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概论论文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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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概论电影论文【第一篇】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评定一个学科的发展程度，大致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学科界定是否清晰、方法论基础是否扎实和理论框架是否稳定。考察国内电影美学研究的状况，也应当如此。在这里，学科界定往往成为一件十分关键的事情。学科界定不明，一切都无法进行。电影美学思想不能与电影美学划等号。这一点已为国内电影理论研究的历史所证实，亦应为深入的学理探讨所明辨。
确立（或界定）一个学科，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学者霍兰德提到：“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家--不妨说，现代科学家--已经不再将大自然想象为独立于观察者而运行的一架机器。相反是我们就大自然提出的问题决定我们将在大自然中发现什么。（重点号为笔者所加）物理学家的这一态度，即承认观测者的作用，已经弥漫于整个二十世纪的知识界。”从回顾和展望国内电影美学研究的角度，电影美学问题的提出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根据上述考虑，我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
提出问题阶段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仅就国内而言，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都可以说是相当短暂的。钟惦棐曾说过：“电影之有理论始于20年代，电影之有美学则是从50年代开始，大体上是从1957年左右开始的。”郑雪来也有类似的说法：“至于电影美学成为一个学科，时间当然要晚些。二、三十年代，对于电影美学若干问题有过一些研究和争论，但主要是集中在五、六十年代之后。”他们所说，都是世界范围内的情况，但不知有何所本。至于国内，钟惦棐这样说：“在中国，首先把电影美学的研究问题提出来，并认真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办的，不是电影家自己的组织，也不是它的研究部门和刊物，而是《文艺研究》杂志编辑部。这事很足以说明大家注意的方面颇不一样。这不一样，也说明对这门科学的估计不一样。二十多年前，它竟然是被作为嘲弄的口实来提的！这既见之于当时的发言记录，又见之于当时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钟惦棐接着说，“不管怎样，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时间在一九八年八月。”从那以后，中国有了一个以钟惦棐为首的电影美学活动小组，每个星期三开一次会。这样严格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个小组的活动的一个成果是，出版了钟惦棐主编的两本电影美学论文集：《电影美学：1982》《电影美学：1984》。据说这个小组还要编写一本《电影美学概论》。由是，中国的电影美学研究有了一个隆重的开始。
国内电影美学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七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电影界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势头。与电影艺术家在电影语言手法上进行大胆探索的同时，理论探讨的课题一个接着一个紧锣密鼓般地出台。最先是电影与戏剧关系的探讨，接下来演变成电影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还没有等到这些讨论有什么结论的时候，1982年电影观念的讨论又开始了。时至1983年，中国电影界又发生了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按照我的观点，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主要还是一个电影艺术学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电影美学问题，但是与电影美学有关。
1979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白景晟写了1篇题为《丢掉戏剧拐杖》的文章，文章很短，但关系重大。文章从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的角度具体分析了电影与戏剧的差异，并且提出：“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拄着戏剧这条拐棍走路呢？”，文中的结论是明确的：“是到了丢掉多年来依靠‘戏剧’的拐杖的时候了。让我们放开脚步，在电影创造的道路上大踏步行走吧。”该文的观点后来被认为是“新时期探讨电影艺术特性的先声”，“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最初的觉醒”。作为对白景晟观点的一种呼应，在80年的一次电影导演会议上，钟惦棐提出了“电影与戏剧离婚”之说：“如果我们从战术上提出这个问题，打破场面调度和表演上的舞台积习，取消镜头作为前排观众在一个固定席位上看戏的资格，并以两、三年为期，使摄制全体心怀银幕，这样是否更有利于电影艺术的发展？”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观点随即引起了热烈讨论。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虽然电影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从戏剧吸收了许多有益的养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但是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形成的沿用传统的戏剧观念（如戏剧冲突、戏剧模式等等）来看待电影的思维定势，确实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不能摆脱也无须摆脱，戏剧式电影同其它形态的电影作为一种形态都应当允许存在；打破电影的戏剧化结构不等于非戏剧化；舞台化要反对，但不能因此反对戏剧性；电影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综合性，促进电影自身的发展，不仅无须同其它艺术脱离，反而应当和其它艺术更紧密地结合，从中吸取更多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入手，提出，“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棐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这次讨论，历时之久，文章之多，都是少见的。”郑雪来、邵牧君、余倩、马德波、舒晓鸣、张卫等都参加了讨论。赞成者认为，这是基于当时电影创作的现状和弊端的有感而发，强调剧作家要写出高质量的电影文学剧本，为电影艺术打下良好的基础，导演要重视电影剧作中的思想性、哲理性和典型形象。但是他们也感到文章中的一些概念的使用不够确切、不够科学，希望能加以完善和修正。反对者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基本立论都提出了质疑：“文学价值”的概念无法区别不同艺术的特征；“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本身包含着文学艺术的共同品格，但同时又具有与小说、戏剧、音乐等艺术根本不同的特点，把电影界定为“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是没有把电影视为独立实体，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表现手段和技巧。回顾这次讨论，虽然能够感到“电影就是电影”的观点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却无法得出结论说论辩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阐发。
钟惦棐本人没有直接撰文参与争鸣，但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非常概括性而且又是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从一般文学和戏剧模式中解放出来”。“因此电影向文学学习，要途不止一端。但我以为就此而提出加强电影的文学性，恐易引起误解。如《小街》，就总体言，它摆脱了戏剧结构的框架，而近乎文学中之散文，而其可贵，仍在于电影思维本身突破了一般电影的程式。此种突破一股脑儿归结为文学，则电影文学愈发展，电影愈消失或离电影愈远。在逻辑上，怕是难以成立的。”后来钟惦棐又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年会（1984年9月）的引言发言中专设一节谈及此事。该引言在发表时还加上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标题，叫“‘离婚’的烦恼”。发言相当简要地从问题的缘起、电影戏剧化的历史根源、电影与戏剧的离异与相通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离婚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说了一大段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话：“关于‘离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有人说我提出了问题（重点号为笔者所注），却没有阐发，‘述而不作’。不是不作，而是没有能力。正确估计自己，我顶多只能算半个电影社会学家，更多是在电影如何作用于社会这个问题上动过一些脑子。一旦深入到电影学内部，就立刻感觉到知识贫乏，容易荒腔走板。”李少白对这次讨论的总结也值得注意：“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个人感到除了电影创作以及编剧导演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现象而外，还可能因为我们关于电影术语的概念、含义，和以此对电影自身规律所作的理论概括不那么科学、准确，以致从术语概念起就产生混乱有关。”“我们不应在电影术语上纠缠不清，但是当我读了许多文章之后，深深感到，有些术语概念的问题不解决，不仅很难把讨论引向深入，而且也影响到我们今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的建设。”
时至1982年，在新时期以来兴起的电影理论问题探讨的紧锣密鼓中，又延伸出关于电影观念的讨论，这次讨论持续到1985年，涉及到“什么是电影观念”、“电影观念多样化”、“现代电影观念”、“电影新观念”等问题。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电影观念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对于电影的看法”的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还在于，在“对于电影的看法”当中，还有一个“是什么”和“应当怎么做”的区别。明眼人是清楚的，只是未能进一步申论而已。钟惦棐曾经相当巧妙地指出：“一个是所谓的‘新的电影观念’或‘电影新观念’，可否不这样说，而说‘当代电影观念’。这也不完全是修辞。因为‘电影新观念’的确有它特定的含义。我们赞成其中的某些东西，也有一些是不赞成的。”钟惦棐不能容忍“电影新观念”这一用语中所暗含的压迫性，而一定要用“当代电影观念”来加以化解的意图是明显的。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电影观念”究竟是一个一般的用语，还是一个专门的用语呢？对此，邵牧君提出了疑问，“我搞不清电影观念这个提法是怎么出现的，又如何成了电影界的流行用语的。”“1982年底，我在另一次关于电影美学的座谈会上发表了‘电影观念应多样化’的看法，那时谈电影观念的人似乎已多起来，并且不再把它作为含义广泛的一般用语来使用了。”看来，邵牧君并没有把“电影观念”作为一个专门的用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使用中对它不能加以界定。郑雪来的《现代电影观念讨论》、邵牧君的《电影美学随想纪要》、谢飞的《电影观念我见》等文章，都对电影观念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界定。郑雪来从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电影的发展变化论述电影观念发展的阶段性和继承性。他还提出，电影观念既有其美学含义，又有其诗学含义，他赞成诗学含义上的“电影观念的多样化”，而不赞成美学含义上的“电影观念的多样化”。这一观点受到了邵牧君的批评。邵牧君从三个大的方面，即“功能论、手段论、风格论”来概括各种不同的电影观念。例如：从功能看，强调娱乐性，电影是商品；强调社会性，电影是宣教工具；强调审美价值，电影是艺术。从手段看，强调主观性为蒙太奇电影；强调客观性为场面调度电影。从风格看，强调冲突、时空集中为戏剧式电影；强调事件、时空展开为小说电影；强调节奏、诗情画意为纯电影等等。谢飞认为，电影观念从艺术角度出发应依次包括三个层次，“即艺术思想、艺术内容和艺术技巧。它们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又有主有次，层层制约。”他还明确指出，“我们研究、涉及得最多的是艺术技巧，而对艺术内容、艺术思想则很少触及，可谓是颠倒着的”。他还进一步提到，“仅仅从艺术角度来认识电影观念还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其它角度去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观念应该包括商品、交流工具、艺术三个部分。可惜三十五年来，我们常常不能全面地、辩证地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忘掉这个，就是遗失那个，以片面的、狭窄的电影观念去指导电影创作，遂造成许多偏差与教训。”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1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郑雪来的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从电影美学与电影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界定电影美学：“不是所有的电影理论都能称为电影美学，正如文艺理论并不就等于是美学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电影特性和电影语言（表现手段），当然也是电影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不能概括电影美学的全部内容。电影美学则是研究电影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即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问题。”第二点是从电影美学与美学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界定电影美学。他认为，与美学相比，“电影美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美学研究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及其规律，电影美学却是要研究如何运用电影艺术手段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规律问题。”但他既反对把电影美学等同于一般的美学，同时也反对“脱离一般美学理论来研究电影美学”。在他看来，如果那样的话，“就会使电影美学变成单纯的‘电影特性学’，甚至于是‘电影语言学’”。
从表现上看起来，邵牧君的观点与郑雪来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比如邵牧君明确地提出，“电影美学与电影理论本是一回事，去划半天界线，不知意义和目的何在。”“我不了解苏联等地的情况如何，至少在西方，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是电影的艺术特性。”但是，邵牧君界定电影美学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原则立场在某些方面是相当一致的。邵牧君这样说：“作为以一门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实体美学并不研究一般的审美问题（如艺术观念、艺术美等），而是从一般美学的高度来探究一门艺术的特殊问题。”从这一表述来看，他也是把电影美学理解为一种部门美学。现在看来比较清楚的是，郑邵二人分歧的关键在对一般艺术理论（即文艺理论）与美学关系的理解上。郑雪来认为：“文艺理论并不就等于是美学”。邵牧君却认为：“我不明白美学和诗学何以会成为有某条明确界线的两回事。诗学者，论诗之艺术之谓也，历来都是美学的一个部分，是艺术学的同义语。”这就是二人分歧的关键所在。这种分歧与美学与艺术学的分化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与艺术的含义的区分程度有关。直至今日，美学与艺术学、审美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相当多的研究者中间也很不明确。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实际上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末，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是它也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信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深感到要给钟惦棐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棐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关于电影观念的讨论已经明显地表明了国内对于系统性和框架性的电影理论的迫切需要。英国学者彼得·沃伦在60年代中期就指出：“将电影和电影美学的理论研究与符号学的一般理论联系起来--就像有人业已详加论述的那样--是否可行？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传统的美学已经证明无法应付二十世纪艺术的挑战，它显然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不管国内的研究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值得庆幸的是，从1984年开始，直到1988年，中国电影家协会连续五年举办暑期讲习班，邀请外国电影学者介绍西方当代电影理论，戴维·波德维尔、珍妮特·斯泰格、比·尼柯尔斯、布·汉德逊、安·卡普兰等人先后来华讲学，主题涉及《西方电影理论史及当代电影理论的若干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分析电影语言的表现和发展》、《近十年优秀影片的结构和风格》、《叙事理论》、《新电影史学》、《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妇女形象》、《电影理论和实践》等等。1986年前后，北京电影学院又举办了由美国学者尼克·布朗、（《西方电影理论和批评史》）、达德利·安德鲁（《电影阐释学》）和其它西方学者主持的电影理论讲座，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和成规模地介绍西方人文思想和电影理论的热潮。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书中把这个系统描述为电影作品的三层面、四单元、六线索的逐级生成的表意系统。如果说《电影美学分析原理》还有某种把理论史浓缩在还比较松散的理论构架之中的特点的话，那么《现代电影美学基础》则基本上摆脱了这种“理论史浓缩”的痕迹，已经初步具有了电影美学的构架基础。已故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教授在该书序中说：“这也显示了本书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作了有益的学术努力。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框架建构阶段
在新的千年即将来临之际，电影美学被再次提出。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倪震早在1988年的1篇总结文章中就提出：“我认为除了引进和参照西方现代电影理论方法，开展一个方面的研究以外，从整体上、系统上考虑中国电影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胡克在《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要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作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彼得·沃伦在接受李迅的访谈中谈到，“大多数学者是对美学不感兴趣。但我个人认为，美学是电影研究的中心。如果你在拍一部电影，你在创作上的所有决定都来自你要拍一部好电影的想法，这时你就会非常看中美学：哪个镜头是必需的，哪些切换是独特的，哪些表演是恰如其分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差在哪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甚至可以说，这种判断和质疑在电影制作和电影接受中占据主导位置。因此我认为，美学对于电影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美学是十分正常的。”这位电影符号学理论的传播者和阐释者对电影美学的未来充满信心：“鉴于近年来新技术的应用和文学艺术研究中美学分析的回归，我相信，电影美学将重新流行。”我认为，这两位外国学者对于电影美学的大体一致的界定是能够为国内的学者所接受的。
条件之二是，八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在西方学者中间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米特里与彼得·沃伦的看法就不同。米特里曾连续撰文批判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宣称符号学研究走进了死胡同。但彼得·沃伦不久前指出，“即便是现在，用还是有人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问题，分析个案。就更多的人而言，符号学看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分析思维了，尤其是在他们研究媒介文化的时候。”“符号学对理解电影的叙事理论以及艺术史上的一些东西就非常有用，对于研究电影史尤其有用。符号学的一些特殊的研究方面对电影创作也是非常有用的。”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艺术概论电影论文【第二篇】
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研究体系日益完善，枝繁叶茂，结出硕果。为繁荣理论建设，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包括艺术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重要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科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全国各级文化科研机构务必进一步完善研究机构、整合学术资源、抓住时代机遇、创新思路方法，努力进取，完成任务，争取更大成果。
艺术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公共信息平台，本着一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宗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魄，《艺术百家》杂志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研究，决定自2010年起，陆续分期分批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国家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欣逢中华盛世，共享文化盛举。
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及“十二五”发展趋势调研报告(二)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
“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影、广播电视及动漫和新媒体艺术发展迅猛，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务实和理性的活跃态势，应用意识及创新意识增强，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各类宏观视野性、阶段总结性著作大量涌现。
(一)与国家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相呼应的电影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电影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大政治文化纪念活动而有力推进，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契机，并获得了重大进展，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现代化和越来越凸现的国家意识的提倡，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性显现问题等也为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热点。电影学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专业学科的电影研究领域，而向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构成了这个时期电影学研究的新特点。
1、电影史研究继续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余绪，推出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06年由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电影史学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大陆著名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李行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担任编委会主席，集数十位电影史学专家历时四年完成的《中国电影图史》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展示了一百年来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的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进程及成就，规模宏大、史料丰富、视野开阔、分量厚重，成为迄今第一部完整展示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作为由《中国电影文化史》、《中国电影理论史》、《中国电影编剧史》、《中国电影导演发展史》、《中国电影表演发展史》、《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史》、《中国电影美术发展史》、《中国电影动画发展史》、《中国电影声音发展史》、《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中国电影技术发展史》、《中国电影制片发行史》、《中国电影教育发展史》等13部专著构成的大型系列丛书，从专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各专业领域的发展脉络、本质、特征、本体、类型、风格、审美、规律、现象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总结；《民国电影专史丛书》对民国时期电影特别是战时大后方电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为这一时期区域电影历史研究填补了某些空白，与《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电影丛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象。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有个人研究特点的电影史研究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多角度多类别多形式的研究，《中国电影史》作为普通高校的适用教材，在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多维视野研究阐释上有所开拓；《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则采用了方志研究的方法，比较系统地描绘了早期中国电影除上海以外的电影版图划分；《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百年中国影视的历史影像》等也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在早期电影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于中外电影比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展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研究，《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在“民族认同”主题的统领下，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了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关系，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具有代表性；香港电影史的研究写作也是这个时期以来逐渐被中国电影史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著作和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研究不断深入，《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香港电影史(1897―2006)》、《映画：香港制造》、《香港电影的文化历程(1958―2007)》等，不仅进一步梳理了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当展走向，而且从艺术、产业、文化等方面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显示出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新面貌。
2、史志史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显著。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用丰富详实的资料把中国电影百年来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历史编年的方式编辑出版，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则汇集了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文献，是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史的重要参考。除了上述著作外，在电影理论刊物、大学学报上，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论文更加丰富，这些论文视野开阔，理论方法多样，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电影历史的重新审视、史实挖掘、文化分析、中外比较研究等方面，对“重写电影史”、“口述历史”等话题显示出了很强的积极性，也获得了十分宝贵的学术收获，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活跃和重要的领域，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
3、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较之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
这些研究涉及电影现象研究、市场产业研究、新生代电影导演研究、主旋律电影研究等。《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发展史》是一部具有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特色的著作，其分类方法不同于以往的电影史著作所习惯的编年史方法，而是采用题材与类型进行分类叙述的方法，对新中国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进行了新的描述。如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运用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方法使电影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不断有新的开拓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在新材料的挖掘上能够有所突破，填补一些空白，同时，对以往的电影历史叙述中的一些误读、不实阐释进行校正，使中国电影的历史描述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场景，另一方面，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习惯性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借助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从多侧面对中国电影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力图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解读上有所发现并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城市发展等情况实现更为合理的对接，对中国电影的民族性、现代性等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更有说服力的说明与阐释。
4、电影理论研究方面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研究论题十分广泛。
《电影形态学》、《电影语言修辞研究》、《电影理论基础》等从电影基础理论和本体方面对电影理论形态和电影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阐释，搭建了电影史、电影特型、元素和理论支撑的新的阐释框架；《现代电影美学体系》，《电影艺术观念》等在电影美学领域展开研究，探讨了现代电影，特别是高科技背景下的电影美学的特质，美学与文化、视听理论的交叉性研究，反映了电影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某些新的趋向。
5、电影类型研究、电影传播学研究、电影心理学研究、女性电影研究等新的交叉性学科的研究方向，为电影理论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
特别是类型研究和女性电影研究在电影理论研究态势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女性电影研究与近年来越来越多表达女性意识的电影和文化理论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类型电影研究与商业电影和产业研究的快速展开有着明显的联系。关于商业电影的研究、市场研究、联带主流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艺术融合、电影民族性、华语电影概念的引入、国营和民营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都成为电影学研究中十分显要的话题。新技术电影的研究随着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运用受到重视。新媒体的出现，如电视、网络、手机等对视频节目的大量需求，使电影传播学研究、媒体研究正在不断地加入到电影学研究的范畴中来，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和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二)向学科纵深领域发展的广播电视研究
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7―2009)统计，内地出版的广播电视书籍(含专著、合著、报告、年鉴、丛书等)；2006年256部，2007年242部，2008年373部。另外，2009年中国内地出版的电视研究著作为243部。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广播电视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绩。
1、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自2005年立项以来，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如《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广播电视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文化艺术学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等；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二期项目科研成果《电视剧艺术学丛书》，如《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和《电视剧原理》第一、二卷，《电视剧艺术类型论》等具有新世纪新学科前沿色彩的成体系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研究。
在史志研究上，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项目成果《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由《理论・批评卷》、《广播剧卷》、《电视纪录片卷》、《电视小品卷》、《广播电视文学节目卷》、《电视戏曲卷》、《电视综艺节目卷》、《史料・索引卷》组成，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史料翔实，以点带面，以论带史，努力解求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系统阐释了中国电视在40余年发展过程中观念、体制、结构、形式、功能上出现的问题，是目前论述中国电视发展最为全面的史学专著。
电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向多视角多学科拓展，与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受众学、叙事学、语言学、心理学、批评学等领域合理嫁接，深化了电视研究的学理性。如《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弥补了我国影视学界对新媒体环境下未成年人素质教育进行实证研究的欠缺；《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是我国第一部将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综论性著作。在类型电视节目的研究中，学界对综艺娱乐节目、纪录片、民生新闻等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情，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创新性成果；广播理论界对广播媒介事件、广播媒体生存策略和广播行业科学规范发展的关注，体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性。
2、在媒介研究与产业发展报告方面，涉及面广且深，具有可操作性。
首次由政府部门编写的蓝皮书《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从2006年始每年一册，全面深入地反映上一年度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状况、特点和问题，兼顾分析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从2008年起每年以排行榜的形式推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评价指标，首次从网络角度考察电视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我国广播电视领域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3、在国际传播和国际传媒发展研究方面，随着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力的全面提升，一系列有关国际主要传媒从理念到产业深入研究的成果出现，如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研究课题《东盟广播电视发展情况研究》、《发达国家广播影视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研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题调研《国际传播发展战略研究》，这些成果注重系统性、针对性和准确性，为构建我国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携带时代新气象、取得学科新进展的动漫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产业发展较快，带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上海、广东、湖南等动漫大省和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动画研究机构积极探索和拓展，推出一批新成果，其他多个省市和高校也开始引入动漫的产、学、研机制，有关研究报告、专著、论文等成果不断涌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6―2010年，有关动漫的研究论文共307篇；专著类亦出现了《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艺术史》等，研究领域涉及到动漫的各个层面，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上述研究成果在中国动漫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一，理清了动漫的相关概念，界定、阐释了动漫、动漫产业等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界定、阐释了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等新媒体动漫；其二，在动漫艺术和动漫史的研究层面取得新
的进展，分析了动漫艺术的总体特性，并在分析中国动漫艺术特色、梳理中国动漫发展历程的同时，回顾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欧美等动漫较发达地区的动漫发展历史及艺术特色，指出了目前中国动漫在艺术创作层面的优势以及原创性差、缺乏有影响的动漫明星形象、过于注重寓教于乐导致作品缺乏幽默和童趣、量大质差等不足，并对中国文化是中国动画创作的资源还是包袱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其三，拓展了动漫理论研究的领域，除动漫艺术外，还涉及到了动漫教育、在线动漫研究、动漫鉴赏、动漫保护等方面的课题；其四，在动漫理论的重要分支――动画理论研究的学科分类上也有一定建树，将我国的动画理论研究分为动画本体论研究、动画史研究、动画批评、动画创作研究与动画产业研究五个类别。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研究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研究的重点，上述成果具体介绍了国内外动画产业、漫画产业、手机动漫产业、网络动漫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的现状、发展和市场的运行情况；系统分析了中国动漫产业的演进与趋势，市场及细分市场的供求规模、竞争格局、产业投融资并购的现状、趋势；深入分析了区域发展、衍生产品市场、国内外重点企业运营状况、成功动漫人物案例、行业竞争和金融危机环境下动漫产业的发展、动漫产业的投资潜力、存在风险与未来前景、目前中国新媒体动漫中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的产业价值链及其用户特征和市场特点等；在肯定中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指出缺乏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合法的权力保护机制及有效的产业链运行机制等问题，是影响中国动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产业决策、市场营销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四)向理论化、体系化方向坚实迈进的新媒体艺术研究
新世纪以来，国内新媒体艺术研究逐步展开，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文章共112篇，最早1篇发表于2001年，《影像数字化的历史沿革与媒介功能研究》和《博物馆数字化资源在创意产业中的运用》相继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国家一般项目和文化部项目。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国际交流的频繁多样，新媒体艺术教育的日益专业化，新媒体艺术研究从早期的现象追踪转向全面的历史描述和理论探讨，从分散、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的、更系统化的研究；2006年以后，新媒体艺术在材料、形式、传播等方面的创新，对传统艺术观念、美学和接受方式的挑战，成为讨论的重点，其理论建构也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
1、系统梳理了新媒体艺术的历史与现状。在国内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国内学者较全面掌握了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形成与流变，《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发展综述》等专著的出版，为新媒体艺术的教学和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2、对新媒体艺术进行了基本分类。新媒体艺术种类繁多，相互交叉，虽然学界并未对新媒体艺术的分类完全达成共识，但在论述中基本涵盖了新媒体艺术的各个方面，如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视频装置艺术、全息摄影、交互艺术、虚拟现实等。
3、探讨了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在历史描述、现状观察和分类概括的基础上，新媒体艺术研究概括了它的审美特征，这体现在《新媒体艺术透视》、《审美文化新视野》等著作以及相关论文中，其中融合性、虚拟性、互动性、技术生成性等特征得到讨论；同时，新媒体艺术研究也开始关注研究方法和自身理论的建构，《新媒体艺术论》、《论新媒体艺术研究的特殊内容与方法》、《新媒体艺术的理论误读辨析》、《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评价》等探讨了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对象、方法、评价等理论问题。
4、新媒体艺术的具体门类研究。如《新媒体艺术摄影教程》等专著，还有数量较多的论文和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侧重技术性和专业性，显示出新媒体艺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四、音乐学
从出版物和研究课题结项目录来看，音乐学各分支学科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呈现活跃繁荣的发展态势，同时，音乐学界对自身发展的后劲与活力问题也有忧患意识和深入思考。
(一)音乐学科各门类研究状况
“十一五”期间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著作出版、课题申报和期刊论文三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出版的音乐研究类著作，计300余部，涉及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作曲技术与表演理论等诸多学科，还有各类音乐教材。从期刊论文的总体面貌来看，仍然是以音乐史(包括中国、西方音乐史；古代、近、现、当代音乐史研究)和传统音乐研究为热点，作曲、表演等技术理论次之，音乐教育研究再次之。这种研究方向的侧重面与“十一五”期间结项课题的研究方向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丰富的、持续的研究价值，学界仍不断挖掘出新的研究视点；研究队伍持续蓬勃发展，生力军不断充实；学术论文、著作出版数量较“十五”期间有明显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学研究领域蓬勃发展的局面。
1、传统音乐研究依然是本时期音乐学各领域出版数量最多的门类。
一批基础理论学术成果以《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形式}H版，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乐谱学》、《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传统律学》等著作，整套丛书共出版七册，并于2009年获得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基础理论研究重要但难产，而此阶段却很有收获，《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研究》的作者对这个古代音乐理论体系作出“双宫双羽”结构的个人阐释，是唐俗乐二十八调研究中的又一成果；《东西方乐律学研究方法及发展历程》是继缪天瑞先生在1996年最后一版《律学》出版后的一次系统整合与更新，以现代学科理论对四大文明古国的乐律学传统音乐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诠释，是对古老理论的建设性继承与发展。
同时，学者们或以乐种为对象，或以仪式为对象，从不同维度研究音乐事象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意义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五卷本《西安鼓乐全书》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这是作者倾50年之功完成的西安鼓乐音乐志及分量厚重的研究总集，此书的出版不仅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收获，也是西安鼓乐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思想一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从理论构架、研究方法、课题定位等方面，提出关于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的一些新见解；《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以东北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例的地方性叙述》、《天府天簌：成都道教音乐研究》等论著，集中代表了本时期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较高水准。
2、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力量也有较大提高。
区域音乐研究涉及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哈萨克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徐州民间音乐、赣传统音乐、江西苏区音乐、晋南传统音乐、桂东南民间音乐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近现代潮汕音乐》、《昆明洞经音
乐》、《闽调台腔：闽台歌仔戏音乐研究》等。
3、音乐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六朝音乐文化研究》从人文生态、音乐体裁、艺术风格、思想观念、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了六朝音乐在接续秦汉文化传统、融汇西域等外来音乐文明，开创隋唐音乐新纪元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时期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音乐考古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对20世纪上半叶的各类音乐思潮进行了剖析，是本时期近现代音乐思想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俄侨音乐家在上海》、《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黎锦晖与黎派音乐》等则多为对音乐家群体及个人的个案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莫扎特的德意志兰》、《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未完成问题”研究》、《西方音乐表演观念史》是少数著作中质量较高的几部，其余有关西方音乐的出版物多为翻译之作，且大部分为作曲家生平与作品介绍。
4、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与收获。
《复调的产生》、《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等著作，对音乐结构中若干要素的功能、意义及发展史进行了探讨；《高为杰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研究》、《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布里顿两部歌剧的研究》等多为对作曲家或作品的个案研究。
5、表演艺术研究也有收获。
《指挥艺术概论》、《乐队训练学》详细阐述了指挥及乐队训练中的各种问题与处理方法，是作者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声乐语音学》、《声乐艺术语言学》则从语言学角度对声乐表演提出建议，有利于深化对声乐艺术的理论研究。
6、音乐教育研究方面的出版物，可分为“学科论”和“中小学音乐教法”两部分。
前者包括对音乐教育体制、教育理论、课程体系的反思，以及音乐教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代表作有：《后现代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与心理统计基础》，以及译著《音乐学科教学法概论》、《音乐教育学导论》等。后者主要对中小学音乐教材、教学法的探索，有些还涉及到传统音乐的母语音乐教育问题，如《新疆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等。
7、城市流行音乐与音乐人类学研究亦受到关注，《音乐人类学导引》和《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较为突出。
8、音乐美学、音乐治疗、音乐社会学、影视音乐、音乐编辑等方面也有少量著作问世。某些专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形成新兴学科专业化的发展势头，比如音乐治疗学、音乐编辑学、新媒体音乐等等。
(二)课题立项、学科论文在选题与方法论等方面有明显拓展与突破
1、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规划项目的立项，同样是反映学科发展趋势的晴雨表。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9年底，“十一五”期间共有46项音乐学项目结项，其中传统音乐和音乐史方面的项目占多半，这与前一节中所提到的出版成果在内容侧重方面的情况相一致；“十一五”期间共有67项音乐学项目立项，数量上远胜于“十一五”时期，内容涉及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乐律学、传统音乐遗产保护、新媒体技术等。
“十一五”期间的结项和立项项目中，有些课题设计很有学术新意，若干立项项目提出了当前研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结项成果是在过去几十年该乐种研究基础上的最新成果，其不落窠臼处在于将音乐形态与文化角色有机结合，对长期以来形态、文化“两层皮”的方法弊端有所突破；基于各种原因的“移民”现象在中国自古至今存在，由此产生文化品种的迁徙和离散族群所特有的“文化飞地”，但对这种文化特质还鲜有研究，《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移民“飞地”音乐研究》虽然还称不上是离散理论的个案，但在当今国家大规模建设、移民现象再次大规模呈现的社会背景下，深入开展“飞地”文化现象的研究，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尽管该课题的时空定位本身只是个小案例，但这种学术观点很有意义；《山西乐户研究》、《晋北民间庙会中的仪式音乐班社研究》等结项项目，虽然从标题上看属于地方性知识，但由于山西乐人在历史长河中曾经扮演过国家音乐行为的执行者，而山西一些呈高度体系化的乐种也被认为是唐宋以来音乐品种的现代遗绪，所以研究山西乐人及乐种就不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在传统音乐研究中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传统的蜕变――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百年鉴思》、《中国传统笙管乐的乐律学研究》、《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唐教坊曲子的曲调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应用律学体系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等项目都反映出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的新拓展。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项目虽然占总量的比例较少，但可喜的是已经结项的少数民族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本民族学者，项目设计也不再是过去以描述为主的表象研究，显示出少数民族学者队伍的学术能力及专业训练都显著增强。
2、一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显示出新生学术力量正在成长及其专业领域的拓展。
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后者重点探讨传统礼乐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论证了“礼乐张力”和人性自觉在中国音乐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民族音乐学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腔里拉魂：从拉魂腔到柳琴戏的传承与变迁》等。
音乐学论文方面，根据“中国知网”所载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各种音乐学术类期刊共计4000余篇。其中，民族音乐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依然遥遥领先。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发展，选题也有拓展；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论“”时期的艺术歌曲》、《论“”中的音乐大批判》、《“”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极左典型》、《钢琴伴唱(红灯记)及其音乐分析》等论文，为本学科研究不断突破，向更深层次拓展提供了参考。
五、舞蹈学(含杂技、魔术)
“十一五”期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化、政府教育投资的加大，国家对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重视与投入，全方位的“舞蹈学”以及杂技、魔术学科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著述日趋科学，学术创新日渐显现，舞蹈学正以稳健步态前行。
(一)舞蹈学理论研究状况
“十一五”期间，舞蹈学科出版著作丰厚，据不完全统计，
仅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和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馆藏目录所搜集的2006―2010年度舞蹈理论类出版著作即超过200部。
1、舞蹈史研究呈现新特点。
(1)集体攻关、集合新生代学者建树的著作出现，而个人学术专著较少；(2)文献汇编和回忆录性质的舞史类书籍多有问世；(3)老一辈舞史专家集毕生学术论著于一册，纷纷出版论文集；(4)地方性舞蹈史专著开始出现；(5)基于几十年积累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出版，加之近年蓬勃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大批具有地方舞蹈史性质的民族民间舞蹈著作出现；(6)第一部舞蹈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性专著出版；(7)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地域性舞蹈史研究论文。
集体性著作主要有：长达百余万字的《中国艺术史・舞蹈卷》，集合了中国舞蹈史学界第一、二代大部分专家学者，汇集了他们多年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专题性著作有《解读敦煌――天上人间舞蹁跹》、《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历程》；文献史料性著作有《吴晓邦舞蹈文集》、《新中国舞蹈艺术奠基石》、《功崇惟志写春秋》等；舞史研究文集有《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舞论》等；地方性舞蹈史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河北舞蹈史》等；地方性民族民间舞蹈史性质的著述有《中华舞蹈志》四川卷、新疆卷、云南卷、江苏卷、山西卷、陕西卷等，《燕赵文艺史话》(第三分册舞蹈卷)等；《舞蹈史论研究方法初探》则是国内舞蹈史研究第一本探讨学科方法论的著作。
外国舞史方面，包括《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东方舞苑纵横――从舞者到学者的于海燕》、《印度舞蹈源流――印度舞蹈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非洲舞蹈》、《华尔兹史话》、《俄罗斯芭蕾秘史》、《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简史》、《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等；人物传记译著有《皮娜・鲍什：顶着恐惧而舞》、《舞遍全球》。
2、舞蹈基础理论研究的新特点。
(1)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力度加大，注重本体理论、舞蹈鉴赏和舞种研究，应用理论、舞蹈编导、舞蹈教育等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2)在继承传统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对学科方法论的探索步伐加大，突出跨学科研究的意义；(3)民间舞蹈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渐呈起色，个案研究逐步显现学术特点与学科价值；(4)舞蹈的文化学研究令人瞩目，《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的出版证明了地方舞蹈学者的研究能力，译著《印度舞蹈源流――印度舞蹈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和《非洲舞蹈》的出版，填补了学科空白，《舞与神的身体对话》将外国舞蹈领域跨学科比较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具体分类如下：
舞蹈概论方面，“十一五”期间，共出版有十余部专著。吕艺生《舞蹈学研究》于2006年出版，其中包括舞蹈学学科建设研究、舞蹈史学研究、舞蹈美学研究、舞蹈教育研究、舞蹈文化理论研究等部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说舞――舞蹈学研究文萃》。其中，舞蹈理论探索、舞蹈史研究、舞蹈文化学等领域，对科学发展观与舞蹈学建设、芭蕾舞的社会起源、非洲舞蹈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
舞蹈鉴赏，可视为舞蹈美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对舞蹈艺术进行深入具体的美学研究，把美学理论和舞蹈创作与鉴赏实践结合起来。此类专著面向大众读者群，往往带有普及舞蹈知识的性质。其中，《舞蹈鉴赏》一书由舞蹈鉴赏基础知识和舞蹈经典作品的鉴赏两编组成，包括舞蹈的起源和发展、舞蹈基本知识要点、舞蹈艺术三大要素、三种度量和六字对比、舞蹈鉴赏核心对象、舞种风格流派及其鉴赏、舞蹈鉴赏的基本过程等部分内容；《中外舞剧分析与鉴赏》不仅收录了国内外经典芭蕾舞剧的剧作及其说明分析，而且在对舞剧进行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视角与切入点。这方面成果还有：《舞蹈鉴赏》、《大学舞蹈鉴赏》、《舞蹈欣赏与创作》。
舞种研究方面，“十一五”期间，各舞种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古典舞研究更显成熟和深入，专著《中国古典舞研究》、论文集《中国古典舞评说集》具有一定代表性，论文集中收录作者有关古典舞研究的文章，如《十论中国古典舞》、《驳传统舞蹈还需“舞蹈化”的奇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舞蹈艺术的文化定位》等论文，涉及中国古典舞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思辨性，在舞界引起极大关注：舞蹈学院教学重要科研成果文集《中国古典舞研究》择取自1978年以来北京舞蹈学院专家、教师的文章，记载了这一时期对古典舞建设和发展的理念。
3、舞蹈应用理论方面的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编导和舞蹈教育两方面。
舞蹈编导方面，主要有《舞蹈编导研究》、《舞蹈编导原理与教学》、《舞蹈编导基础理论初探》，以及译著《舞蹈创编法》。《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舞动奇迹三十年》，研究舞蹈的形式创建、内容建构、作品评价、舞蹈编导类群，并对舞蹈运动、舞蹈论争、舞蹈思潮、舞蹈创作演出体制等做了介绍。体育舞蹈著作异军突起，数量可观，但多为大众读物，学理成果鲜见。
舞蹈教育方面，主要有《舞蹈教育教学研究系列丛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原理篇，着重分析和研究有关舞蹈编导理论方面的问题；下篇为教学篇，结合几年来舞蹈编导的教学实践，探讨了大学阶段舞蹈编导专业教学方面的问题。
“十一五”期间，还翻译有一批舞蹈基训教材，主要有前苏联舞蹈大师：A・洛普霍夫、A・施里亚耶夫、A・鲍恰罗夫的世界名著《性格舞蹈基础》、英国国标舞权威亚历克斯・摩尔的世界名著《摩登舞》等。
4、跨学科和跨文化舞蹈研究。
舞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打破了传统舞蹈研究着重对编导创作、演员表演和作品内容进行研究的旧有模式，通过与相关现代科学手段的结合，实现对身体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近年来，欧美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舞蹈跨学科研究成果，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新模式，舞蹈医学、舞蹈生理学、舞蹈精神病学、舞蹈解剖学，以及舞蹈人类学、舞蹈考古学、舞蹈与宗教研究等方兴未艾，舞蹈学科的边界越来越宽，打通了舞蹈作为人体艺术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连接的通道，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舞蹈心理学研究》、《运动人体科学》。
舞蹈文化学领域成果显著。《新世纪中国舞蹈文化的流变》一书关注曾经作为“小众艺术”的舞蹈艺术，通过对新世纪以来重要舞蹈作品的评述探讨，探究各舞种在新世纪如何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应对新的艺术市场、新的艺术发展机遇等问题，此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舞蹈文化概论》等；“十一五”期间，一批舞蹈学博士、硕士论文也在跨文化舞蹈研究方面做出努力，博士论文主要有《假面阴阳――安徽贵池傩舞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中、日、韩三国古典舞蹈比较研究》等，硕士论文主要有《现代舞中国化进程中的审美冲突分析》等。
5、民族民间舞蹈研究呈现多元和纵深发展，在研究方法及学术视野上都有所拓展。
《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以“伞头秧歌”为研究对象，在民俗文化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以民俗学表演理论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高度整合了秧歌表演的仪式过程、结构功能和象征意涵，归纳出传统中国节日庆典的狂欢精神，为节日庆典及其民俗展演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东巴舞蹈传人――习阿牛阿明东奇》通过田野调查的访谈，体现了舞人所承载的大量历史讯息，传承人自觉而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中国纳西族东巴舞谱研究：兼论巫与舞、舞蹈与舞谱》则从史学角度对纳西族的东巴舞谱进行研究。涉及东巴舞谱的理论观点和背景资料，东巴舞谱的内容与分类、东巴舞的象形文字注释、东巴舞谱的记述和分析、东巴舞谱的特点与比较，从文化比较观看东巴舞的起源。
《闹节――山东三大秧歌的仪式性与反仪式性》对山东省三大秧歌――商河县的鼓子秧歌、烟台地区的海阳秧歌、青岛地区的胶州秧歌进行考察，通过对其仪式性与反仪式性的比较研究，揭示秧歌这一民间表演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及其历时性发展和沿革，研究论证当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何被传承和发展的现实问题；《永久的记忆――川西北羌藏文化民俗图集》汇集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深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进行考察时拍摄的图片，涉及羌藏文化艺术和民族风俗与生态，主要介绍汶川县、茂县、理县和黑水县具有悠久历史的祈求神灵佑护的祭祀方式、悼念英烈、歌颂圣战的仪式和用于求偶、欢乐身心的歌舞艺术，对民间舞蹈研究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二)杂技、魔术理论研究的学术拓展
杂技、魔术创作在国际交流和杂技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下呈现出“井喷”现象，魔术也因电视媒体的介入传播，迎来艺术高峰。
“十一五”期间，几部重要的杂技、魔术论著进一步丰富了杂技基础理论的格局。《中国艺术史・杂技卷》、《杂技概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杂技》、《中华文明史话：杂技史话》、《吴桥杂技》分别在史学和基础理论建设上完善了杂技史论研究的本体建设；《一类新的魔术染色“A New mype of Magi-cal Coloring”》、《加强魔术资料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中国魔术艺术发展的当务之急》、《杂技魔术与巫傩文化》等论文则突出了魔术的应用理论和以运用人类学等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研究。
《中国艺术史・杂技卷》以史学角度切入，梳理了原始时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的杂技历史；《杂技概论》从杂技的探源到杂技的本质、艺术特征、杂技和其他艺术关系，对杂技审美属性、种类、创作、作品、欣赏、传播、教育、发展，以及杂技美学和杂技艺术的基本概念、范畴及其艺术规律的理论创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华文明史话：杂技史话》从杂技的萌芽、先秦杂技、汉代百戏技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杂技、隋唐时代宫廷杂技的盛世、宋代繁荣的都市杂技到明清后的衰落，以中英文双语形式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文本。
六、美术学(含设计艺术学)
全国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呈现出新的特点：个体性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边缘性研究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层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一)美术和设计艺术研究状况的总体评估
“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向研究性大学的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倍增，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国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逐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不同渠道的支持；二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倍增，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出版及展览空前繁荣，带动当代艺术浪潮，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随着批评实践活动有所推进，催生新的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处于初创时期，但已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二)传统美术学各门类研究取得的新成就、出现的新特点
1、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平淡，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较为突出。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时期相比，研究范围无突破，数量基本持平，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包括三种版本的《美术概论》以及《影视美术概论》、《设计艺术概论》等，强调个体性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局限于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著述；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专题性的理论研究《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探讨了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美术类立项项目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较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设计艺术学概论》、《设计学概论》、《设计概论》(胡守海)、《室内设计原理》等；专题性研究则有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等。
2、美术史研究时有重要成果出现，艺术研究方法探讨较为深入，中国书法史研究异军突起。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成果数量不少，但以教材居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新的建树较少。“十一五”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和外国(西方)美术史各出版13部著作，基本都属于简编。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美术史学史》、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专著在内的丛书《美术史里程碑》。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其风格样式研究。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
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热点。已出版的专著有《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再版的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张晓凌负责的“十2i'’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该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立项，原题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将在2010年底出版；“十一五”期间，多有选题各异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如《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等。相比“十五”期间，扩大了研究范围，加强了研究深度，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异军突起。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22”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中国书法史》丛书，《中国书法艺术》；专题研究成果见于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等。
3、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比较活跃。
(三)呼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边缘性文化研究日渐进入学科中心
1、“非遗热”推动边缘学科发展。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节庆狂欢：民问美术中的节俗文化》等。
2、艺术市场的活跃为美术研究开拓新空间。
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空间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由于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编著了丛书《艺术财富》，包括《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等，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3、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现新突破。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艺术创作实践，总结经验，提出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见地。传统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与文化部项目，有望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如2007年度《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
让高新技术成为文化建设的新引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纪实
文化科技司
2010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评选工作日前完成全部评选程序，“公共图书馆现代科技应用研究”等3个设定课题和“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10个自行拟定课题获得立项。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是国家财政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今年首度实施的项目，旨在面向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求，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文化建设中的支撑、提升和
引领作用。提升计划通过开展文化科技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解决一批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文化科技问题，发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作用、吸纳作用和转化作用。
从今年的评选以及立项情况来看，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立足于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将成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有效平台。
一、“文化+科技”呼唤国家平台
当今时代，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得以广泛应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日益深刻地调整着文化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格局。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选择。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在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改革调整的大背景下，2009年，文化部设立科技创新项目，以鼓励运用科技创新服务于文化建设的努力。两年来，共有88个项目获得立项，内容涵盖了舞台科技、乐器改革、公共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市场、文化产业、艺术教育等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文化建设领域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不过，囿于经费、人才等因素的制约，科技创新项目存在着“小而散”的不足，无法支撑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科技问题研究。为此，文化部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设想，并得到了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二、夯实基础，以研促行
为了实施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承担具体组织工作的文化部文化科技司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撰写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文化科技：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等多篇文章，就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明确了推进“科技与艺术创作相结合，提升文化内容、形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影响力”“推进现代科技与公共文化建设结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与影响面”“推进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等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重点方向，为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
此外，文化科技司先后召开多次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进行研讨，并就2010年度的项目遴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的建议为提升计划快速走向成熟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文化部先后下发了《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暂行)及《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2010年度课题指南》。通过这些努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部级平台开始成型。
三、重点引导。全面带动
2010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申报指南》中，结合当前文化工作重大而紧迫的需求安排了3个设定课题，包括《公共图书馆科技应用的基本构成和应用模型研究》、《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和《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及文化产业统计平台建设》。而自行拟定课题则涉及5个大类，包括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的科技创新、艺术创作与表演的科技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科技创新、文化市场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科技创新、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影响力的科技手段与方法、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手段与方法、提升艺术人才培养的科技手段7个方面的内容。
这种设定课题与自行拟定课题相结合的办法，既实现了对重点项目进行重点培育和引导，同时又为文化科技工作者结合自身特长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设定项目还是自行拟定项目，都紧紧围绕着文化建设的中心和文化工作的需求，把运用高新科技作为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文化建设水准的新引擎。
在项目申报通知发出后，文化科技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全国范围内共计22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以及文化部各司局和直属单位申报的140余个项目。申报项目涉及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文化需要科技、科技也需要文化”已成为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四、产学研结合。开放共赢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除了要重点解决一批具备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文化科技问题，还将培养文化科研队伍和文化科研管理队伍，以及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作为自身的责任。
本年度的获准立项项目，无论是设定课题，还是自行拟定课题，其申报单位除了公益性的文化科研机构，多数还可见到系统外企业，甚至是实力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的身影。比如，作为设定课题的“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其承担单位不仅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还有与前者有过成功合作的深圳智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而“动漫游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支撑体系研究”项目则由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院、北京盈科大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研究成果有望直接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由此，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不仅成为一个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开放平台，而且成为推动产学研相结合、互动发展的催化器。
大学生艺术概论论文【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年方案”中面向所有本科生开设一门重要课程。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新方法虽然受到多方关注，但实际应用面不广、效果不甚理想，传统常规教学方法依然占据主流，且对其改进力度不够，创新力度不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其它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异同性，尤其要着重研究其教学方法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在教学内容的讲解上更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与思想的深刻性、更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更突出理性与逻辑的力量，在分析问题上更强调辩证性与哲理性；在教学形式的选择上更需要使用辩论、讨论、专题研讨等参与式教学方法；在教学的过程中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更强调构建学生的主体性，从而使学生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信念”与“信仰”。
其实，教学方法贵在“得法”与“创新”，传统的常规教学方法与新型教学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因此，强调“创新”不是放弃“传统”，注重“传统”则“传统”本身也面临“创新”。传统的常规教学方法与新型教学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中必须要做到合理选择、有效利用与综合运用。所谓合理选择就是要针对不同的知识点、不同的章节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或一味求新求变。例如，如何合理使用视频、音频资料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所谓有效利用就是教师能充分掌握所使用的教学方法的基本技能，并通过该教学方法的使用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例如，提高教学板书技能、教学语言技能、课堂讨论的组织技能、新型教学方法的应用技能等对教学质量都能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所谓综合运用就是无论是具体某堂课、某个章节、甚至某个知识点，所使用的教学方法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总之，在掌握传统常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方法对于提高该课程教学质量尤为重要，其创新要坚持在教学内容的科学讲解，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教学过程节奏的松弛把握，教学效果积极反馈、合理评价与有效改进等基础上具体展开。
二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重点内容，凸显教学的内在逻辑性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论述以及资本主义命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本质的内容，同时也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因此，它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中适当地加以强化，但这种强化又必须是以课程内容教学的贯通性、逻辑性、完整性表现出来。所以笔者认为能否准确地让学生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关系将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实效性如何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共产主义原理的立论依据、理论基础和思想的逻辑起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共产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逻辑展开与逻辑必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的印证和进一步地阐释。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共产主义原理充分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通性、逻辑性和完整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将这三部分理论内在逻辑关系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要，以期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和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状、趋势，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以及党在当前提出的种种重大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决策。
三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方法的实效性举要
1研读中学教材，确立“少、精、新、深、广、思”的教学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常会遇到一个困惑：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学生在中学时都学过了，而他们其实又并不是真的理解了，但他们却以为自己把握了，从而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研读中学思想政治课本的基础上，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学生确实已经基本掌握的内容可以少讲、精讲，让学生能提纲挈领式抓住这些知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让学生把内容“拎”起来，甚至可以设计模拟课堂，让学生自己当“老师”讲说他们熟悉的内容。当然，对学生已学的知识也可以展开讲解，但要求“新”，这个“新”是相对于中学教师的讲授方式和思路而言的，即能让学生从另一种思维路径上把握相关原理。除了“新”，对学生已学的知识点在讲授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进行理论深化，深化的目的不是“故作高深”、难倒学生，而是一方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知道要真切理解这些原理还需要广阔的知识背景来作支撑，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是引导学生去理论联系实际地思考现实问题，让学生明白在他们看似已经熟知的原理和知识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每一章节的教学分两部分进行，一方面是理论知识传授；一方面是师生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互动思考，最好可以将所学的有关原理与学生所学某些专业知识和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如此，在互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把握了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也积极地参与了教学活动。
2整合教学知识，实现模块教学
模块教学是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大体上可以将之划分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围绕物质、实践、矛盾三个范畴及其相关内容展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观等方面展开。当然，具体模块的设立每个学校、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进行相应的调整。另外在实施模块教学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这门课程的特殊性，即要贯穿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逻辑性等问题。因此，这门课程在实施模块教学时，不宜进行“多人教学”，即多名教师分别承担相应模块教学，因为这样容易割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使学生难以在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影响到教学效果。
3方式方法多样化，进行立体教学
大学生求知欲强，思维活跃，更喜欢像互动教学、启发式教学、专题讨论、小组辩论、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小型调查活动等新型教学方法与手段。但要注意到各种教学方法与手段都必须要能加以合理运用，尤其是多媒体的科学使用，课堂音像资料的合理利用，从而使得包括多媒体在内的各种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能切实地服务于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4联系实践基地，开展社会调查活动
教师可以通过院系或学校，也可以凭借自身的社会关系联系教学实践基地。每个学期至少开展一次走进社会、关注社会的调查活动，活动的主题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内容有关。教师可以先传授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原则，然后要求学生将收集到的调查的感性材料加以整理，写成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作业纳入课程成绩考核中。同时评选出优秀作品，条件允许可以适当给予奖励。
5重视与学生的交流
教师要在课间和课下多与学生接触，尤其要重视学生以作业方式上交的小论文。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老师应该要认真批阅并要反馈学生论文的写作情况，对学生在论文中的反映出的共性问题可以在课堂与学生进行交流，对某些学生所反映的个别问题能私下与之沟通。如此，学生才会重视作业，在作业和小论文中才会写出自己所感、所想，而不是随便抄1篇了事。
6注重教学的语言艺术
任何教学方法的使用都必须依托一定的教学语言，教学语言本身也是最为重要和传统的教学手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严肃的，学生希望的是将严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用年轻人更易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清新、优美、活泼甚至幽默的的语言往往更能打动学生。毕竟“道不远人”，太深沉、太严肃，年轻人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望而却步了，这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不过我们也反对有些老师为了取得课堂教学的表面效果，总是闲聊一些与教学内容无关的话题来吸引学生。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政治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来着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张雷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内涵、定位及人才培养[J].思想理论教育，2006(6).
[2]周济。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7(5).
大学生艺术概论论文【第四篇】
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加拿大等国家。80年代后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作为独立课程开始纳入许多国家的学校课程教育体系；9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接受、处理与鉴赏传媒信息的能力，并渐成全球规模性的教育运动，甚至为此立法。目前，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几个北欧国家，它己被纳入全国或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课程内，并出现了许多教学模式和教材，甚至发展为白成系统的教育体系。
一、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毕业论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广泛的重视，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硕士点；2004年10月，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传媒人学召开；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火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
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1．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
最初，以李维斯为首的英国学者是出于对大众传媒文化的强烈批评，才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欧美国家更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备的基本素质，并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我国，大学生对网络、手机短信、校园DV等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说，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然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甚至是诱导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2003年3月哈尔滨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学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背景的女生“露腿学士照”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则表示，大学生的自由开放思想不应该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国戏曲学院大四女生，自称为自居易后代，被网友称之为“国学辣妹”，其针对孔子的大胆言行在网上引发热情“辣评”一片。在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火众媒体逐渐转向手机短信、网络、DV 等新兴媒体。然而，从诸多的传媒事件中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特别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开放性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视频、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个性人生，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的提升，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论文和专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再是纸上谈兵。大学生群体容易为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途径
正确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概况，硕士论文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各个层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有多种途径与方法，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三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人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利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大学生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
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大学生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传奇、魔兽等游戏的虚拟世界，他们可能热衷于FLASH、DV的制作来展现自己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他们可能醉心于论坛(BBS)、QQ空间、博客的制作与维护，但是“铜须门”事件、“国学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网上“愤青”“网络暴民”却使我们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必须要用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教育大学生，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我约束，有更多的责任意识，不至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对学校、社会有负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现代媒介技术发展消极作川的影响，从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媒介、理解媒介、运用媒介，提高传媒实践能力为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服务。
3．媒介素养评估标准(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论能力，医学论文刨造利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介素养体现的是一个人内在品质，是一种内在思想意识修养，所以对于如何衡量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难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据目前的了解，媒介素养的评估体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评估体系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明确的评估指标。但不管怎样，在衡量利判断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评判依据。它应该包括一个人：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对媒介的信息有基本的是非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对不良的信息有辨认能力和免疫能力；能有效的利用大众传媒为自己学习、生活等诸项人生发展服务。完善的评估体系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评价标准的确立，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学校和个人在这个评估体系里有一个明确的媒介认知导向，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则不至于在纷繁的媒介信息海洋中失去辨别、接受和使用信息的交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