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部工作职责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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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部职责1
一、部门管理职责
1、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提出法律意见，防范法律风险；
2、参与公司规章制度的起草、审核，确保规章制度的合法性，避免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
3、参与公司重大合同的谈判，负责公司签订合同的法律审核和合同执行中的监督管理；
4、协助公司相关部门处理非诉讼法律纠纷；
5、经公司授权公司参加诉讼、仲裁、行政听证等诉讼活动；
6、为公司相关部门解答法律咨询，对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及法制宣传教育。
二、人员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
1、法务部部长：
（1）在主管副总的直接领导下，全面负责法务部工作，统一协调安排各岗位的工作任务。
（2）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保证决策的合法性，并对相关法律风险提出防范意见。
流程：依据公司领导、相关部门提出的事项进行法律审核，提交《法律意见书》或《法律风险提示》主管副总或总经理。
（3）参与公司规章制度的起草、审核，提出修改意见，并说明法律依据。
流程：依据公司安排或总经办发送的相关制度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交办的领导或总经办。
（4）协助公司相关部门处理非诉讼法律纠纷。
流程：依据相关部门的请求，针对涉及的纠纷事件提出处理意见或出具《法律意见书》反馈给交办领导或总经办。
（5）
经公司授权，公司参加诉讼、仲裁、行政听证等诉讼活动。
流程：起诉案件，申请部门应填写诉讼申请，申请中应有请求事项、请求理由及相关证据材料部门领导及业务部门主管领导审批提交给法务部，法务部部长指定承办人准备起诉材料向法院办理立案事宜。
应诉案件，法务部接到起诉状等诉讼文书当事单位，查找相关证据材料，经办人员介绍相关情况法务部部长指定承办人组织证据材料，查找法律依据法务部人员合议案件形成出庭意见。
（6）
负责公司签订的各类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定期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流程：每季度对业务部门签订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业务部门及时整改，并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或《法律意见书》。
（7）其他公司领导交办的相关法律事务工作
2、法务主管
（1）协助公司相关部门处理非诉讼法律纠纷。
流程：依据相关部门的请求，针对涉及的纠纷事件出具法律意见反馈给交办领导或总经办
（2）经公司授权公司参加诉讼、仲裁、行政听证等诉讼活动。
流程：起诉案件，申请部门应填写诉讼申请，申请中应有请求事项、请求理由及相关证据材料部门领导及业务部门主管领导审批提交给法务部，法务部部长指定承办人准备起诉材料向法院办理立案事宜。
应诉案件，法务部接到起诉状等诉讼文书当事单位，查找相关证据材料，经办人员介绍相关情况法务部部长指定承办人组织证据材料，查找法律依据法务部人员合议案件形成出庭意见。
（3）负责公司签订合同的法律审核，参与重大合同的谈判。
流程：按公司OA合同审核流程进行法律审核和提出审核意见，对业务部门在发起OA合同审核前报送的合同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完善合同条款。
（4）协助部长对公司签订的各类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定期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5）为公司相关部门解答法律咨询，对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
流程：电话咨询电话解答，法务内部做好法律咨询登记。按照培训计划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由人资部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学习。
（6）法务部内务管理工作。内部建立登记台账，及时更新内容，跟踪工作的进展。
3、法务专员
（1）协助公司相关部门处理非诉讼法律纠纷。
流程：依据相关部门的请求，针对涉及的纠纷事件出具法律意见反馈给交办领导或总经办。
（2）经公司授权公司参加诉讼、仲裁、行政听证等诉讼活动。
流程：起诉案件，申请部门应填写诉讼申请，申请中应有请求事项、请求理由及相关证据材料部门领导及业务部门主管领导审批提交给法务部，法务部部长指定承办人准备起诉材料向法院办理立案事宜。
应诉案件，法务部接到起诉状等诉讼文书当事单位，查找相关证据材料，经办人员介绍相关情况法务部部长指定承办人组织证据材料，查找法律依据法务部人员合议案件形成出庭意见。
（3）为公司相关部门解答法律咨询，对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
流程：电话咨询电话解答，法务内部做好法律咨询登记。按照培训计划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由人资部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学习。
（4）
法务部职责2
摘 要 题党建纵横•热点聚集
关 键 词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政治责任
正 文
为加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化建设，2002年7月，中共中央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行例》(1995)的基础上，总结近8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简称《条例》），并首次将引咎辞职纳入领导干部制度。本文将对党领导干部的辞职制度，特别是引咎辞职制度，从政治责任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辞职是否责任追究形式
《条例》使用的“辞职”概念是指党政领导干部于某种原因辞去自己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而不一定是辞去公职、从而脱离公职部门的行为。根据辞职原因的不同，《条例》将辞职分为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四种。
因公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职务变动而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领导职务的行为。基于职务变动原因而发生的因公辞职是领导干部职务管理的程序性为，基本上不具有追究责任的含义。
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而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基于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而发生的自愿辞职需要就不同情况做具体的分析。领导干部若基于自身的健康状况、工作或专业志趣、人际关系状况、实际工作能力等个人原因而申请辞职，则不具有追究责任的含义；领导干部若基于自己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政治言论、工作作风、工作纪律、职务行为等方面出现的瑕疵或过失的其他原因而申请辞职，则可能含有了自我追究责任的含义，即具有了引咎辞职的含义。尽管基于个人和其他原因的辞职都是领导干部自愿提出的，表达的都是个人意愿，但“个人意愿”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自愿辞职可能会成为领导干部自我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引咎辞职明显是自我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后面将作详细分析。
责令辞职是指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拒不辞职的，应免去现职）。基于“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原因而发生的责令辞职，同样需要就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原因是否包含前述的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的原因，如果包含自愿辞职的个人原因但具有这种情况的领导干部却不提出辞职，则可以启动责令辞职程序，这时的责令辞职不是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一种形式。如果包含自愿辞职的其他原因或引咎辞职的原因但具有这种情况的领导干部却不提出辞职，同样可以启动责令辞职程序，此时的责令辞职应该成为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原因特指领导干部在各种责任行为方面的原因，那末，由此启动的责令辞职就完全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
作者认为，应该严格界定不同辞职的原因，并在领导干部辞职制度中引入责任追究机制，以便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体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辞职制度只是党的政策规定，而非法律规范。干部制度的法制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就辞职制度而言，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缺乏对领导干部辞职的实体性规定，只有一些简单的程序性规定。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政府领导人员、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镇）长、副乡（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所以，如何将领导干部辞职制度纳入法律规范，并建立领导干部责任的法律追究机制，将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引咎辞职是党政领导干部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
在现代汉语中，“咎”指过失（因疏忽大意而犯的错误），引咎是指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目的在于自责。引咎辞职一般指领导人因自身过失而给工作造成了一定损失或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从而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的行为，是领导人自我追究过失责任的一种形式。《条例》规定的“咎”不是一般的“过失”，而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在这种“咎”未达到违法的程度或虽违法但依法不追究法律责任时，领导干部应该引咎辞职。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环境中，引咎辞职是政治官员（指政治选举和政治任命的官员）而非一般文职人员的一种自责行为。所谓自责，是指政治官员对其履职情况和其言行进行自我评价，认为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或言行违背民意，而自我发动的责任追究。自责的方式通常有道歉和引咎辞职两种。道歉是政治官员就自己的不良的履职情况或言行公开地向公众道歉，争取公众的宽恕；引咎辞职是自责的最严厉形式，政治官员的不称职行为或严重违背民意的行为，通过道歉也难以取得公众的谅解，只有提出辞职。
政治官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切言行对人民负责。另外，政治官员又是政治责任的判断者，应该能够从理性上对自己的言行做出恰当的评价。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责任评价是政治官员实施自我追究责任的两个内在条件，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自责是“凭良心”的自责，仅有此还不够，要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政治官员的自我追究责任，还必须有环境压力的外在条件。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权力的制约和自由的舆论。追究政治责任本身就是对政治官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的怀疑，权力的制约使得政治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权力制衡机制自动发挥作用，纠正权力的不正当行使。另外，政治官员是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并履行职责的，人民有监督政治官员的权利，自由的舆论可以传达民众的呼声，引起群众的共鸣。权力的制约和自由的舆论给政治官员以无形的巨大环境压力。内在条件和处在条件同时具备，才可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迫使政治官员承担政治责任。总之，引咎辞职是政治官员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其“咎”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工作上的失误或失职”，还包括有违法或违背民意的言论，或者有悖于社会公德或法律精神的个人行为（如吸食、聚众、篡改或伪造学历、偷漏税、帮子逃避兵役等）。
同样，中共中央制定的引咎辞职制度，不是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法律责任的制度，而是追究其政治责任的制度，只不过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原因仅仅局限于与“工作”相关的“咎”，而排斥与“言论”及“个人行为”相关的“咎”。作者认为，应该建立中国政治官员的引咎辞职制度，扩大“咎”的范围，不论是在履行职务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只要其言行违背民意，就应该主动提出辞职，从而使引咎辞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途径之一。
引咎辞职制度化的问题分析
引咎辞职制度是自律性的政治责任追究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促进党政领导干部自责行为的形成。从理论层面上讲，建立和推行引咎辞职制度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权责明确和权责一致的问题。管理学理论要求每个领导干部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是明确的且二者相应相称。如果在组织设计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就具有了根基。在独任制（首长负责制）机关中，引咎辞职的适用对象是行政首长个人，表现为个人辞职；在合议制（委员会负责制）机关中，引咎辞职的适用对象是委员会集体，表现为集体辞职。就中国的行政机关而言，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说，行政首长拥有指挥命令和监督下级的权力，他必须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过失承担责任。但政府的实际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个人负责制），加之我国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上下左右之间，特别是上下之间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都是模糊的，责任追究起来就比较困难。正是由于权责边界不清，加之裙带关系的存在，致使现实政治生活中鲜有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就中国的审判机关而言，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由数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案件的审判可以实行独任制（审判员一人独自审理）。另外，各级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同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民主集中制。故中国司法的行政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建立院长和副院长的引咎辞职制度将会进一步强化审判工作的行政化倾向。可以预言的是，由于审判工作失误而可能导致引咎辞职的压力必然使院长和副院长越来越多地干涉合议庭的审判工作，进一步导致法院领导的独断专行，这与审判工作的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里的基本问题是院长、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各自的权限边界和责任边界是什么？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法官独立？法官审判案件是对法律负责还是对院长负责？所以，不少法律界专家认为，引咎辞职制度只是一种治标措施，“要想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一方面必须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另一方面辅以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才是治本之道。”
第二，过失行为（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外延问题。根据现有的干部制度，对违纪者应追究其行政责任，对违法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也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而引咎辞职是党政领导干部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所以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必须清楚地界定“咎”的范围和界限，以及它与违法违纪行为的区别。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清楚自己的身份，对外是党、国家或政府形象的代表，对内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理应成为公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楷模和守法楷模。如果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与上述要求不相称，那么他就失去了做领导人的资格，属于违法违纪的，就必须给予撤职或开除的处分，不属于违法违纪而属于“引咎”者，就必须引咎辞职。在建立和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时，要注意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以较轻的行政处分代替引咎辞职，如给个警告、记过、降级处分而不引咎辞职；二是以引咎辞职代替较重的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如对于具有严重失职或渎职行为的领导干部应该给予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或给予判刑，而让其引咎辞职，从而逃脱更为严厉的惩罚。
法务部职责3
第一条为了预防职务犯罪，推进廉政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职务犯罪，是指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利的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
第三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都有预防职务犯罪的义务，每个公民都有参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权利。
第四条预防职务犯罪应当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坚持单位内部预防、职能机关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相结合。
第五条建立健全预防职务犯罪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省、设区的市、县（市、区）预防职务犯罪协调机构负责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负责预防职务犯罪协调机构的日常工作。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六条预防职务犯罪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生产和经营秩序。
第七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属地管理为主，级别管理为辅。
第八条预防职务犯罪专项经费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二章预防职责
第九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计划和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在职责范围内查处违法行为，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三）对下级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四）接受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指导，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预防职务犯罪实行领导责任制。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按其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明确有关内设部门承担本行业或者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工作。
第十一条检察、审判、公安、监察、审计等国家机关应当依据自身职能履行对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
第十二条检察机关应当结合法律监督职能开展以下工作：
（一）结合查办案件，指导和配合发案单位进行个案预防；
（二）结合类案分析，指导和配合有关机关在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系统预防；
（三）结合公共投资建设的重点工程和大型设备采购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政府集中采购等重点项目，指导和配合有关机关、主管部门进行专项预防；
（四）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调查研究，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
（五）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教育、宣传和咨询；
（六）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审判机关通过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处职务犯罪分子，发挥审判活动的教育作用，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第十四条公安机关应当结合侦查职能，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指导和配合有关单位做好预防工作，开展预防有关职务犯罪的教育、宣传和咨询。
第十五条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监察职责，会同有关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履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情况进行监督；通过查处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渎职等违法失职行为，教育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
第十六条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对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重点建设项目预决算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进行审计，并依法公开审计结果；发现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接受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和监督，不得、、，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在招聘、录用或者选拔任用国家工作人员过程中收受礼金或者谋取私利；
（二）在行使行政许可权和政府采购、分配使用资金过程中为个人和单位谋取私利；
（三）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干扰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四）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物品和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利益；
（五）利用职权要求有关单位给自己的配偶、子女、亲友贷款、拨款、借款或者提供担保；
（六）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七）其他利用职权实施的违法行为。
第三章预防措施
第十八条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应当坚持全面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法制宣传教育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作为重要内容。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领导岗位、关键岗位、重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人员进行重点教育。
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应当对新招录的人员和拟任科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人员，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岗位培训。
大中专院校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列为法制教育的内容。鼓励有关教学、研究机构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研究，提出改进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意见。
各类干部培训学校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监狱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警示教育。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范行政行为，采取以下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一）实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二）依法执行行政许可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三）加强对财政预算资金、国债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社保资金和其他资金收支情况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审计监督；
（四）对市政、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政府采购、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和产权交易等依法实行招标投标或者拍卖；
（五）对人事、财政、行政审批、资金项目管理等工作中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岗位加强监督，并定期交流或者轮岗。
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市政、水利、交通、电力等工程建设领域和政府采购、药品采购等市场建立行贿档案查询系统，依法实行廉洁准入、退出制度和失信惩罚制度。
第二十一条司法机关在履行侦查、检察、审判等职能时，应当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公开职权范围、办案程序、投诉途径等事项，规范司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应当完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实行重大事务、财务公开，健全和规范财务监督管理制度，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二十三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任用或者聘用因职务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担任机关领导职务、法定代表人、财务主管、财务总监和会计。
第二十四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发现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改进措施。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咨询，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要求，为其提供免费及保密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咨询服务和防范建议。
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列入廉政责任制和工作计划，与其他工作一并实行考核。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负责人在进行年度述职时，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作为组成部分，接受群众评议。
第二十六条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针对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和部门，应当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并督促被建议单位和部门限期整改。
提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送达被建议单位，同时可以抄送其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
有关单位在接到建议后，应当及时整改，并在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提出建议的机关或者部门反馈落实情况。
第二十七条公民通过反映、控告和举报等途径，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行职务活动进行监督，向有关单位提出批评和建议。
有关单位对反映、控告、举报应当依照规定及时受理，并为反映人、控告人、举报人保密；对举报有功的，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有关单位应当依法保护反映人、控告人、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反映人、控告人、举报人。
第二十八条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向有关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不制定或者不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和措施的单位提出批评，并向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反映。
有关行政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向有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答复处理情况。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具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由监察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预防职责，致使本单位人员在其任期内三人以上或者三次以上出现严重职务违法行为的；
（二）不依法查处或者不依法协助查处职务违法行为，对涉嫌重大违法的案件不及时报告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不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或瞒案不报、压案不查、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
（三）拒绝接受和配合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任用或者聘用因职务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担任机关领导职务、法定代表人、财务主管、财务总监和会计的；
（五）接到检察、司法、监察、审计建议后，无正当理由拒不整改的；
（六）干扰或者妨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七）对举报人、控告人、反映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不依法保护致使其遭受打击报复的；
（八）向被反映人、被控告人、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的；
（九）妨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十）其他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因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依照本条例从事监督、检查和指导预防职务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法务部职责4
我于xx年xx月xx日参加了“预防职务犯罪”的讲座，通过听这次讲座，我受益菲浅，以下是我个人的心得体会：
一、《讲座》产生的背景
《讲座》产生于我党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的重要时期，也是产生于我党反腐败斗争战略的重大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后，由腐败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我党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亦愈来愈大，但是难以最有效地遏制腐败特别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猖獗活动。进入新世纪后，我党开始调整反腐败斗争的策略，将反腐败斗争从重打击惩治，调整到重教育预防上来；从治标调整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治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上来。并将预防腐败“从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地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种形势下，我省的预防职务犯罪《讲座》就应运而生了。
二、综合理解“讲座”的内容
讲座原则性回答了“为什么要将预防职务犯罪立法？”“什么是职务犯罪？”“预防职务犯罪的方针和原则是什么？”“如何开展预防职务犯罪？”“预防职务犯罪的主体是什么？”等问题，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总纲。
1、确定了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是加强和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公正、廉洁，依法履行职责。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
2、明确了预防工作“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突出预防工作。
3、明确了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内部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指出了预防工作的方式，这种预防是内外结合、全民参与的大预防；教育、管理、监督相结合则明确了预防方法，突出了“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的反腐败体系建设。所以“两个结合”的原则是方式方法的统一，是原则性规定与能动操作的统一。
4、明确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主体。《讲座》规定：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建立单位各负其责，检察机关指导、监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维护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生产和经营秩序。这条规定明确了预防主体是单位、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结合中国共产党中央建立的反腐败机制，我对预防主体的认识是：
（1）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置于党委的领导下。在讲座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讲座》是党的意志上升到法律的反映。我党的反腐败领导工作机制和领导体制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反腐败工作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置于党领导之下。
（2）从预防主体的地位看，各预防主体之间不存在领导被领导关系，结合 “预防职责”的内容分析，各预防主体应当结合本部门的工作实际，积极做好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就说明，各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合作的，不具有从属性。
（3）从预防主体的任务性质看，大量的预防工作应是单位和社会各界来完成，他们是预防工作的先导和基础力量，而检察机关责任重大，是负责指导、监督预防工作的主体。但是，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切忌提升位置，混淆职责，包办预防，从而削弱内部预防、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主体的预防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正确依法履行各主体预防职责
各主体预防职责是《讲座》硬性规定的，既具有原则性又具有可操作性。我的认识是：
1、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察、审计等执法部门也是单位主体。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督、审计部门既要履行单位预防的职责，又要负起指导监督或监督的预防职责。因此，其预防职责具有双重性。即既要履行好自身指导监督或监督的预防职责，更不能忽视本单位的反腐败斗争，忽视自身的腐败。
2、各单位预防职责在预防责任制的保障下，具有工作环节流程性，可操作性强。其流程顺序为：制定工作计划——措施——年度考核（内部监督）（外部监督）
法务部职责5
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规定8种情形应追究行政责任，包括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的；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疫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等等。尤其是，新闻媒体曝光也成为问责依据之一。、
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的问责对象包括重庆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以及参照执行的部门副职、派出和直属机构的“一把手”。有效能低下、执行不力、瞒报或虚报重大突发事件、盲目决策和在商务活动中不讲诚信等18种情形，将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分别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7种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
2005年1月19日，海南省政府通过了《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问责范围包括决策失误问责、违法行政问责、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问责、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问责等。在问责方式方面，海南省根据行政问责的内部监督性质和行政首长所负责任的情况，规定了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检查、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六种问责方式。《规定》还明确了问责启动、调查处理及申诉复查等程序制度。
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浙江省欲通过《办法》将“效能革命”制度化。《办法》规定了30种被问责的行为。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开展“效能革命”的浙江省率先将问责指向了“庸官”。
2005年11月，旨在促进行政首长认真履职的《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根据该《办法》规定，成都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及区(市)县政府的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市政府要对其进行问责。问责有6种可单独或合并采用的方式：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公开道歉、通报批评、扣发奖金、调整工作岗位或建议调整工作岗位、免职或建议免职。办法具体列举了执行不力、决策失当、效能低下、违法行政、、监管不力等方面共计22种应当问责的情形，基本涵盖了比较典型的行政首长的主要履职行为。
2005年12月8日，深圳市正式出台了《关于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及6个配套办法，简称“1＋6”文件。其中3份文件是关于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而行政首长问责制、行政许可责任追究、训诫制度和警醒教育等制度都属首次建立。《深圳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行政过错及行政过错问责范围。《办法》对责任追究程序也进行了明确。新闻媒体披露有行政失当情形的，相关部门要进行调查，以确定该行政行为是否应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在各地探索新途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加快了推进“问责”的制度化步伐。
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六大改革措施，其中与问责制最密切相关的，是出台了官员辞职的四种形式。
因公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自愿辞职的，未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擅自离职的，给予纪律处分。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责令辞职──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拒不辞职的，应当免去现职。
与此同时，中央部委机关也正在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
对于贯彻落实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央已经责成国家部委就“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进行研究落实，要求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要求，要积极研究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对问责制作了规定。
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吸收了上述部分内容，包括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而撤职、免职、罢免三种担责形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公务员法就没有再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