿色生态走廊”。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赖南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进入新世纪以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途经。应抓住江西列入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地区的重大契机，重点发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引领作用，更好地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江西发展升级步伐，努力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模式、创造新经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麻智辉研究员指出，低碳旅游，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在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环节体现出低碳理念、低碳行为和低碳享受，是对传统的粗放型、高碳型旅游方式的突破。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探索发展低碳旅游业，将有助于江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的目标。
南昌大学黄新建教授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研究中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体系应以循环经济为核心，树立循环理念，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发展模式从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转变，增长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型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转变，使生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生态经济格局，以实现产业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的最终目标。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龚建文研究员提出，鄱阳湖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按照生态优先、经济驱动、文化引领、社会促进、制度保证这“五位一体”的原则进行规划。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在构建富有活力的生态经济体系方面实现新突破。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在构建功能完备的自然生态系统保障体系方面实现新突破。全面推进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在构建自然和谐的城乡宜居环境体系方面实现新突破。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实现新突破。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__萌研究员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存在的管理体制不顺，规划与实施相背离，立法滞后，资金投入不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突出，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矛盾突出这六大问题提出，要加强景区核心资源保护，合理规定景区内不同地域的开发强度和控制要求;创新管理机制，构建高效的新型管理体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理清利益与责任的对应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和完善国家和地方立法，构建风景名胜区法制体系;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高玫副研究员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应以出版印刷业、动漫游戏业、文化旅游业、演艺业、文体休闲娱乐业、会展和节庆文化业为文化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产业生产力;整合区内文化资源，壮大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宽文化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培育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品牌，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实施人才培养和引进工程，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五、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问题
原江西省副省长、南昌大学胡振鹏教授提出可以通过“末端治理”到“生态经济技术开发应用”再到“绿色产品价值链实现”最后发展“行业全面改造升级”来实现高效生态农业。企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要通过转变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建立健全资源节约管理制度，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完善循环经济产品链，追求整体效益最大，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其中，静脉产业协调当今世界发展所遇到的两个共同难题――“垃圾过剩”和“资源短缺”。变废为宝，使社会上的废弃物得到再循环和资源化利用，以实现物质循环流动和减少环境资源消耗的目标，本质上是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静脉产业，推进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
湖南师范大学毛德华教授认为城市土地低碳利用实际上就是城市土地利用的低碳化形态。综合考虑土地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既“低碳”又“经济”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体现为一手抓城市土地利用低碳排放，一手抓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肖毅敏研究员根据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的产业定位，结合铜官已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确定工业循环系统结构成员，按照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学原理设计工业基地的工业活动，将众多能够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上、中、下游企业集聚一起，通过物流和能源流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企业间共生网络，以达到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水的逐级利用、信息的集成交换和基础设施的共享等，最终实现工业基地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红贵教授提出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是重视生态需要、增加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战略。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满足的人类需要，不仅是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同时还应包括生态需要，即作为自然的人对生态环境系统产品的需求。没有生态需要的人类需要，是不完整的，不能满足生态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是不完整的;只有物质需要、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的结合，才能构成现代人类全面发展的消费需要。
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
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孔凡斌院长提出，为了有效地提升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水平及效果，推动建立和实施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设立湖泊湿地专项基金账户，做到专款专用;第二，补偿资金需要做到两个“优先”，即优先补偿具有更多生态盈余的研究单元和优先补偿农户在湿地保护或资源破坏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或者投入的成本;第三，要建立有差异的生态补偿标准，不搞“一刀切”;第四，要深入系统研究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的具体运作方式，采取多样的生态补偿方式;第五，加强资金投入的监管力度，确保投入的补偿资金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江西省省委党校黄世贤研究员提出：“创新生态治理体系，提高绿色发展能力”，要坚持综合治理，树立绿色发展新理念;坚持系统治理，构建整体协调新体制;坚持依法治理，探索环境责任追究新途径，加强和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实现生态治理体系的创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深刻的社会变革工程来实施，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发动与贯彻，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和推动。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小玉研究员认为生态补偿应根据具体的生态服务的使用价值来确定补偿标准，由政府制定或市场调节来确定交换价值，从政府、市场或者两者相结合的角度来确定补偿途径，构建生态资本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的分摊机制，使生态补偿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协调，有机地反映生态补偿的全过程，最终实现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
七、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法稳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来自农民生活污染、农民生产行为的污染、工业污染等三方面的污染导致农村生态环境也呈现出日益恶化的态势，这不仅威胁着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制约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污染通过污染产业和污染物质两种途径向郊区及偏远农村地区转移和扩散，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更趋恶化，对农村地区产生严重的生态后果。
除此以外，江西省科学院戴年华研究员对鄱阳湖去转捕为养提出了对策与建议。江苏省沛县人民政府魏垂敬以沛县为例，对农村垃圾长效化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了研究。
八、结束语
总体来看，此次会议内容广泛、内涵丰富，讨论激烈，学者们结合我国现阶段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状况，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生态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为中国的生态经济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
我国经济发展史2
6月14日，沪港经济高级顾问委员会年会在宁波举行，沪港两地120多位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年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做了主题发言，其观点鲜明、辞风犀利的精彩演讲，令与会嘉宾频频喝彩，大呼过瘾。
6月初，中央举行了一次由中央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特别强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强调以经济手段为主，标本兼治、着力治本，这些内容是很有新意的。最重要的是，会议强调大力启动稳健的财政政策，在突出财政政策的同时没有提货币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当前国民经济的“冷”与“热”
如何看待2008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国民经济的走势？我认为，用不同的发展观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大相径庭。
我把这几年来一些政府高层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就经济领域发表的言论概括为4个字，那就是：“冷、热、胀、缩”――CPI低于3%，就是通货紧缩；高于3%，则是通货膨胀的开始；GDP高于8%就叫“防止过热”；低于8%就叫“防止过冷”――基本上是在3和8这个范围里转，而且节奏越来越快。
这些政府官员和学者大多运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指标体系，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似乎已经像欧美日一样进入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了。其实，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怎么能学美国、日本呢？中国20多年来发展速度平均在8%以上，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是5%-7%，发达国家则是1%-3%不等。初通哲学的人都不难明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会快一些，因为国民经济的基数有很大差异，美国人均GDP是万美元，1%就是430美元，中国现在是2500美元，1%才25美元。
所以，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2008年和未来的形势，结果会大不相同。我认为，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从发展看运行，而不能就运行看运行。所谓经济过热因而要把发展速度放缓的说法有失偏颇。根据物理学原理，热量和速度没有关系，而是跟摩擦力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大了摩擦系数，产生的热才是经济过热。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哪些方面。我用五句话来概括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定位，这五句话是：“一根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四座大山、五个趋势。”
“一根拐杖”：对外依存度过高
首先是“一根拐杖”。这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定位。2007年中国GDP在全世界排名第4，我们是经济大国，但是不是经济强国呢？应该看到，当前的中国经济正拄着一根拐杖，这拐杖上面刻有3个词：“外商、外企、外贸”。“外商、外企、外贸”占GDP总量的比重，一般年份是60%左右，2007年达到72%。反观日本和美国，日本净出口占GDP的15%，其人均万美元有85%是靠内需解决的；美国的净出口也只占22%。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软肋。我们可以不怕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却怕它封锁自己的市场不让我们进入，如果失去了这庞大的外销市场，就会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那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生存，甚至会造成几千万人失业。
“两个时代”：农民希望改变身份
其次是“两个时代”。我认为，我国正同时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时代中。一方面，我们有660个城市已经迈入现代化；而另一个方面，还存在着亿个小农户，他们在亿亩耕地上劳作，平均每户耕地才亩。
30年前“大包干”结束时，我们有亿人口，其中亿农户。30年过去了，现在13亿人口，有亿农户――当时户均土地亩，现在变成亩。农业在“负发展”，农民的农业性收入也在下降。去年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其中59%是非农业收入。如果一个人大部分的收入不是来自于农业，那他还能算是农民吗？所以就目前的总体形势而言，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他们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劳动阶级。现在70%-80%的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种一年地不如打两个月工――所以才出现20多年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民工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民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应对这个问题，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将面对更为严峻的农民问题。
“两个时代”，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的时间定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就是怎么让农民转变身份的问题。我们谈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首先就要谈农民身份转化的速度。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业和农业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供求矛盾尖锐化后引起的供需失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开足马力奔向现代化的国家。不能套用发达的全面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再次是“三个阶段”。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分别处于发达、发展中和落后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均衡，一个宏观调控政策能解决不同地区存在的各种差异吗？当前，我们的价格仍然既不能反映价值也不能反映供求，与市场经济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对同样一个宏观调控，东、中、西三个地区感应都不一样，所以说宏观调控如何及时准确地到位还存在诸多问题。宏观调控要抓到点上，首先就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脉搏。所以这次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完善宏观调控，要增加它的预见性与灵活性，讲究它的力度，我非常赞同。
“四座大山”：中国有条件解决全社会保障
接着就是“四座大山”。这“四座大山”是指当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四个方面存在的重负。
我重点要说的是社会保障。目前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强制储蓄+商业保险，是商业保险和金融运作出来的保障体系。我主张要把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三者区别开来。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行为；社会保障是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必须纳入财政预算，要按目标补贴按需分配。而社会保障的来源就是全社会的收入，社会收入的绝大部分应归社会所有。
有外国人说，中国正在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国未富人先老”。其实中国政府是最有条件一步到位解决社会保障的。建国以来我们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不少于200万亿，这些国有资产的利息和租金就足够社会保障的开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看透――中国有能力实现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就敢于消费，潜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就会被激发起来，拉动全社会的内需，促进企业的发展，增加社会就业。
社会就业水平提高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就会相应缩减，一年比一年少，最后稳定在5000亿左右。
“五个趋势”：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各位不难发现，等到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了，内需启动了，那么依赖外销的拐杖也可以丢掉了，中西部地区经济成长起来，在座各位企业家就可以在外销内销两方面左右逢源。所以我再一次强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判断非常正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本质上的恶化，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增长也指日可待。我甚至可以预测2008年将以大国崛起的元年载入史册。其标志是“三高一低”――人民币要升值、人力资源成本要涨价、物价要适度上升；同时外贸顺差会缩小。“三高一低”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而这次大地震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令，在地震以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凝聚了人心，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国内市场的强大，使我们民族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清醒地认识世界，更清醒地认识未来！
现在，我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五个发展趋势。我认为，真正成熟的企业家应面对世界经济的大格局想问题，而不能在政策和短期形势后面亦步亦趋。为此，我们要注意五个“中”：第一个“中”，是中部地区。中国未来的的崛起要依赖中部地区的崛起，投资重点是中部；第二个“中”，是中等城市。将来中国真正就业载体是中等城市和重点县；第三个“中”，是中间产业。制造业和农业在老化，发展空间最大的行业处于这两个产业中间，包括医疗和教育；第四个“中”，是中等产品。我们应积极开发中等产品，奢侈品不要搞得太早太多；第五个“中”，是中等收入阶层。这将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产品开发要瞄准中等收入阶层。
我国经济发展史3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1.内部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2.理论假设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Schultz，1964)。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因为以这个假设为基本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当我们在研究问题，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可能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3.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
4.结束语
作为一个热衷于教育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者，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有志者能够少走弯路。由于谈的是自己的体会，报告中难免有许多老王卖瓜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提升，给我国经济学工作者出了许多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题材，目前我们较欠缺的只是规范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经济研究》作为我国经济学龙头刊物，在推动经济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热切期盼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迎来21世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