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字]历史论文范例参考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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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400字【第一篇】

摘要保定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定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它们丰富的人文内涵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学潮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历史论文范文参考1900字【第二篇】

摘 要：东汉末年，群雄四起，动荡不安，直到魏、蜀、吴三分天下，局势才稍有缓和。曹操建魏，占有一席之地，必有其过人之处。魏初士家制度的实行可谓其法宝，对促进当时战争的胜利、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为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吸引着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探究，但限于资料缺乏，研究者对曹魏的士家制度未作深究。本文就管见所及，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四方面入手，对曹魏士家制度形成的原因提些粗浅看法，以资求教。

关键词：士家制度；集兵制度；曹魏时期

士家制度，即将招募来的职业兵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并以其家属为人质，使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一种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是在“质任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集兵制度。它形成于汉末三国时期，尤以曹魏士家制度最为典型。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研究起来多有疑难，但综合各方面史料，可以断定曹魏士家制度正式实施，是在建安九年攻下邺城之后。笔者认为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分为经济、政治、军事和历史四个方面，现试论如下。

一、 经济因素

公元184年至公元220年，北方地区军阀割据、长期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民不堪命，拥有武力的军阀部队也时常遭到饥饿的威胁。据《三国志·魏书·程昱传》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兴平元年，曹操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弱，却因缺少粮食，几乎走投无路；幸而采纳了程昱的谏言，才免于袁绍钳制，然而仍旧被迫“罢吏兵新募者”。以是，曹操领悟出“秦人以急农兼天下”的旨趣，他明白若长期战斗，足够的粮食和兵力二者缺一不可，必须极力发展农业领域，这就必须切实地改变自耕农的现有处境。因此，曹魏在建立规范的集兵制度时，为了妥善调节“耕”与“战”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另外创设出一种顺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兵源充足稳定的集兵制度。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曹魏的士家制度应运而生。

二、 政治因素

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质任制息息相关。“质任”始于春秋时期，也就是将子弟作为人质。《汉书·苏武传》记载道，李陵出征，将其母作为人质羁系于保宫中。后其投降匈奴，其母及举家被杀。随着朝代更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极其复杂，军阀集团的存亡往往也仅在转瞬间。由于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士兵们不免朝梁暮陈，叛乱倒戈。曹操也严格实行质任制度，受任在外的将帅父母妻子必须身系“保宫”，以此加强对将帅的控制。可见，曹魏时期的“质任”正在逐渐地走向制度化，士家制度也就是政治上质任制度发展变化的产物。

三、 军事因素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这段历史期间，中原地区动荡混乱，尤其是曹操统一北方时军事活动极为频繁。到魏末时期，曹操子孙的州郡招募到的士兵仍有五十万人之多。士兵是身着军装的农民，故拥有众多的农民作为后备军是极其必要的。然而，频繁的战争也直接导致州郡生齿骤减。由此一来，招募对象主要就落在自耕农肩上，故招募受到种种限制，且又有大量军费支出。相形之下，当时切实可行的唯有推行士家制度不可。

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家属随军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持续性的干戈，百姓遭受了尤为强烈的苦难，军阀势力所到之地，“马首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军阀部队作为拥有自卫能力的组织，进而导致家属随军以求生存的景象极为广泛。同时，豪强地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变更至军队之中，因此，将领随即享有对士兵家属的支配权，“父死子继”也随即成为军阀部队兵源的主要补充方式。曹操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后，“父死子继”的传统做法保留下来，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士家制度。

四、 历史因素

东汉中叶，随着当时政治制度的变化，形成了地方军阀独掌兵权的局面。这些拥兵的州牧、刺史利用汉室势力逐步衰退的颓局，乘机抢夺州职、州兵。于是，随着世袭牧守的变革，也随之形成了世袭的州兵。汉魏时期已形成的世袭州职、州兵制度，直至曹魏时期仍有留传。最突出的当属“青州兵”、“泰山兵”，其中老兵病故、军士战亡，均需士子补充。可见，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汉末州郡领兵制度有一定的历史连带关系。

除此之外，汉王朝的天子侍从军制度，也为曹操提供了兵士世袭的例子。但是，宫阙内天子侍从军的此种补代方式作为“先朝故事”，完全可能被曹氏政权所借鉴，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也就不能不与这种天子侍从军制度的影响脱离历史干系。这样，借鉴于“州郡领兵”和“天子侍从军”这两种制度，曹魏士家制度便确立了最终的形式。

综上所述，曹魏士家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四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要求，以其独特的方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1]陈玉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3).

[2]高敏。两晋时期兵户制考略[J].历史研究，1992(06).

历史论文范文参考3600字【第三篇】

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兴盛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随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不断创作的诗歌体现并传承下来。中国古代文人音乐蕴含着博大的哲学思想，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理性”和“善性”，表达出中国古代文人含蓄的理想追求，散发出中国古代文人恬静情感。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创作和传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具体表现，对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发展的探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对我国的文化继承和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发展的客观原因

(一)音乐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音乐的产生是文人音乐发展的两大条件之一， 因为有了音乐的产生才能对文人所创作的诗词进行文人音乐创作。我国的音乐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南舞阳骨笛就是最好的我国音乐发展开端的见证，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音乐器具的发展， 音乐器具的产生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也促使音乐走向多样化和复杂化。乐器的多样化为人们提供更多乐器选择的同时，也丰富了音乐的内容，使音乐越来越具有欣赏性和娱乐性，让更多的人向往音乐，从而学习音乐。为之后文人音乐的发展奠定了音乐文化基础和音乐器具基础。

(二)社会的发展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朝代的更替和发展都遵循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即使在这种分、合的朝代变更历史中，“士”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曾改变过。追溯历史，“士”的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这是的“士”是一种固定的享有崇高地位的职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士”的作用显现的越来越突出，战争时期，“士”作为军事，出谋划策；和平稳定时期，“士”作为文官大人，制定规范朝廷、管理天下事务的谋划者。在中国古代“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他在朝廷和民间享有崇高的地位，“士” 就是文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享有较高地位、受人尊重、自身修养极高、素养极高、情趣广泛的优雅认识。“士”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成为音乐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文人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主体资源。

(三)统治者的对文人音乐的作用

由于音乐和文人的产生和发展， 文人音乐随之产生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壮大。再加上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文人音乐的重视和支持，文人音乐从产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走向鼎盛时期。西周时期，实施礼乐制度并实行严格的“礼不下庶人”的制度。制度的产生和执行促使音乐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上层文人对音乐产生更大的兴趣， 未显示其身份地位和素质修养，上层达官贵人积极走向学习探索音乐之路。为之后文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期的模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百家争鸣，争先绽放，各个学派对音乐的应用和发展都非常关注，各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都非常重视音乐，将音乐纳入自己学派的学习内容，将音乐更为广泛的传教于世人， 培养了大量的具有音乐情操的文人雅士，为文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经过战乱年代，秦统一天下，社会相对稳定，为满足上层人士的精神生活，秦代乐舞发展起来，并成立“乐府”巩固了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为文人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朝初期，社会安定，“文景之治”之后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大量的西域音乐文化， 丰富了汉朝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的音乐发展之路带向了新的发展道路，也促使上层级中高层人士纷纷学习不同的音乐，并发展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文人音乐家，文人音乐的发展逐步扩大。魏晋时期，音乐挣脱了以祭祀的形式而存在和为统治阶级所以用的束缚，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时，音乐开始作为文人表达其意识和情感的新的形式，文人音乐表现出新的艺术特征。自此，文人音乐的到空前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进入民族融合时期，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引入为隋唐时期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音乐资源。隋朝末年，统治者机器重视音乐的教育，主要以琴乐为载体巩固儒家的琴道思想。唐代，本民族音乐空前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音乐不断引入。不同种类的音乐不仅受到士大夫及其上层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开始学习和创造音乐，各个阶层的文人雅士纷纷溢出，弹琴作诗，文人音乐发展生机勃勃。宋元时期，文人音乐走向作曲填词的形式，词曲成为上层人士、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聚会必备环节，宋元时期，皇家“阁谱”的出现和实施，给予文人音乐神圣的形象，同时，使得音乐脱离民间群众从导致了文人音乐的衰落。文人音乐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与统治者所实施的音乐文化制度和统治者的支持、重视程度息息相关，文人音乐的发展一方面是音乐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统治者宣传弘扬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只有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 人们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在音乐学习和文化学习之上，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代表或者几句人群大都出现在上层人士、士大夫和达官贵人之处。文人音乐的形成是文学知识和音乐知识融合的表现形式，在需要一定的先天性的诗词歌赋的天分以外，更多的需要的是后天的学习和积累。所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文人音乐发展的条件之一。

(五)文人地位的居高性

文人即“士”，在中国古代，“士”的地位尤为重要，且是中国古代四大阶层之首。“士”在古代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代表人物。他被统治者所重视，并赋予崇高的地位。其与统治者的紧密性也决定了其地位的稳定性和重要性。由于，“士”在中国古代中占有重要的政治位置，所以，文人所享有的资源具有广阔性，其接触的事物具有先进性和时尚性，其所表达传播的思想和实施的行为也具有引导性和价值性。“士”最早的接触音乐，并能够及时的学习和吸收音乐知识，“士”在闲暇之余作诗写赋填词，将音乐和诗词赋融为一体，其创造结果的文学性、音乐性和娱乐性将文人音乐推向高潮，“士” 的推崇提高了文人音乐的地位，促使着文人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六)文人音乐是精神寄托的载体

“士”者有得志者亦有失志者，得志者通过文人音乐写出其得志的高傲，唱出得志的豪气；失志者通过文人音乐写出自己壮志未酬的由于，表达出报国无门的哀愁，唱出希望得到国家的重用或对生活种种不满或寄希望于未来的哀求。文人音乐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更是一种文人精神寄托的载体。

(七)社会风尚的潮流趋势

统治者的支持和重视，士大夫、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不断创作和推崇，促使着文人音乐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文人音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学识的象征和一种情操的具体体现，使得文人音乐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文人音乐的发展成为社会风尚的潮流趋势。

二、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发展的主观原因

(一)文人崇高的文化素质修养

“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为金榜题名时，古人苦读诗书，所学内容涉及面广，知识点全，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种传统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使得文人具备了全面的知识素养，使得古代文人能够创造出表达其情感的富有哲理性的有价值的诗词赋。古代文艺皆以作诗写赋填词为乐；以诗会友，以其才智广交诗友，谈笑人生。其完备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为文人音乐创作提供了经典的内容，成为文人音乐创作的灵魂。

(二)文人基本的音乐素养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都相当重视音乐的教育和培养，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琴、棋、书、画是衡量一个人学识的重要指标，而琴者位居四者之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音乐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音乐作为娱乐性较强的知识，它可以陶冶世人的情操，缓解世人的压力，更是在中国古代排忧解闷的最佳选择方式。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寄情于山水，少不了弹琴奏乐以增加柔情氛围，渲染当时的意境。中国古代文人纵情于乐，钟情于乐，学习探索音乐成为必然。处境而作，抚琴而歌，人生之大快。在这样的生活追求、生活向往和社会环境中，中国古代文人要具备丰富的音律知识，拥有良好的音乐素养是必要的。

(三)文人对极致音乐的追求

古有成语“高山流水”一词，即比喻知己和知音的同时也比喻了音乐的美妙、柔美；古人也这样描写过音乐：“大弦嘈嘈如急雨，弦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可谓描写音乐的经典之作，写出了音乐的复杂多变的同时也刻画出了此音乐的似“急雨”的沉重舒畅，似“私语”的细促轻幽，是“珠落盘中”的圆润悦耳……诗歌的发展由最先的随性而述到后来的有感而作， 从口头表达走向书面创作在走向最后的唐诗宋词元曲，都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精湛的音乐灵感和中国古人对音乐的喜爱。他们对音乐无微不至、生动的刻画表现了他们对音乐品质的要求和对音乐美感的追求。中国古代文人对音乐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促使中国古代文人创作出经典的文人音乐。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反映着中国古人超越精神的审美意识和中国古人审美追求的含蓄。其恬静平和的审美情趣也创造出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人音乐， 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处处的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的和谐、求静、求善、求稳的保守性的民族文化，也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音乐蕴含了这种具有民族性格的特色才促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音乐的发展和传承。

历史论文范文参考4300字【第四篇】

技术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人类的发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自我积累过程，它是在没有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环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并达到相当发达的地步，很多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关于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历来比较多，但对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特点的研究却一直比较少。在2010年的选修课上受董老师的指导，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几大显著特点，其中主要包括其大一统性、工艺化、封闭性与劳动密集性，现在我就在课上所学的一些知识，以及所查阅到的有限资料简单地谈一下我对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这一特点的认识。

一、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工匠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首先表现在其创新主体的有限性上。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主要是由一批富有经验的、心灵手巧的人掌握的，而这一批人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充当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这一批人指的就是工匠。工匠是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而产生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古代技术发明的主体——工匠。

在古代社会，工匠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承担着技术发明、创新和推广的重要职责，成为古代手工业技术发展的基本力量。古代重要的技术创新，如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制陶、制酒、榨油、造纸、印刷等工艺的完善，建筑的进步及其材料的改进，交通工具的制作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进，等等，都是工匠们经验的结晶。印刷术的创新——活字印刷术，就是由工匠毕昇发明的。工匠们不仅参与新产品、新工艺的构思、制作、商品化的全过程，而且不少工匠有了品牌意识，很注重广告效应，这一些都处处体现着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技术主体作用。

古人认为，技术即工匠的技艺、技能和方法，它们的产生是靠人类自己。能工巧匠在这一时期是受劳动人民尊重的，所谓“行行出状元”这句话也反映了工匠的地位。然而由于剥削阶级鄙视体力劳动，在对待工匠的态度上便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工匠基本上属于体力劳动者，因而受到他们的歧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百工并非‘良民’”[1]。尤其是在中唐以前，“工匠的地位较一般个体小生产者要低”[2]，在大多数时期，统治者只有出于军事征战、阶级私欲的需要时，才招募天下“百工”为自己服务。

从数量上看，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创新也许比工业革命时还要多，但个体工匠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工匠们“基本上处在先制作、实践，然后再去理解的阶段，他们用‘试试看’的办法”[3]。工匠们一般没有文化，更是缺少现在的科学理论，他们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古代浇铸青铜器的火候(温度)至为关键，决定着铸造的成功与否。我们现在可知，青铜(如铜、锡、锌各占88%、10%、2%)的浇注需要在1200摄氏度左右，可用光学高温计来测量。但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仪器，只能靠有经验凭肉眼观察融化合金的颜色来判断，这一合适温度就是“炉火纯青”。这种技术知识无法准确表达，属于难言知识，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以上所讲的工匠的几个特点，包括其灵活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其知识的不可传递性都多多少少了造成了，也体现了其所创造的手工业技术并非是大众的、普遍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

二、工匠技术的传承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这一特点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在技术传承方面。不论是在任何时代或是任何行业，技术的获得和传承都是非常复杂和重要的。在信息相对闭塞的传统社会，一项比较复杂的工艺往往需要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的摸索和积累才能获得，因此其成本是非常高的。尽管“不耻相师”是我国历史上工匠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国历史上工匠的生产具有非常严格的传承制度，“城乡各种手工业者通常是父子相承，职业世袭”[1]，民间工匠技术只传于家族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防止技术外传是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

个体工匠，尤其是身怀绝技的工匠，为了世守家业，也为了保持比较长的竞争优势，往往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技艺在本家庭成员内部传授，尽量不公开工艺秘方。“中国古时有许多家庭手工业，往往保守秘密，不使外人知道制造方法；有时世代相传，延长到几百年，例如：‘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事其业。……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流传将七百年’。(《铁围山丛谈》卷六)”[4]另唐代还有书中讲到：“《广异记》载青州北海人李清‘世传染业’，‘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太平广记》卷36《李清》)，这是世袭染家。”[1]“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5]像这样的记载，在史书上可谓数不胜数。上面所引的几则史料显示出，个体工匠为了使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积累起来的一技之长，成为自己在社会中竞争立足的本钱，是不会轻易地对外泄漏家技的。技艺不仅不传外，而且不传女，以防女儿出嫁后带至夫家，如果女儿掌握了技术诀窍，那就不准其出嫁。唐代元稹《织妇词》中有“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东家白头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6]，说的就是为了不泄露“挑纹”绝活，竟然发生了使两个女儿终老于家不得嫁人的悲剧。这样的传承制度就往往使个体工匠尤其身怀精湛技艺的工匠家庭的婚姻，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配偶的余地比较小，严重影响了这类工匠家庭人口的再生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这样的手工业家庭出现萎缩。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技术在家族内部的传承，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技术的传播，造成了手工业技术传播的封闭性。我国历史上一些手工业技术的失传，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失传一般由两种情况所致，其一是工匠还没有来得及传授技术便因身体等变故而使技术中断；其二是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超的技术对于未成年的女子是保密的，主要害怕一旦女子外嫁后技术会外传，从而对本家庭造成一定的竞争，有的工匠家因没有符合传授家传技术的男性人选而导致技术失传。

除家庭式的“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外，古代宫廷、官府手工业作坊中的学徒制也是重要的技术传授和训练方式。古代统治者为满足军事征战或享乐私欲，常常要征召天下百工，由官府直接差遣，使唤。这些工匠在宫廷、官府手工业作坊里制作各种用品，在建筑工地上修筑各种工程。新招来的工匠和学徒都要进行训练，由官府指派技术高超的艺人传授技术，提高技能。到唐代，这种技术训练方式趋于完善，出现了“技工学校”。唐朝的官府手工业场集中学徒工，让知名匠师传授技术。视工种不同，培训时间不等，每季由官府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学徒制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工匠，但是师傅传授给徒弟的多是一般技术，而技术诀窍即技术的关键部分、核心内容则轻易不外传。因此也造成了技术传播的封闭性。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官府手工业，手工业技术的传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从主要方面上构成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

三、手工业行会对技术传播的影响

“行会”的起源也许很早，不过我们还不能寻得足够的资料，来说明最早的行会制度。但是至少在隋唐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行会已经存在，而且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行”的名称见于隋代，“唐韦述《两京新记》云：‘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唐代的工商业越发复杂化，同时在分工上亦更为精密化，所以由隋代洛阳各市的‘六十六行’、‘一百行’、‘一百二十行’、一跃而变为‘二百二十行’。”[7]“‘行’在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设置，种类也日趋复杂化。”[7]到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的手工业行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据调查，明清时期的苏州手工商业行会大约在一百六十个左右，见于碑刻资料的有九十多个”[8]。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了解到，自隋唐以来，行会一直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存在于手工业的发展之中。那么行会是怎样进行组织和运作的呢？行会设有行头行首，有记载说：“诸行设行头、行首，至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业已存在。”[1]“行会内部保持着尊卑长幼的师徒关系，存在行东、行会师傅、帮工以至学徒一类的阶梯。”[1]行会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徒制进行的。按照行会制度，想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必须加入某一行会，先充当学徒。学徒期满后，才能出师。由学徒到出师的过程也就是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一般是由行会主持，制定师徒合同，规定职业技术要求。一般合同规定，师傅应训练学徒掌握某种职业技术要求，徒弟应遵从师傅的指教，保守本行业的机密，恪守行会的道德规范，等等。学徒期满，由师傅发给证书，可以自由寻找工作。优异者也可成为师傅，有权开设作坊，经营某些手工业和培养学徒。

行会是为了消除行业内部的竞争，保护本行业的发展，以及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建立的。行会对于技术严格控制，为了保持自身的垄断地位和竞争力，行会往往强制本行业的匠师入会，把行业技术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行会内部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是禁止外传的，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各行有各行的隐语，非外间人所能知晓”[7]。这无疑限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广泛传播，使手工业技术成为行会所独有的垄断品。另外，“行会为免除自由竞争，对于本行的工商业有一致的限定，凡物品的质料、格式都有公共的规定。违背这种规定的同业者是受不到行会保护的”[7]。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创新。行会制度的建立，在初期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保护了城市手工业的存在与发展。但行会手工业是小生产，在严格的章程限制下只能墨守成规，生产的技术分工难以发展，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阻力和生产发展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手工业技术创造主题自身的封闭性；手工业技术传承的封闭性，以及行会这一手工业组织对技术传播的限制。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作为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其表现远不止此，在此我仅就所了解的有限史料作了初步的分析，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宁可。中国经济通史(隋唐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3]王秦俊。技术主体的历史变迁。山西农业大学学报，1998.

[4]童书页。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华书局出版，2005.

[5]老学庵笔记，VOL6.

[6]元稹集，VOL23.

[7]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8]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