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分析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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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分析1
水平竞争力
中小城市频繁更瞀，“东高西低”格局依旧
凭借突出的外贸总值、外贸依存度、人均进出口额等指标优势，东部沿海外贸传统强市连续5年入围30强榜单，并垄断了前12强的前半段位置，深圳、东莞、苏州、上海等明星城市在水平竞争力榜单上的龙头地位不可撼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海西地区席卷30强榜单中的20个席位。
相关指标分析
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总值与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描述该城市对全国外贸的贡献程度。
沿海城市独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外贸大格局使“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相对稳定。从地区分布看。经过30余年的积淀，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吸引外资、产业链延伸、人才储备等外贸相关领域齐头并进，积累了其他地区短期内难以赶超的优势，在2012年该指标前30位榜单中包揽26席，其中，由核心增长极上海领衔的长三角地区共有11座城市人选。深圳击败上海再次登顶，并领衔珠三角其它6城入围；环渤海地区再度入围5城，北京继续稳坐“探花”。明星城市领跑各大沿海发达经济区域外贸，展现出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垄断格局。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进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用以衡量该地区企业进出口实力的强弱。
产业过于集中短板暴露——“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30强的地域分布呈现明显“西高东低”特点，25席为内陆中小规模外贸城市所包揽。内陆城市身陷腹地、产业配套发展缓慢导致外资吸引力不足，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打造优势特色产业成为其经贸发展的重要推手，个别城市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甚至关系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受此影响，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出现与总体进出口规模呈现反向的相关关系。在外贸总规模不占优的背景下，内陆地区依靠龙头企业或垄断行业抬高平均规模而挤入榜单。2012年全国参评城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万美元，而内陆地区超亿美元的城市就达4座，有“镍都”之称的甘肃金昌已探明镍储量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外贸总规模在全部参评城市中名列第96位，但因仅有4家进出口企业，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达到亿美元。内陆中小城市在该项指标的统治地位，也恰恰揭示了这些城市外贸发展的短板，外贸发展不均衡、产业过于集中，—旦外部市场风吹草动，缺少风险释放窗口的中小城市外贸将面临“一损俱损”的困局。此外，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更给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等造成多方压力。
外贸依存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额与同期该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描述当地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
外需拉动已向内需趋动转变——2012年“外贸依存度”指标30强榜单中，沿海地区席卷22席，深圳继续稳坐龙头宝座，珠三角共8城入围，与同样有8城入围的长三角地区并驾齐驱。内陆地区共计8座城市入围。
内陆城市登陆榜单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偏低造成的对比效应推高了外贸依存度指标，另一方面是因为龙头企业通过出口创汇在小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小城市来说，经济转型与抗风险能力较差，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容易使其经济发展被外部市场所绑定，外贸大环境变动对其的经济影响力度相比沿海强市来得更强。随着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步伐加快，部分城市外贸依存度指标明显下滑，2012年该指标30强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剔除人民币升值因素，与去年相比下降幅度超过9%，显示经济增长正逐步从靠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变差优势：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对外出口增速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之间的横向比较，用以衡量当地外贸出口的后续动力。
内陆中小城市掌握大局，郑州与重庆获罕见持续动力——2012年“变差优势”指标前30位城市中，中部地区延续上年辉煌，占据近半壁江山，山西长治以出口值同比增长倍的抢眼表现登上状元宝座；西部地区11座城市人围。而雄厚的外贸基础、逼近瓶颈的发展阶段制约了东部沿海城市强大增长动力的持续性，仅有江苏淮安和福建三明两座城市入围。在水平分项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变差优势”指标跳跃性最强，榜单更迭率高达%。
外贸平衡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进、出口额平衡关系比值，用以衡量贸易平衡能力，顺差、逆差过大都会对本土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进口依赖与出口导向标签仍显眼——外贸大市由于进口依赖或出口导向倾向显著，往往无法登陆平衡度榜单，如北京市2012年进出口规模指标位列全国第3，但肩负着全国能源、粮食、矿石等关乎国计民生大宗商品进口重任的诸多央企，使其进口值占同期外贸总值比重高达%，外贸平衡度指标仅居第219位。
而对于一些内陆中小外贸城市来说，“中庸”的外贸特征和相对较小的外贸规模基数使其进出口更易于趋向平衡，2012年外贸平衡度30强中有23座外贸总值不足百亿美元，有11座不足10亿美元。同时，该指标榜单不稳定性也随之出现，2012年仅16座城市连续两年上榜，近半的上榜城市发生更替。
结构竞争力
外贸大市定海神针，中小城市波动剧烈
2012年结构竞争力30强中有11座城市发生更替。外贸大市表现稳定，出口值高于200亿美元的宁波、绍兴、杭州、金华、广州、佛山、厦门、青岛8座城市均连续3年人围榜单30强；中小城市稳定性较差，除辽宁铁岭凭借多元化指标稳定优异的表现，荣获结构榜单“四连冠”外，上年出口规模在20亿美元以下的5座城市全部掉出榜单。受限于整体规模，中小城市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商品种类都较为有限，环境变化、行业兴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策略和产品方向均能导致其榜单位次大
相关指标分析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数：由当地产业特征决定，代表着某城市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变化意味着该城市输出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技术含量两极分化。中高端均值()步入上升通道——2012年，纳入评比的291座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平均值，比2011年提升%。从产品档次看，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21座，比2011年增加1座；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2012年为30座，分别比2010年、2011年减少15座、10座；中间档次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240座，占所有参评城市总量的%，平均分值，比2011年增加。
2012年榜单30强结构稳定，仅有6座城市发生变动，并集中在出口分值最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平，均城市分值介于60-65之间的地区，涵盖了大部分地理版图。规模与水平正相关，外贸强市高分闪耀——外贸大市是高分军团，2012年出口值超千亿美元的广东深圳、上海、江苏苏州分别为、和；天津、广东东莞、佛山、惠州、中山、江苏无锡等传统外贸重镇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会城市河南郑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和重庆也均超过75；其余8座高分值城市多拥有左右当地出口技术含量的大型制造业龙头企业，如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湖南株洲的中国南车、广东汕尾的信利半导体、四川绵阳的长虹彩电、广西柳州的柳工机械和五菱汽车、山西晋城的富士康。而低分值城市主要集中在内陆中小城市，出口产品大多集中在当地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上，加工裎度较低导致指标分值始终处于低位。注：“高附加值产品”，指标值大于75，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以上加工程度商品出口比重较大；“中间档次产品”，指标值低于75高于50，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加工程度最多达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水平：“低附加值产品”，指标值低于50，表明该城市主要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等仅经过简单加工的初级产品。
多元化指标（包括市场和产品）：由“等价数目”和“离散度”两个4级指标构成，共同刻画城市出口市场、产品的数量和分布形态，只有兼具“多而均”的特征，才是均衡合理的状态。
市场多元化：环渤海最多。中部提升幅度最大——2012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平均值为个，比2011年略增个。分区域看，环渤海城市以个市场等价数目的平均值居各区域之首，较上年增加个；中部地区个，增加个，提升幅度最大。
受地理条件以及经济落后产业单一制约，内陆边境城市的外贸辐射范围狭窄，企业倾向与接壤国家贸易，广西崇左对越南出口比重高达%，云南临沧对缅甸出口占%，内蒙古呼伦贝尔对俄罗斯出口占%，黑龙江牡丹江对俄罗斯出口占%，新疆喀什。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占%，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均不超过3个。产品多元化：长三角领衔，珠三角独降——2012年，“出口产品等价数目”的城间差距拉大。长三角平均每座城市拥有同等出口规模的产品数量最多，以个的优异成绩居首，其中独具特色的民营小商品经济为浙江在多元化指标上赢得多个前排位次；海四地区在2011年基础上增加个至个。相比之下，作为电子加工制造业基地，珠三角出口结构以电子电器产品为主，平均每座城市同等出口规模的产品数量个，均低于环渤海和东北地区水平，是出口产品数量唯一出现逆势下滑的地区。
2012年，在平均出口规模、产品技术水平等领域，长三角与珠三角不相上下，城市的全产品高度化指标值的差距不足；但在多元化指标表现以及区内发展均衡方面，长三角的相对优势明显。长三角平均每座城市出口产品等价数目高出珠三角个，差距较上年继续拉大%。此外，长三角城市出口规模有序扩散，结构上也更趋合理，而珠三角城市外贸发展贫富落差较大，小城市出口市场和产品也更为集中，结构失衡明显
效益竞争力
“东强西弱”格局开始改善
2012年效益竞争力30强榜单更新率由2011年的%进一步扩大至%。除深圳、上海等发展相对均衡的外贸强市能够爆发持续竞争力外，一些依靠单项指标的高度影响力异军突起的城市，难以在效益榜单上站稳脚跟，如山西晋中、四川雅安、宁夏石嘴山、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济源等。
13座连续2年上榜的城市中，5座来自我国外贸规模前10位的城市。
随着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步伐的逐步加快，一些中西部城市外贸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指标考核上反映出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净出口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等指标考核中，中西部城市凭借压倒性优势逐渐取代部分东南沿海城市入围，以往“东强西弱”的效益榜单格局正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和西部三地均衡方向发展。
相关指标分析
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数：一般贸易出口利用外部市场消费拉动内部经济发展，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产业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中西部城市逆袭，榜单占有率首超东部沿海——相较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金融危机爆发后，一般贸易趁势而上，2012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占同期外贸出口比重接近5成，较2008年提升近2个百分点。资源富庶的中西部城市在一般贸易领域取得长足进步，2012年合计出口规模比2008年扩大了%，入围城市数量由2008年的8座增至14座，而同期东南沿海地区由2008年的18座减少至12座。但中西部地区产业普遍单一、布局相对集中，竞争优势略显脆弱。
浙江省是一般贸易出口大省，然而，低成本扩张的市场开拓模式导致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导的本土产业结构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2012年该指标榜单中浙江省仅存温州市，比上年大幅减少4座，一般贸易大省要实现华丽转身困难重重。
加工贸易增值率：增值空间狭窄、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加工贸易发展模式逐渐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此，延长产业链、提升增值空间、改善加工效益，对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尤为必要。
受益于加工贸易转移，中西部增值优势明显——随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进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虽然在总量上仍无法比肩东南沿海地区，但速度惊人：自2008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年均增长%，增速远快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全国加工贸易比重也由2008年的%迅速提升至2012年创纪录的%。加工贸易的迅速成长，带领着一批中西部城市入围榜单，重庆市抓住全球电子科技创新的机遇，相继吸引了惠普、宏基、华硕、思科等品牌商以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等代工商和大批零部件制造企业入驻，几年间已搭建出一片构成完整、运作成熟的笔电产业集群，在此带动下的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高达倍。
作为我国老牌加工贸易生产基地的东南沿海地区，多年累积的庞大进出口规模难掩低端的国际分工水平，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同质化严重，致使议价能力低下、增值空间狭小。光鲜的外贸数据背后，并未带来与之相称的实际利益，2012年仅浙江舟山和丽水等2座城市入围榜单，延续贫困式增长的困局。
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净出口作为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之一，是衡量外贸发展效益高低的重要标准。
中西部改写区域格局——综合2008年以来的榜单区域分布变化情况，东南沿海地区由2008年的22座减少至2012年的10座，而中西部地区入围数量由2008年的3座快速增至2012年的16座，超越东南沿海地区，占据榜单的半壁江山。但中西部城市高上榜率的优异成绩主要得益于内陆城市有限的内贸市场容量，榜单中中西部城市的平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其余地区上榜城市平均水平的%，较小的经济基数和外贸市场容量给指标结果蹿升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稳定性欠佳的副作用。
出口收益率：由内资企业创造并掌控的出口收益能力更能体现“国民概念”，是衡量我国技术改造、自主研发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贸易模式决定收益能力——外贸规模是获得出口收入的基础，在持续入围的28座城市中多达21座城市来自底子较厚的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而起步较晓的中西部地区仍未发展到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仅4座城市入围。然而，出口规模并非影响出口收益能力的唯一因素，本地经济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内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不断加深，以及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的延伸，均有刺于贸易收益能力的提升。而对同级别贸易城市，其贸易方式直接决定其收益水平高低，以加工贸易起家的广东省，2l座列入考核的城市中多达18座城市出口收益排名低于出口规模排名；而同是外贸发达地区的浙江省，由于本土经济特征显著，列入考核的11座城市出口收益排名全部高于出口规模排名，其中7座上榜，在人围榜单的东南沿海城市中占据%的比重。
贸易条件指数：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用于说明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关系，是从价格方面衡量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东南沿海维持零入围记录——由于生态资源相对匮乏，发展加工贸易生产基地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实现国内外两种资源的交换、两个市场的对接成为东南沿海城市必然的战略选择。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原料供应和成品销售都听命于跨国公司的市场策略，导致该地区出口产品议价能力脆弱，进口商品普遍缺乏定价话语权，贸易条件指数在考核中长期处于劣势，综合竞争力前五的东南沿海外贸强市在该指标位次均落于百名之外。
仅资源优势难成竞争合力——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大宗商晶价格在戏剧性波动中呈现下跌态势，铜、铁、锰、煤炭、棉花等资源性商品进口价格均应声而降。对于结构单一的中西部地区城市。一旦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动，对进出口价格以及由此计算而得的贸易条件指数将产生较大影响，24座入围贸易条件指数30强的中西部城市中，多达20座是新晋成员，如，甘肃平凉出口商品以苹果、杏仁等农产品为主，而进口仅锰矿砂一项商品，出口价格稳中有升的同时进口锰矿砂价格快速下跌，使该市在该指标考核中最终胜出。
然而，单纯凭借资源优势上榜的城市，在其余指标表现上往往乏善可陈，难以形成综合竞争力，入选贸易条件指数30强的24座中西部城市中，21座最终落选效益30强榜单，更无一座城市能够入围综合竞争力榜单。
发展竞争力
综合实力均衡发晨是王道
纵观2012年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各经济区板块整体阵容基本保持不变。前两年单凭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指标位居第一的优势挤入发展竞争力30强的广西北海因该指标位次下滑，发展竞争力由上年的第18位降至第61位；贵州六盘水和甘肃嘉峪关亦因当地龙头企业落榜全国外贸500强而迅速坠入发展竞争力的谷底。不难发现，靠某项指标单打独斗终究只能如流星闪现，综合实力的均衡发展方能彰显城市的发展后劲。
相关指标分析
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与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该两项指标用来衡量各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其对吸引外商投资转移的能力，折射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西部资本产业转化亟待加强——从地区分布看，东南沿海地区依然是外商投资的主战场，把持了双双人围两项指标的20座城市中的7成席位，特别是江苏苏州、广东东莞、广东深圳、上海、福建厦门和江苏常州16市稳居两项指标前10，但在“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前30的榜单上，东南沿海地区继上年减少2个席位后再折损3个席位，分别被环渤海、东北和中部地区收入囊中。西部城市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表现依然低于预期：广西钦州仍是西部地区入围“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榜单的独苗，西南经济金融中心位次继续退后47位仅排在第91位；随着海南海口退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榜单，西部地区仅余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包头、四川成都3座城市，如何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催生经济内生性的增长动力仍是西部地区亟待破解的难题。
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提升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反映龙头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集聚及带动能力。
中小城市集聚效应初显——2012年我国外贸500强企业（以下简称“大企业”）的进出口门槛持续提升，由2011年的亿美元升至2012年的亿美元，在上年抬高%的基础上继续增高%。由于短期因素造成部分中小城市出局，2012年大企业在中国版图的分布范围缩小，城市数目比2011年减少8座，继而引发该指标榜单分布格局的变动，贵州六盘水、甘肃嘉峪关、湖南娄底、河南安阳、山东莱芜以及河南新乡无一例外皆因当地龙头企业退至外贸500强之外导致排位一泻千里，榜单更新率达20%。
深圳、北京、上海和苏州4大外贸城市坐拥全国超过一半的大企业数量。由于改革起步早、开放程度深，尽管大企业数量均不及当地有外贸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总数的%，但其涉及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进出口比重仍高达50%、%、%和%。内陆中小城市依然是该指标30强榜单的主要成员：甘肃金昌继续稳居榜首；安徽铜陵大力培育铜基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除近年一直活跃的金隆铜业有限公司外，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跻身全国外贸500强。带动铜陵在本指标排位由上年的第14位提升至第5位；富士康郑州项目于2010年投产后，巨无霸的威力迅速爆发，仅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一家便占据全市进出口的%，带动郑州在本指标位次由上年的第19位升至第6位。
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作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设立的第四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先导区和试验台，海关特殊监管区在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顺应产业政策转移，内陆重点承接城市包揽前三——近年来，配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海关对特殊监管区域功能拓展和整合优化步伐加快，为内陆城市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升级提供了便捷优惠的通关环境和后续发展的空间。2012年，“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指标前30榜单分布均匀、表现稳定，东南沿海及环渤海地区共占16个席位，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共占141、席位，更新率仅为10%。
随着富士康等外向型企业的迁移，中西部地区以此为基础争相设立综合保税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基地，河南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四川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和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的封关运作，让郑州、成都和重庆获得更为强劲的推力。
潜力竞争力
长三角王者归来，西部区域版图扩张
2012年潜力竞争力30强榜单基本保持了2011年的格局。尖端阵容尽显强者恒强的王者本色，前10强榜单连续多年被深圳、上海、厦门、苏州、珠海、广州、东莞、宁波、大连等东部沿海城市“把持”。
长三角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劳动力素质较高等“软硬兼备”的优势依然突出，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明显萎缩的同时，内生经济勇挑重担，上海、苏州、常州、扬州、嘉兴、无锡在“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指标中均有优秀表现。
受益于基础建设的长足发展，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外贸潜力明显增强，内蒙古金三角鄂尔多斯、乌海和包头均榜上有名，甘肃嘉峪关在当地大企业的支撑下位列第17；西南地区的重庆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并卓有成效。西部城市在潜力榜单版图开始扩张的同时，中部地区迅速缩小，由2011年的5座城市减至1座，马鞍山和芜湖因撤并巢湖后人口基数大幅增加影响了“人均货运量”指标而无缘30强。
相关指标分析
区位优势指数：以城市拥有的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数量作为考量对象，衡量外贸地理位置的优劣和口岸功能的完善程度。
万人外贸企业数量：外贸企业是一个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载体。企业数量越多，该市参与生产及对外贸易行为越有活力。
格局稳固，中西部颗粒无收——入围该指标前30位的城常格局与2011年大致相同，名次发生松动的城市仅10座，且幅度均在2席以内，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政策配套和成长环境对外资吸引力仍然有限，尽管区域代表性大城市初具雏形、外贸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但由于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市场容量有限，难以比肩东部沿海极具辐射力的金融和商贸中心，2012年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数量增加%，占全国外贸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万人外贸企业数量指标的表现依旧黯然，前30名中颗粒无收。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厚重的工业基础和资本人才积累，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倾力打造的“经济高地”，以上海为中心、苏浙为两翼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加速，2012年该地区外贸企业数量增加%达万家，占全国逾4成的比重。尽管临近港澳的地缘优势、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都在逐步消失，2012年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数量仍增加%，坐拥榜单7席。
人均货运量：城间交通网络建设完善与否、运输通畅与否，是衡量城市工业化水平和贸易输送潜能的重要标志。西北地区登顶，中部受制人口基数而不前——在“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国家战略资源调度下，西部地区交通基础建设大幅提升，2011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投资额首次超过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配套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商贸、物流、服务业等相关企业也趋之若骛，货运水平随之飞跃式提升，继2010年增长%之后，2011年又以%的货运量增速位列各大区域货运量增速之首。与其他指标东部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不同，西北地区在该指标前30位榜单的版图最大，上榜城市达到8座，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及包头形成“金三角”位居前列，加上甘肃嘉峪关，西北地区囊括了前5名中的4名。同时，中部地区的货运量颇具规模，%的增速也无可挑剔，但由于部分城市人口基数较大，在该指标表现上稍显逊色。东北基地厚积薄发。东部沿海遭遇瓶颈——早在2003年国家制定战略开辟老工业基地振兴之路起，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及其物流潜力便开始被逐步挖掘，2011年以14%仅次于西部地区的货运量增速，成为该指标榜单表现较为进取的地区，入围4座。而起步早的东部沿海地区经贸发展开始走入瓶颈，货运量比上年增长%，增速回落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货运总量的%，比上年回落1个百分点；加之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扩充，发展潜力因其日益增加的基数导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令东部沿海地区在排位中难有突出表现。
竞争力分析范文2
河南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文化发展状态为评价对象。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中“行政区划”的界定，其名称和先后次序是：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济源市。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专家综合评判四个一级指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的两翼，缺一不可。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主体和灵魂所在。专家综合评判旨在透过数字表象深入考察各地文化功能的综合发挥情况，诸如提升公民素质、增强公众凝聚力以及文化支撑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等方面。构建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展开具体的测算分析，需要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实用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其中科学性、全面性、实用性是各类评价体系必须恪守的普遍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指河南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各级各项指标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动态变化，更深刻的用意是在反映当下18个省辖市文化建设发展的整体水平和比较优势的同时，通过具体指标的杠杆和导向作用，进一步调动各地市重视文化、发展文化的积极主动性，实现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并着力营造更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言以蔽之，不为评价而评价，推动后续健康发展才是终极目的。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级指标制，包括4个一级指标即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专家综合评判。其中前3个为客观指标，均下辖具体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二级指标12个，名称和数量涵盖了一级指标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文化事业包括公共文化资金投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要素以及更为直观的“省级及以上奖项(荣誉)”，文化产业包括投融资体系、规模结构、市场体系、品牌培育以及集中体现文化产业发展特征和方向的“集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则主要包括文化人才培训引进投入和文化队伍规模结构两项。三级指标50个，涵盖了相关二级指标的内涵和外延，符合科学、全面、可行的原则。对河南省各省辖市的文化竞争力进行评估，在省内尚属首次，没有可供直接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相关的文化类评价体系似可提供借鉴和参考。约略而言，大体包括三类：(1)文化产业类的发展指数测算体系以及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典型者诸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CCIDI)，以表征指数和内涵指数为核心框架形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多级多指标综合指数体系”，对产业方面的指标详细设置可资借鉴。(2)外省文化强省(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多从文化强省(市)的目标和内涵出发，设置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的各级指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测度方法。(3)《河南省文化强省评价指标体系》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前者将河南文化强省的内涵与标准概括为8种能力、分解为86个二级指标，后者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为主线形成了包括8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和150个三级指标的测算体系。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经相关专家反复论证形成。详见表1。
二、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解析
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区域文化竞争力理论，引入统计学概念，融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宏观指标与微观指标、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外显指标与内隐指标、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复合指标与单一指标，围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辅以专家综合评判，旨在通过全面评价分析河南省18个省辖市文化建设发展的综合水平和比较优势，准确反映河南文化发展态势和中原经济区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文化事业评价指标文化事业评价指标为一级指标，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关键，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基础，省级及以上奖项(荣誉)反映该区域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因此，设置5项二级指标，即公共文化资金投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省级及以上奖项(荣誉)，其中前3项均对应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资金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需要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为支撑，实现总量与人均、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等内部结构均衡而且逐年稳定增长的公共文化资金投入体系。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总体来看，对文化投入的整体水平还很低，人均文化事业费更低。公共文化资金投入不足，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该尽快弥补的短板。因此，该项二级指标权重也比较大。在3项三级指标中，人均文化事业费与文化事业费占本地财政支出的比重，共同测度各省辖市对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设置“农村文化专项资金增长率”指标，意在通过统计指标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公共财政资金进入，持续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现以“人均文化事业费”为例，说明三级指标实际分值的计算方法：三级指标实际分值bi=理论分值(A)×(统计数据ai/标准值am)(说明：标准值am为全省人均文化事业费)公式bi=A×(ai/am)即是本评价指标体系中所有三级指标实际分值的计算方法。在实际计算中，具体区别有二：第一，不同指标的标准值不同。或以18个省辖市中的最高得分为准，或以全省平均值为准，视三级指标的不同情况而定。第二，涉及多个项目的复合指标，项目层级高低不同者赋予不同权重(第一层级1，第二层级0．6);项目层级大体相同者无须分别赋值，数量直接相加即可。对于大多数单一指标，直接套用公式和标准值比较计算即可。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两者分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硬件和软件。在全省已基本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各地硬件设施基本到位的情况下，作为软件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相对更为关键，而且现在有效供给并不能充分满足广大城乡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日益增长并逐渐呈现多样性、小众化特征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权重(10分)高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5分)。在具体的三级指标中，两者在符合全面性原则的基础上，均特别注重考察惠民文化工程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基层社区的落实力度。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河南是文物大省，地下文物保有量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馆藏文物占全国的八分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齐全，内涵丰富。三级指标的设置主要围绕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资文化遗产展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整体权重分值不大(5分)，主要是因为，文化遗产是先天资源，后人主要是继承保护；各省辖市的文化遗产分布不均，大量集中于郑、汴、洛地区，其他省辖市相对较少，而且不能通过积极的主观努力改变其基本面貌。为公平起见并进一步调动全省多数省辖市致力当代文化发展建设的积极主动性，整体权重不宜太高。省级及以上奖项(荣誉)。系本评价指标体系的特设指标，因为省级及以上奖项(荣誉)是各省辖市区域文化尤其是文化事业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集中、直接体现，而且其中“全国、省级道德模范先进人物”等项，不仅反映了近年来河南不断涌现道德模范先进人物、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绩，也彰显了统计指标背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阔背景。
(三)人才队伍建设和专家综合评判人才队伍建设是一级客观指标，权重10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人才队伍建设是区域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具体包括人才培训引进投入和文化队伍规模结构2个二级指标，下分5个三级指标，分别测度人才培训引进投入、整体规模结构等方面。专家综合评判属于一级主观指标，权重5分。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坚持以定量评价为主，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专家综合评判系由多位省内外资深专家，依据各省辖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客观数据，结合日常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并深入考察文化功能综合发挥情况，各自打分，最后择取平均值。设定较小权重(5分)，是希望既能充分发挥专家学者透过数字表象洞悉文化本质的积极作用，又不至于降低评价指标体系和最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四)基本计算方法在本评价指标体系中，所有三级指标的实际分值(bi)直接累计，外加专家综合评分，即可得到某一省辖市区域文化竞争力的综合指数(ci)。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虽然也标明权重数值(主要作用是明确整体结构和比例)，但不参与中间计算，这样可以大为提高简便性、可行性。ci=(b1+b2+b3+…+b50)+专家综合评分关于三级指标实际分值的计算公式bi=A×(ai/am)，上文已经涉及，现在分别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种情况予以系统解释说明。1．单一指标bi=理论分值(A)×(统计数据ai/标准值am)其中am为标准值，在正向指标中为最大值，在逆向指标中为最小值。在本评价指标体系中，暂时没有逆向指标，标准值一般采用18个省辖市中的最大值，也有一些采用全省平均值的情况(如人均文化事业费)，视具体情形而定。ai/am即不同单位的数据之间的无量纲化过程。由于指标体系牵涉众多不同的测度对象，原始统计数据的属性和量纲不尽相同。因此，应首先统一计量口径，需要通过采用相对化处理的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无量纲化处理。2．复合指标复合指标，即涉及多个不同统计项目的指标。相对单一指标而言，它需要增加一个ai的计算过程。如果多个统计项目层级相同，不同数量直接相加即可得到ai数值。如果多个统计项目层级不同，需要分别层级高低分别赋予权重分值1和0．6以至更少，表格中复合指标主要涉及部级和省级(类此层级差别，可参照处理)，相应赋值1和0．6，随之套用如下公式即可：ai=m×1+n×0．6(m、n为不同项目内容的统计数据)概括而言，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计算公式共有三个：区域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ci=(b1+b2+b3+…+b55)+专家综合评分三级指标实际分值bi=A×(ai/am)(am为标准值)在复合并区分层级的三级指标中，另有附加公式ai=m×1+n×0．6(m，n为不同项目内容的统计数据)在测算全省18个省辖市区域文化竞争力综合得分、相对位次的基础上，重在分析各地在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进一步明确提升路径，通过各省辖市区域文化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切实增强河南在全国的区域文化竞争力，推动实现文化强省目标。
三、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分析及2012年排名
以区域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专家综合评判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50个三级指标为参照，以2010年至2012年河南省各省辖市的综合数据为分析对象，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文化竞争力进行分析。(详见表3、表9)以2012年各省辖市的综合数据为主，对18个省辖市区域文化竞争力进行综合排名。(详见表10、图1)通过分析和排名，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文化竞争力的整体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各省辖市文化建设的“短板”，为各省辖市的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一)河南省18个省辖市文化事业竞争力分析从2010年到2012年，在文化事业费总量上，郑州市连年总量位居第一，分别为9．23亿元、8．63亿元、10．852亿元；文化事业费与人均文化事业费连年增长的省辖市有洛阳、安阳、新乡、焦作、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济源。其中，洛阳增幅最大，文化事业费由2010年5．35亿元猛增至2012年的9．21亿元，增长近4亿元，人均文化事业费由81．68元增至139．76元，排名从第三跃居第一，文化事业费占当地财政支出比重由原来的2．32%到2．67%，也占据了首位。2012年，各省辖市文化事业费前6名为郑州、洛阳、周口、南阳、新乡、安阳，人均文化事业费前6名为洛阳、郑州、济源、三门峡、焦作、安阳，文化事业费占本地财政支出的比重前6名为洛阳、安阳、郑州、济源、新乡、许昌。(详见表2)总体看来，大多数省辖市的公共文化资金投入呈上升趋势，文化事业费总额和人均文化事业费大多有所提升，但文化事业费占当地财政支出比重却并没有相应增加，有11个省辖市反而较2011年有所下降。2012年，除洛阳文化事业费占本地财政支出比重超出2%，其余省辖市均在2%之下，所占比例普遍偏低，对于文化投入的增幅低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幅，表明各地政府虽然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但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关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到2012年底，全省已基本实现“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各省辖市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覆盖率、社区文化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覆盖率均达到100%，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也都在90%以上。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普遍完善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各省辖市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绝大多数呈连年上升趋势，尤以济源增幅最大，由2010年的4853册/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9714册/万人。2012年，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数目超过2000册的省辖市有济源、三门峡、郑州、焦作、鹤壁、安阳、洛阳、许昌、新乡等市。周口、驻马店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量相对较少。总的看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面各市基本持平。在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各省辖市差距较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郑州市(72个)与最少的濮阳市(5个)相差67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郑州市(126个)与最少的鹤壁、济源两市(各23个)与相差10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最多的焦作市(62个)与最少的漯河市(9个)相差5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最多的新乡市、南阳市(各9个)与最少的濮阳市、济源市(各1个)相差8个。这些数据除表明各省辖市文化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外，也间接表现出各省辖市对于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利用力度的差异。各地文化遗产的占有率与保护利用对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是区域文化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竞争力分析3
[关键词]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王金河，男，聊城大学商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一､采用的研究方法
对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研究的实证分析可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显示”比较优势法(RCA)､可比净出口指数(NTB)､米查利指数分析法(MI)､国内资源成本系数(DRC)､价格比较法､劳动力密集指数法等｡这些实证分析方法，各有其优点和缺陷，有些方法计算复杂，有些方法数据难以取得，有些方法可比性较差，说服力不强｡
“显示”比较优势法计算具有侧重出口实绩，因此可以免受国家保护造成进口扭曲所带来的影响，而且简单明了，避免了许多繁杂运算及近似的估计，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使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率｡
可比净出口指数(NTB),又叫出口竞争力指数､贸易竞争系数､净出口指数，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减去进口再与该类商品贸易总额的比率，它结合某种产品出口､进口两方面因素来反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用公式表示就是
NTBij=(Xij-Mij)/(Xij+Mij)
式中，NTBij――出口竞争力指数
Xij――i国(或地区) j种商品的出口值
Mij――i国(或地区) j种商品的进口值
可比净出口指数的取值在-1和1之间｡如果NTBij=-1,即该国j种商品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没有国际竞争力；如果-1
由于采用单一研究方法有很多弊端，其缺陷难以消除，所以我们选取“显示”比较优势法结合可比净出口指数来综合分析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以互相弥补彼此存在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二､农产品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1.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实证分析
(1)农产品出口竞争力RCA分析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一直在国民经济种占据重要地位｡我国自从1995年开始农产品总体上就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虽然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量持续增加，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在加大｡但是从RCA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农产品整体比较优势持续下降｡特别是入世后的三年，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直线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和%｡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大宗谷物类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下降所致，我国的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者，目前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
(2)可比净出口指数(NTB)分析
根据我国近十年的农产品进出口资料，我们再通过计算可比净出口指数的方法来了解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发展变化情况(见图1)｡
通过图1可以看到，我国近十年来的农产品可比净出口指数经历了一个起伏过程，然后趋于直线下降｡在1995~1998年期间，我国农产品可比净出口指数是上升的，在1998年达到峰值，但也只有;1996~2002年出现徘徊；2002年后直线下降，到2004年变为负值｡也就是说通过农产品进口和出口来看总体上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2004年以前较强的，但从2004年开始变为较差｡实际表现为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
综合RCA指数分析和可比净出口指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且呈直线下降趋势，竞争前景不容乐观｡
2.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分析
(1)山东省农产品的RCA分析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值一直位于全国前列，已经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位，是不折不扣的农产品出口大省！从这些信息来看，山东省农产品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笔者搜集了山东省农产品1995~2004年的相关数据，并进行RCA值的计算､整理，来了解和分析山东省农产品总体的比较优势情况(如图2)｡
从图2山东省农产品RCA指数可以看出，虽然全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差且呈下降趋势，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东省农产品的RCA指数不仅远远大于全国，而且均大于1,即山东省农产品总体上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入世前后的1999年~2004年山东省农产品RCA均大于2,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山东省在我国农产品出口中居领先地位，是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强省｡
(2)山东省农产品NTB分析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但近几年来增幅放缓，而农产品进口增长很快｡我们在结合进出口量方面的情况，分析山东省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发展轨迹｡从图可以看出近十年山东省农产品的NTB指数均大于0,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山东省的NTB指数呈下降趋势；NTB指数峰值出现在1999年，为,2004年最低为,但仍具有出口竞争力｡
从分析结果看，对全国农产品总体进行RCA和NTB分析得出的是相同的结论，而对山东省农产品进行RCA和NTB分析却出现了差异：RCA指数在中国入世前后没发生太大变化，但NTB指数在入世后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发现，NTB指数之所以出现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山东省农产品进口额的快速增加，是山东省农业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果，也说明山东省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没有得以充分发挥，农产品总体竞争力不高，而且出口竞争力在逐年降低｡
3.山东省主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多种农产品的产量､规模和出口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根据产品产量规模､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对经济的影响､在世界同类产品生产与贸易中的地位等原则，选取了七类共九种农产品进行分析：一类是粮食和谷物类的小麦和玉米；二类是棉花；三类是油料作物，有大豆和花生；四类是水产品；五类是蔬菜；六类是肉食品；七类是水果类，以苹果为代表｡粮棉油是山东省大宗农产品，肉食品､水海产品､蔬菜､水果､花生是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的拳头产品，所以我们选取这九类产品进行分析｡
(1)主要农产品的RCA分析
在对山东省主要的九种农产品进行分析后发现：山东省主要农产品的RCA值差距大，出口竞争力强弱分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花生､水产品､蔬菜､肉食品､苹果五类农产品是山东省主要出口农产品，这五种农产品RCA指数大于2,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排名前四位的苹果､花生､蔬菜､水产品的RCA均大于,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小麦､玉米､棉花､大豆RCA指数小于1,尤其小麦RCA值为0,居于绝对劣势地位(见表1)｡
(2)主要农产品的NTB分析
同样对九种产品，结合进口情况，进行可比净出口指数(NTB)分析｡根据搜集的数据资料并进行整理计算(见表2)｡从可比净出口指数来看，山东省主要农产品NTB指数差异明显：玉米､花生､蔬菜､肉食品､苹果NTB指数为1,也就是说这五类产品是只有出口没有进口，出口竞争力强；水产品的NTB指数为,意味着水产品有较强的竞争力；棉花和大豆接近-1,这两类产品竞争力很差，而小麦为-1,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居于完全劣势，没有竞争力｡
三､结论
对全国和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山东省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和可比净出口指数都比全国农产品总体水平高｡具体结合RCA指数和NTB指数可以看出：
1.山东省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明显：全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自1994年以后不仅小于1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竞争力明显不足；而山东省农产品在入世前后均大于2,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山东省农产品可比净出口指数虽然在入世后与全国水平一样出现明显下降，但仍然高于全国水平，具备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从总体来看，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远高于全国水平，是山东省年产评出口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的主要原因｡
2.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参差不齐，强弱差别明显：主要农产品中小麦､棉花､大豆三类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差，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玉米虽然缺乏比较优势，但由于玉米补贴的原因，山东省玉米呈现少量出口局面，目前尚存在一定出口竞争力；花生､蔬菜､肉食品､苹果､水产品既存在比较优势，也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这也是山东省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是山东省农产品总体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蓝庆新。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