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论文【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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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论文【第一篇】
摘要
由于企业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将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企业生产经营方面，忽视了企业法律事务风险的管理，从而使得企业的管理结构与运行模式难以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阻碍了企业了健康发展。因此认清企业法律事务风险工作的防范与注意点，对于实现企业运行机制的健康运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现阶段施工企业法律事务风险工作的现状出发，在相关科学理论的支持下，探讨新形势下施工企业增强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的途径与方法。
关键词
法律事务风险；施工企业；防范；注意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进行，我国施工企业在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在企业发展的实际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法律事务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核心构成，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虽然近些年来企业在自身法律事务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旧存在不足，满意实现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价值的实现，很难保证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充分重视起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1]。
1.法律事务风险认识在施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未充分认知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风险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从事商业经济活动，任何活动的进行都存在着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涉及到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对外部的经营行为，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达不到此种理想的状态，也应该事前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好风险防范。一些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风险的认识不足，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到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发展的影响，没有从企业存亡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法律事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未深入了解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风险
在施工企业现实工作的经营活动管理发展链条中，直接进行事务风险管理是施工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一些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风险工作就是解决矛盾纠纷风险，并未正确的区分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社会律师之间的区别，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就是单纯的整理企业案件、拟定起诉文书、讨债、打官司等，并未认识到企业法律顾问对于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为企业拟定各种管理文书、管理合同等重要的法律事务。
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包括企业的事务经营管理，并非单纯的落在法律的层面之上，也并非单纯的解决法律风险。
2.法律事务风险在施工企业中的防范对策
、施工企业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实际，进行法律事务管理结构的科学构建
施工企业法律事务风险管理机构不同法律事务所，其本职工作在于针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各类法律风险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为专业的法律意见。因此企业要针对自身法律事务风险管理的特点，企业高层管理者要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重视企业法律管理机构的建设，进行法律事务风险管理机构的建设。同时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聘用专业律师，借助于专业的法律知识构建法律事务预警机制，增强法律事务管理工作的效率，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加强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
做好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并将法律事务管理贯穿到每个施工企业工作的环节当中。法律事务的工作主是以预防性质为主要工作，其次是解决已经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所以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一定要加强认知度，加强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改变企业目光短浅的制约因素，允许法律事务管理参与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外部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前瞻性能大大增强。
、进一步提升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人员数量与素质
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否与从事风险管理事务工作的人员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为了实现企业法律风险事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3]，一方面要进一步引进更多的专业法律事务人才，进一步充实管理部门的人才数量优势，另一方面企业在组织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也要鼓励法律事务人员积极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类法律资质考试，提高法律风险前瞻性的认识，实现法律风险事务管理人才专业素质的提升，从而大大提升法律风险事务管理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3.结语
目前随着我国的施工企业快速发展，施工企业为了使得利益更大化，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将法律风险事务工作与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对于企业的法律风险工作来说，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防范和提高前瞻性的认识，这就需要各相关部门加紧配合，不断的完善防范点和注意点。
参考文献：
[1]张波，施工企业合同审查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J]，江西建材，2014(05)。
[2]段茂勇，新常态下石油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化工管理，2015(16)。
[3]杨建辉，试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喜爱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J]，经营管理者，2014(22)。
法律论文【第二篇】
1.管制刑的立法缺陷
(1)惩罚性太弱
管制作为一种刑罚，与其他刑罚方法相比，管制刑表现出较弱的惩罚性。
因为管制刑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而其他刑罚，尤其是死刑和监禁刑，则要么以剥夺生命为内容，要么以剥夺自由(短期或长期)为内容。
这是由管制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除了限制自由以外，管制刑还应有一些惩罚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应当显示出管制作为刑罚的痛苦性，然而，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的内容却没有表现出这个特点，从而使管制作为刑罚的属性并不突出。
(2)适用范围太窄、适用对象不明确
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未对管制刑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的规定，根据管制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管制刑与其他刑罚种类之间的关系以及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理论界比较一
致地认为，管制刑作为限制自由刑，应该适用于犯罪较轻又不必关押的犯罪分子。
在实践中，那些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管制，只规定可以适用拘役的犯罪分子，也同样可能存在不需要关押就可以避免其再次危害社会的情况，对这种犯罪分子不允许适用管制显然是不妥的。
除了适用范围过窄之外，管制刑还存在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管制与缓刑的适用对象同样不易区分。
缓刑期间的罪犯几乎就是在服管制刑，而我们又知道，管制期间的罪犯是不服刑的，所以我国刑法混淆了刑罚惩罚与一般“考验的界限。
适用对象的不明确，就容易导致实践中以拘役、缓刑代替管制适用现象的发生。
2. 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1) 加大惩罚力度
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管制犯在劳动中实行同工同酬，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一般劳动谋生的区别，与西方国家的做法相去甚远。
英美国家存在类似我国管制刑的限制自由刑，如保护观察、社区服务令等，其内容是“判令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
美国刑法把此类刑罚归入“赔偿这一大的刑罚种类之中，使罪犯通过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向社会弥补因其罪过所造成的损失。
国外刑法中限制自由刑要求劳动的，要么是无酬的，要么是低酬的，而我国刑法规定管制犯在劳动中实行同工同酬，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一般劳动谋生的区别。
我国法律规定管制犯一般应遵循的基本条件，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群众监督；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迁居或者外出必须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如果没有其他强制性、威慑性的制度保障，这些规定就只是摆设而毫无意义。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别国的先进方法。
其次，适当延长管制的刑期。
我认为适当地延长管制刑的刑期有助于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管制刑制度。
适当地延长管制刑的刑期，一来可以增强管制刑的刑罚惩罚性，二来可以给与管制刑的执行机关更长的时间来具体实施监督、管理、改造工作；适当地延长管制刑的
刑期也有助于“扩大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这一刑法改革的实施，可以将罪行稍重但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也归于管制刑的适用范围之内。
(2) 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对象
首先，扩大适用范围。
扩大管制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扩大可适用管制的罪名范围上。
我认为，除了极少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必需予以剥夺自由刑的犯罪外，对于绝大多数犯罪都应该设定管制刑。
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罪犯的主观恶性不大，特别是有些过失犯罪，现行刑法规定刑期在三年以下的犯罪，都可以考虑增加管制
的刑种，以便进一步扩大管制的适用范围，也可以将适用管制的罪名大大增加，从而促使刑罚结构趋轻化发展。
其次，明确适用对象。
明确适用对象主要体现为明确管制与拘役、缓刑的适用对象，作为一种限制自由的轻刑，管制的适用对象应该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确定，对于一切危害较轻又不会再次危害社会的罪犯，都可以考虑适用管制刑。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刑种，宽松的刑事政策要求对轻微犯罪处以较轻的刑罚 ，管制刑正是因顺应了这种需要。
管制刑仅是限制犯罪人之自由 ，而非剥夺自由 ，不需进入监禁机构 ，从而既有效地避免了交叉感染 ，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因而符合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之潮流。
缓刑制度
1.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法对缓刑适用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缓刑的适用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
刑法第72 条规定：“对被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从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来看，只有“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具体明确的，其他两个条件“具有悔罪表现和“不得再危害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观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由于对缓刑适用条件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适用缓刑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决。
相类似的案件所处的刑罚存在较大的差异，直接导致刑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损，不利于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
(2)在缓刑的考验上，存在着缓刑的考验期不够合理，考察的内容规定片面且不具体，考察主体的职责不明等问题，直接影响到缓刑适用的效果。
作为一项刑罚制度，缓刑是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对犯罪人规定一个考验期，在这一期间如果能够遵守相应的规定，确已改过自新，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考验期过
短，就不能满足对缓刑犯考察的需要，无法认定罪犯确已悔改，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有失缓刑的严肃性和意义。
2.完善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1)对缓刑适用的条件、范围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对“有悔罪表现和“确实不致再
危害社会予以界定，同时应对缓刑适用的范围作出司法指引，以弥补刑法规定之不足，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适用。
(2)规定合理缓刑考验期
缓刑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但缓刑不是免刑，只是原判刑罚暂不执行，最终是否执行，取决于缓刑犯的现实表现。
因此，法律应规定一个考验期限，促使罪犯悔过自新。
这个期限应长短适中、合情合理、注重实效，考验期过长会影响罪犯改造的积极性，过短则不能起到教育改造和考验的作用；同时考验期限长短与原判刑期长短要有所适应，最高期限和最低期限也要有一个限制。
从国外刑法规定来看，法国规定考验期不得少于18 个月，也不得超过3 年；德国规定考验期不得少于两年，但不得超过5 年；俄罗斯规定在判处一年以下剥夺自由或更轻的刑罚种类时，考验期不少于6个月，不超过3年。
我国可参照国外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规定合理的缓刑考验期才能使缓刑的考验有时间的保证，才能达到改造和教育罪犯的效果。
减刑与假释制度
19 世纪中叶起，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制度至今， 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实行单一的假释制度至今， 俄罗斯已实行假释为主易科减刑为辅的制度。
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的假释率高达6% 以上， 没有国家实行单一的减刑制度。
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我国是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制度的少数国家。
目前，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监狱， 每年减刑人数占服刑人数的3% 以上， 减刑比例过高； 每年假释人数占服刑人数的3% 以下， 假释比例过低。
实质相当于减刑， 真正意义的假释比例更少。
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年假释率约1% ，假释比例更低， 与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是对假释持谨慎态度和严格限制适用的少数国家之一。
几十年来， 我国在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制度中， 减刑刑满释放人员比假释人员在假释期间和期满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明显高， 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高度重视。
法律论文【第三篇】
1浅谈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法律责任
我国《广告法》仅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对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次的新《广告法》修改稿中则规定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
在现代经济形势下，提高产品知名度和推销产品已经使广告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促销手段。
许多企业也正因为发现了这一点，利用各种名人效应使品牌迅速窜红，从而快速增加产品的销量，获得丰厚的利润。
然而，频频发生的广告代言人深陷 “虚假门”事件，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深思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问题。
此前，我国《广告法》仅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对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次的新《广告法》修改稿中则规定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
一、我国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现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名人代言广告应该纳入法制建设轨道中来，然此前折射出的却是我国相关法律的不够健全。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仅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的法律责任；新《食品安全法》涉及的名人代言连带责任则存在诸多不足：应如何判定名人明知广告为假？无法判定时责任谁来承担？有人认为，理论上我们可以将连带责任解释为：一是名人所代言的是虚假广告；二是其代言的食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然如何再进一步地对此进行具体规定，仍有待今后立法的进一步细化。
名人代言虚假产品，隐藏着很多利益链条。
首先，名人名利双收；其次，厂商推销新产品，一本万利。
由于我国的广告业起步晚， 法律法规的出台也相对滞后。
虚假广告的出现， 也折射出了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态度，这与监管部门的审批有关。
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查处虚假广告存在的执法不严是重要因素。
只有监管部门从利益纠葛中脱身而出，出重拳截断虚假广告的整个流程，消费者才能免于各种“圈套”诱惑，食品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
二、规制名人代言理论基础
首先，我国民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便是诚实信用原则，其贯穿于司法实践和具体的民事活动，要求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守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而名人在虚假广告中利用自身的光环和掩盖了产品的虚假，使得消费者信任名人从而让产品产生其好感，欺骗和诱导消费者，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权利与义务互相平衡、协调一致。
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享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获得较丰厚的回报。
正因如此，名人更应该履行好自己的榜样义务来亲自审视自己所代言产品的真实可靠性。
当其所代言的产品出现不良问题时， 以上义务便决定了他们要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知情权，即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名人以公众的信任为资本牺牲公众利益来牟取私利， 使消费者陷入误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因此，有关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规制措施，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细化。
尽管本次广告法修改中拟规定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但须知，法律的意义不在其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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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中名人代言的连带责任
谢婷(研究室)
以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立法目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该法律所确立的食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我国关于广告法律法规方面的重大突破。
至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终于有了立法依据，但是关于《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的具体适用，目前学者、名人和老百姓仍有不少争议，有必要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将成果推广到其他广告领域。
一、名人代言广告之法学界定
名人与厂商或企业的关系属于委托代理关系。
从合同的角度看，名人与广告主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
名人受邀为产品做广告和代言，符合《合同法》第396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在广告合同关系中，名人受厂商或企业的委托向公众推销特定的产品或品牌，厂商支付相应报酬，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i][1]然而，委托是一种对内关系，存在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而代理属于对外关系，不对外也就无所谓代理。
[ii][2]名人代言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名人受广告主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当中不仅包含了名人与厂商或企业之间的内部委托关系，也包括了名人代理厂商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外部关系。
因此，名人与厂商或企业委托代理关系。
名人在代言广告中的法律定位为广告推荐者。
《广告法》第38条第3款规定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推荐者应承担连带责任。
虽然此条款中把广告推荐者的范围限定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但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却将个人纳入了广告推荐者的范围。
名人代言人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积极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完全符合广告推荐者的范畴。
二、食品代言连带责任之争议
(一)名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关于名人是否应当对食品代言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反对派以演艺圈的明星为首，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该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如果明星代言要负连带责任，那么媒体和国家质量监督部门都要负连带责任，因此这一规定有失公允。
[iii][3]赞成派则以网友为后盾，他们认为，名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其误导性和欺骗性比一般人更大，法律就应该严加规定，对不负责的名人进行惩罚。
笔者认为，我国的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发生了纠纷，一直以来都是只承担道德的谴责，很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将此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是因为少数名人不负责任的代言行为已经危及到了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稳定。
法律规定食品安全连带责任，就是为了使名人们能够谨慎地从事代言和广告活动。
再者，名人相较于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来调查产品的质量和功能以及厂家的资质等。
因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只要损害了老百姓的权益，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鉴于名人在广告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荐作用，理应像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推荐者一样，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责任承担方式是连带责任还是相应责任的问题
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过于严厉，名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即可。
对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学者对于应承担相应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进行探讨并无不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消费者维权难和赔偿额低是目前食品市场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
[iv][4]这几年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在某程度上来说，与立法欠缺有着重要关系。
法律从严规定，也是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无不妥。
因此，笔者赞同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如果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好，因为不知道与什么相应、如何相应，在法律适用上更不好解释。
再者，按照连带责任的严格要求，食品代言责任必须符合侵权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并不会伤害没有构成连带责任的食品代言人。
[v][5]
(三)名人和非名人是否承担同等责任的问题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主体包括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也就是说，法律将所有可能的“推荐者”都纳入制裁范围。
关于“个人”中的名人和非名人[vi][6]两个群体是否应承担同等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非名人无需与名人承担同等的责任。
理由包括：(1)非名人与名人的收益相差甚远。
名人代言广告的收入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是非名人广告收入的数十倍甚至上万倍。
非名人的广告收入一般比较少，因此不应当承担与名人同等的责任。
(2)非名人对公众的影响力较小。
一般而言，非名人在代言广告前都不具有公众知名度，缺乏“名人光环”的这群人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在代言时难以起到主导作用，对于公众的影响远不及名人。
(3)许多非名人往往只是广告中的工具。
多数非名人在广告中都不表明身份，甚至连名字也不标示，在广告中，他们的地位与名人相比相距甚远。
因此，如果要求非名人和名人承担同等责任将违反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三、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之不足
(一)“推荐”概念的界定问题
第五十五条规定承担食品虚假广告连带责任的行为是“推荐食品”，但是对于“推荐”这一关键用语却没有进一步的规定。
究竟哪几类行为可归类为“推荐”，这一“推荐”行为有无范围的要求等等，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进一步对“推荐”的含义进行限定，该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将容易引发争议，也不利于法律的准确实施。
(二)归责原则有待商榷
第五十五条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
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代言该食品广告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是否就必须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他们能否以自身没有过错而申请免责？归责原则没有确定，侵权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准则就不能确定，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法规的适用。
(三)连带责任的内部份额如何分配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在生产经营者和代言人之间应该怎么分解？是按照各方的过错程度分摊，还是按照公平原则分摊？亦或是加上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一起承担？代言人应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是否以其代言酬劳为限？对于上述问题，仍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
四、食品代言连带责任之分析
(一)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推定原则
第一、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过于苛刻，不尽科学。
首先，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归责原则，一般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产品生产和制造、环境污染等领域。
代言虚假食品广告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并不具备上述领域侵权行为的高度危险性。
再者，虚假食品广告代言人的代言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消费者的损害，损害结果归根到底还是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如果代言人不管有无过错都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与公平理念不符，也不利于维护代言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要求虚假食品广告代言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做法一旦从食品广告领域推广到其他广告领域，有可能导致广告行业的全面萧条，产生消极的社会效应。
[vii][7]担任食品广告的代言人将有可能因为虚假广告致消费者损害而承担比代言费用高出百倍、千倍甚至上万倍的赔偿责任，这样的代言行为风险太大。
第二、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惩罚性和警惕性不够。
笔者赞成具有过错的食品代言行为才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观点，因为这样较为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理精神，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法律规定，自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承担起因其自身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责任。
医学法律论文【第四篇】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与法官的职业定位处于模糊状态，严重影响了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笔者试从法院与法官现行体制的缺陷和如何正确定位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法院与法官 机制缺陷 定位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的职业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法院等同于政府里面的一个部门，法官被看成是一般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这种忽视法官职业特点的大众认识，与我国现行的国情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对法院与法官长时间内的这种错误认识及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势必直接影响了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基于此，如何尽快摆正法院与法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这一课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十几年，耳闻目睹了法院内外的种种现象，对法院现行体制颇有体会。下面笔者就法院与法官如何定位浅谈一下看法，以期求教于同仁。
一、先谈一谈我国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缺陷
（一）法院在部分人心目中是一个标准的行政机关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机关的管理体制一直沿用着近五十年一贯制的中央领导与地方领导相结合，以地方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应当说这种管理体制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为调解民事、经济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无可厚非的作用。但是，从司法实践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生深刻变改的情况下，司法审判机关体制存在的缺陷不断凸现出来。1、法院的机构设置和人事管理权要靠地方领导和政府去审定。有时，为了提几个科级、处级干部，增设一个庭室，法院院长要去围着市政府、县政府某些部门转上好几圈，才能办牢。2、法院的财物管理权依赖于当地政府。法院进人要通过当地政府部门批准，才能给编制，只有给了编制，得以进来的的人员才能得到财政拨款，吃上皇粮。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法院普遍怀着不听话事难办的心态纷纷去屈从当地政府。地方政府动辄给法院或某个法官下个通知，去某地点参加一次重要经济会议。乡镇人民法庭的境况更是让人不堪设想。笔者曾经在一处乡镇法庭工作八年。这处法庭自己无办公室，借用了乡政府的两间房子。庭长借住了乡政府的一套家属院。乡政府常年抽调法庭两名干警做包村工作。每天上班法庭全体干警要参加乡政府的点名，点完名后，还要去忙着到村里干催提留、抓工程等中心工作。甚至有一次，乡党委一名副书记正值法庭开庭之际，声称乡政府的一会议较重要，令法庭干警立即停止开庭，参加会议。从这些现象看，法院完全被某些个别人当成了当地政府机关的一个普通的部门。法庭的正常审判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在这里，法院、法官的尊严究竟如何谈起？
（二）在职法官所掌握法律知识过于专门化，不是法律全能人才，综合素质有待增强
在我国，有许多法院的法官专门连续从事刑事或民事、行政审判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对某一部门审判的知识确实掌握得游刃有余。但对其他各部门的审判知识却知道得寥寥无几。我国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大批的法律院校的学士生、硕士生被分配到各级司法审判机关工作，司法审判机关近几年也千方百计地创造学习条件，鼓励和帮助在职审判干部提高业务理论水平。经过努力，我国法院绝大多数法官均已经达到了大学专科毕业以上的专业水平。但具体分析一下，就法院现有状况来说，法官队伍中仍以业余法律院校的毕业生为主，第一学历为大学专科的人员还为数太少。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我国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难以进入省高院以下机关，已经进入司法审判机关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这种高等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的状况如不能得到改善，从很大一方面将会阻碍我国司法审判干警整体综合水平的提高。从另一方面讲，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每个法院均设有许多庭室，诸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庭室间的业务性质不同，彼此间相互独立。每名法官均被分到各庭室，从事一项专门的审判业务。时间长了，法官们对其所从事的审判业务是再熟练不过了，但对其他审判业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解释、批复等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于遇上这方面的案件也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去漠然处之。长此以往，法院的刑事法官也只能去定罪判刑，而无能力去审理民告官的案件，而民事法官也只会审理民事案件，而对刑事、行政案件却知之甚少。
（三）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没有真正找到它应扮演的角色
审判委员会应是人民法院审判前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应是法院审判活动中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许多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形同虚设，常年也开不了几次会议。前几年，由于法院存在多种进人渠道，又加上任免程序、标准把关不严的原因，个别审委会委员了解法律知识甚少，虽然冠其以审委会委员的名号，但却从未主审过几起案件。让这样的法官在审委会会议上单纯凭在短暂的时间内听汇报来决断案件，其效果究竟如何可想而知。更何况，许多审委会委员并未亲自去旁听案件，对案情了解不细，而他们往往关心更多的是去如何处理该案涉及到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并未真正从法学理念角度去考虑案件如何处理。按照法律规定，不论合议庭和独任法官与审委会的意见分歧多大，合议庭应遵照执行审委会的意见。但实践出真知，实践者最有发言权。设想一下，抛弃亲自参加审理案件的审判员的意见，而采纳对案情只知皮毛的审委会的意见，这是不符合情理的。笔者认为，设立审委会制度，只是为法官建设了一个推卸责任的避风港，在司法实践中其诸多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四）政策研究室并未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
法院内设的政策研究室，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法律政策的部门。它的真正职责应是组织法官对疑难案件进行研讨，对典型案件进行总结，将从各类案件中获取的审判经验在系统内部进行推广，对法官的各项审判活动进行指导。而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政策研究室，尤其在省高院以下，其整天忙活的工作是写文章、搞信息宣传、搞一些事务性工作，真正做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却寥寥无几。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应是从一般法官中筛选出来的精英法律人才。在现实中，许多政策研究室人员文章写作水平较高，但对法律知识却知之甚少。试想一下，这样的人不会总结出多么高水平的审判经验来，更不会有效地去指导其他审判人员的审判工作。
（五）法官在办案中受外界干预情况严重
曾几何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官司进了门，两边都托人。”的顺口溜。的确，从这句顺口溜中也可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案件当事人的普遍心态。许多当事人总是认为，案子来到法院，不想办法托个朋友或同学之类的关系向办案法官打声招呼通通气，甚至送点礼物、喝顿酒，心里就总是不踏实，总认为法官不会尽力去办案。或者有的当事人别有用心，想通过找关系，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受社会大气候的不良影响，许多当事人在案件还未来法院立案之前，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官打了招呼，目的是等到案件到了法院后，让法官网开
一面，多多照顾。等到案件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情者更是纷至沓来，不计其数，搞得法官们头昏脑胀，不知如何处置是好。有人曾经非常幽默地说，法官整天是在处理人情关系，而并不单纯是处理案件。笔者曾经私下统计过审结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不通过关系打招呼的寥寥无几。在说情者中，不乏当地人大、政协、党委、政府的官员，甚至还有法院内部的法官。法官干预法官办案，法官为当事人说情，不能不说是我国法院现行体制的悲哀。在这样的氛围中审理案件，公正与效率又如何谈起呢？
（六）法官的待遇偏低，与法院、法官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有反差
有人说，法院如针线簸箩，是处理各类矛盾的最后一道工序。这话说得有一定的道理。法律赋予了法官享有神圣的审判权，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起着最后的决断作用。所以，法院、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地位与待遇存有反差，许多法官工资标准太低，就连一般的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薪金都不如。在我国东部地区法官的日子相对而言还比较好过，而西部地区的法官，由于受当地经济发展的状况所限，一年只发几个月工资的现象频频出现。西部地区有的法院的法官出外办案的交通工具是马或骆驼。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去工作，效率是谈不上的。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学习，法官很容易遭受外界腐朽思想的侵蚀，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倒。因为，法官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需要金钱来维持工作、生活的群体。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他们也是寸步难行。
（七）法官与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分工不明
法院内部除去法官之外，还有书记员、司法警察、公勤人员等。法官真正的天职就是听案、判案。书记员的任务就是庭审记录、卷宗的装订与归档等。司法警察的任务就是送达司法文书、值庭等。而在实践中，许多法院的法官往往对一起案件的工作全部包揽。从案件的立案审查到起诉书的送达，现场勘查，无论是法庭审理的记录，还是卷宗的装订、案件的最后执行。这样一来，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居中裁判者”的形象慢慢被淡化。另外，法官的这种办案方式，往往使他们与当事人交往的机会增多，影响案件得以公正处理的因素增多。
（八）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大
在审判实践中，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况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一切案件均公开宣判。法官在公开审理的案件开庭前，张贴开庭公告。但除去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来旁听外，社会上的其他公众知晓案情的很少，来旁听案件审理的更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法院张贴的公告只让少部分人知晓了案件的开庭时间、地点等情况，而居住在偏远农村的群众不可能看到法院的开庭公告，更不可能来旁听每一起案件的审理。有时，即使有几个对案件审理颇感兴趣的人来旁听开庭，有些法院的干警会以开庭场所紧张，案件与要求旁听的人员无关为由，拒绝他们旁听案件审理。真正在与大众联系较多的新闻媒体上得以报道的开庭实况均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或某些领导过问的案件，并且数量少得可怜，而一般案件的审理过程，没有步入新闻媒体的福份。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般群众对法院审理的案件知之甚少，就成为正常现象。
笔者在以上分析了我国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几点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上对法院现行滞后体制进行改革，找准法院与法官的真正位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二、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法院与法官正确定位的对策
（一）下大气力，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体制
将省高院的主要负责人由地方党委或人事部门推荐改由最高人民法院院党组推荐，实行省级一下法院的主要负责人由省法院党组推荐的办法。实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垂直领导与业务指导相结合，逐渐淡化地方政府对法院司法权的影响。下级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应主要从上级法院的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中选拔任用，下级法院中的优秀法官任职一定期限后，如上级法院法官职位空缺，可选拔到上级法院任职，逐渐完善实施全国法院系统的人才上下流动工程。法官实行等级制度，取消原来效仿一般行政机关实行科、处级的制度。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由国务院集中向最高院进行拨款，再由最高院根据实情向地方法院拨款，以供应法院的各项支出，保障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以从财政角度减少或彻底避免地方政府对法院的牵制。充分发挥中央政权对地方司法审判权支配作用和主导作用，以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有机统一。
（二）紧缩进门渠道，提高引进人才的学历档次，取消相关业务庭室的设置
加大人事改革力度，将引进高素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办。充分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动起来，与各大政法高校建立固定的联络点，选拔校内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充实法院前线。另外，从社会上将已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择优录取到法院，给他们一个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注重现有法官业务素质的提高。由于多方面原因，现有法官的法律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在日常工作中，多进行培训并不定期进行考核，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经考核多次不合格者，视情况予以处理。严重者，可通过合法途径将其开出法官队伍，另行任用到其他岗位。建议取消相关的庭室设置，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将有审判资格的法官集中起来在法院内部设置一个审判大队。法官的审判业务不分刑、民、行政，而是实行抽签分案制。案件立案以后，由法官进行抽签，以确定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的人选。对该人选要求保密，直至案件开庭前一个小时才由工勤人员正式通知有关法官开庭的时间、地点。
（三）建议取消审委会和政策研究室，在法院内部设立法官工作指导室
从优秀的资深法官中选拔一定员额的人员充实到法官工作指导室。法官工作指导室的职责是总结法官在审判工作的先进经验，在法官中予以交流。组织法官针对疑难典型案件进行讨论。法官工作指导室没有了审委会对合议庭送交讨论的案件的决断权。法官工作指导室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对法官来说只是起指导作用，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另外，法官工作指导室对于在办案中主观上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酿成错案的法官，有权按照错案追究制度严格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四）争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努力改善人民法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其安心于审判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法官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只有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不用为生活问题一筹莫展，法官才能抽出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审判工作，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建议在法院内部建立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严惩腐败法官。只要发现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有违法乱纪行为，就对其毫不客气，坚决将其开出法官队伍，情节严重者将其送交司法机关严惩。做到从根源上杜绝法官腐败现象的发生。从机制中让法官们感到自身生活条件的优越，自身职业来之不易，弃之可惜，又感到腐败行为的严重性，即使出现审判中较轻微的不公行为，也将会身败名裂，在社会公众之间失去信用力。
（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实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要求，在法院内部对各类人员进行严格分工
通过考试、测评、演讲等多种方式对法院内部已取得法官资格的人员中进行筛选，选拔优秀人员充任专职法官，专门从事审判工作。采取多种手段，选拔法官助理若干名，专门从事法官所做的核心工作以外的事情，如案件受理、庭前调解、裁判文书的撰写、案件的相关调查工作等。建议建立书记官工作委员会、司法警察工作委员会。书记官、司法警察实行单独序列，统一管理。法官和书记官制度就像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的设置模式一样，相互之间并无等级差别，亦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工作关系。
（六）将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放到最大，让公众有充分的机会去评案说法
各地法院与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建立固定的联系。争取将法官审理的每一件案件的庭审过程均录下来（不公开审理的除外），在当地新闻媒体上进行报道，使整个诉讼活动的情况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法官的暗箱操作，防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做“桌下文章”。只有这样，人民法官的威信才能提高上去，当事人对法官的无端猜疑才能越来越少，法官腐败也越来越没有了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法律的论文【第五篇】
摘要：
农村经济发展在市场环境影响促进下正在发生巨变，但是也凸显出了法律环境制度方面问题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本文从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基本现状出发，指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法律环境存在的问题，并且有针对性提出了优化农村经济发展法律环境的。对策，旨在通过本文研究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法律环境，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飞跃式发展。
关键词：
农村经济；法律环境；问题；对策
1、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概况
我国漫长历史中都是以农业作为主要产业，包括当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农业发展情况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关乎国家安全和百姓生活。但是我国农业一直处于较落后生产方式中，市场经济在农业生产方面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发展十分重视和关注，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了有利契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产品市场都在唤醒农业产业复兴［1］。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农业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受到欺诈、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法律意识而在受到利益侵害后不知道如何维权等，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法律提供法律环境和法律制度保障。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法律环境存在的问题
农村经济主体普遍缺乏法律意识
市场经济愈渐成熟后开始向农村蔓延，来自城市的经济主体、农村自有经济主体都不断参与到新的农业经济结构形式中，例如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经营企业，还有农民也在参与着农村经济发展，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出身，知识文化水平也普遍不高，对法律知识更是知之甚少，开展经济活动中以及遇到问题时缺乏法律意识和运用法律维护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立法不完善
我国法律制定后一直在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面临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也有不少法律法规，但是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却一直以来都较少，导致新时期农村经济在发力发展之际无法形成强有力法律保护环境。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经济活动中，甚至还是以传统乡规民约作为依据，虽然也具有一定规范作用，但是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不利于农村经济长远稳定发展。
政府依法行政意识和水平有待提高
农村经济发展对政策以及政策执行有着较强的依赖，这就要求政府不但要制定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政策，更要依法行政，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但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在行政中缺乏依法行政意识和服务意识，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错误地对农村经济进行干预，造成农村无法吸引投资者，反而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2］。
3、优化农村经济发展法律环境的对策
农村经济法律环境的营造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结合以上关于法律意识、立法、行政执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在营造农村经济发展法律环境过程中应当有的放矢，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加快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立法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率先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如今轮到强大的城市反哺弱小农村的时候，城市对农村反哺主要就是经济发展的支持，同时经济发展也需要各方面保障，其中法律制度就是重要方面。立法应当关注到农村经济发展，从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保障需要等方面来进行立法建设，除了对农村土地法进行完善，还要加紧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向农村地区投资等专项立法进程，构建优质法律环境，为农村投资经营者提供可靠法律保障。
加强在农村进行法制宣传
过去农村经济发展主体都是农村内部成员或者政府投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投资者看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前景，不仅有农民进行自主创业，还有外出务工者回乡创业，从农村走出的成功企业家回乡投资，来自全国各地投资者到农村投资等。面向各类经济主体，我们应当加强在农村进行法制宣传，为他们做好法律保障服务［3］。在农村进行法制宣传，要结合农村特点，还要结合不同经济主体的特点，例如对广大农民创业者应当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宣传，对外来投资者应当在法律宣传同时进行政策宣传。
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除了面向农村经济主体进行法制宣传，作为服务农村的政府公务人员也应当加强法律学习，参加专门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法律培训，树立依法行政和服务的意识，确保在行政管理中能够依法执政；其次，政府还应当在管理上进行尺度把握，不能利用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农村经济发展，应当树立起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识，打造服务型政府；再次，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社会、监督机关要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从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除了以上对策，农村经济发展法律环境完善还应当发挥公正司法的积极影响，为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法律救济，尤其是要加强对弱势农民群体的法律救助，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法律的保护。
4、结束语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创设方面除了本文分析的问题和对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在法律环境构建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参考文献：
［1］王辉，农村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2］李明慧，杜晶，浅析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J］，河北企业，2014（4）：101－102。
［3］索郎、玉珍，关于我国乡村法制治理下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J］，法制博览，2017（3）：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