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嘉给女儿的信【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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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嘉写给女儿的一封信【第一篇】

[整理者按]

宋庆龄的晚年生活和工作情况，近年来的一些回忆类文章和著述中涉及较多。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保姆、秘书、警卫人员、管理人员等，用平实的、近乎絮叨的话语真实地勾勒出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高尚而平凡的伟大形象，向我们讲述了伟人的琐细生活和她作为一名不平凡的女性所具有的感人情怀。这些口述、回忆对了解宋庆龄、研究宋庆龄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本文根据1991年3月1日对原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

李家炽，1926年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6岁参加革命，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工作。后任中共上海市委行政处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及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曾参与过宋庆龄保姆李燕娥生病治疗、丧事处理以及宋庆龄后事准备，宋逝世后上海、北京两处寓所的清理等工作。

宋庆龄婉谢为她在上海新建住宅

1955年，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考虑到宋庆龄同志作为国家副主席，住在淮海路的房子[1]过小，不够她公务使用，准备为她在上海新建一座大的住宅。柯庆施让我们向她转达了这个意思。宋主席知道后，说：“这房子够我使用的，绝不要为我新建住宅。我很喜欢这所住宅，院子里香樟树绕了一圈，使院子里的空气格外好，它对人的肺健康很有益。”就这样婉言谢绝了市领导的好意。

[1]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关怀

宋主席对于我们工作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家属，可以说关怀备至。这样的事例很多：

事例一 从生活上关心身边工作人员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宋主席派去了管理人员、司机、厨师、绿化工、警卫秘书等工作人员。她总是说：“你们来我这里工作，我应当照顾好你们。”所以她身边工作人员的伙食费都是由她支付的，而且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安排让大家包饺子吃，费用也由她出。1950年代以后，由于公务繁忙，宋主席长住北京，逢年过节她总是寄钱给上海住宅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包顿饺子，过好节日，以此表达她的心意。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贴宋主席的大字报，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不付钱如何如何。有鉴于此，她只好停止支付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但是过年过节她仍然从北京寄钱给上海的工作人员包饺子吃。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一如既往，无微不至地关心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都是从部队或解放区来的，过年包饺子是大家团聚而又让人高兴的好形式。直至1981年去世之前，她每年都是这样安排的。

其实，当时宋主席的经济负担很重。解放后，由于李燕娥大姐[1]年龄大了，她又请过两位阿姨[2]照料她的生活。这两位阿姨的工资、生活费均由她支付，再加上政府派去照顾她的北京、上海两地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也由她负责，所以她一个人的开支是蛮紧的。

事例二 关心李燕娥大姐的治病及其后事

1978年5月，李大姐（即李燕娥）在上海华东医院查出患了癌症。我当即把这件事向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市委书记王一平及机管局领导张平同志作了汇报，他们都要我立即写信把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全面向宋主席汇报请示。当时在上海开刀是没有问题的，但开刀后的化疗出现了困难。化疗所用的钴60是上海最好的照光设备，但是李大姐的腰围特别大，钴60这个机器放不进去。开刀以后如果治疗发生问题那怎么办？而不治疗又是不行的。市委领导让我如实向宋主席汇报，把困难讲清楚。我按照市委领导的意见立即写信向她汇报，这样比较谨慎。这件事电话里是不好讲的，当时上海的机要传送速度比较快，今发明收，每天市委机关都有人到北京去，今天去明天回，都是交叉的。信发出去的第二天下午，宋主席收到信后就让杜秘书[3]打电话来，她的意思是要我立即把李大姐送到北京去。市委领导决定由我护送李大姐到北京。华东医院领导安排让宋主席在上海的特别医生和特别护士都陪着李大姐一起去北京。北京的手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下飞机，立即就把李大姐送进解放军总医院，马上住院开刀，并作了化疗。

[1]李燕娥（1912―1981），跟随宋庆龄多年并照顾其生活的保姆。16岁到宋家，照料宋庆龄的生活，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利诱，忠心耿耿地保护和支持宋庆龄。宋原来称她为“李妈”，1962年后改称“李姐”，并给予高度评价：“李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是非分得很清楚，是位坚强高尚的女性。”

[2]指钟兴宝和顾金凤。钟兴宝1953年来到宋庆龄身边负责宋在北京寓所的起居，后因年纪大了，1973年6月由顾金凤接替钟的工作，宋庆龄亲切地称顾金凤为“阿金”。

[3]即杜述周，1968年5月至1981年5月，在宋庆龄身边担任警卫秘书达13年之久，亲历亲见了许多重大事件。1982年5月，北京宋庆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是故居第一任主任，1998年离休。2004年2月28日，在京病逝。

李大姐住院期间，宋主席对她倍加照顾。每天都要派杜秘书代表她送一束鲜花到医院，并送去李大姐喜欢吃的菜。宋主席又听说海参可以治癌，尽管费用比较高，但为了给李大姐治病，还每天送海参给她吃。李大姐出院后，又在宋主席北京的家里住了好几个月。

第二年（即1979）开春以后，我们才把李燕娥大姐从北京接回上海。当时她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但到了1980年，旧症复发。于是我们又写信向宋主席作了请示汇报，再次把李大姐送到北京，还是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医院虽尽力诊治，但由于病情较重，李大姐于1981年春节的大年初一过世了。对此，宋主席尽到了一切责任，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带了进口药给李大姐吃，但也没能治好她的病。李大姐是在大年初一过世的，但宋主席一直到年初四才告诉我们。那时我在上海，初四早晨杜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李大姐过世的消息，还说宋主席要我立即到北京，交代安排李大姐安葬的事宜。我向市政府秘书长张平同志汇报以后，立即赶往北京。赴京前，我已经收到了机要局同一天寄来的宋主席一封绝密信函。[1]信是复印件，意思是说，杜秘书向她提到了李大姐的后事，她认为由我来安排更为妥当。宋主席同意将李燕娥大姐安葬在上海宋家的墓地里，[2]还说将来也要安葬在那里，这等于已经作好了自己的后事安排。她在信中写道：“我不知怎样来谢李局长。”这是宋主席对我的一种心意，实际上这是我应当为她做的，这是我的职责。我收到这封绝密信后，给市委领导都看了。

后来，廖承志同志在宋庆龄同志治丧工作会议上讲到了李大姐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的原因。当时，我和高登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这几位同志在场。廖承志讲，宋庆龄同志是以革命导师马克思为榜样而这么做的。当年，马克思把一生照顾他家生活起居的阿姨葬在马克思墓地（位于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与他的家人安葬在一起。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宋主席心念劳动人民，决定与劳动人民永远在一起，这就是她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

李大姐的后事看似是宋主席的家事，但她非常注意各方面的影响。之后我到北京和她面谈李大姐的安葬事宜，决定由我把骨灰盒带回上海。回到上海后，我把墓地怎么安排以及墓碑内容怎么写等等，都画出图样向宋主席请示，前后请示了两次，最后由她决定墓碑上下左右的位置和碑文内容。

碑文的字体选用颜体，也都经由宋主席审查决定，写字的人就是在宋家墓地工作现已退休的老李（李通海）[3]。她说：“这个颜体字我是喜欢的，就用这个字吧。”个别字写得不怎么好，她要我带回来再改写。这项工作宋主席审定得非常细致。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她要我代表她为李大姐举行一个简朴而又庄重的仪式，并要我讲一些话。将李大姐从16岁起开始照顾宋主席一直到过世的一生作个简要介绍。我准备了1篇讲话稿，大意是说李大姐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做了一辈子的服务工作。不管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还是在遭受敌机轰炸逃难的时候，李大姐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逃难的时候，宋主席身体不好，李大姐就背着她走等等。宋主席说：“她是我的最亲密战友，你要把我这个意思讲清楚，所以我们要永远纪念她，还要学习她，永远不要忘记她。”讲话稿当时都寄给宋主席了，没有留下底稿。

[1]这封信写于1981年2月13日，见《宋庆龄书信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7页。

[2]据万国公墓档案记载，1918年，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在万国公墓购墓22穴，在一单独地块内南北两排并列，编号C67至C88，每穴长米，宽米。同年5月3日宋嘉树在上海病逝，即入葬于万国公墓。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倪桂贞在青岛病逝，灵柩移至上海西摩路宋宅吊祭，8月18日葬于万国公墓宋嘉树墓旁。1932年8月，宋氏墓地建成，建有墓碑、石栏等，占地面积为145平方米。

[3]即李通海，时任万国公墓的管理员，见证了英租界、国民党政权、新中国三个时期上海殡葬业的发展。

1981年4月2日，清明节前，由我主持，为李大姐在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的安葬仪式。宋主席送了花圈，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张平以及周和康、唐江[1]、刘春生[2]、沈根林[3]等宋宅的工作人员参加，以前和李大姐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来送葬，文汇报摄影记者徐大刚拍了照片。事后，我写了书面汇报寄给宋主席，宋主席很快寄来了回信，表示满意，并要我转报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致谢。

李大姐过世后留下一个养女，名叫李园，是谭明德[4]的女儿，是过继给李大姐的。宋主席考虑得非常周到，虽然李大姐过世了，但对她的养女李园结婚等事宜都作了妥善安排。这都充分表达了宋主席对李大姐深切的关怀，细微之处见真情，令人感动。

事例三：病重期间仍然关心我的家属

宋主席对我的家属钟永尚同志的关心和照顾使我非常感激，永远铭记在心。

1981年上半年，由于宋主席病重，我经常来往于上海、北京之间。当时，我的老伴钟永尚同志正患癌症，已做了化疗。她所在部队的一些老领导关心她，建议她去北京进一步治疗，把病情先稳定下来。4月13日，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老伴就与我一起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我到宋主席家去看她，带来点枸杞头、马兰头、瓜子菜（也叫马齿苋）等春天的蔬菜。这些菜她很喜欢吃，可当时北方还没有，带去后，她很高兴。

我从宋主席家回到北京饭店的当天下午，杜秘书来电话说，“首长交代，本来今天要见你和你的夫人老钟同志，但今天你们都累了，要休息，准备明天见你们，一起吃顿饭。首长早几天就买了娃娃鱼[5]，她就等着你到北京来一起吃。”我回答说让首长费心了，她自己身体不好，还要为我们准备吃的。杜秘书还说：“钟同志有病，首长早已知道了，和北京医院的吴尉然院长说过，请他找位大夫专门为她检查。她家里还有一些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如果能用，就拿去给她用好了。而且首长要求钟同志不要马上回上海，等治疗稳定以后再回去。”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宋主席自己重病在身，还如此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和我的家属，唯有向杜秘书表示感谢，并请宋主席多保重，不要为我的家事操心。

可是，第二天一早六点钟，杜秘书又打电话到饭店来说：“首长一早就交代了，她今天下午4点钟派车去接你和钟同志，要你们到她家里去，一起吃晚饭。”那天下午我们来到宋主席家，她仍然在发烧，医生要她在楼上卧室里吃饭，不要下楼。我们就在楼下小餐厅一起吃娃娃鱼，给宋主席留一个席位，将娃娃鱼以及其他菜一道一道送到她楼上房间里去。我记得晚饭期间一共送去了3块娃娃鱼，她全部吃掉了，还对送上去的阿姨讲，鱼烧得很好吃。杜秘书听说，几十年前宋主席和孙先生一起吃过娃娃鱼，这种鱼会叫，声音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取名叫娃娃鱼。这种鱼味道很鲜美，是一位专门在她家做菜的广东厨师李泉做的。

宋主席如此关心工作人员，如此关心工作人员的家属，令我永生难忘，感念至今。

宋庆龄最后一次来上海的情况

1978年12月31日至1979年2月25日，宋主席最后一次来上海，过完春节后回北京。期间，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送葡萄酒祝贺节日。春节前，宋主席让我把她家里储存多年的4瓶法国葡萄酒，专门送给彭冲同志、王一平同志、张平同志和我，每人1瓶。她交代一定要为她送到，祝大家春节愉快。1979年12月，陈国栋同志从北京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春节前夕，我到北京去看望宋主席，临走时，她也叫我带1瓶葡萄酒专门送给陈国栋同志，祝他全家春节愉快。

二、关心两位秘书。宋主席到上海以后，杜秘书的老母亲病危，打来电报。她就让杜秘书回河北老家去照顾他的老母亲。张珏[6]秘书到上海来以后，她特意安排张秘书住在陕西北路369号宋家老宅，并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非常照顾、非常关心。

[1]1962年从新亚饭店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担任厨师。

[2]1956年7月从上海市政府车队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负责开车、养护车辆等工作。

[3]宋庆龄上海寓所的绿化工。

[4]谭明德，自1942年春天起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宋外出活动时大多跟随，1945年随宋到上海，一直到建国初期。

[5]当时娃娃鱼还不是国家禁捕的保护动物。

[6]张珏，宋庆龄生前秘书。1949年到中国福利会工作，于1963-1964年、1967-1981年期间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前后长达15年之久，主要负责拟稿誊写、文件翻译等工作。

三、1979年元旦下午3点多钟，彭冲同志、王一平同志、沈大姐（沈粹缜）[1]、张平同志和我一起去宋主席家向她祝贺新年。她准备了茶点，并高兴地和大家交谈了一个小时，我现在还留有当时拍的照片。

四、这次回上海，宋主席还安排与中国福利会的主要负责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便宴，吃的是西餐。她要我坐在她旁边，中福会参加的人员有秘书长沈粹缜，副秘书长朱可常、陈维博、吴之恒，办公室主任以及相关各处处长。她对各位主要负责人长期从事这一事业表示感谢，预祝大家春节快乐。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宴会一开始，就有一位负责同志举杯祝宋主席健康长寿。她马上婉言劝阻，说：“我最不喜欢这样，我喜欢大家在一起随便交谈多好。”这样一说，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大家没了拘束，彼此交谈起来，谈了很多，很高兴。宴会结束的时候，她还送了每人一份水果和糖果，说：“带给你们的爱人、孩子或者是孙子们吃，祝你们春节全家幸福快乐！”

[1]沈粹缜，邹韬奋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

有关宋庆龄同志后事的前期准备工作

1981年4月13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央办公厅召集的党委系统、各省市党委机关事务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同志派人要我马上到大会堂上海厅去找他。见面后他告诉我说：“家炽同志，我们都晓得你是专门照顾宋主席在上海生活的。今天请你留下来是想专门谈谈宋主席的病情，你回去要向上海市委领导作个汇报，以后你也要经常在北京照顾她。”

实际上，宋主席在1980年冬就发病了。1980年12月，我到北京她家里去时，她已经发高烧了，以后就一直没有断过。

此时，冯文彬告诉我说，宋主席患的是白血病。他说：“这种病按国内外的医药水平来讲，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或者说能够进行比较好的治疗。但是考虑到她的高龄（当时她已经88足岁了），要做好必要的后事准备。党中央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全国的医疗专家都集中起来，现在中央保健委员会的特别医疗小组，已经进驻到她家里了，由北京医院吴尉然院长主持工作。今天我找你谈话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告诉你宋主席的病情，由于高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因此要求上海市委作好一切准备。此外在北京医疗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比如医药或其他用的东西，上海要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我回答说：“没有问题。”

他又继续说：“另一方面，如果万一发生不幸，我们也要把前期工作做好。”这就是说宋主席准备安葬在上海，因为她生前已经留言，要安葬在上海父母身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所讲的。“安葬的日子，并不是说要等宋主席过世后再来告诉你们。假如宋主席不幸过世，那么明天筹备一天，接着在北京举行三天的公祭，第四天开追悼大会，第五天就到上海安葬，这个时间是安排好的，谁都不能改变，这是国葬。因此你回去以后，上海方面从今天开始就要把墓地准备好，时间只有五天，要抢时间。万一发生意外，上海必须保证可以按时落葬，所以上海市委无论如何要做好这一点。”我当时向冯文彬同志表了态，说：“我回去就向上海市委领导汇报，准备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天我乘飞机回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同志主持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万一宋庆龄同志不幸逝世，按她自己的愿望安葬在上海，从政治上来讲，是上海市的光荣。上海市委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意见和她的意愿，把这个工作做好，保证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当时由张平同志亲自抓各项准备事宜，全市各相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突击赶工。在一切事宜都准备好之后，我又到北京汇报，上海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上海、北京两处寓所的清理工作

宋主席去世后，我参加了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和北京两处寓所的清理工作。为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中的内容，清理工作照当时中央“八人小组”[1]的决定分两地进行。关于“八人小组”，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有一个批件，邓颖超同志起草过一个意见。在北京，清理工作由汪志敏副局长主持，我和沈粹缜大姐参加，杜述周秘书、张珏秘书也参与清理；在上海，清理工作由我主持，沈粹缜大姐参加，还有工作人员周和康同志、孙志远同志[2]和市委行政处的张媚娟同志一同参与。6月份北京寓所清理完毕，7月份上海寓所开始清理，一直到8月份才告结束。清理工作完毕后，中央决定，宋庆龄同志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处故居将于辛亥革命纪念日即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由于时间非常紧，很多工作都需要提前准备。

在上海寓所的清理过程中，在宋主席卧室旁边的壁橱里，发现了一个保险箱，里面有几十封重要的信件，其中有4封信函特别重要。第一封信是1927年8月1日，汪精卫写给她的，信中对宋庆龄同蒋、汪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一事（即宋庆龄的“七・一四”声明―编者注）深表震惊，并表示他将先镇压共产党叛乱，“然后引咎辞职”。第二封信是“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于1927年12月18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宋庆龄拍发的英文电报，说宋庆龄留在俄国的决定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受到了胁迫，要她早日回国。第三封信是1949年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于当年1月22日写给宋庆龄的，希望宋庆龄能到南京来主持党务。第四封信是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邀请她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写了信，并派邓颖超大姐亲自到上海来接她[3]。

在北京住宅清理过程中发现了包装好的两包蜜饯，上面写着：“李局长（即李家炽―编者注）来了交给李局长用。”钟兴宝阿姨说：“这是首长交代过的，等李局长来了交给他，让他带回上海，和他爱人一起吃。”当我知道以后，心里非常感激，宋主席在病重期间还惦记着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令我永生难忘。我爱人钟永尚一想到这件事，更是难过不已。

1981年6月，我在北京参加“八人小组”会议。会后，汪志敏同志找我谈话，说：“家炽同志，宋主席遗嘱中写有向你赠送500元作为纪念。”我当即表示：“宋主席的钱是一分一分勤俭节约积攒下来的，生前她对我的照顾，已经很令我感激了。我们的工作是党和国家交代的任务，做好服务工作是应当的，我不能要这笔钱。”按照“八人小组”会议的决定，上海故居清理出来的钱交给上海故居作为基金，北京故居清理出来的钱交给北京故居作为基金。我就按照组织决定，把这500元人民币捐献给了宋庆龄故居，以此作为我对宋主席永恒的纪念。高登榜同志和邓颖超大姐知道这件事后，都称赞我的态度非常好。

在参加清理工作时，我的感受也非常深。宋庆龄平时对工作人员照料得十分周到，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清理时发现她穿过的衣服有些都打有补丁。我感觉她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伟大女性，是国之瑰宝。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她总是想着国家、想着人民、想着别人，唯独不想着自己。宋庆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高洁的品格和无私的真情将永传人间。

[1]由邓颖超、廖承志、童小鹏、高登榜、汪志敏、沈粹缜、李家炽、杜述周8人组成。

[2]后来曾担任过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处长。

乐嘉写给女儿的一封信【第二篇】

向家和杨家由相识到相交，由友情至亲情。经两代联姻，故事影响深远。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伉俪，为杨、向两家亲情的发展，更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杨、向两家两代联姻

蒲塘杨家，原聚族而居，世代务农，较少读书人。直到清乾隆年间，杨家第十三世祖――杨昌济的高祖父杨世纶经缜密考虑，并与家人商量后，才决定将家搬到板仓，以摆脱家族制度的约束。在新环境中，他鼓励家人大胆与外界接触，接受新的理念，为子孙创造了较好的读书环境。杨家十三世祖杨世纶、十四世祖杨延泰、十五世祖杨万英（即杨万田）及杨昌济的父亲十六世祖杨象洛都是太学生。

向贤曾，乾隆六十年进士，后被授国子监、御史慈督、翰林院修国史等，是岳麓书院山长罗典门生。罗典称赞他“愿而温质，而有其文”。由于潜心宋明理学，笃守程朱之道而声名远播。因著《鲁斋制艺》、 《爱古堂文集》等书，成为当时蜚声全国诗学和教育界的学者，其“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训言对其后裔影响很大。

向贤曾生有四子，分别为贵铨、贵镇、贵铎、贵镜。贵铎又有四子，为国源、国涵、国鸿、国洽。

贵铎公长子、二十六世祖国源，没有儿子，生一女，嗣子由胞弟国鸿次子泰椿过继。

清嘉庆年间，杨家十六世祖、杨昌济的父亲杨书樵娶向家二十六世祖向国源之独生女――杨昌济的母亲为妻。这就是杨、向两家的第一次联姻。令人称奇的是，杨昌济的祖母和杨昌济的外祖母系同胞姐妹，她们来自长沙县葛家桥名门望族黄家，系黄澹斋之女。

国源嗣子泰椿，号寿吾，清授奉政大夫，五品衔候选通判，生五女三子。长女向振恺，次女向振熙，三女名字不详，四女早年去世，小女向虚。长子向理卿，次子向明卿，三子向定前。

杨昌济因父母早逝，故常在杨、向两家轮流生活、学习。他天资聪颖，在杨、向两家的培养下，十五六岁时便已成英武魁伟、知书达理的少年。向振熙与杨昌济年貌相匹，此时也已出落得端庄贤淑。小时候他们在一起读书，一起劳动，一起玩耍，很融洽。长大了，更是心有灵犀，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动作都可以叫对方心领神会。久而久之，他们相爱了。

1888年某一天，杨昌济与向振熙喜结连理。这是杨、向两家第二次联姻。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但杨昌济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这一切。他决心用智慧和汗水振兴家业，以报答杨、向两家的养育之恩。他一度沉浸在登科的梦想中。新婚第二年，他参加长沙县的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但从第三年起，他接连应举，却屡试不第，郁结愁苦中，愤而写出了“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诗句。

深爱丈夫的向振熙除了对他劝慰外，还包揽了所有的事务，让丈夫冷静下来，潜心读书。杨昌济很受感动，在妻子和朋友们的劝说下，慢慢冲淡了对功名的热度，受先祖向贤曾的影响，逐渐将精力转到自学和招徒执教中来。1895年至1898年期间，杨昌济在教学中尝到了乐趣。他躬行实践，因材施教，不断开发自身的潜能。

后来，当他目睹国家积弱，民不聊生，并从书报和人们的议论中了解到时局的急剧变化时，便决心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洪流中。但出路在哪里？他感到茫然。就在此时，国内兴起了留洋热，他从中看到了希望。在与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商讨后，他决心出国求学，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医治国家和人民心灵中的创伤。他了解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增，因此潜生留学日本的念头。

杨、向两家亲友逐渐理解了他的想法，并尽力支持他。杨昌济对此深为感动。1914年，他写的《外大母黄宜人行述》中，就说：“自省粗有知识，实本于家庭之教育，祖父之遗传；外大母（即外祖母）之余泽，不独荣及本枝，且有以及于其所出，可不念哉！吾考吾母之世系（其母亦向家女子，后再述），上溯至鲁斋公（即向贤曾），又以见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也。”尤其是丈人寿吾公，一生节俭却不吝节衣缩食，资助女婿杨昌济求学。1903年2月，杨昌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日生。寿吾公再度出卖田产，为杨昌济置办行装，并补贴其生活费。同时还留了一笔款项给杨昌济妻小过日子。

为了不负众望，杨昌济不得不告别妻儿与亲友，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求学之路。在日本学习的6年期间，他夜以继日研读资料，废寝忘食听取讲座，并徒步旅行考察，将中国与日本的国情进行比较，以期找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学成后，又紧接着前往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进行考察。在英国3年，他阅历更丰富了，眼界更开阔了。3年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10个月。终于在1913年，他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然而眼前的一切，比他想象的更糟。他百感交集，心急如焚，决心以实际行动救国救民。他谢绝了多方要他做官的邀请，毅然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长沙，到湖南第一师范就职。

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此时，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已人才荟萃，成为远近闻名的育才摇篮。这里聚集着一批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老师以及一批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在课堂和课余的交流中，学生们被杨老师渊博的知识所吸引，为他高尚的人品所倾倒。他们喜欢上了这位衣着朴素的良师，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在听课的人群中，杨昌济发现每次总有一位个子高大、眼光炯炯有神的男生聚精会神地在听课。这位学生时而沉思，时而疾书，时而发问。下课后，杨昌济把他请到办公室交谈，才知他叫毛泽东，湘潭人。毛泽东谈吐不凡，思维敏捷，大气果敢，自此在杨昌济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的师生情谊与日俱增。在众多的学生中，特别看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的教育观很清楚，就是培育扶危济世的人才。杨昌济不仅用他的伦理学思想给毛泽东以熏陶，而且他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精神，也给了这位年轻人以极大的鞭策。他广博的国外经历，使毛泽东等耳目一新。在旧道德、旧文化所统治的社会，像杨昌济这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老师是十分难得的。有人评价，韶山养育了毛泽东，板仓培养了毛泽东。

毛泽东常常求教于杨寓，此时，爱神向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公子杨开慧悄悄走来。刚开始，聆听父亲与学生间的谈话时，杨开慧只是对眼前能言善辩的毛泽东充满好奇。但日子久了，她慢慢地被他卓越的见识、深邃的思维、慷慨激昂的言辞和涉及古今中外的引证所吸引。他俩交往越来越密切，互生倾慕之情。细心的杨师母对洞察到的这一切，佯装不知。

1918年6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杨昌济携妻子儿女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不久，他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为爱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师生常在家促膝谈心，纵论天下。毛泽东与杨开慧见面的次数也更多了，他们的感情也在悄然间不断升华。杨昌济和夫人默认了女儿与这位学生的来往。

1919年底，杨昌济积劳成疾。在逝世前不久写给好友章士钊的信中，还恳切举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信云：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办完此事，他感到莫大的轻松。不久，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一代宗师与世长辞，终年49岁。

正在忙于学运的毛泽东 ，一边料理恩师的后事，一边赶忙给长沙向家发电报，望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向寿吾次子）来北平协理恩师丧事。

杨昌济一生清廉，没多少积蓄。师生们四处募捐，筹措了一笔安葬费。隆重的告别仪式之后，杨夫人、向明卿，毛泽东、杨开慧等扶柩南下。

杨开慧和母亲回到了板仓。不久，她来到长沙，入福湘中学读书，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担负省学联的宣传工作。1920年冬，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冬，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从1922年至1927年，她和毛泽东一起赴上海，回韶山，去广州，到武汉，配合默契地工作着。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的相继出生，给这个忙碌的家庭增添了欢乐。外祖母向氏在他们身边，细心地照料外孙们。她很久没舒展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杨、向两家人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投身革命

向寿吾的长孙，杨开慧二表弟向钧，少年英俊，博学多才，深受大家的喜爱。杨昌济对这位内侄格外垂青，曾耳提面命，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

1921年8月，向钧考入长沙岳云中学。通过杨开慧的介绍，他阅读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等许多文章，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毛泽东深邃的思想、风趣生动的谈话，深深吸引了他，他决心像表姐、表姐夫那样投身社会，改造中华。

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帮助和引导下，向钧进步很快。他担任学校学生会代表，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在毛泽东领导的揭露和抗议赵恒惕政府杀害黄爱、庞人铨的斗争中，他和群众抬着黄、庞两烈士的遗体，在街头示威游行。此后，他投入了由毛泽东领导的声援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的大罢工。经过考验，由毛泽东介绍，他于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1924年，他任长沙市学联常委、省学联执委、湖南人民反帝大同盟宣传负责人，参与领导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向钧又组织示威游行大会，带领一批学生到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他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委。再后，他任市学联主席、共青团长沙地委委员、地委学委书记。此时，正临高中毕业的向钧，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投入了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

1925年11月30日，向钧任湖南团省委执行委员、省学运书记，系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7年1月14日，毛泽东来到衡山，对衡山农运进行了12天的考察。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衡山的农运，此时向钧任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农运搞得红红火火，卓有成效。

1927年4月2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钧作为湖南的代表之一与会。他坚决拥护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

“马日事变”后，向钧参与组织了农军攻打长沙的活动。同年7月，他被派往湘潭恢复党的地下组织，随后任该县县委书记。8月6日，他任改组后的省委委员，然后任农运部长，积极参与秋收起义。随后又与毛泽东一起到安源，做恢复市委的工作，向钧任市委书记。10月底，他奉调省委组织局，接任该局主任。他无惧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血腥恐怖，奋勇奔波在新化、邵阳、衡山、水口山、醴陵、株洲、安源等地，巡视和布置年关暴动。

八七会议后，向钧负责株洲暴动。他在株洲、醴陵等地多次召开会议，有时向钧让堂妹向自冶在棚外站岗放哨。向自冶抱着小白兔以玩耍作掩护，机警地观察周围的动静。遇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棚内人员就立即疏散。她虽年纪小，多次出色完成了哥哥交给的任务。

同志们为向钧培养了一名“小交通”而高兴，特为他兄妹合影作为纪念。这是向钧留下的唯一的珍贵相片。

1927年的某一天，向钧到长沙参加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和6名与会者一起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用剪刀剪开他手上的虎口。他的手鲜血直流，他却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28年1月24日，向钧在长沙教育会坪（现少年宫）慷慨就义，时年仅22岁。

向钧是湖南早期革命牺牲最年轻最有为的烈士。向钧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成为毛泽东早期革命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领导的湖南学生运动、工农运动、武装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在党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上撰文，称赞向钧是“湖南学生运动中最勇敢、最热烈、最努力、最活泼的一个青年”。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在致向钧的叔父向明卿的信中写道：“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

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时，经常遇到危险。毛泽东得到各方亲友和群众的帮助，尤其是向家人多次通风报信，才得以化险为夷。

20年代初，毛泽东住在长沙修业学校，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天，向明卿的堂弟向振篁，突然跑到向明卿家，小声对他说，有人要抓毛泽东。向明卿二话没说，立即吩咐身边的外甥黄景曾（向理卿的二女婿）跑到修业学校报信。当黄景曾刚转回到街口时，反动派的军队就到了。黄景曾倒吸了一口气，以为会出事，结果敌人扑了一场空。事后得知，原来毛泽东闻讯后，马上换了一身短褂离开了家。

1923年春，毛泽东一家住在长沙清水塘一栋平房内。当湖南军阀赵恒惕探知毛泽东在鼓动河西华实纱厂的工人罢工时，两次派人捉拿他。第一次，向明卿事先从杨昌济生前好友杨宣诚处得知消息，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清水塘，火速通知毛泽东，反动派扑了一个空；第二次，在华实纱厂工作的向家一位亲戚黄藻奇得到消息，立即给向明卿报信。向明卿急急忙忙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院中看书。毛泽东听说后，即刻化装离家，反动派再次扑了一个空。

1927年春，毛泽东和杨开慧寓居武昌都府堤41号。有一天，他们专程拜访了在汉口做生意的七舅向定前，并请七舅帮忙找位炊事员。七舅为他们物色了一位忠实可靠的老乡贺子安。

有一天，贺子安听到要抓毛泽东的风声，便匆忙赶回家报信。毛泽东一听，随即向贺子安借了一套衣服，并请贺帮买火车票，送杨开慧等人回长沙。火车开动时，杨开慧才发现毛泽东没有跟上来，心急如焚。直至火车到达长沙时，她在车站上看见毛泽东，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原来毛泽东穿上贺的那套伙夫服，坐在最后一节运煤的车厢里。这时的他，满脸黑乎乎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杨开慧才破涕为笑。

1951年，贺子安来长沙小住，请向定前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还谈及此事。毛泽东回信说 ：“子安先生，惠书收到，致以感谢。专此笔复，顺颂康吉。”

向钧牺牲后，灾难又降临杨家。

杨昌楷之子杨开明，受毛泽东、杨开慧影响，积极参加革命。1925年秋，他在广州农民运动演习所任干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他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在长沙、安源等地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回湘领导秋收起义时，他参与组织安源工人武装起义，上井冈山坚持斗争。1928年他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并多次被派往井冈山了解情况，指导工作。7月，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9年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党中央派他任湘赣特派员，赴长沙、武汉等地开展工作，并参加中共武汉特别支部。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参与恢复重建中共武汉地区党组织工作。同年9月重建中共湖北省委，任省委鄂西特派员。年底，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押回长沙。敌人严刑逼供，他坚强不屈。1930年2月22日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5岁。

杨开明的牺牲使堂姐杨开慧受到极大打击，她决心完成弟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革命。此时危险也步步向她袭来。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带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板仓，随后在板仓一带开展地下活动。

在白色恐怖下，她无法与毛泽东直接通信。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只好用化名，通过向明卿转信。他把信寄到长沙大西门“生生盐号”。这家盐号是由向明卿的胞弟向定前和堂兄向朗清等联合开的。每当向明卿接到来信，就等板仓一位名叫缪正和的农民来长沙取，再转给杨开慧。

在给杨开慧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写道： “我在这里做买卖，生意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暗指井岗山革命形势发展，队伍扩大。他要开慧将回信寄到江西某地的一个中药铺。

但有一次，毛泽东的信寄到“生生盐号”，账房先生将信搁在抽屉里，忘了及时交给向明卿。数日后他才发现，将信交给向明卿。这封迟到的信转到杨开慧手中后，毛泽东与杨开慧经“生生盐号”的通信联系便中断了。

在杨开慧经济困难时，除了杨家人与向家人接济外，毛泽东托弟弟毛泽覃每月到长沙下学宫街18号向明卿家，交给向明卿夫人严嘉一张条子。向明卿凭这张条子往长沙下黎家坡一个钱庄取款。每次取20元，严嘉再将这20元搭给杨开慧。有时向明卿出差外地，此款就由杨开慧五舅向理卿的儿子向复去取。但后来此款也中断了。

1930年8月，攻打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悬赏捉拿杨开慧。何键密令追杀杨开慧，并派密探到板仓一带搜捕。

由于当地群众掩护，杨开慧带着孩子多次转移到向家砖屋外婆家，得到五舅向理卿夫妇及其他亲友向振恺、向漱虚、向锡瑞、向锡芷等的周密关照，才得以脱险。砖屋四周高山峻岭，便于藏匿；向家人缘好，有人通风报信。因此，杨开慧和孩子们在此安全地度过了几段时光。在砖屋居住时，她仍经常只身一人到处访贫问苦，继续宣传和发动革命斗争。

长沙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大批密探在板仓一带窥伺，一发现杨开慧回板仓，就到长沙县福临铺保安团告密。

1930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杨开慧回板仓不久，不幸被密探发现。次日拂晓，敌人抓捕了杨开慧，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杨开慧8岁的儿子毛岸英。在监狱中，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严刑拷打，却不能动摇她们的意志。

此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章士钊、蔡元培、谭延等营救杨开慧。

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曾致电何键，嘱其缓刑。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们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叫嚣说： “毛泽东的堂客（方言，即‘妻子’）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

向明卿的夫人严嘉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幼女向自冶探监送物，见机暗中传递讯息。

杨开慧从不喜欢打扮，也不化妆。但有一次严嘉去探监时，杨开慧要买一面小镜子和一点化妆品。当时严嘉就觉得她有点反常。严嘉买好所嘱之物递给杨开慧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杨开慧安慰她说：“六舅妈，莫难过。杀死我一个，没关系，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 她还叮嘱严嘉： “告诉妈妈，不要难过，帮我带好孩子。”

敌扬言说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恢复她的自由，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执行处长喊道： “杨开慧既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又不自首，应立即处决！”

11月14日，杨开慧被提出监狱。杨开慧大义凛然地走出了省“清乡司令部”特种刑庭。她贴身穿了一件新做的蓝色布衣，衣的外面罩着她与毛泽东分手时穿过的旗袍，脚穿灰色的袜子，黑色带边的布鞋。敌人把标子插到她颈上，用黄包车将她拖往刑场。

当时，在监狱署担任会计的向澍霖（杨开慧的堂舅）刚好遇见刑车，闻风尾随而去，然后急往学宫街向严嘉报信： “六嫂，不好了！霞妹子（开慧乳名）已被押解到识字岭，会枪毙……”噩耗传来，亲友们悲痛欲绝。

严嘉与向澍霖合计：装殓开慧遗体，要换洗，找谁呢？她们想到身边至亲中，开慧的表弟媳郑家娟与杨开慧有过较深的交往，她年轻，手脚灵活，她去最合适。于是，向澍霖和郑家娟等人在识字岭的一处荒草丛中找到了杨开慧的遗体，她面目安详，手紧握着，指甲里塞满了黄土。郑家娟含泪为她轻轻擦洗，然后换上衣服、鞋袜。同时他们又从“生生盐号”拿钱购置棺木，决定按开慧生前遗言，将她安葬在家乡板仓青翠欲滴的棉花坡上。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知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悲痛地说：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寄来30块银元，以杨开慧儿子的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 “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兄弟先住在严嘉家，后回到板仓。向漱虚、向锡瑞、向锡芷、向佩铭等前往板仓轮流照顾。向理卿、向明卿、向定前等为防何键加害毛岸英兄弟，派杨振湘护送他们去南京，再与李崇德（开慧之嫂）一道将他们送往上海。

革命自有后来人。杨开智之女杨展，因为受到姑父毛泽东和姑母杨开慧的影响成长很快。她在周南女中读书时，任学生会学习部长。1938年和进步青年一道奔赴延安。1939年进华北联合大学。1941年选为华北联大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延安期间，她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直接教导。

1941年秋，日本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在一次紧急转移中，杨展失足坠崖，身负重伤，因无法抢救，不幸牺牲。1949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杨开智。电文称： “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

毛泽东对杨、向两家老人的深情厚谊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杨开智将老太太健在的消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欣慰不已，当即回电致意。8月10日，他写信给杨开智：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京。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念外祖母。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

9月，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湘省亲，毛泽东即托朱仲丽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同时附有一封信： “杨老太太：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皮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朱仲丽看望杨老太太时，转达了毛泽东的一个口信。她对杨老太太说： “主席想接您去北京，由他亲自照顾您老。他请开智夫妇送您去武汉，这一段火车票费用你们自理。从武汉去北京，由林彪用飞机护送。”

老太太能听懂普通话和长沙话，但不会说，只能讲浓重口音的平江话。她的话由杨开智逐字逐句翻译。老人缓缓地回答说： “我不去！南京、北京我都去过了，住敷（“够”之意）哒！”当杨开智将这一句话翻译给朱仲丽时，朱仲丽感到很意外。

事后，杨开智将以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向七舅向定前及在旁的亲友作了介绍。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也为老太太朴实无华，毫无奢求的嘉言懿行所感染！

10月，毛泽东指示湖南省委：“杨开智夫妇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1949年11月，杨开慧五舅向理卿的三儿子向三立在毛岸英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晋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带着浓厚的乡音亲切地问： “你就是向三立同志吧？你家里人都好吧？杨老太太好吗？”他仔细地倾听向三立的回答，不时还插上几句。华灯初上，他们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一一问到向家老人，讲话时特别提到向明卿，说： “明卿先生忠厚老实，是一位好人。”

1950年5月，杨老太太八十大寿。毛泽东一直记着岳母的生日，他提前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临行前 ，毛泽东还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由毛岸英亲自转交。信云： “杨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永祝康吉！毛泽东 江青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对外孙说： “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颗平常人的心。”她还说： “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了。”毛岸英向外婆问长问短，转达其父对老人家的问候和敬意，使老太太获得很大的安慰。

5月26日上午，岸英由外婆、舅父母陪同，来到长沙市一仓里4号向定前家拜望。在毛家、杨家、向家亲人团聚的家宴上，岸英代表父亲向亲友们反复致谢。

谈到这次回湘探亲，岸英说：“爸爸要求很严，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坐软卧，只能乘硬座。在长沙只能步行看望亲属，不准坐小包车；二、不准插手亲戚的工作安排；三、不准带警卫。我遵守了前两条，至于最后一条，因为湖南刚和平解放，情况复杂，省委为安全考虑而特地安排的。”

他又对亲友们说： “毛泽东的亲属，要带头遵纪守法，做好工作，决不能以领袖的亲属自居。一产生优越感，就会脱离群众。全国人民对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要处处注意影响。”他询问身旁的表弟学习的情况，深情地说： “我深感学习技术的重要性，表弟们要好好学习。光有为人民服务的心愿是不够的，必须有真正的本领，对技术精益求精。你们的条件多好啊，我真羡慕！”

不知不觉已到正午时分，向家特地请了一湘菜名厨做了家乡口味菜，以庆祝毛家、杨家、向家的大团聚。岸英请老人先动筷子，自己拿了碗为外婆盛汤夹菜。牙齿不全的杨老太太满脸微笑，尽情地享受外孙的孝心。

1950年全国分批进行土改。岸英回湘，正值土改全面展开的前夕。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与当时湖南省领导王首道就杨家划成份一事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对王首道说： “杨家是地主。但她家里为革命牺牲的人多，可以免于斗争。”

毛岸英1950年回板仓为母亲扫墓。在作农村土改工作调查的一天晚上，农协和土改工作队一道召开了会议，毛岸英列席。其主要内容是为杨家划成份。贫协主席主持会议，毛岸英作了讲话。岸英问出席会议的人员，杨家应该划什么成份。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好启口。毛岸英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有人认为杨家可划中农，有的说要划富裕中农，有人说杨家应划富农，还有人认为杨家应划自由职业。岸英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土改法》，领会和贯彻其精神实质。岸英打开《土改法》，和大家逐字逐条进行学习，特别是有关地主与富农的区别，中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的章节。一贫协负责人站起来说，根据《土改法》关于划分地主的条例，杨家应划地主。这时毛岸英站起来表扬说： “这位同志土改法学得好。对，杨家应划地主。”

毛岸英随后问大家，杨家在地方上表现如何。大家如实地反映，积极发言，说杨家虽拥有一定量的田产，但一半田原属杨开明家。他们家境一直不好，却对周围乡亲很好，而且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情况特殊，应该酌情处理。

毛岸英和与会人员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最后杨家被划为地主，但按烈属对待。

1951年，毛泽东又派次子毛岸青回湘，探望外婆及亲友，之后，毛岸青由舅父母陪同，到一仓里4号拜访舅外公向定前。

全国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按月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一直到老人去世。

向振恺系杨开慧的大姨妈。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筹办“文化书社”所需经费时，她曾借给100块光洋，这笔钱是她大姨妈纺纱所得积攒下来的。解放后，毛泽东派人将老人接到杨老太太身边，并寄生活费，使其颐养天年。

1954年，向理卿、向明卿夫妇先后由湖南平江迁居北京子女处不久，毛泽东就派秘书田家英给两家送去安家费。过了一段时间，向理卿一家按政策享受烈属待遇，向明卿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9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并于6月25日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园韶山，然后返回长沙，下榻省委招待所蓉园。在蓉园，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合影留念。

1960年至1962年，当毛泽东得知向定前家生活有困难时，即刻委派中共中央办公厅两次汇款给向定前。

1960年杨老太太九十寿庆，毛泽东听说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家乡，便给杨开英写信，并交钱给她，嘱其代购礼物贺寿。信曰：“开英同志：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毛泽东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1962年春，毛泽东叫毛岸青、邵华回湖南看望外婆，并为母亲祭扫陵墓。毛岸青、邵华双双回到长沙，带去了其父亲对亲人的问候。

1962年11月，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噩耗传来，毛泽东十分悲痛，随即发出吊唁函，以表哀悼，并寄上500元，作为杨老太太的安葬费。信云： “开智同志：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 ，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恩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杨、向两家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乐嘉给女儿的信【第三篇】

你争我斗，有谁理会女儿受伤的心

2004年3月的一天，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承建部分土木工程的港商高学仁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他在香港的朋友李兴嘉打来的。李兴嘉在电话中说：“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发现你老婆红杏出墙的事实，并且搞到了证据。”高学仁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我马上回香港处理这件事！”老婆红杏出墙，高学仁怎么还高兴？

今年41岁的高学仁早在10多年前就到内地从事房地产开发事业，2000年8月，他承接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部分土木工程。高学仁的妻子肖丽珊在一家加拿大公司任驻港，也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由于两人都忙于事业，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夫妻关系渐渐有了裂痕。

高学仁来广州创业不久，便结识了刚从财会学校毕业前来求职的19岁女孩张汝珍，两人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张汝珍家住花都区新华镇，她找了一个港商“男友”的事很快便在村里传开了，村里不仅无人谴责她，甚至不少人还表示羡慕，家人也觉得脸上有光。1996年7月1日，张汝珍为高学仁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高思菲。高学仁怕此事传到在香港的妻子耳朵里，便将女儿寄放在张汝珍的母亲处抚养，对外一直宣称是张汝珍的养女。

张汝珍当然不甘心长期扮演“二奶”的角色，自从为高学仁生下孩子后，她开始向高学仁施压，希望他早日给自己名分。高学仁也考虑过离婚的问题，张汝珍不仅年轻貌美，还是自己事业上的好帮手，而且因为她是本地人，可以帮高学仁公关承接一些工程。特别是张汝珍表示一定要给他生个儿子，这让他对张汝珍欲罢不能。但高学仁并不敢贸然提出离婚，因为他知道，性格要强的妻子如果得知自己背叛了她，绝不会让他好过的，要是闹起来，不仅财产将被妻子分割殆尽，甚至有可能吃官司，他决定谨慎行事。

高学仁当初进军内地时，有一个叫李兴嘉的香港合作伙伴，后来因为李兴嘉舍不下香港的投资撤股了。高学仁生意做大之后，并没有忘记李兴嘉当初助自己的一臂之力，主动提出要给他两成干股。为此，李兴嘉十分感激，承诺高学仁若在香港有事就交给他办。于是高学仁请李兴嘉主动接触自己的妻子肖丽珊，务必拿到她背叛自己的证据，以便在办离婚时掌握主动权。李兴嘉对这个“任务”十分犹豫，当高学仁表示要将干股提到三成时，他心动了。

2004年初，就在高学仁广州国际机场的工程即将完工之际，李兴嘉终于发现，高学仁的妻子肖丽珊忍不住寂寞红杏出墙，并拿到了可靠证据。高学仁接到电话后，连忙返回香港，他不顾妻子的哀求和忏悔，坚决要求离婚。肖丽珊作为过错方，高学仁要求其放弃大部分财产。肖丽珊却提出自己需抚养13岁的女儿高圆圆，要求获得一半财产权。高学仁说：“你这样的女人，还配当母亲吗？女儿由我抚养！再说，你一个女人，今后开始新的生活，没有女儿拖累也是好事。”肖丽珊羞愧难当，只好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怅然移民去了加拿大。

2005年3月，由于高圆圆没人照顾，高学仁便将她接到广州读书。高学仁和肖丽珊以前都忙于工作，女儿高圆圆出生后一直放在外婆家，由于聚少离多，父女俩关系并不亲密。面临家庭变故，特别是母亲被证实背叛家庭，还抛弃了她，高圆圆份心之余倍感无奈，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离婚后，高学仁当年就于国庆节与张汝珍结婚，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为了讨大女儿高圆圆欢心，他特意为她隔了一个小套间，并把她原先在香港买的洋娃娃和其他玩具全部运了过来。已经29岁的张汝珍对高圆圆也很亲热。然而对于这个后妈，高圆圆却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只叫她“珍姨”。

高圆圆在广州人生地不熟，父亲和“珍姨”出双入对，天天去工程处，家里虽然请了保姆，但除了照顾她的衣食之外，根本和她搭不上腔。时间一长，高圆圆显得郁郁寡欢。老师说高圆圆太自闭，要求高学仁配合学校改变女儿的这种状况。于是张汝珍趁机提出，不如把高思菲接来一起生活，也好给高圆圆做个伴。高学仁也考虑要把小女儿接回来，但因为怕高圆圆知道真相后会告诉前妻，他决定把这件事做得“漂亮”一点。

一天，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说女儿高圆圆一个人在家太孤独了，不如把“珍姨”领养的女儿接来一起生活，好给高圆圆做个伴儿。于是年仅9岁、模样清纯可爱的高思菲来到了高家。

刚开始，高圆圆对高思菲的到来并不开心，因为高思菲不仅和自己一样称高学仁为爸爸，还亲热地叫张汝珍为妈妈，这让她有些吃醋。但很快，她就不再计较这些小节了，因为她发现妹妹和自己十分投缘。高思菲很崇拜姐姐，特别喜欢听她说起在香港的经历，甚至刻意模仿她那香港口音的粤语，而且她们都爱听陈奕迅的歌曲。

就在这时，高学仁的前妻肖丽珊想办法得到了他家的电话，她打电话告诉女儿：“我至今未能从失去你和你爸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真后悔啊！”得知高学仁已经再婚，她咬牙切齿地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个‘北妹’事先插足，否则就是我有过错，以你爸的性格，不可能做得这么绝情，让我们母女分离。”妈妈的话使高圆圆的心里很难受，小小年纪的她想了很多很多……

异母亲妹，情难自控硝烟四起

经过半年多的相处，高圆圆跟高思菲一直关系甚好。高学仁因为出过一次车祸，颈部留下了旧伤，遇到天寒时经常疼痛难忍。2006年春节前夕，姐妹俩经过商量之后，笨手笨脚地为他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高学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高思菲喜欢去外婆家，高圆圆在周末的时候也跟着去过几次，发现思菲外婆是一个特别爱唠叨的老人。时间一长，高圆圆就不想再去乡下了，也不让思菲去。当她发现思菲还偷偷地去时，就会骂思菲，两姐妹开始有了矛盾。

张汝珍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开始愤愤不平：思菲是自己和高学仁的亲生女儿啊，凭什么要比丈夫和前妻生的女儿矮一截？渐渐地，张汝珍对高圆圆失去了耐心，她还跟丈夫哭闹着让他对圆圆和思菲一视同仁。日子一久，高学仁感到很烦恼，难免会责怪大女儿几句。父亲的态度让敏感的高圆圆联想到安徒生童话里那些狠毒的后妈：原来有了后妈真的会连爸爸都一起失去啊！高圆圆既自卑又伤感。

2006年暑假，高圆圆接到妈妈的电话，肖丽珊说希望她能去加拿大读书，并且说那边的教学环境更好一些。当她把妈妈的想法告诉父亲时，高学仁勃然大怒，他痛斥女儿：“是她当初背叛了我们，以后不许你再和那个坏女人来往！”然后他告诉女儿，她的妈妈无非是想先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再和他打抚养费的官司。直到这时，高圆圆才明白，原来自己是父母争夺财产的一个筹码！

那个暑假，就在高圆圆埋头补习功课时，张汝珍却悄悄带高思菲去北京旅游了。蒙在鼓里的高圆圆几日不见妹妹，有些想她，以为她又去外婆家了，便打电话去找妹妹。结果思菲的外婆在电话里说：“思菲没来。是不是你又欺负妹妹了？你是姐姐，不能欺负她。”高圆圆不屑地说：“她又不是我亲妹妹，不知从哪里捡来的野丫头，欺负她又怎么了？”思菲的外婆听了大怒：“谁说她是野丫头？你们虽不同母，却是一个父亲啊！”

外婆的话让高圆圆一下子怔住了：妹妹怎么可能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呢？如果是的话，那岂不是在自己5岁时，爸爸就和张汝珍生了妹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下午，高圆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半天，她知道这件事不可能从父亲和“珍姨”那里得到答案，但憋在心里又确实难受。她几次拿起电话想告诉在加拿大的妈妈，又觉得在真相未能大白之前，只能令妈妈徒增伤悲，只好放了下来。但她在心里却有了防备。

一个星期后，高思菲回到家。高圆圆故作无心地问：“妹妹，这几天你去哪里了？”思菲按照妈妈的吩咐，垂手低眉地答道：“去外婆家了。”对这个明显的谎言，高圆圆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反应激烈揭穿假话，反而走过去搂住思菲的肩膀说：“我们几天没见了，今晚一起睡。”

那天晚上，高圆圆向思菲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爸爸长期不在家，母亲也经常忙到很晚才回来，她一个人在家时很孤独很害怕，在学校时，她甚至被一些调皮的同学嘲笑是没有爸爸的私生女。然后她转头问思菲：“你呢，是个孤儿吗？”思菲立马反驳道：“才不是呢，外婆告诉我，我就是爸爸妈妈亲生的，不是领养的！”高思菲的反驳，印证了高圆圆心中的猜测，她又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妈妈不让说，她说我说出来你会欺负我。”

原来他们真的是联合起来隐瞒这个秘密！此刻，高圆圆欲哭无泪，她万万没有想到，真正背叛这个家庭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她在为母亲感到屈辱的同时，更为爸爸和“珍姨”联合起来欺骗自己而感到深恶痛绝。

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孩哪能藏得下如此惊天的秘密，她很决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远在加拿大的妈妈。肖丽珊得知后，立即给高学仁打去电话，义正词严地说：“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否则我将揭穿你这个伪君子的真实面目，看你如何在商界立足！”高学仁当然明白前妻的“条件”绝非夺回女儿这么简单，他在抱怨家人口风不紧的同时，恶毒地骂高圆圆：“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谁让你把事情告诉你妈的？”

没等高学仁想好怎么应对，肖丽珊已经采取行动了。她在内地聘请了律师，着手准备打官司，要求重新分割家产。

高圆圆被爸爸骂得痛彻心扉，再也无心向学，成绩一落千丈。她多次向父亲提出回香港，高学仁总是一口回绝：“想跟那个坏女人一块对付我？没良心的东西！”高圆圆不敢与父亲作对，却不会轻饶“珍姨”，她对着张汝珍吼道：“都是你这个不要脸的‘二奶’，破坏了我的家庭，赶走了我妈妈，你这个下贱的女人！”张汝珍哪里受得了，也开始针锋相对。而此时，高学仁往往站在张汝珍一边，大骂高圆圆不懂事。在接下来整整一个学期里，全家一直是在这种争吵和哭闹声中度过的。姐姐的变化让年纪尚小的高思菲不知所措，她再也不敢走近姐姐，生怕她那尖尖的指甲会从自己娇嫩的脸上划过。

张汝珍的泪水和思菲惊恐的眼神终于让高学仁作出决定：让高圆圆从这个家中搬出去。2006。年寒假，他在离家不远的福宁路商房巷为女儿租了一套房，除了吃饭时间，一家人很少能看见高圆圆的身影。

高圆圆想着迟早要跟妈妈去加拿大生活，所以对一个人搬出来住并不在意，一开始她甚至还感到了难得的自由和轻松。然而，已经回到香港的母亲却迟迟没来看她，母亲解释说正在与律师商量如何“营救”她。可此时，高圆圆越来越感到失望和伤心，她甚至觉得，在母亲的眼里，争夺家产远比女儿重要，她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颗卧底的棋子而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妹妹开始成为家里的新宠，高圆圆偶尔回去，发现父亲与“珍姨”总是围着思菲转，自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于是，有时她宁愿在出租屋里饿肚子，或者到街上随便买点零食吃，也不愿意回去看家人的脸色。实际上，高圆圆对父亲还是十分依恋的，她相信父亲是爱自己的，她之所以违背父亲的意愿挑起这么多事，目的只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重新团圆，她想回到香港，重新过以前无忧无虑的生活。她不相信父亲会真的抛弃自己，他只不过是一时气愤而已。

恶念陡生，上代仇恨搅起血雨腥风

但很快，高圆圆就发现事情并非像她想的那样简单。2007年1月23日是高圆圆的生日，她相信爸爸一定不会忘记这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去年她过生日时，爸爸为她订了一个三层的蛋糕，还邀请了一帮下属来庆贺，她收到的红包最少的也有1000港元。当时爸爸搂着她说：“圆圆，以后每年的今天你都会这么幸福的……”然而，她失望了，今年这个生日，她一直没有见到父亲。

2007年春节，高圆圆接到妈妈的电话，她以为妈妈是让自己回香港过年的，谁知妈妈却交代她去办一件事：“你想办法帮我拿到你爸与张汝珍的结婚证，我要用。”高圆圆在电话里哭着说：“妈咪，你快点过来接我回香港吧，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妈妈安慰她说：“快了，拿到结婚证我就可以起诉了，等官司赢了之后，你就会回到我身边。”

妈妈的话让高圆圆重新看到了希望。2007年2月20日是大年初三，晚上7点多钟，高圆圆悄悄溜回了家中，准备按妈妈的吩咐去偷爸爸和后妈的结婚证，因为她知道这个时候爸爸和“珍姨”他们不会在家里，一定带着妹妹出去拜年了，他们通常在晚上10点之后才回家。

家里果然静悄悄的。她鬼使神差地决定先回自己的房间看看。谁知推开门，她发现思菲正坐在自己的床上，拥着被子看电视。妹妹显然是感冒了，不停地用纸巾擦拭鼻涕。再看床上的被褥：全部都是妹妹的，而自己从香港带来的那些公仔扔得满地都是。高圆圆顿时忘记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厉声问道：“你怎么把东西搬到我房间来了？”思菲怯怯地说：“是爸妈让我搬的，他们说你要回香港了。”

高圆圆尖叫道：“我就知道你们想早点把我赶走，你别做梦了，我就是走，也要和爸爸一起回去，让你和你那个‘二奶’妈妈没有好下场。”这时，一向懦弱的思菲突然顶撞了起来，‘说：“我妈不是‘二奶’，她和爸爸是结了婚的。”高圆圆冷笑着说：“她不是‘二奶’，那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就是‘二奶’的私生女，是个野种。”

两姐妹争吵起来，思菲因为感冒不能出去玩心情已经很糟，面对姐姐的挑衅毫不示弱。圆圆想着自己过得如此狼狈，全都是因为后妈和恩菲这个“野种”的介入，思菲的顶撞更是激怒了她，她猛地冲上前去，把这些年来对后妈的怨恨全都集中到两只手上，用力将思菲脖子上的围巾向两边拉扯。不一会儿，思菲便没了呼吸……这时，高圆圆才发现妹妹脖子上的黄围巾是她俩织给爸爸的那条围巾！

直到确定妹妹再也醒不过来，高圆圆才觉得后背泛起阵阵凉意。但她顾不得恐惧，费力地将妹妹的尸体从床上拖下地，塞进床下，再把床单特意向下拉了拉。做完这一切，她又去父亲的卧室翻找一通，因为惊恐，她没有找到结婚证便匆匆离去。

高学仁夫妇回来后没有见到思菲，以为她到同学家玩去了，没有在意。第二天还没看到女儿回家，两个人这才慌了，找遍了思菲同学家和外婆家，都没有思菲的踪影。高学仁意识到可能出事了，这才想到差点被自己遗忘的大女儿高圆圆，连忙给她打电话，高圆圆的语气很慌乱，表示没有见过妹妹。这引起了高学仁夫妇的怀疑，于是2月23日凌晨，夫妇俩带着高圆圆向花都区城东派出所报了案。

在警方询问下，高圆圆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她交代了自己将妹妹高思菲勒死并藏尸于床底下的犯罪事实。

噩耗传来，高学仁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自私和处理不当害了两个女儿。张汝珍更是当场昏倒在地，精神几近崩溃。她喃喃地说：“报应啊，报应啊！”在香港的肖丽姗听说后痛哭失声，她说，如果自己不是想着和前夫打争夺财产的官司，只是要回女儿的话，高学仁一定会同意的，那么就不至于酿成今天的悲剧。

2007年7月10日，本刊特约记者在看守所里见到了16岁的高圆圆。身材不高的高圆圆脸上挂着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她说：“大人都是自私的，他们只顾你争我夺，对我们却不闻不问。我真的不明白他们这么不负责任为什么还要生下我？其实我一点也不恨妹妹，她对我真的很好，我答应带她去迪斯尼乐园玩的，还答应请她吃饭的，我并没想要杀死她，当时是被气昏了头。”可惜高圆圆的忏悔，无辜的妹妹再也听不到了。

乐嘉写给女儿的一封信【第四篇】

曾几何时，黑家的几个孩子是众人眼中的坏孩子，有人联合起来去黑家抗议……

那么，黑幼龙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些让人头疼的孩子培养得如此有出息？他说，就两个字：慢养！

老二立国：从不良少年变爱心医生

黑家从不以成败论英雄。虽然四个孩子中，除了老二立国在班里稳稳地保持倒数第二三名，其余，都成绩优秀，但为了不让老二立国自卑，黑幼龙和妻子李百龄从不在立国面前表扬其他孩子学习好。

读中学时，立国仍天天疯玩。李百龄问他：“马上升高二了，你还要每天玩吗？不准备考大学了？”立国说：“妈，你很孤陋寡闻耶！你知不知道那个帮我们收垃圾的垃圾车司机的工资比我们老师的要高两倍呢”妈妈打量着虎背熊腰的儿子，又摸摸他手臂上的肌肉，点头说：“嗯，你去考垃圾车司机，大概可以考得上。”她想，儿子如果喜欢做垃圾车司机，也不是坏事。

立国最令父母头疼的还不是成绩差，而是他经常调皮捣蛋。一天，立国突发奇想：如果将鞭炮扔到草垛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他立即点燃一个炮仗往草垛扔，顿时火光冲天。农民伯伯气急败坏地跑来救火，还找到黑家上门告状。

又有一天，李百龄发现割草机打不着火，油箱里全是白花花的东西，她好生纳闷。这时，“天才”儿子立国开口说：“妈，我在做实验，想看看牛奶能不能代替汽油。”

又有一天，立国想试试能否用火柴点燃汽车发动机内的汽油，他不拿自己家的汽车做实验，专找邻居家的汽车做苦主。他打开车盖，划着火柴，正要往里扔时，邻居大叫“NO!NO!”冲了出来，吓得立国手一哆嗦，火柴掉到了地上。

这个邻居气坏了。他联合了几户深受黑家孩子之害的邻居，一起找上门向黑幼龙夫妻告状。一个邻居黑着脸说：“你们家的孩子真的太差劲了，说下流话，会带坏我们孩子的！”另一个指着黑幼龙的鼻子说：“你儿子用铲子将狗屎倒进我院里，跟你们做邻居真是羞耻！”第三个邻居说：“我们知道这样的孩子很难管教，但你还是应该尽尽力！”

邻居们走了，黑幼龙跌坐在沙发上，连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咳，这真是黑家最黑暗的日子啊！

立国最严重的一次“罪行”发生在高中毕那年。那天，妈妈开车带着四个孩子和孩子们的奶奶去超市购物，立国顺手牵羊将一副手套揣在怀里，他自以为“盗行”高明，其实早被保安看在眼里。等他一出商场，保安立刻捉了个人赃俱获。李百龄强装镇定：“一副手套值不了多少钱，我付款就是。”保安说：“这是偷东西，不是付钱能了事的。”李百龄一定要带走儿子，保安说什么也不肯放人。最后，李百龄无奈地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名，才领回了立国。

回到家，李百龄找了一位律师朋友去超市，确信那份文件不会给立国惹来什么麻烦或留下不良纪录才放下心来。她找立国谈话，立国一脸无辜地说：“我同学说他们在超市拿小东西都不会被捉住，我觉得有趣，想试一下……”

立国后来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说：“虽然小时候我做过那么多坏事，但你们一直很爱我，而且对我有信心，相信我是一个善良、有才华且充满巨大潜力的好人。你们的耐心和包容，还有从未放弃的态度，让我也从未放弃过自己。”

立国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在超市打工，一个当了兵。立国能从差生到医生，连父母都觉得是奇迹。

回顾老二立国的成长，黑幼龙这样解释慢养：“也许孩子现在的功课很烂，甚至交了一些坏朋友，但将来他仍可能成为很杰出的人，不要现在就替孩子的一生下结论。孩子的教养要慢慢来，多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慢慢描绘自己的人生蓝图。”

女儿立：从小太妹到贤妻良母

女儿立读小学五年级时，受一个小姐妹影响，突然迷上了浓妆艳抹。每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花两小时化妆，抹唇膏、刷睫毛，还把眼皮涂成深蓝色。妈妈告诉立自然就是美，但她屡教不改。为了让小姑娘迷途知返，李百龄广泛发动群众。立放学归家，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块儿围着她。这个说，化那么浓的妆，像个鬼，好难看喔！那个说，本该是清纯美少女，怎么倒像太妹？立气得直跺脚：“你们懂什么？我才不在乎你们的看法，我知道自己很漂亮。”

没办法，李百龄只能让步。一天，她对女儿说：“我带你去药店吧，至少那里的化妆品不伤皮肤。虽然我买不起名牌，但药店里的化妆品还负担得起。”立听了有点儿吃惊，去药店时一路沉默，但她心里很为妈妈的爱感动。

多年后的一天，黑幼龙和女儿聊天，突然明白了她当年为何小小年纪要化浓妆。他问：“立，从小到大，你感觉最让你受挫的事是什么？”立脱口而出：“和你说话最有挫败感。因为每次你和我说话，从来都不看我一眼！”啊，原来女儿化浓妆、早恋，是想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呢！

当年，读小学五年级的立不停地换男朋友，有时候还带男朋友回家。那些男生都装扮得很奇状，有的梳朋克头，有的穿有破洞的牛仔裤，李百龄看了觉得很讨厌，恨不得把他们赶出门去。可是，她只敢“腹诽”，女儿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脾气很大很凶。立的一个男朋友到黑家来还搞恶作剧，把院里的树都用卫生纸缠上，弄得像灵堂。李百龄刚抱怨一句，立理直气壮地说：“是他搞恶作剧，难道是我的错吗？”

李百龄对立说，交男朋友可以，但是，有两条底线你必须恪守：一是不能吸毒，吸毒让人生不如死；二是不能随便和异性有性关系，免得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李百龄的朋友听了这两项基本原则，说：“你怎么知道孩子不会骗你呢？”李百龄一怔，她从来没有想过儿女会骗她。她觉得信任孩子非常重要，因为信任，孩子才会变得更诚实、更负责任。

立度过青春叛逆期后，和同学蒂姆谈恋爱，一谈8年，再也没换过男朋友。从加州大学毕后，两人举行了婚礼。结婚前，她去蒂姆家见未来的公婆，蒂姆的父母安排他们住一间房，但蒂姆知道黑家的家规，自己抱着被子去了客厅睡。

在父母眼中，立刑是黑家最聪明的孩子，但他们并不盼女成凤。倒是立言曾对妹妹说：“你以后可以申请读哈佛。”立马上说：“我才不念哈佛呢，我要好好享受人生！”

立刑从加州大学毕后，考入了本校法学院继续攻读。后来嫌学习竞争激烈，就打电话给父亲说她想退学。“自己的前途自己做主，”黑幼龙对女儿说，“拿张纸，画一条线，线的左边写读法学院的好处，右边写坏处，写完了，你自己决断。”

最后，立刑选择放弃读法学院，结婚生子，一连生了3个孩子，在家做全职太太。逛街、看时装杂志、陪孩子们玩，她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幸福，远比当律师开心。

立刑现在素面朝天，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拖着3个

孩子出门时，父母都笑：“咳，像个菲佣。怎么一点儿妆也不化了？”立刑说：“不知道。反正就是再也不想化妆。”

当年，黑幼龙的哥哥不止一次充满忧虑地说，立刑都变成“太妹”了。如果当年黑幼龙夫妻对女儿失望，非打即骂，那么，接下来一定是立刑离家出走。黑幼龙认为：“慢养就像种花，要耐心等待花开。慢养并不是时间上的慢，而是说教育孩子不要太担忧、着急。有的孩子成熟得快，有的较慢，孩子是慢慢养大的。相信孩子，等待孩子，不求一时的速度与效率，不以当下的表现评断孩子，尊重每个孩子的差异。不担心输在起跑线上，才能赢在终点。”

老四立行：明星梦醒当企家

老四立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最有研究精神的人。他喜欢动物，尤其对鱼类情有独钟。小学一年级，他就去图书馆查资料，原来每一种鱼的轮廓和颜色都有它的道理，游得快的鱼和爱躲藏的鱼，形状和颜色一定相差很远。立行后来“爱鱼及水”，12岁那年迷上了潜水。为了在海底观察一条鱼，他能半个小时不眨一下眼睛。

潜水需要潜水衣、氧气筒、头盔等，爸爸给立行买来全副装备。每天凌晨4点，睡眠不足的黑幼龙打着哈欠起床，开车将儿子送去海边练习潜水。这样坚持了两星期后，因为起床太早，立行意兴阑珊，父亲却严肃地说：“既然你选择了潜水，就一定要坚持下云，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向是书呆子的立行，在美国读高三时，偶然在学校的年度音乐会上出演了《国王与安娜》的主角。过了一把明星瘾后，喜欢上了这一行。后来考入斯坦福大学，还修了一些戏剧课。大学毕后，他不知道是该去当演员还是搞工设计。黑幼龙建议儿子：拿出一年时间去追明星梦，如果此路不通，再做工设计。

为帮儿子追梦，黑幼龙安排儿子去见著名演员张艾嘉。张前辈很坦诚地对这个毛头小子说，演艺圈很复杂、很辛苦，一些人之所以能在演艺圈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无路可走；而你呢，退路还有很多，很难孤注一掷，也就很难成功。

立行哪里肯听，台湾演艺圈杀不进去，又掉头去闯好莱坞。在父亲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名闻天下的吴宇森导演。吴宇森对他说，全世界所有的演员都想去好莱坞发展，因为竞争激烈，所有好莱坞演员都参加了工会，你不参加工会，根本没人会聘你演戏；更糟糕的是，你没有演艺经验，根本进不了工会。

碰了一年壁后，好莱坞在立行眼里退去了光环。他心甘情愿地退出江湖，安心考入斯坦福读硕士，毕后先在IDED(全球知名品牌)做产品设计，现在自己创当老板，做汽车里的儿童安全座椅。

家里的四个孩子，最让父母省心的是老大立言。他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优秀，还拿到了著名的耶鲁大学的MBA学位。老大立言现在帮父亲经营企，任卡内基训练的总经理。

总结四个儿女的成长路，黑幼龙说：“如果对我教养孩子的原则作一个总结，那就是真的给了孩子很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和空间。当然，我们也担心孩子会不会吃亏、是不是交了坏朋友、会不会受到诱惑。可是，我认为就算你能在孩子成长的时候死命地保护他，他以后还会遇到这些问题。等他开始工作后，他可能会因为缺乏思考、缺乏为自己做决定的历练，而碰到更大的挫折。”

“慢腾腾”的美好

牧徐徐

鸟奥拉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普通上班族，他的父母住在300多公里之外的小城锡恩。每隔几周，乌奥拉都会带上妻子和孩子，乘坐一列慢车去看望父母。

2010年11月，意大利铁路部门计划将这列火车提速，这意味着乌奥拉在车上的时间将缩短一半。乌奥拉听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乘客听证会。

听证会上，乌奥拉明确反对火车提速。他的理由是：“每次回锡恩看父母，旅途中都充满了快乐，孩子们可以随意玩耍，我和妻子则舒服地打开一本小说，慢慢地读。累了，还可以看看窗外的风光。如果车太快了，哪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车窗外的美景？平时上班已经够忙乱的了，难道周末我们还得这样？”

乌奥拉还说，每次，当他通知父母自己今天回去后，父母就会满心欢喜地等待，早早地用小火慢炖他最喜欢的汤。如果火车提速了，这个美好的过程就大大缩短了。而且火车提速还会造成浪费和破坏，铁轨要全部升级换代，固有的地基结构和路两旁的植物都会受到影响，而动物们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看到火车开来时，才不慌不忙地离开。

“我们不赶时间，也不答应‘被提速’，我和我的家人拥有慢慢前行的权利，这个权利谁也无权剥夺。”乌奥拉义正词严地说。在随后的表决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乘客投票反对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