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求职自荐信药学优质4篇

网友发表时间 2023-12-13 23:04:27 88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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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资料【第一篇】

关键词晚清民国；城镇；食糖运销网络；民族经济开发

Abstract：IntheperiodoflateQingDynastyandtheMinguo，asplantingsugarandthedevelopmentofthesugarindustryinGuangx，andthenimportedtoGuangzhou，HongKongandShanghai，，therearealsoaroundtheGuangxiregionalandtrengthenthesurroundingprovincesofGuangxiandmarketnetworkandtheinternationalmarketeconomictiesisconducivetothedevelopmentofcanesugarindustry，andpromotetheGuangxieconomicdevelopmentinethnicminorityareas.

Keywords：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MinGuo；towns；sugardistributionnetworks；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

一、问题的缘起

广西为甘蔗的原生地之一。有学者考证，壮侗语族先民是我国最早掌握种蔗制糖的民族之一。①然而自秦汉以来，由于广西地处岭南偏僻的西部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开发起步较晚，经济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进入明清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入桂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的西向涌入，加速了广西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有了新的进步，蔗糖产量有了一定增长。蔗糖产品随着城镇商业流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由基本圩镇巾场、中心市镇市场、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流通网络逐步进入国内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晚清民国时期，广西食糖对外流通总的流向是趋东运销，即以梧州为集散转运总中心，再运销广州和香港以及中国北方市场。以往学术界侧重于从生产和技术的层面对广西蔗糖业进行研究，而未专门涉及蔗糖运销网络问题的探索。本文拟对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业运销网络的构成运营、动力及特点等作一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构成和运营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的进步，蔗糖产量的增加，广西的蔗糖流通，逐步形成了从基本圩镇市场、中心市镇市场、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网络蔗糖流通体系。具体来说，蔗糖生产地的周围基本圩市或圩镇市场构成了蔗糖流通的初级集散地，与产糖地区构成直接的产、供、销联系，成为连接整个蔗糖运销网络的基本关节点。平乐、宜山、融县、百色、贵县等构成蔗糖运销中心市镇市场，即三级集散地。区域性中心城市桂林、柳州、南宁等为二级蔗糖集散市场。梧州成为广西趋东城镇商业运销网络的总中心，是蔗糖集散总中心，构成一级蔗糖市场。

基本圩镇集散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桂东北，桂东和桂东南发展水平高于桂西，而且这些地区的农村圩市规模、数量和服务半径等都大于桂西地区。这一时期蔗糖业以柳州以南地区发展较快，蔗糖交易以桂南农村基本圩镇市场最为繁盛。例如贵县，蔗农在冬季榨制熬糖之后，在苏湾、横岭、八塘、桥圩、西山、石卡和新塘等圩市交易卖给糖商，商人再将蔗糖运销贵县县城集散。②《宁明州志》载：“城东门外江干另有一墟，系一四七墟期，此墟菜蔬各物略有，而以米为大宗。缘上龙土司所辖之窑头各乡民，多种蔗造糖为业，米出不敷，所食皆赖宁明州米为之接济。”③宁明州城外专业米市的形成，促进了窑头各乡甘蔗专业化生产。在平南县，各蔗区都设糖寮，多数糖寮为集资合股经营，自种自榨自卖，也承接来料加工。所得加工费，除工资、牛租外，按股分红。也有种蔗多的富户独资经营的糖寮，除自种和收购甘蔗榨糖外，也兼办来料加工，或以糖换蔗。④在县内33处圩市当中，以大安、思旺、丹竹、六陈等处为最大。大安圩是平南最大的圩市，贸易以油、糖、菸、猪、鸡、布匹等为大宗，全年贸易额约二百万元。⑤桂平县，1934年有糖榨33家，产黄糖4990担，白糖2700担。⑥恭城县解放前，各地蔗农历来自集股金开办水榨(以水车为动力)，早榨(以牛拖为动力)榨取蔗汁，用铁锅烧煮制成糖。民国时期有水早榨108乘。民国28年产糖2945吨。交易黄糖的圩市，除县城圩外，还有莲花圩、嘉会圩、龙虎圩、西岭圩、栗木圩和六岭堡圩等6个基层圩市。⑦黄糖销售，县南一部分产糖区，商人用民帆船装载黄糖运出平乐抚河或溯漓江上桂林销售；或由抚河下梧州，运销广东市场；县中、北、东、西产糖地区，大多数蔗农都是肩挑至龙虎关市场交易，商人再将蔗糖转销湖广地区。⑧灵川县“蔗糖，惟三四段有出。销途：桂林，兴安，湖南。”⑨阳朔“县属沿桂江一带，皆有糖榨，约三四十家，以白蔗榨水制成黄糖。每年出产约三干担。销途多在荔浦，平乐次之，桂林又次之。”⑩隆安县“为右江门户，并为镇结、万承、果德交通孔道。凡土货国货洋货轮运及挑运过境者，为数甚巨。国货以布匹为大宗，洋货以洋纱、洋油、火柴等为大宗，土货以谷、豆、糖、生油、纱纸等为大宗。”[11]民国时期的忻城县“制糖榨坊，多为露天两辊畜力木榨取汁，灶锅煮炼成糖。为方便集市交易，蔗农们用竹片制成方型糖模，将煮好搅砂的糖浆倒入模内，冷固成块。商人收购的这些蔗糖除县内销售外，还销往邻县乃至柳州、梧州、港澳。”[12]

我们以阳朔县蔗糖运销为例，将上述基本圩镇市场蔗糖运销，图示如下：

可见，基本圩镇市场通过糖商与蔗农的购销活动，将蔗糖产区的产、供、销连为一体，构成蔗糖运销网络的最基层环节。它们既是洋杂百货等商品销售的终点，又是蔗糖和农林土特产向外运销的起点。

中心市镇集散地。在市场销售网络中，中心市镇是联结城市和基本圩镇的网点，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近代广西的蔗糖运销网络中，平乐、融县长安、宜山、贵县和百色等构成了中心市镇市场。

平乐县城位居桂江西岸，为桂梧间惟一的重要商埠。水路北通桂林、全州，东至恭城，西达荔浦。春夏水盛期，有电船与梧州往来，是抚河流域的交通枢纽。由于水运地理位冒较好，自古以来是平乐、阳朔、荔浦、蒙山、钟山、恭城等县物资集散、旅客中转地。市场繁荣运输忙，有“小梧州”之美称。[13]民国时期，平乐的蔗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县志载：“本邑每凡糖榨一间，大都合数人所种之糖蔗。轮流施工。如届砍某人之糖蔗归某人榨时，即为榨主……”“榨糖水者三人，以榨足二十桶糖水计工，合共资桂钞四元。煮糖者正司务一人，助手一人，以煮足二十桶为定额，计工资正司务桂钞二元四角，助手桂钞一元六角。烧火者一人，亦以二十桶糖水为度，工资桂钞一元二角。”[14]榨糖分工细密，实行计件工资制，反映了平乐县制糖技术的提高。当时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根据1936年调查统计，1935年平乐县城出口黄糖122520斤，进口白糖252446斤。在14处乡镇圩街当中，以黄糖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有沙子圩、陈家榨圩、张家圩。均为3日一集。[15]在平乐集散的蔗糖流向有二：下至梧州，上达桂林。“入口货物以生盐、洋纱、布匹等为大宗，洋麦、白糖等次之。出口货物以白米、花生油等为大宗，黄糖、柿饼等次之。”[16]商人运载蔗糖的帆船“溯江而上以达桂林省会，下达梧州，往来运输货品，四季不绝。”[17]平乐成为区域性进出口蔗糖的集散地。

贵县，是桂东南蔗糖生产和集散中心。“糖蔗主产地苏湾附近，冬季糖厂林立，每年糖之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五百万斤。”“县属糖蔗运销颇盛，苏湾所产者最为著名，以县城为集散地。糖榨业凡二百四十户，每户每年平均约制糖二万余斤，工人共约四千人以上。”[18]贵县县城外东区，当时有福亨、德丰、英记、钜昌、隆恒、发东、恒记等七家糖商，[19]成为蔗糖交易集中区，“每逢秋冬榨季产量甚巨。每天从苏湾、横岭、八塘、桥圩等地运来，约有10余万斤。从西山、石卡、新塘，从竹枝埠雇船运来，约三、四万斤。另从大岭泥湾八村用船运来亦有两三万斤，总共每天出售数量达二十余万斤。除本市零售商购少量黄糖销售外，其余由水面行运销商数十家收购，运载穗梧等地。这些运销商有些是自营的，大部分是代客收购，有极少部分是代桂林、湖南客收的。”[20]由于贵县是邻县货物集散中心，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玉林、兴业等有部分蔗糖产品都在贵县集散。后来，随着轮船和公路的兴起，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等县蔗糖直走梧州或出口广州湾，对贵县蔗糖集散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本县产量巨大，蔗糖交易仍然繁盛。

融县长安镇，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沿江北上经古宜、龙胜可直通湖南。沿榕江经良门、富禄进入贵州省。沿江南下，经融水、柳州、梧州，流入粤港澳。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长安小柳州”之美称。晚清民国时期，融县蔗糖业集中在长安沿河两岸以及大洲、鹭鸶洲、大巷、白虎寨、竹子、太平、崩冲、大坡一带，这些村庄的蔗农都设有土榨糖房，用牛拉两圆石滚将甘蔗压榨出水，经过熬煮加工成片糖运到市场交易。长安片糖质地好，色泽黄，味清甜，成为市场上糖商争购的名牌产品。长安片糖远销湖南、贵州等地。[21]民国《融县志》记载：“出口以杉木、桐茶油、柳安片糖、谷米等为大宗。清同光间，商场恢复，……布则阳罗布、葛仙布、湖南大布为大宗。长安布庄专以糖易洪江布匹……”[22]洪江镇曾经是湘西的一个小圩市，在清末民国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经济重镇，有“七省通衢”之称。[23]抗战时期，洪江百货业发展到58户，商人多从柳州等地进货，转销贵州、云南、四川等地。[24]蔗糖易洪江布，原因在于长安片糖质量好，受到顾客青睐，湖南、湖北商人乐于采购。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本境仅制米糖，其白糖、片糖、冰糖，由广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改陆运三十里至坪坦，仍由水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会同、洪江、武冈及黎平销行者约五千石。”[25]长安蔗糖由湖南、湖北等省商人长途运销湘黔两省数额为一万石左右，流通范围较广。长安镇平时输出之产品有茶油、桐油、木材、米、黄糖等；输入商品有食盐、棉纱、布匹、煤油、火柴等，多由此转输县属各圩镇及邻近各县。[26]成为广西北部的蔗糖集散地和输出湘、黔市场的转运中心。

宜山地处广西西北。水路由龙江至柳州顺水三日可达，陆路沿着黔桂公路，宜柳之间5小时可达。为黔省鸦片运桂的要道。黔省商人售卖鸦片后，就地购买洋纱、洋布而回，商业颇为繁盛。腹地宜北、天峨、南丹、河池等县的黄豆、糖类、桐油、牛皮等农林矿产，多集中于宜山然后运销柳州、梧州等地。出口以桐油、牛皮、黄豆、黄糖等为大宗。1936年出口桐油五千担，牛皮四千担，黄豆一万担，米七千担，黄糖三千担。[27]宜山县1939年产蔗万担，1941年产蔗糖共万担。县志卷一《纪地》载：“阡远圩距县城四十里，逢子、午、卯、酉日为圩期，油、米、白糖所聚，纸炮、丝烟驰名。下青里境西南有石山，东北皆土岭。白糖、黄豆居民恃以为利，其产于顺安、上青各里者，亦售于怀远。盖地据形胜，百货所聚也。”怀远镇周围农村小糖榨星罗棋布。仅谭村福洞屯就有4处。大户压榨1个月，小户压榨10天半个月。聚集怀远街的各地富商巨贾，每年收购大批蔗糖外销。一部分上销川、黔，更多的是销往湘、鄂、赣、苏、浙等省。[28]1912年至1920年间，仅经怀远码头运出的黄豆、黄糖，每年分别达到1000万斤以上。[29]

百色，是桂西及云贵两省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港口。早在百色建城以前，就有外地商人沿水路到此经商。清末民初，更是商旅云集。通过百色港出口南宁、梧州的货物以八角、茴油、桐油、药材、糖、米和豆类等为大宗；进口输入云贵边区的货物以棉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等为大宗。清道光年间，百色县民间已用甘蔗煮水熬糖。《百色厅志》记载：“果品有蔗”“果属甘蔗，亦榨汁煎炼为糖。”[30]民国时期百色的毕禄、皈乐、凤都诸乡，糖制品除自用外，已成为外销商品。1944年，土糖出口额万元国币，1945年百色全县产黄糖万公斤，白糖万公斤，黄糖出口额万元，为土特产品之冠。1947年有榨糖作坊116个，占全县手工业及农村副业总户的%。[31]产品有糖、红片糖、白砂糖、冰糖等，仍以皈乐白糖为上乘。糖制品畅销本地及南宁、云南、贵州等地。

我们将上述通过商人运作的中心市镇市场蔗糖流通的主要去向，简要图示如下：

(1)桂林平乐市场梧州

(2)湖南、桂林贵县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3)湖南洪江，贵州融县长安市场柳州梧州

(4)四川、贵州宜山市场湘，鄂、赣、苏、浙等省

(5)贵州、云南百色市场南宁梧州

区域性中心城市集散地。南宁、柳州、桂林三市是广西蔗糖运销的二级市场。南宁是左右江流域的蔗糖集散中心。柳州是广西中部蔗糖集散中心。桂林是桂东北蔗糖集散中心。

南宁集散地。南宁据郁江上游，上接左、右两江交汇点，下与梧、粤港各埠自清末以来就有电船四季可以通航，是左右流域及红水河流域出入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广西与云、贵两省交易的重要市场。商业地位仅次于梧州。据1936年调查，出口桐油250万市斤；纱纸200万市斤；八角、白糖、谷、牛皮、牲畜等各值40余万元。[32]南宁总关下属的龙州区，进口安南土产，以砂仁、木耳、生胶、枯木为大宗，其中以小枯木制的榨蔗器械等物品，供应各地榨糖需要。出口的土货以乳猪为大宗，土特产黄糖、黄豆、八角、茴油则运到南宁再转销各地。[33]清代，邕宁以县治(今南宁市)为中心的城乡商业网络已形成。购销以百货、花纱、五金等日用工业品和粮、糖、油等农副产品为主。[34]邕宁的蔗糖生产和运销十分旺盛。《邕宁县志》记载：“蜡蔗皮黄或红，质松味甜，宜作果品生啖。竹蔗皮坚，含糖质尤富，专以榨汁取糖。吾县南路蒲津乡下南一带，所有田亩，十分之八九，改为蔗畲，所产糖额，动以万计。其糖之种类，有黄糖、白糖、冰糖等。”[35]民国年间，邕宁蒲庙圩开设有彭百记、莫均安、韦全兴、时年丰、联记、福诚、祥和等七家糖庄，专门经营蔗糖收购和销售。还有甘源发、谦和、商泰3间食杂铺号，用优质白砂糖精制云片糕和白糖饼。这些上等糕饼，香甜软滑，为顾客所喜爱。香港、澳门、广州各埠商人也有轮船来蒲庙购买白砂糖、云片糕和白糖饼，运往各地转售。县内苏圩、吴圩、良庆等乡镇生产的蔗糖都运来蒲庙销售。蒲庙圩的蔗糖市场，年销售蔗糖在一万吨以上。[36]

柳州集散地。柳州市控柳江上游，为龙、融两江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贵州省部分商品，也以柳州为出入的孔道。商业颇为繁盛，是广西中部的主要蔗糖产区和蔗糖集散地。晚清以来，在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各方商人汇于柳州经商者络绎不绝。输出货物有牛皮、木材、桐油、米谷、茶油、蔗糖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煤油、洋布、五金等日用品。[37]据柳州商会1917年调查，该年柳州输出砂糖、片糖4万担。其中万担来自柳城、雒容、怀远、融县，其余为本地所产。这些糖大部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共计销往天津、宁波、上海、青岛等处万担；广州8000担，湖南6000担；梧州4000担。4万担总值万元大洋，占该年柳州出口总值万元大洋的%，居柳州12种主要出口货物的第五位。[38]1936年，柳州出口货值以桐油居首位，大米次之，出口赤砂糖和片糖共三干担，值72万元。[39]民国时期的柳州，经营糖业的老字号有广安隆、昌隆和西和店，它们在乾隆和光绪年间已开始经营蔗糖业生意。[40]在清末民国豪商巨富中，唐培初、曾全盛、秦远斋号称“柳州三巨头”。曾全盛不仅在西门铁局街等拥有大量房产，而且在城外基隆村、磨滩、黄村等地开设糖厂、油厂，几乎垄断了整个柳州的糖油业。秦远斋继曾全盘之后开设“广隆安”，也以经营糖业出名。他不仅在柳州开行营业，还到梧州、广州等地设立庄口。[41]

桂林集散地。民国纪元以前桂林一直为广西省会，居桂江上游。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桂林的水面业，专靠抚河与省内、省外沟通。而抚河以河窄、水浅、滩多著称，在省内比不上水深的梧州、南宁和柳州。本地区各县城镇商业贸易，主要靠肩挑。桂林在现在的解放桥下，架设永济浮桥。以该桥划分，桂林至全州为上河，桂林至梧州为下河，都用木船载运物资。上河顺水，以运糙米、生油、桐油、茶油、棉花等为主。下河顺水以运粮、油、山货、土纸及各种农产品，还承担客运。上、下两河的逆水，多运食盐、洋杂、布匹、白糖和煤油等。[42]桂林市是桂北八县土特产的集散地。由于气候寒冷等原因，生产蔗糖的县份不多。1910年，桂林府产糖47200石，其中临桂县30000石，灵川县1900石，阳朔县6300石，永福6000石，全州3000石。”[43]1937年，桂林市(包括临桂县)仅产糖4956担；全州产糖2292担；灵川产糖3074担；永福产糖18242担；阳朔产糖7176担，总计35740担。同期，柳州市产糖20649担，邕宁产糖57263担。[44]上述桂北5县的蔗糖由商人运往桂林集散的不多。如1932年，永福县的私商往桂林销售黄糖6万斤。[45]据1945年12月统计，桂林市当年销售白糖52000市担，约55000市斤，黄糖27333市斤。[46]值得注意的是，自平乐县以下，蔗糖均由平乐直接买卖归于梧州。湘江流域的商品，则自全州以下者多与湘江下游各埠交易。在桂林3个主要商帮中，江西帮以经营大、小湘纸、官堆纸等为主；广东帮以经营粮、油、糖、纱、布为主；湖南帮则兼而营之。桂林东洲后街行是当时水面行业的中心，在15家商号中，没有专门经营食糖的商号，只有“怡义顺”以经营各种土制纸张为主，兼营白糖、盐、纱、布为辅。派专人深入桂北产地山区坐购老仄纸、桂花纸、大小湘纸，供应本市，并大量运销梧州、南宁。就地购回黄尖白糖、八角、胡椒、生盐、棉纱布运回桂供应。[47]综上所述，由于商业腹地及市场的分割，桂林蔗糖集散功能在3个中心城市中是最弱小的一个。

故而有学者说，桂林在进入清末民国以来，“输入货值远超于输出货值，可说在经济上为一消费城市，在广西贸易上的地位，非特不及梧州，也远逊邕、柳二市。”[48]

因此，在桂东北的蔗糖运销网络中，桂林只是在城市规模和地位上高于平乐。随着民国以来灵渠运输地位的下降，[49]桂林市区腹地蔗糖产量的局限，在蔗糖趋东流通的商业地位上，平乐要高于桂林。又如桂北重镇全州，为湘桂边境之商务区，“所有必须由外地运入之货物，如煤油、白糖、瓷器、铁货等，多数由湖南方面运来。这是因为，湘江下游河道深且宽，运行较快，而且物价也较桂林方面便宜些。”[50]“桂林抚河上河逆水，一年只在涨水期运三、四次，顺水每月都有小船和竹、木排来桂林。”[51]“1927年，全桂公路建成通车，由于运费过高，一般大宗物资及土特产等，仍须由水路运输。直至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运输量大，运费低，速度快，才将过去货物专仰水路运输的秩序打乱，经纪业从此衰落。”[52]可见，明清以来掠桂林经灵渠顺湘江到湖南的蔗糖北运路线仍然存在，[53]有学者认为此路线是明清时期广东蔗糖北运的三条路线之一。[54]但是，进入民国以后，食糖经灵渠北运的数量已经是大大地减少了。

我们将上述三座二级中心城市通过商人运作的蔗糖运销网络市场，图示如下：

(1)百色南宁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2)融县、柳城、雒容、怀远柳州市场梧州，穗港，中国北方

(3)湖南—全州、兴安、灵川桂林市场平乐梧州，穗港

梧州市一级中心集散地。梧州居西江上游，当浔桂二江之交汇点，是广西的东南门户。水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号称“水都”。1897年根据《中英缅甸条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于同年5月初设梧州关。梧州开关后，对外贸易发达，成为广西、云、贵、川等省对外贸易最大口岸，贸易之盛居全省之首。各省商人来梧州买外国货，内地米谷、木材由此出口。光绪二十八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一千五百万关两。梧州关税收入额大，宣统二年收关税六十二万关两，占广西全部财政收入60%。[55]进口货物以棉纱、棉布、燃料、面粉、白糖、纸烟、海产、火柴等为大宗。出口货物以香菌、木耳、瓜子、油类、菸草、赤糖、木材、牲畜等为大宗。[56]据《广西年鉴》第一回统计，1912年广西出口亦糖57523担，1920年为87233担，1925年为17640担，1931年为4190担。[57]而同期经梧州等三关进口洋糖货殖349699海关两，出口土糖货殖78125海关两，入超271574海关两。洋糖占进口货物总值的%，黄糖仅占出口货物总值的%。[58]在广西同期输出的赤糖当中，柳河占三成，大河占六成，抚河占一成。销售地点，港粤占五成，上海以北占五成。[59]这清楚地表明了经梧州等海关出口蔗糖的序位，以南宁为第一，柳州第二，桂林居末。

故而，明清以来，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量粤省经济性移民的入桂开发，梧州经济贸易逐步走向繁荣，并取代桂林的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以梧州为总中心的、与克里斯塔勒体系悖异的商品趋东流通的城镇商业网络。梧州不仅是全广西进出口蔗糖的总中心，也成为黔、滇、川等大西南诸省进出口货物的要道。同时，在梧州开关以后，西方列强倾销的大量洋糖(荷兰的白糖和车糖，香港的冰糖)[60]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广西和大西南内地市场，给广西蔗糖业以沉重打击，使得洋糖逐步挤占土糖的市场。[61]

通过商人运作的、以梧州为总中心的广西蔗糖流通网络的运销，构成了以黄糖出口和洋糖进口的双向流通渠道，图示如下：

三、解读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成因和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畅通和运营，除了入桂客商与本地小商的主体作用外，与明清以来广西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以及制糖技术的进步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人少地多、开发相对滞后的广西，吸引了众多的外省农业移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而在清代形成了一个经济型移民进入广西的高潮。[62]全省耕地面积增加，甘蔗的种植有了进一步扩展。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钅共等纂《广西通志》记载，浔州府“甘蔗各县出”。《郁林州志》载，郁林州以“产甘蔗糖为大宗，岁得厚利。”[63]综合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广西许多地方的甘蔗糖业是明末清初以来，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本地少数民族、中原汉族移民等共同开拓种植的。如恭城，“清嘉庆年间，福建人黄、陈、郑、江等五姓人家流入恭城县落户后，目睹恭城沿东河、西河河谷冲积的小平原，土地肥沃，适宜于种植甘蔗发展糖业。遂返回原籍，引进甘蔗种植开建糖榨。自此，恭城开始有蔗、黄糖特产。”[64]昭平的蔗糖业，“发端于清同治初年。今昭平镇大壮村黄屋80岁老人黄瑞新的曾祖父黄作金三兄弟，从广东罗定县贩运鱼花来昭平，发现县城北面练滩村一带土地平坦宽阔，柴草充足，适宜种蔗制糖，遂于同治六年举家迁来现住地，把广东的制糖技术引进昭平。”[65]柳城县东泉镇，“从清代、民国直至今日，多产甘蔗。全镇40多个村街，户口近万户，客家居民占80%。他们主要在清代来自广东嘉应州各县。全镇耕地6万余亩，主要种植水稻和甘蔗，为桂中地区出产大米和蔗糖的重要产区之一。”[66]

民国9年编纂的《桂平县志》记载，“蔗，有竹蔗、腊蔗两种。竹蔗叶长如苇，茎小而韧，春栽冬刈，绞汁熬之成糖。此种产于贵县为多，邑内少有。”[67]但是，到民国22年，桂平县种蔗450多亩；民国25年，江口银竹村人陈汉生与广东人联合兴办种蔗专业农场，建立小型机糖厂；民国30年，桂平种蔗4000多亩，有14家小糖厂，年产红片糖共600吨。[68]贵县，清朝雍正年间，甘蔗已大量种植，“1935年，广西省政府于罗泊湾建成日榨蔗300吨的小型糖厂1间，促进了甘蔗生产的发展。种蔗区域由苏湾扩展至横岭、三塘、八塘、新塘、瓦塘、西山等地。面积由5000多亩增加到6万多亩，产糖20多万担。”[69]宋元以来迁移到邕宁附近的中原汉族移民，康熙雍正年间，逐步向左江和右江流域移民。在两岸河谷地区开垦土地，种蔗制糖，他们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蔗园人”。[70]

可见，广西的蔗糖业是壮、瑶等少数民族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以及中原汉族移民，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末民初共同开拓种植的结果。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制糖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在贵县投资万元国币建设的糖厂，是广西制糖技术采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嚆矢。同期，桂平、玉林、平南等县还有少数半机器生产的小糖厂。从1937年到1941年，广西的黄糖产量分别为616524市担，543367市担，851743市担，862994市担和915501市担；1937至1940年，广西的白糖产量分别为48926市担，71290市担，46272市担和137745市担。[71]可见，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蔗糖产量的增加，为蔗糖集散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促进了广西城镇商业的繁盛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发展。

综观上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进入流通领域的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糖为辅。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生产虽然采用了一些新的现代技术，但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手工阶段。正如千家驹等经济专家在考察后总结说：“惟桂省产糖虽多，而以制造方法，墨守古昔，所产糖块，色质粗劣，致销路大受影响，即省内市场，亦大部分为洋糖所侵占。”[72]大部分蔗区长期种植的是含糖量和产量都低的传统品种竹蔗，缺乏品种的更新换代。民国时期，新桂系曾从国外和广东引进部分新品种，由于各种原因，推广面积不大，绩效不显著。这一时期广西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砂糖仅占8%～13%。[73]糖商将广西大部分蔗糖运销到粤港销售，当然也有部分蔗糖流向周边省区市场。原因在于：一是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大江大河的趋东树状布局，水路运输仍然是该时段主要的运载方式。二是晚清民国时期，桂东南受广东经济发达区域的强烈辐射和拉动，经济发展超过桂北，经济重心由桂林位移到梧州。三是周边省区有相对繁荣发达的城镇市场。如民国时期贵州省安龙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向为云贵通广西必经地。由于交通便利，市场兴盛，税源丰富，是贵州的商业重镇之一。[74]安龙是清代贵州省兴义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贸易繁盛。安龙也盛产蔗糖，除主要销往安顺换取川盐外，还有部分蔗糖运销百色。[75]百色田西县旧州山楂糕，用白糖和山楂做原料，质量好，曾经畅销贵州安龙和百色市场。[76]又如洪江镇，是明木清初至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商埠，被誉为湘西“小南京”、“小上海”。[77]洪江与融县长安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两地商人长期地进行了长安片糖与洪江布匹的“物物贸易”。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白糖、片糖、冰糖，由广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洪江、黎平等销行者约五千石。”[78]这清楚地表明了由于盛产蔗糖，广西与周边省份长期地进行了蔗糖贸易，一直存在着蔗糖运销的小市场。商人通过蔗糖运销获取利润，但在客观上又不自觉地将两广市场与周边省区市场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与周边省份的经济联系，而且将这些省区纳入粤港澳市场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第二，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主体是以粤商等外省商人为主、本地小商为辅。两广山水相连，商业向来联系密切。明末清初，就不断有广东商人入桂经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来广西经商的广东商人更多。粤商主要在西江两岸的县城和圩镇从事商业活动。如道光年间，桂平江口圩多是广东人做生意，当时流传两句话：“无东不成市，有烟则有东”，其他如梧州、平南、贵县、郁林等地圩市交易都操粤语，并且都流传有类似谚语。[79]南宁、柳州、桂林的商业帮派，主要是广东、湖南和江西帮，而以广东商帮实力最强。[80]外省商人凭借资本雄厚和商业网络，主要经营蔗糖的长途贩运，而省内小商以短途运销和小额零售为主，故而广西糖业市场和营销利润自然为这些外省商人所操纵。因此，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城镇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同时，广西近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便利了糖商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供求信息，促进了蔗糖运销的畅通。[81]但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糖商热衷于将商业资本投资放贷领域，虽然有助于蔗糖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是历史的进步，但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造成农村的极度贫困，加之商人忽略对种植、制糖等生产领域的投资营造，使蔗农深受高利贷盘剥，导致蔗糖业生产萎缩，不利于广西蔗糖业的发展和进步。[82]

第三，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双向流通性。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江树状分布的特点也为洋糖倾销内地市场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决定了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蔗糖的双向流通性特征。洋糖泛滥给广西蔗糖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给两广蔗糖业以警醒和奋起，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同时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几乎同时进行了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陈济棠政府进行了蔗糖业的改革，投入巨资兴建了东莞、顺德、市头等六家现代化机制糖厂，并进行蔗糖品种实验改革和推广，促进了民国时期广东蔗糖业的复兴和发展。[83]与此同时，广西的新桂系在柳州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从广东和国外引进爪哇等新品种推广种植，1934年在贵县建立现代化的广西糖厂，开广西制糖业现代化之嚆矢，为广西蔗糖业进步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新桂系把建设重点放在军事方面，而对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蔗糖业缺乏长远规划和巨额投资，加上1930年代晚期中日战争的影响，蔗糖业现代化的绩效不大。[84]

第四，进入流通市场的蔗糖数量有限。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业由于受社会动荡、外来侵略、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本质上说，蔗糖生产还比较落后，进入流通领域的食糖数量还非常有限。如前述黄糖仅占广西出口货物总值%即为例证。[85]而同一时期，尽管在邕宁和贵县两地出现了糖庄专门经营蔗糖购销，但是，还没有出现如广东那样以广州和汕头为代表的全省和全国性的蔗糖集散批发总中心。蔗糖流通依附城镇谷米、农林土特产等商品流通网络而发展非常明显。食糖运销网络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五，蔗糖运销网络是连接蔗区和外部市场、促进民族经济开发的纽带。广西城镇蔗糖流通网络的运营，通过糖商的运作使各族蔗农通过基层圩市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并被纳入国际市场流通网络，从而使广西蔗糖生产受国际糖业市场的影响和推动，促进了甘蔗糖业的发展，有利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蔗农将黄糖挑运到基层圩市与商人进行交易，换回所需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基层圩市是联系蔗农与外部市场的纽带。圩市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成为广西的壮、汉、瑶等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中介场所。外来商品通过中心市镇运往各基层圩市，然后销往少数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蔗糖等土特产品则通过这一渠道沿着相反方向流向经济发达区。这样就以省内外经济发达区和少数民族蔗糖产区为两头，以城镇圩市作为交易中介，在广西各蔗糖产区初步形成一批贸易圈。这批贸易圈随着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外资加入，特别是省际、国际贸易的运作，与国内其他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相衔接。广西近代蔗糖贸易网络的趋东运营以及以圩市为中介的多边贸易圈的发展，对广西汉、壮、瑶等各民族蔗农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四、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商业网络的运营和发展，是以广东等外省商人为网络经营主体的。蔗糖网络的运营宣示了明显的趋东流向的轨迹，彰显了两广蔗糖业发展的一脉相承以及两省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展望新世纪广西蔗糖业的发展，特别是蔗糖流通网络的构建和运营，应该从沿边、沿海、多民族聚居和市场流通规律出发，从构筑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战略出发，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规律的、灵活、畅通、高效，多渠道、多层次的蔗糖流通网络，自觉融入西江水系经济贸易圈。依托广东和周边经济发达省区的辐射和带动，加快广西经济融入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步伐，促进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注释：

①覃乃昌。蔗，糖考——兼论壮侗语民族对我国蔗糖业的贡献[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3).

②政协贵港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Z].1992，(18)：135.

③(清)黎申产辑。宁明州志[Z].市集，清光绪九年原刊，民国59年重印本。

④平甫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平南县志资料丛稿[Z].经济专辑，1985，(15).

⑤民国郑湘畴纂修。平南县鉴[Z].建设。商业概况，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198).

⑥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编印。广西经济建设手册[Z].1947：65.

⑦恭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恭城县志[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161—162，215—216.

⑧政协恭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恭城文史资料[Z].1988，(3)：36—38.

⑨民国李繁滋纂。灵川县志[Z].物产，民国18年石印本。

⑩民国黎启勋纂。阳朔县志[Z].工业·榨糖，民国25年石印本。

[11]民国刘振西等纂。隆安县志[Z].卷四·食货考·经济，民国23年铅印本。

[12]政协忻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忻城文史资料[Z].1995，(3)：204—205.

[13]徐炳光。平乐航运客运之发展[J].平乐县文史资料，1995，(6)：175—176，

[14]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产业。民国29年铅印本。

[15]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产业·商业，民国29年铅印本。

[16]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商业，民国29年铅印本。

[17]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交通，民国29年铅印本。

[18]民国梁崇鼎等纂。贵县志[Z].农产·糖榨，民国23年铅印本。

[19]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糖业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261.

[20]政协贵港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Z].1992，(18)：135.

[21]政协融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融安文史[Z].1989，(2)：61.

[22]民国龙泰任纂。融县志[Z].第三编，政治·实业·商业，民国25年铅印本。

[23]朱柏林。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M].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申请硕士论文：6.

[24]洪江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洪江市志[Z].北京：三联书店，1994：256.

[25](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Z].卷四·商务，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26]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

[27]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488—489.

[28]政协宜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山文史[Z].1988，(2)：53.

[29]邓国枢主编。可爱的宜山[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41.

[30](清)华本松纂。百色厅志[Z].物产，清光绪十七年刊本。

[31]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百色市志[Z].工业门类·制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251.

[32]黄现等著。壮族通史[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486.

[33]黄方东。旧南宁海关点滴[J].南宁文史资料，1987，(4)：92—93.

[34]邕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邕宁县志[Z].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518.

[35]民国莫炳奎纂。邑宁县志[Z].物产·果类，民国26年铅印本。

[36]邕宁县蔗糖生产[J].南宁文史资料，1993，(16)：124.

[37]柳州商贸史话[J].鱼峰文史，1993，(11)：9—11.

[38]民国期间柳州蔗糖产销概况[J].柳郊文史，1996，(1)：68—70.

[39]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487.

[40]柳州商贸史话[J].鱼峰文史，1993.(11)：9—11.

[41]萧泽昌，张益桂著。柳州史话[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73—75.

[42]桂林市土产业简史[J].桂林文史资料，1988，(13)：188—190.

[4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06.

[44]黎民兴。广西蔗糖业的问题及其初步改进计划的研讨[J].西大农讯，1937，柳州沙塘农林试验基地资料室藏。

[45]永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福县志[Z].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424.

[46]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编印。桂林市年鉴1945-1947[Z].桂林：桂林建设印刷厂，1949：商。2，4.

[47]桂林东洲后街行兴衰概况[J].桂林文史，1988，(13)：196-197.

[48]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487.

[49]“灵犀联接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从秦代至清代，一直是岭南同中原水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每天通过的船只有三、四十艘。”(参见莫杰主编。广西风物志[M].兴安·灵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153)；《桂林轶事》则说，“根据宿昌定(62岁，是目前健在的最后一位渠目)回忆，在他统领陡军的清末民初，管渠工饷例由兴安官府发给。原先规定，每季一发，每次白银七十五两、稻谷三十五石四斗，当时的航运还很繁忙，工饷也较高。民国后，航运逐渐减少，陡军也改为陡夫了。每月去县府领饷一次，月发银币二十四圆，不再配米。再到后期，每月只发给铜元五十五吊(合桂钞20圆左右)。”可见，在清代以前，灵渠的水运地位比较重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轮船海运业的发展以及铁路公路的兴建和运营，水运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赵平著。桂林轶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23-225.

[50]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1]桂林市土产业筒史[J].桂林文史资料，1988，(13)：188-190.

[52]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3]以生盐为例，民国时期每年从梧州运抵桂林市城乡及往北八县不下二、三百万担，其中后街行各店约占一百万担以上。主要售与盐街各零售店与各县民食，也有自运兴(安)全(州)等地，抗战时期还做大量济湘盐生意。其他如棉纱、布匹、糖类、食杂百货等，数量巨大，无法翔实统计。可见，经过灵渠北运的货物以生盐为主，也包含有糖类等商品，灵渠仍然为蔗糖北运的水路运输渠道。参见。桂林东洲后街行兴衰概况[J].桂林文史，1988，(13)：196-197.

[54]冼剑民，谭棣华。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J].广东社会科学，1994，(4).

[55]旧梧州海关五十年[J].梧州文史资料选辑，年代不详，(17)：187-193.

[56]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对外贸易概况，1934：383.

[57]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0-401.

[58]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8-409.

[59]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2.

[60]从1927年至1931年，白糖及车糖主要来自荷兰，年均进口广西价值800000毫币，从香港进口冰糖年均进口值50000毫币，请参阅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4.

[61]例如《融县志》记载：“海通之后，洋纱洋布逐渐充斥，……长安布庄当然歇业，因之蔗糖销路亦不如前。”(民国龙泰任纂。融县志[Z].物产，民国25年铅印本：165)；《信都县志》载：“近年因种蔗利微，读业日渐衰落。”(民国玉昆山纂。信都县志[Z].民国25年铅印本，工业：569)；《邕宁县志》记载：“……当此外来之糖充斥，诚有改良蔗糖业，以挽回利权之必要，亦复兴农村之良策也。”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民国26年铅印本，食货六，物产：715.

[6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一)：518-519.

[63]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265.

[64]政协恭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恭城文史资料[Z].1988，(3)：36-38.

[65]政协昭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昭平文史[Z].2000：282.

[66]钟文典主编。广西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0.

[67]民国程大璋纂。桂平县志[Z].卷十九，纪地·物产下，民国9年铅印本。

[68]桂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桂平县志[Z].轻工业·制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285.

[69]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蔗糖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569-570.

[70]例如“住在百色市那毕，永乐、四塘的汉族，因多种植甘蔗，故自称蔗园人，由于与当地壮族交往频繁，风俗习惯亦大多和壮族相似，文化融合现象在民间故事中亦多有表现。”参见百色市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817；《同正县志》记载：“另有一种人(俗谓蔗园人)，多系宣化县属之桥板村来。徭耕者散居各处，自成村落，男女面貌服装则均与汉人无异，此种人勘于农功，凡所驻地以糖蔗为出产大宗。”参见杨北岑等编纂。同正县志[Z].民国22年铅印本；《凌云县志》记载：“凌俗汉瑶殊风，汉区本籍外籍亦别客土，此外有少数壮侬之属或称‘蔗园佬’”参见罗增麟纂。凌云县志[Z].民国31年油印本；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曾对“汉族平话与蔗园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和考证，最后总结说：“无论有没有很多甘蔗，左右江流域都用‘蔗园人’的名称，那么，为什么在左右讧流域都用‘蔗园人’这个称呼呢？‘蔗园人’这个名字的意思简单地说成是种甘蔗而得，这大概是在同壮族相比而反映出其先进性，才用这个名称称谓的缘故吧。”参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323-329.

[71]广西省统计处编。广西年鉴[Z]，第三回上册，1944：345，349.

[72]参见千家驹等着。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

[73]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74]贵州安龙县解放前商业概况回忆[J].安龙文史资料选辑，1981，(4)：41-48.

[75]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Z].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46-349.

[76]民国岑启沃纂。田西县志[Z].第5篇，经济·物产，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77]朱柏林。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M].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申请硕士论文，摘要：1.

[78](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Z].卷四·商务，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79]侥任坤，陈江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Z].城乡经济状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5-31.

[80]如《邕宁县志》载：“民国22年，据统计局调查，南宁有商店979家，……资本为外省商人投资者，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占他省商人总数百分之八十六。”(参见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食货三·商业，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728)；柳州蔗糖也多为粤商经营。如民国24年前，柳州尚未引进爪哇、台湾甘蔗良种，所植之品种均系本地竹蔗，当时，榨糖全部采用落后的手工加畜力的方式，出糖率只达含糖率的%左右，且为水糖，需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白糖，为此，经营糖业的广帮商人集资白镶5万两，在柳州城内开设“和隆号”作坊，专门收购城厢和各都的水糖，然后将其精炼成砂糖出口。民初，“和隆号”雇有常年工20名，日制砂糖5000斤，月产约1300市担，大部分蔗糖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参见。柳郊文史[Z].1996，(1)：68-70)；《临桂县志》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胡虔总纂。临桂县志[Z].风俗，光绪三十一年重刊，桂林市档案馆，1963年春翻印).

[81]民国时期平乐县“长途电话通达荔浦县城，阳朔县城，桂林县城，榴江县城，柳州县城，鹿寨墟，源头墟(平乐县属)，八步(贺县属)。”(参见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交通，民国29年铅印本)；在贵县，民国17年，城区设长途电话，可通邕宁、宾阳、迁江、怀远(今三江县)柳州、桂平等地。”(参见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邮电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642-643)；宾阳县“一九八年芦墟开始有邮政代办所；1928年县设立电话局，芦墟可与县城及繁华地方通电话。电讯的设立，为商业的发晨，传递讯息提供了方便。”(参见宾阳文史资料[Z].1987，(3)：51-55)；融县长安镇“当时如广隆兴、兴记隆、裕生、建成等四家大商号(广东人所经营)，上联榕江、从江、富禄、古宜，下联柳州、梧州、广州，澳门，香港。各处均设有分号和庄口，长期就地买卖货物，探听行情，还雇有专人和设有长途电话传送信息。”(参见融安文史[Z].1990，(3)：28-34)；“广西近代邮政开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北海海关兼办邮递事务。光绪十年三月，梧州府创办广西第一个官电分局。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龙州设立广西第一个国家办的大清邮政分局。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西全省设邮政分局、邮政代办所共226处，官电总局。分局、报房、巡房共61处。民国时期，广西内地城镇设立各等邮政局、代办所；主要城镇设立电报局。民国14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为适应其政治、军事需要，增设邮政局所和电报局；这一年，广西共有邮政局所342处，电报局50处。民国32年，全省邮政局所537处，电信局所76处。”参见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邮电志[Z].通信机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9.

[82]例如，193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等在考察广西的蔗糖生产之后，总结说：“在榨糖业中，高利贷资本之活跃，亦不减于他处，其残酷程度或且倍之。据吾人之计算，蔗农于今年四五月份向糖房借洋一百元，至次年二三月间约须还洋一百八十余元，利息之高，令人咋舌。”“蔗农所受高利贷之压迫，则为绝无可争之事实。故广西之蔗糖生产，不仅为如何增进生产，兼应为如何免除蔗农后顾之忧。”(千家驹等著，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张先辰也认为：“蔗农资金缺乏，曼高利贷资本及商人资本之层层榨取，其仅有之微小利润亦为其艫剥无余。”(张先辰著。广西经济地理[M].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60)故而，1930年代的广西，糖商的商业资本以高利贷形式投资蔗糖生产，这本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投资的嗜好，却造成了蔗农的日益贫困，竭泽而渔，是广西蔗糖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83]如陈济棠政府最初制定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中并没有发展蔗糖业的内容，后来省府主席林云陔向陈推荐了农业专家冯锐，冯对《三年施政计划》进行修改，补充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可见，两广地方实力派都想利用适宜发展甘蔗种植的区位优势，增强经济实力，以之作为维持一省地方统治、对抗中央政府的目的。故而，两广蔗糖业现代化必然缺乏通盘考虑和合理规划，加之两广地方政府在进行蔗糖业现代化改革后，制定相应规则，实行蔗糖统制运销，排斥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不利于蔗糖业的流通和发展。参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Z].1963，(11)：107，122-123.

柳宗元的作品范文【第二篇】

蓓蕾初绽的那一段时光，柳宗元似乎开放得很顺畅：二十岁时中了进士；二十三岁步入官场，出任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五岁又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八岁调为蓝田尉；三十岁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三十二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作为花儿所应有的色香味儿，柳宗元已然应有尽有。

然而，这样的顺利，仅只是寒流到来前的暂时性温暖，一场撼动生命根基的风暴，已经开始在柳宗元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酝酿。

三十二岁时，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运动，用最灿烂的绽放，同脚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最快意的斗争，全然忘却了四下里的肃杀秋风已汇聚成摧花损叶的利刃。于是，仅仅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一起倒在了这利刃的疯狂砍杀中。一纸贬书，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五岁的女儿等人。初到之时，寄宿寺庙，生活艰苦，有病无处医。未及半载，老母凄然辞世。彼时，政敌们依旧不肯放过柳宗元。一时间，永州境内谣言四起，骂声不绝，“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为国为民的革新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柳宗元这朵洁净的莲，再也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一

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时，柳宗元三十六岁，距被贬永州，已有四个年头。四年间，柳宗元始终生活在丧母、多病、担心朝廷杀戮的多重凄惶中，除了在官署中处理日常事务，其余时间要么游历山水、排遣郁愤，要么埋头著述，钻研学问。据有关学者考证，《柳宗元全集》收录的五百七17篇诗文中，共有三百一10篇写于被贬永州这十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年中，柳宗元还做了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写了数封信函，请亲友甚至政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己重回朝堂。这些信件的泥牛入海，最终让柳宗元对局势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认知，他才得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永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命旅程。

发现并游历西山之前，柳宗元已经在永州的众多山峦中留下过足迹。《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前一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些游历的一个综述。作为压抑人生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并未将写作重点落在山水风物的摹形绘相之上，而是侧重叙述贬谪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与怪诞行动。这样的叙述，因为内心的惊恐与愤懑的双重情感的支配，体现出既不敢畅所欲言，又不愿忍气吞声的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给牢骚穿了一件隐形衣。

文章的第一句便具备了“隐形衣”的特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里的“僇人”身份很值得玩味。柳宗元为什么不说“自余被绌”或者“自余被贬谪”，却要强调“自余为僇人”呢？表面上看，以“僇人”自称，似乎有认罪之态，等于向政敌示弱，承认自己积极参与变革活动是一种犯罪。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内心极大的不满与反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罪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恶名；蒙冤受屈者，却常常以罪人身份自居。因为，当一个正直无私之人被强加罪名，并且丧失了所有的申诉机会后，唯有这自谑式的称谓，才能表达对政敌的最大蔑视。

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之所以“为僇人”，并非内心的邪恶作祟，不属于主动。“我”“为僇人”的真实原因，是政敌的迫害，是政敌们给“我”强加的恶名。而“我”的本心，却是可昭日月的为国为民的宏愿。

“居是州”三字，同样内藏机巧。柳宗元为什么不说“左迁是州”或“谪是州”，而用一个“居”字？又为何不说“居永州”，却要强调“是州”？这三个字，其实隐藏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郁愤心态。句中的“居”，全无感彩，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冷冰冰叙述；句中的“是”，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透露出柳宗元对永州的本能的拒绝。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用“那个破学校”“这个鬼地方”来描述自己所在的学校一样，这样叙述时，总是把自己和学校割裂开来的，倘若内心中对学校充满喜爱，便会称其为“我们学校”。柳宗元从繁华的京城谪居永州这蛮荒之地，内心早已被愤怒、失意、惊恐挤满，再无空间装得下永州的山水风物，因而也就将自己定位为暂时客居此州的一名匆匆过客，不愿意成为永州的一个成员。

“恒惴栗”三字，依旧极富张力。“惴”为内心中的情绪活动，“栗”为外显的行为，“栗”的原因，在于“惴”。柳宗元在永州时，命运并未确定。永贞革新中风头最劲的“二王刘柳”四人，王伾遭贬不久便在忧郁和惊恐中病逝，王叔文也是先被贬后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随时都会遭遇死亡的威胁。如此，内心中惴惴不安，在所难免。而“恒”惴栗，也就符合常情。

二

当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极度惊恐中时，他的生命是无质量的。人生没有目标，也不敢拥有目标，一切便都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日子，最喜的是忙碌，最怕的是休息。忙碌起来，便可以暂时性忘记恐惧；而一旦歇下来，恐惧便会从每一个细胞中生长出来，让呼吸都变得艰难。故而，柳宗元只能用无目的的出游来填塞多余的时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八个字，如果从文句中删除，对语义的流畅不构成任何影响，反而更显精炼。但这八字却删不得。我认为，此处的“施施”“漫漫”，其实是在描绘柳宗元出行时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柳宗元在“恒惴栗”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出行肯定都是不事张扬的悄然而出悄然而归。这八个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出行情景。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与前文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联系起来看，柳宗元每一次出行的过程，都注定充满了艰难。按理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景物的观赏与感悟中。然而，柳宗元却一反常态，到达了人迹罕至之处，却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拿起酒壶，一口气把整壶的酒灌进肚子中，全然不去关注身边的景色，似乎他来到这儿，就只是为了喝酒，为了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柳宗元这样描述自己的行动，当然有其深意。“倾壶而醉”的背后，第一层意义，当指这些山水无法唤起柳宗元内心的情感共鸣，故而不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观赏；第二层意义，则指向“恒惴栗”的处境与心态，是这样的生存环境，破坏了他发现山水中的美好的心境，使他无法用欣赏的心态去观赏万物；第三层意义，更指向“醉”的权利，可以由这偏远之处的“醉”而推想其在永州城中的谨小慎微，想醉而不得。

有关“梦”的二十四个字，也有三个细节需要耐心咀嚼。第一，为什么强调“意有所及，梦亦同趣”，而不是“梦有所及，意亦同趣”？这符合常理吗？第二，“觉而起，起而归”六个字中，包含了哪些信息？第三，“醉辄更相枕以卧”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从常理看，梦本不会被大脑主动控制，不会因为醒时正在思考某个问题，便一定要在梦中延续这样的思索。柳宗元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突出内心长时间的矛盾纠葛。因为遭贬之后，每天琢磨的总是相同的问题，以至于梦都不再具有飘忽不定的特性，只会围绕着贬谪生活这个单一主题而展开。这句看似简单的叙述，背后该有多少深入骨髓的巨痛，由这一个梦，便可见全部。

“醉辄更相枕以卧”以及“觉而起，起而归”，是对“倾壶而醉”的必要补充，有了这个补充，柳宗元“但求一醉”的行为，才有了强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和这些山水，根本没发生任何故事，他不过是借这一块地盘，暂时性寄放一下烂醉的躯体而已。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是一句颇具哲理的生命反思。这句话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处，除了可以收拢前文，并引出下文有关西山的描绘，还可以彰显柳宗元“始得西山”后的自我反思。柳宗元在“得西山”之后，才明白以前的所有游历并无真正的意义。柳宗元自以为山水“皆我有也”，其实灵魂从未走入那些山水中，那些山水也从未真正亲近过柳宗元。形成此种怪诞现象的原因，当然在于前文的“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和“觉而起，起而归”。柳宗元把自己的心关闭起来，不去感受那些山水，也不让那些山水融进自己的世界。这样的“到此一游”，便只能算得上“来过”，谈不上“了解”，更不必奢谈“拥有”。

三

跟以往的所有游历不同，柳宗元游西山，是一种真正的“得”。很多解读者认为，西山之所以能引起柳宗元的情感共鸣，在于它高峻特立的特性，正好切合了柳宗元的清高孤傲、不与群丑为伍的人格追求。而此前所游历的群山，基本不具备这样的属性。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牵强。毕竟，前四年中游历的高山，不见得每一座都不如西山伟岸挺拔，而真实的西山，也不过是一座并不高耸入云的丘峦。只不过，那时的柳宗元，总是活在“恒惴栗”的阴影中，其寻山访水，全为了逃避现实，暂时性忘却险恶的处境，并非为了寻访山水之美，也就不会去关注山形山势等问题。

四年后，初贬的惊恐逐渐消逝，柳宗元也慢慢融入了永州的生活，并在“立功”无望之际，转而全身心投入“立言”大业。这时的出游，便不再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而是一种主动地寻找和发现。心态转变了，眼前的景色也就跟着起了变化。如此，发现西山的“怪特”，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柳宗元的描绘中，西山的最大特点，是“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置身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此种卓尔不群的特性，显然具有开阔心胸、涤荡烦忧的诊疗价值，对于久处压抑之中的柳宗元，实在是一副极好的精神疗救药。故而，柳宗元对西山也就拥有了极好的感觉。

有了这样的心境，再饮酒时，便绝不是煞风景的“倾壶而醉”，取而代之的是“引觞满酌”。柳宗元开始端起酒杯、斟满美酒，以无边景色为下酒佳肴，慢慢品尝湖光山色、杯中美酒以及胸中情怀。不知不觉，他又醉了。这一次的醉，醉得痛快，醉得阴云消散，日朗风清。

比照西山之醉和以前的醉，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省略和对比。就省略的内容看，这一次的醉，是否依旧会做梦呢？柳宗元没有说。如果做梦了，又是否依旧是“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呢？更被彻底省略。这样的省略，为读者留下了一些喜剧性的想象空间，有利于更好地解读柳宗元“得”西山后的灵魂自我解脱与救赎。而从对比角度看，此前始终是酒醒后便立刻打道回府，此次却“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这“速归”与“不欲归”的比照中，柳宗元对西山的眷恋也就得到了最完全的展示。为什么“不欲归”呢？柳宗元直接告诉了我们：“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也就是说，柳宗元之所以不愿意回到城中府衙，是因为他在西山之上找寻到了一种忘却所有不愉快的方法，此种方法，就是将生命完全敞开，融入自然之中，不为外物所役使，只求灵魂的自在。

][

四

物我两忘的生命境界，一直是古代文人永远也圆不了的一场梦。这样的梦，对于挣扎于“入世”“出世”困境中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醉神经、摆脱痛苦的作用。然而，再美的梦，终须醒来，醒来之后，就必须重新面对残酷的现实。所以，柳宗元虽然“不欲归”，却也不得不回归沉重的生活。

但有梦的人生终究不再是一张白纸。梦的彩色，会在梦醒之后，依旧装饰着做梦人的精神空间，让他们在惨淡中多了份亮色的点缀。柳宗元的西山之行，让他从西山的存在形态中读出了自身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激活了重新感受生命中美好的情感，也为他更好地活下去发掘出了充足的理由。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在今天有幸阅读到不朽的“永州八记”，能够从《江雪》《捕蛇者说》等诗文中感受到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

柳宗元的资料【第三篇】

李雪琴家住三岔镇，她开过饰品店、服装店等，但常压货赚钱不多，她就改做学生消费品，曾经两个月创收达3万！应好友之邀，李雪琴到韩国旅游，在首尔巧遇一位华人，专营韩国糕，产品不仅外观漂亮，而且美味好吃，大受学生欢迎。学生钱，容易赚！李雪琴花费高价把韩国糕引入国内，迅速投入经营，李雪琴生产800个产品，按6角一对两个的价格配送到一所中学旁商店代销，因学生追逐潮流喜欢外国小吃，一天就卖完！之后，李雪琴又配送到几所学校旁商店，一天共配送1500-2000个，一天获利300-400元，一个月进帐1万元左右，不足10个月就创收达10万。

刘世明：灵活经营自做自卖收入稳

贵州凯里市刘世明，他想搞个轻松项目，所以买了很多杂志，他看广告项目太多了，反而不知从何下手，犹豫不决。一个偶然机会，刘世明看了正宗糕报道后，他马上动心了！因他观察学校门口5角到1元的食品好卖，因为孩子1天要1元，再穷的家庭也要给，若父母不给，爷爷奶奶也要给，迎合了每个家庭“再穷不能穷孩子”的那句俗语。由于普通加盟投资不过一千多元，刘世明决定不去人，可他不知项目真假有些怀疑，因骗人的多。他拨打了杂志社监督电话，了解到是特约记者亲自到成都智鑫，现场调查、采访、核实的！尤其最早2008年10月杂志封面报道以来，成都智鑫知名度大幅提升，给加盟商及学员带来了更好效益！刘世明就这样验证正宗糕真实后，就打款至账户，三天后他就从快递公司收到了专用模等全套。他函授中有不明处，成都智鑫王老师就细致解释，他就顺利掌握了制作工艺。刘世明先在家做了200个产品，带上招牌画，把创意模往学校门口一摆，学生一见这正宗的韩国糕，都一窝蜂围上来，纷纷掏钱购买！尝到甜头后，刘世明下午增加到300个产品，一会功夫就卖完了！刘世明头天就赚了200元，别提他心里有多快乐！他到学校门口日销量400-500个，一天利润200-300元。

蔡西霞：项目选对上班创业两相配

云南玉溪市的蔡西霞，她在印刷厂上班，想业余赚钱增加收入，她看广告项目虽多，但多数项目做很麻烦不适合她，蔡西霞没做过吃的生意她犹豫！一次，蔡西霞又买杂志，看到李雪琴成功引进正宗糕的报道后，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项目。因为正宗糕，可利用下班时间做好，批发给学校旁商店。于是，她就电话预约去人。

蔡西霞到成都，见一排排糕好漂亮，像一朵朵盛开的光滑鲜嫩！食之香润筋道、果香宜人！吃起来有嚼劲口感好吃，王老师耐心的指导，她学会了全套技术。蔡西霞投资小就定做小柜台，她先在家里，头天晚上，边看电视边把产品做好。白天她下班后，就给一所学校旁商店配送正宗糕，按批发价让商店代销！若她休班还抽半小时到学校门口自卖糕，带上招牌画，把创意模一摆，在多数休闲食品中间，显得格外新鲜、艳丽、夺目！学生一见这与众不同的漂亮糕，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的眼球，都围过来购买！大家说只见过普通蛋糕，这韩国糕是头次见到，大家一吃味道好极了！这样一来，蔡西霞虽是业余经营，但也给她带来了好效益。

目前，蔡西霞计划辞职，可她是所在工厂的技术能手，单位还没批准她辞职。但蔡西霞是大有想法的，她想若辞职后，还要准备引进多种创新美食，开一家综合类的特色美食小吃店。蔡西霞对记者说：“真是项目选对、赚钱不累”！现2014年春节后，学生又开学了，蔡西霞已抓住机会大干一场。

柳宗元简介【第四篇】

玉楼春己卯岁元日

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①，碧井②屠苏③沉冻酒。

晓寒料峭④尚欺人，春态⑤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⑥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⑦偏故旧⑧。

注释

①莲花漏：一种状如莲花的铜制漏水计时器，相传为庐山僧惠远所造。

②碧井：深井。

③屠苏：药酒名。古代风俗，于农历正月初一饮屠苏酒。

④料峭：形容微寒，多指春天的寒冷。

⑤春态：春日的景象。

⑥柏叶椒花：古人用柏叶、椒花来泡酒，在元日时饮用，以祝长寿，和饮屠苏酒意思差不多。

⑦东君：春神。

⑧故旧：旧友。

词人简介

毛滂（pāng），字泽民，北宋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他一生仕途起伏、遭遇坎坷，只在哲宗元祐间任杭州法曹（司法官），徽宗政和中任嘉禾（浙江嘉兴）知州。然而祸福相依，他也是幸运的。他生于“天下文宗儒师”世家，自幼酷爱诗文词赋，他的作品内容丰富、音韵和谐，开潇洒俊逸之风。苏轼曾赞他“文词雅健，有超世之韵”，时人评他“豪放恣肆”“自成一家”。有《东堂词》存世。

译文

旧的一年过去了，莲花漏里的水滴尽，我取出冷冻在深井里的屠苏酒，准备畅饮一番。早晨的寒冷依然侵人，柳枝倒是变得柔软苗条，仿佛春天先关照了她。佳人一遍遍劝酒，祝福长寿安康，泡酒用的柏叶、椒花熏得她们的衣袖都芬芳起来。世上没有几个像我这样酷爱喝酒的人，怕只有春神东君是我的知心故交，因为他总是喝得微醺才来到人间。

赏析

大学生求职自荐信药学优质4篇

柳宗元的资料【第一篇】

柳宗元的作品范文【第二篇】

柳宗元的资料【第三篇】

柳宗元简介【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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