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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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论文【第一篇】
1．1开放与创新造就了广东舞龙运动形式的多样化
开放与创新是岭南文化的一个代名词，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理论创新的热土，其经济发展和文化升华得益于开放与创新精神。由于广东临海的地域环境使得它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异域文化，其文化形式更为多样，特点更为鲜明。据广东文化厅网记载流传于广东地区的龙舞达30多种，其中成功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龙舞有9种，差不多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龙舞种类的三分之一，其龙舞种类之多与开放创新精神不无关系。广东地区的许多舞龙运动在中原早已成型，但传到广东之后，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丰富了运动形式，拓展了文化内涵。流传于广东的各种舞龙运动，形式各异，特点鲜明，有打破男女禁忌的广东湛江女子舞龙，有与火结合的浦寨火龙，也有与酒结缘的中山醉龙。如在湛江、雷州地区，传承近五百年的传统舞龙文化的同时，为了加强文化的保护，民间艺人打破许多不合时宜的落后形式，从人龙舞的服饰到动作编排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使其呈现的人龙舞是融力量、艺术和动感于一体，形成一种更贴近现代审美意识的运动形式。醉拳为大众所知，醉狮和醉龙却并不多见，尤其醉龙更是如此，而中山醉龙演绎了几百年历史，完成了酒和龙舞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气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1．2保守与尊重传统铸就了舞龙运动的原生态
李勤德的“试论岭南文化的原生态形态”一文认为岭南文化“保守性地延续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俗，它并不因物质文化的发展而保持同步性的改观”。思想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对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保守是原生态文化延续至今的重要保障，真实地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基本特性。民间艺术在传承发展中往往会提出原生态的问题，就是要强调它的“原滋原味”。对历史的忠实，用情景来反映当时的现实状态，包括声像、情景、人物、动作、声响等真实的、本质的、自然的记录。尊重传统一向是广东人民的良好习惯，从广东许多传统节日庆典的规模和形式中可以找到答案，醒狮的开光仪式、舞龙的点睛仪式、端午节的祭龙舟仪式等等，基本保留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如“宁舍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客家文化对传统的尊重已到极至。正因广东文化注重传统，才会保留许多传统的民俗活动，如南拳、南狮、粤剧、端午的龙舟、农历五月初八的龙母诞。舞龙运动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它并非一种体育运动，而是一种图腾崇拜的民俗活动，或者是驱邪祈祥的民间仪式，所以舞龙运动的初衷是对原生态式宗教的情感传承。因此，流传于广东民间的许多独特的舞龙运动历经数载还保留至今，散发出原生态的气息，与广东人民对生活方式和民族习俗的保守性与尊重传统的特点不无关系。
1．3勇敢与强悍培育了广东舞龙运动的粗犷
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在挖掘岭南地区先秦男性墓葬中往往随葬有青铜兵器，反映了男性血族复仇、好相攻击的落后意识和剽悍性格”。广东地处沿海沿江，渔猎所面对的危险远大于农耕生活，在与江河、海洋为伴的地区民性一般较为强悍，勇敢的品质成为谋求生活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因为江河、大海的不可预知和瞬息万变随时可以吞噬一个弱小的生命，与大风大浪的搏斗从来都只是勇敢者的游戏。参加舞龙运动一般为青壮年，而且需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湛江人龙舞，表演者头扎黄、红两色头巾，身穿短胯龙衣，臂、腿都扎着绑带，显得坚实有力，体现龙的威猛与大气；还有与火结缘的“埔寨火龙”和“乔林烟花火龙”，“玩火”本是一种危险，没有胆量的人是不会接触这一运动项目的，如火龙表演者均赤膊上阵，在鞭炮和火把的指引下，三人举起高达四米的龙头和几十人高举龙身奔跑，舞龙者在鞭炮焰火中穿梭，以身上烧起的水泡越多为越吉利。中山醉龙表演中需要有酒助兴，激情豪迈如龙一样强悍矫健，在似醉非醉中演绎龙的千姿百态。
1．4商业文化有利于广东舞龙运动经济效益的提高
商业文化对岭南文化的个性起着主要作用，是形成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作为一口通商，是当时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个最大的商埠，中国南方各省有几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前，广州商业已经形成100多个行业。虽然广东舞龙运动的产业化程度并不高，但相比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言，总算是走在前面，毕竟它存在的经济价值和商业机会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在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商业文化的发达为广东舞龙运动的发展提供两方面的支持，其一是经济上的资助，龙代表着一种吉祥、平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有这方面的信仰，即通过发放“利市”讨“彩头”，祈求一年的生意顺顺利利，红红火火。所以许多商人愿意出资赞助当地舞龙队，从资金上为当地舞龙运动的开展提供保障。其二是广东人对舞龙运动的喜爱为舞龙运动的市场运作提供机会，舞龙表演在广东地区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出场费，具有经济效益的运动项目为进军市场提供了可能。如在广东早已有了龙狮制作行业，包括器材、道具的批量生产，并远销港澳地区。还有一些专业的舞龙舞狮表演团队为市场服务，如以观光旅游为主的佛山黄飞鸿的相关景点每天都有专业的龙狮队为观众表演精彩的节目。还有很多学校和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龙狮队，并随时为市场服务。
2广东舞龙的文化价值
2．1岭南文化的载体
岭南地区与龙有关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在广州一带留下的谚语“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三月二十三，掘尾龙拜山”，从现在龙母诞的规模和影响力可见，岭南地区尤其是西江流域对龙母的信仰依然有增无减，每年前往龙母庙朝拜的信徒达十万人以上。还有南方龙族团的黎族，“宋朝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4)中记载：‘故老传说，雷摄一蛇卵在此山中，生一斐，号为黎母，食山果为粮，巢林木为居……。’”可见黎母是雷摄一蛇卵而生，雷、龙、蛇本为一体。另据宝镜湾磨岩石刻画中清晰可见有人形、海船、龙、鹿等图形……。无论从民间传说还是考古史料，龙文化在岭南人民日常生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而衍生如此丰富的舞龙运动绝非巧合。全国“舞龙”有40多种，而在广东竟占36种之多，全国评“舞龙之乡”非广东莫属。岭南地区人们的经济活动一般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水中的生物如蛇、鳄鱼、鲨鱼等都会给他们造成生命的威胁，而在民间的传统观念中龙是一种生活在水中能主管水中一切生物的神兽或者是神仙(龙王)，因此模仿龙的形象以及活动习性能获得龙的保佑，所以在岭南地区人民有断发纹身的习惯，其纹身就是纹的龙形。岭南人民对龙是充满敬仰的，并无畏惧和厌恶之情，由此而产生与龙有关的民俗活动正诠释着岭南民间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同时也承载着岭南文化中的部分民俗民风景观。
2．2寄托岭南人与水的美好情缘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玉部》写道：“珑，祷旱为玉；从玉，龙声”，而这种龙形玉即为“珑”，天旱时求雨的礼器。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论衡•感虚篇》:“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云高，云消复降”。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对龙具有主管云雨的说法深信不疑，由此而产生中国古代龙与云雨相关传说。岭南人民自古以来依水而居，生活与水密不可分，形成了以水为主题的文化体系。广府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水文化，岭南文化的精髓，离不开一个字———水。地处祖国南疆的岭南，五岭之隔阻碍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致使古代岭南地区生产力低下，一直被人称之为“南蛮”，但岭南地区横跨亚热带、热带、赤道带，具有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充沛的雨水、阳光，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岭南人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繁衍生息提供条件。因此在岭南地区，天气的阴晴旱涝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一直成为民间民俗活动的重点。而龙所具有的超自然能力正是人们所期待的美好意愿，祈求风调雨顺，风平浪静正与岭南人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因为降雨是否适量关系到人们的生产耕作，海面的风平浪静则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所以人们所期待的是龙能控制这一切。岭南民间民俗活动中对龙的崇拜其实就是人们期望与水的和平相处，并通过舞龙的方式表达人们对“龙”的敬仰和对“水”的期望。
2．3中华文化传承的纽带
岭南文化不管地域特色如何显著，其文化的本性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从未间断。龙的传人当属每个国人所认同的事实，即使走出国门到达世界每个角落都不容改变。由于受到地理、人文环境以及古代当政者的地域歧视，中原文化的辐射和统摄力未能影响到岭南文化的全部，从而形成了当今涵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等多元化的文化体系，而且各个文化体系在岭南地区都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其中以龙文化为纽带的中华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形式。“图腾文化”属于社会初级阶段人们的一种宗教信仰，其中“龙图腾”成为属于汉民族的崇拜物，“龙”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民族的族微，地处祖国南疆的岭南地区也不例外。流传至今与“龙”有关的习俗就有正月舞龙、二月祭龙节、五月赛龙舟等，并形成了与中原龙文化稍显不同的“龙母文化”，在岭南地区“龙的传人”的意识中，龙母是他们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广东客家人为了避战乱、逃灾荒而移民岭南，构建了既具有农业形态又能防御敌人的住宅建筑“围龙屋”，以“围龙”而命名的住宅体现了客家人的团结，又保持着坚韧的文化持久力，始终不忘自己是“龙的传人”。由于广东地处沿海，与外界的交流比较密切，许多广东人远居海外，而舞龙成为联系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情感的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3结论
文化研究论文【第二篇】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农民形象的话语表述，发现此类贬义化的现象广泛存在于神话寓言、成语故事、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我们不妨按照文学种类并结合时间序列，大体描摹出传统文学作品中负面的农民形象以便探析。例如夸父追日，往往被传统评论家否定为不自量力与荒唐无知，但其实质也揭橥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光明和真理的不懈追寻。拔苗助长，耕作乃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熟悉作物生长规律的老农是不大可能做出违背自然助长苗木之举。与此类似的还有守株待兔、愚公移山、农夫与蛇等等。这些大众熟知度较高的词语有意无意的将农民的形象进行了负面化的表述。又如《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本是个勤劳朴实的劳动者形象，与“陈奂生进城”同理，梁三老汉渐次被人记住的是保守、愚昧的负面形象。再看《许三观卖血记》，像草芥一样渺小的许三观多次卖血的背后更多的是平常如土的凡夫俗子对一家人温饱平安的祈盼，而非自私、无情甚至流氓气的曲解。影视文学作品中亦不乏此类形象，如《春蚕》中老通宝、《幸福的小河》中丰收他爸等等。综上，这些负面的农民形象可简要概括为鲁莽、愚昧、保守、自私等。
二、农民负面形象的成因
传统文化中对农民负面形象的普遍建构的文化成因多且复杂。简而言之，主要含有农民在生产锁链初级阶段的地位、生产规模和方式相对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本文着重研究阐述的是农民由于缺乏话语能力而丧失话语权。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形象普遍的负面化折射出了农民话语权的缺失问题。农民总是其他阶层表述，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根据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我们分析可知，话语表述主体只可能积极主动地表达本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的感受和权利诉求，即使在表述其他社会阶层时，其出发点和视角也受着自身身份的制约，因而难以客观全面。农民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表述，自身陷于沉默，因此其他阶层对其表述的结果也必然充满偏见。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农民形象普遍被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负面化建构的文化根源。视野西转，便会发现此类情况有类比性的例证：西方白人殖民者强加给黑人被殖民群体的自卑情节。正如法农所揭露的：“对殖民主义而言，这个辽阔的大陆是野人出没、迷信和狂谵盛行的地方，是个注定让人鄙视、让上帝诅咒的食人生番横行的蛮夷之地，简言之，黑鬼之乡。”著名的“善恶对立寓言”，恰恰反映了这一点，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自卑情节正是一种殖民话语形式，在这种话语表达的背后，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长河，我们会黯然叹惋，最贴近土地、最辛勤劳作的农民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农民是沉默者，一开始便失去了自己表述自己的权利，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成为一个被表述的对象，他们也便无从控制自己的表述效果。因此，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倒不如说是知识阶层关于农民的一种宣传概念，呈现在众人视野中的农民是一个再造的表述，是知识阶层塑造的结果，是在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不解与偏见关照之下的失真形象。从某种角度考虑，知识分子或许并不应该充当代言人，而应让农民主体自己“发言”。这种文化现象涉及语言表述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话语权问题。换言之，被表述者若有机会获得话语权必然会对自身的被曲解化起到反拨作用。
三、农民话语权的改善办法
斯皮瓦克认为，“发言”指一种发言人和听者之间互动的过程。发言者不仅可以说话，而且所说的话要能被听见，只有当说和听都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语言行为才得以真正完成。否则，即便“属下”是在发言，她的发言也无意义。其要素包含掌握这一社会语境下的话语机制、适当的表达平台、有效的倾听者等。不可否认，社会精英(尤其是各种法律、规则、条文的制定者)位于话语权的核心圈，他们往往利用罗兰．巴特的隐名现象理论操纵着“话语游戏”的规则。其次，各行业的领导者是话语的执行者，作为知识与实践的纽带，他们往往担负着解析、执行、反馈主流话语的职能，是主流话语发展的中坚力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话语权行使上具有特殊地位，其既充当话语表达平台又具修正话语规则的潜能。作为“失语状态”的农民如何有效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呢？笔者归纳了众多有关文章，不外无从传播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探析。有学者从传播学角度考虑，农民话语权的行使缺少足量的信息保障，对信息的极度渴望而信息资源获得的有限困扰着他们。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必须以农民能够接收到足量的信息为基础。亦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农民的力量从来不取决于农民的人数，而是取决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议加快农民自组织建设，增强农民话语的诉求能力。的确，缺少组织基础的个体农民的声音总是被微小的且易被淹没于社会的喧嚣之中。笔者认为农民群体若要拥有有力的话语权，除了上述意见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提高自身的话语表达能力。话语权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个人专业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凭空得来的。培养话语能力的主要途径是系统的习得和长期的训练，只有掌握必要的知识并获取有效的话语平台，才能实现个人话语权。例如，义务教育的普及，对农村地区教育费用的减免。此外，话语权的改善需要一个互动的过程，政府应有效利用渠道(如信访、民意调查)来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
四、结语
文化研究论文【第三篇】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文化研究论文【第四篇】
篮球文化概念
在体育界，篮球文化的概念属于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在经历着激烈的争论。目前，对于篮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隶属于体育文化的范畴，是通过篮球运动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观的社会意识以及围绕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务的总和。狭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价值观、篮球运动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篮球活动得以体现，促使参与者获得全面的身、心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指参与和观赏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一定的制度进行凝结所形成的与篮球相关的知识、技能、风俗和制度的总称；第三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过对篮球运动的具体特征和相关特性进行不断总结形成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总称。以上三种观点均从不同的角度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和陈述，为篮球文化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每种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盖篮球文化概念全部内容。大力倡导多元的篮球文化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篮球文化概念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
任何一个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外延，这是文化概念的本质属性多决定的。通过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篮球文化现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思维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观念文化。篮球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被按照传统思维的划分方法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划分。因为体育界学者对篮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篮球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的划分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从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务以及文化价值入手，来分析和阶段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对篮球文化内涵和结构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读；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必须分解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注重对篮球运动的理解，也就是人们的篮球观念，第二层次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的于篮球有关的活动和行为，第三层次与篮球相关的如拉拉队、口号、标语等辅助表现形式。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与篮球运动息息相关，在篮球运动是一项不断在改进了完善的体育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游戏规则会随着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进行逐步的修订和完善，因此，篮球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篮球文化的结构内涵也会随着篮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
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建设
2005年，随着篮球职业化改革的起步，篮球运动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全力打造篮球文化，为中国篮球铸魂”的篮球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体体育界的相关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来形成篮球文化的氛围，促进篮球文化的发展。篮球文化与篮球运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确保篮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才能促进篮球运动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促进篮球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倡导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的篮球文化得到体育界大多数学者的广泛认可。以和谐的观念来发展篮球文化，处理篮球事业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人为普遍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为了大力弘扬我国的篮球文化观念，创建中国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来发展篮球文化，传播我国篮球文化概念，是促进我国篮球运动和篮球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我国篮球战略意义的形成和发展。
2关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
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CUBA篮球文化和CBA篮球文化。CUBA篮球运动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打破现有高校与外界之间的阻隔，丰富大学校园文化，促进高校体育文化设施的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目前CUBA还只是处于前期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的进行理论研究，促进CUBA篮球文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CBA篮球运动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革之后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我国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CBA篮球运动的发展同时带动了CBA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组建，结合了我国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对CBA篮球运动赛事的传播，有效的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荣誉感和社会凝聚力。CBA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持续和谐发展的思维理念，让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变动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过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和谐持续发展是篮球文化的核心，这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国外篮球文化的研究和对比
NBA职业篮球赛是当今世界职业篮球发展的巅峰，所以关于NBA职业篮球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多，这有力的促进了NBA文化的发展，让NBA文化形成广泛的共识。NBA职业篮球运动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因为其文化内涵也与其有着莫大的关联。NBA文化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世界观的变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体现较为明显。世界文化的开放性令NBA文化已经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动者世界篮球文化的发展。NBA文化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美国意识的价值观形成了直观的具体体现。对于中美篮球文化的发展和研究过程，CBA文化和NBA文化体现不同的篮球文化个性和篮球技术特点。学习和掌握NBA文化发展的精髓，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篮球文化未来展望
我国篮球事业发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无论是在联赛水平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化理论体系。我国民众始终存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现在篮球文化上就是无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视野狭窄。只有从观念上彻底颠覆传统，借鉴国外篮球文化的先进理论，与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为篮球文化与世界接轨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民族精神。我国的篮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现状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需要走出国门，学习NBA文化中的主场文化，注重释放个性，以人文本。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