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例 历史学科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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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论文【第一篇】

花鼓，是我国一种比较完整、系统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它是由农民在田间插秧农作时击鼓演唱发展而来。“花鼓”二字，源于表演时所用乐器名曰“花鼓”，与北方的秧歌同源异流，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

一、花鼓历史起源

学说花鼓历史悠久，起源于民间，被主流文化所忽视，表演者多是活跃在底层社会的农民群众。其继承与传播只能靠口传身授，却无详细的记录与研究，因此极易失传。加之受文化多样化的冲击，随着时间地推移，有关花鼓起源的时间与方式问题上出现了说法不统一现象。（1）历史传说起源有人把花鼓的起源最早追溯到夏。相传当时黄河及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夏禹治理水患有功，其间还流传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人故事。后来百姓们为了感激大禹治水的功德，为他建立了许多的寺庙，并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禹诞辰的那天，在庙会上敲锣打鼓，跳起舞蹈用来纪念，一直流传至今。这就是有关花鼓舞的最早传说。在江苏徐州还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花鼓花鼓，敲锣打鼓。女顶彩球，男挎花鼓，蹦蹦跳跳，有文有武。追根溯源，晋朝有祖。”以此可窥，花鼓起源可能在晋代。另有一种说法来源于“薛刚反唐”的传说。薛刚曾利用玩耍花鼓作掩护，私下却开始习武练拳，招兵买马、壮大队伍，最终起兵反唐。花鼓从唐代起，经流传发展成了现在的花鼓艺术。（2）史料记载起源以上均是传说，由于时代的久远，传说的版本还有很多，但都无从考证，最值得研究的还是有关花鼓的文字记载。最早也是最多出现有关花鼓文字记载的是在宋代，多数的学者也都偏向于花鼓起源于宋代，据《宋书乐志》记载：“梁孝王筑睢阳城，造偶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以此可知自宋代始，就已经明确有了这种歌舞。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说：“今之古文，如舞迓鼓，其间男子、妇女、僧道杂色无不有，但都是假的”（这里“假的”指倡优）。可见，“迓鼓”表演当时在宋代就是一种声势浩大、与花鼓同样是融扮演与武术、杂技为一体的，以击鼓伴奏为特征的群体歌舞形式。遂有前人认为花鼓就是源自宋代的“舞迓鼓”。就花鼓故乡安徽凤阳的地方志来看，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全国上下民不聊生，百姓多流亡。于是朱元璋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永乐年间分别从全国各地移民集中迁至濠府（凤阳府）。由此可见，凤阳的地方文化史在明代是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从当地花鼓艺人的唱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来看，凤阳花鼓的流行时间刚好是在朱元璋迁民运动之时，区域也正好在明朝凤阳府的辖区内，因此可知花鼓的诞生在明代之后。

二、花鼓历史起源分析

由以上的传说和零星史料可分析，花鼓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根据甲骨文记载，早在神权统治的殷商时代，就有一种用来求雨祭神的舞叫“奏舞”。如《殷契粹编》载：“丙辰卜贞：今日奏舞，生成雨。”意思是说：今天跳“奏舞”来求雨。史家认为“奏舞”即一边演奏乐器，一边跳舞。当今的花鼓舞就是属于这种形式的舞蹈，一边奏鼓，一边舞蹈。可见在那时就有其雏形，祭祀性较强。在中国古代舞蹈的鼎盛时期——汉代，“百戏”形成，它是集舞蹈、杂技、武术、音乐演奏、歌唱于一身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从定义看来，与当今花鼓的表演形式完全一致。《盐铁论•散不足》篇载：“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由此可知在汉代无论是富人还是中等人家，在酬神和自身享乐时都会以击鼓奏乐舞蹈的形式来表达，可见鼓舞这种形式在当时传播已广。花鼓自后经发展，慢慢成熟，到了宋朝已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艺术形式，在民间舞蹈艺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民间歌舞空前发展，“勾栏”、“瓦子”的建立为民间艺人提供了谋生和传授技艺的场所，促进了不同表演艺术之间的吸收与融合。宋代民间欢庆节日，以歌舞为主，民间“舞队”在当时盛行，继承了汉代的“百戏”，“舞队”指包括武术、杂技、说唱等的一种游行表演形式，又称之为“社火”。一般多出现在每年春节，元宵节达到高潮，其演出时间与表演形式与又与花鼓类似。花鼓艺术形成程式化大多起源于“舞队”，“舞队”中舞蹈性较强的“讶鼓”即花鼓的先驱。花鼓艺术在当时则由祭祀性逐渐转为群众自娱性。自元以来，戏曲艺术崛起，逐渐取代了乐舞的首要地位，也潜移默化的对舞蹈产生了影响和改变。舞蹈由抒感为主的“纯舞”逐渐向抒情与叙事并存的“戏舞”转变。因此，在明代产生了对花鼓艺术影响深远“花鼓灯”。明清时期，许多的民间歌舞，如流传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花鼓舞”也纷纷受戏曲艺术的影响，演变成了“花鼓戏”。可以说“花鼓戏”的起源是始于明代的。

历史论文【第二篇】

在讲授式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为把更多的知识灌输给学生，极力压缩课堂互动时间以便于自己讲授。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学生看作是被动接受的“容器”。众所周知，学生是富有个性的个体，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教师讲授多少就能接受多少，相反是要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对知识解构，然后再形成建构。故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就需摒弃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通过问题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探究活动中。在创设问题情境中需要注意，问题是包含在情境中的，情境则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和教学内容进行，要能让学生形成从直观到抽象的过渡。以鸦片战争的教学为例，教学中教师先以的话题来引导学生谈谈对的认识，然后用幻灯出示林则徐的照片，指导学生阅读本目以及第5页“自由阅读卡•从罂粟到”，提出问题“英国为什么要向中国走私鸦片？”由此而引入林则徐虎门销烟板块的学习。在这节课中，教师并不是直接向学生讲授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历史，而是以林则徐这一人物为背景来提出问题，让学生在问题引导下阅读教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原因，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合作探究

课堂教学模式对课堂教学效率的影响极大，在传统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已经习惯了向学生讲授知识，担心在课堂中让学生探究无法让学生理解知识。其实，学习过程中只有让学生主动去探究、摸索，才利于学生的知识构建。新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鼓励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倡导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因此，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革新教学模式，这样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对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而要在教学中落实这一点，教师则要注重以问题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在新文化运动教学中，按照背景→标志→代表人物→基本内容→斗争矛头→发展情况→历史意义和历史缺陷的思路，以问题“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为什么会指向孔教？”“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什么？”“你怎样评价新文化运动？”等问题来引导学生思考，在讨论和交流活动中促进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其次，在组织学生讨论中要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来进行精讲。如在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教学中对问题“五四爱国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的解析，要在引导学生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它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三、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引导应用丰富体验

历史课程和生活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在传统历史教学中，教师为了更多地向学生传授书面知识，所以在教学中也就很少将历史知识和生活联系起来。众所周知，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的事情的，这就自然和人类生活密不可分，而将历史和生活隔离开来，不仅不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也不利于学生历史观的形成。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必须把历史和生活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首先，要注重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后应用历史去分析社会生活。以北伐战争为例，它证明了国共真诚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间的合作、生活中同伴之间的合作，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北伐意义出发来进行分析。其次，要注重引导学生以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历史。如在内战烽火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让学生理解只有国家统一才是最大目标，也可由此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结语

历史论文【第三篇】

尽管我们渺小的如枯枝落于森林，如一粟沉于沧海，如蜉蝣寄于天地，但我们一样可以有所作为，绽放光彩。人，只有在自己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能属于他。所以，我们要穷尽可能，站起来。

为了站起来，我们需要有强大的自信，哪怕世界都不相信我们，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你瞧，在那闪烁着光亮的荧屏之中，那位憨厚质朴的少年正在演绎着他的自信。他从不在乎生活的贫苦，纵然他不得不为生计四处奔波；不在乎相貌问题，纵然他长相平凡，毫无特点；不在乎众人言语，纵然所有人都笑他痴心妄想。因为他只坚信穷人一样可以成功，他只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他只坚信若守住信念便可实现梦想。所以他把自己全部的工钱都用来洗照片拿给导演看。后来一部《士兵突击》让他红透半边天。拿破仑曾说：“我只有一个忠告给你——做你自己的主人。”他做了自己的主人，这个世界属于了站起来的王宝强。

为了站起来，我们需要有无比的勇气，哪怕前方困难重重，也不能退缩。你听，那欢快悠扬的乐曲，那位扼住命运咽喉的音乐家正坐在钢琴前弹奏着他的勇气。他未曾畏惧过凄苦童年的阴影，未曾哀叹过自身的残疾。命运虽多次将他玩弄，可他未曾退缩，他仍对音乐充满热忱，对世界充满勇气，对未来充满希望。最后，《欢乐颂》《月光曲》《命运交响曲》……一首首动人乐章出他之手，现于世人之耳。这个世界属于了站起来的贝多芬。

为了站起来，我们需要不懈的坚持，哪怕路途遥远，也绝不轻言放弃。你看，在那奇特而又梦幻的童话世界中，那对兄弟正伏在案桌前编写着他们的坚持。

即便工程量巨大，即便耗费时间会很多，可是由于心中的那份梦想，他们没有放弃。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读到那些故事，他们写啊写。最终，历时30多年，一本名叫《格林童话》的书出现在世人眼前，里面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个世界属于了站起来的格林兄弟。

司马迁站了起来，于是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铁生站了起来，于是有了动人心弦的《我与地坛》;马云站了起来，于是有了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帝国……

人，只有在自己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属于他。所以，让我们穷尽可能，一己之手，创造不可能之可能；让我们穷尽可能，在站起之时，演绎自我之价值，让世界属于我们！

历史学论文【第四篇】

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二、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前提

1．严格的历史性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决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①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如认为韩非子主张君主专制的观点是反动的等等；②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不妥当地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③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一定要提醒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2．科学的阶级性

一般来讲，历史人物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的，因此，对历史人物还应进行科学的阶级性的分析。这就要求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历史人物的出身，更要看历史人物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对哪个阶级有利，同时还应注意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绝不能简单化，唯成分论，一刀切。如对封建统冶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对农民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完全肯定（这是中学生评价人物时最容易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教师就应向学生讲清两点：①阶级是不会改变的，但个人是可以转变的。列宁说“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列宁全集》第24卷第55页）。例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来他领导这支队伍，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朱元璋本人也就由农民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了。②相同阶级出身的人可以走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例如，郑芝龙曾拥立过南明唐王政权，后来又投降了清军，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在东南沿海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再如，宋庆龄和宋美龄（有关的电视剧中学生是很熟悉的）政治道路也不相同。“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的妻子就要打倒她”（《选集》下卷第452页）。

3．充分的全面性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08页）。因此，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要重视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等（张文玲同志在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说）。下面，笔者再补充两点。①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也要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清朝政府的大员，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两人观点截然对立。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李唐宗室，招收男宠，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对其给予“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②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全集·仁学》）。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强调效果，忽略动机，对学生就起不到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

三、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种基本方法

1．分阶段评价对历史人物可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主要阶段进行评价。如梁启超，中学历史课本主要介绍了三个阶段的活动情况：①维新变法时期：宣传变法，参与变法，应肯定；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坚持保皇立场，反对革命，应否定；③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应肯定。

2．分方面评价对历史人物也可以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价。如唐太宗，我们可以从政治（三省六部制）、经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思想文化（科举制，设立国家史馆和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民族关系（文成公主进藏）、对外关系（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等方面，对其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

四、操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应灵活操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操作。既可以根据讲课的进度评价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把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的讲解。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遵循一个根本目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服从、服务于中学历史教学，“要让学生通过评价人物了解一个时代”（张文玲同志文），决不能为了人物而人物，任意增加课本中没有提到的人物和材料，而且，在讲解时不必逐个评价，而是将历史人物分为类别（如政治家、思想家等），每一类别重点评价一二个历史人物作为示例就可以了。这样，既能节省教师的时间，也能让学生有“人”可评。

2．应强调用词的准确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中学生最普遍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如认为唐太宗是个“好人”、“君子”、“谦虚的人”，认为岳飞抵抗了金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等等。要纠正这种错误，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记课文，如课文中对岳飞的评价是“南宋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另一方面还要将教材讲深讲透，告诉学生，宋金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这种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而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至于各族人民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那要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历史论文【第五篇】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